延期交付赔偿金设上限，海淀又一共有产权房被质疑“霸王条款”
新京报
继金隅凤栖家园被质疑存“霸王条款”后，近日，海淀区又一共有产权房项目同样被购房人质疑存“霸王条款”。瑞泽家园的多位购房人向新京报记者反映，已经交了定金、首付款等款项，但是发现预售合同中存在很多“霸王条款”，比如延期交付退款不支付利息、赔偿金额设置上限等，“开发商要求只有签了合同才能往下谈，根本就不给我们协商的余地。”
对于瑞泽家园预售合同条款问题，2月5日，项目开发商北京建海汇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建海汇合地产”）股东方北京建地产工回复称，瑞泽家园这两天已经按照政府要求跟客户进行一轮电话沟通，将再次征询客户意见。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要加紧管理共有产权房项目预售程序，以免政府给予购房人的福利保障空间打折扣。
退款无利息、违约金设上限，开发商违约成本低？
2020年11月13日，位于海淀区京新高速西侧、北清路北侧的瑞泽家园共有产权房项目启动申购登记，12月26日启动选房工作。根据海淀区人民政府信息公开公示，该项目规划地上总建筑面积约13.24万平方米，其中共有产权住房地上建筑面积约12.76万平方米，总套数1518套，含全装修费用销售均价3.7万元/平方米。
瑞泽家园共有产权房地上建筑面积约12.76万平方米，总套数1518套。图片来源 海淀区人民政府信息公开
瑞泽家园购房人于新（化名）告诉新京报记者，“包括自己在内的部分购房人在2021年1月中旬交了100万元左右的首付款，但是与开发商将要签订预售合同同时发现，里面存在很多‘霸王条款’，比如因开发商导致的交付延期等问题，退款无息或对赔偿金额设置上限等，开发商违约成本低。”
据于新介绍，项目预售合同中规定，如果购房人逾期付款90日内，需要按照累计应付款的2%向开发商支付违约金，开发商方不解除合同的，购房人按日计算向甲方支付逾期应付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
“可是，遇到开发商延期交付的问题时，就不这么赔付了。”于新说，项目预售合同规定了“逾期交付责任”，若逾期在90日之内，开发商按日向购房人支付已付全部购房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逾期超过90日后，购房人有权解除合同，解除合同后，开发商30日内无息退还已付全部购房款，并按已付全部购房款的2%向购房人支付违约金。若购房人不解除合同，自合同约定的交付期限届满之次日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开发商按日向购房人支付已付全部购房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但该违约金总额最高不超过购房人已付全部购房款的2%。”
事实上，关于瑞泽家园预售合同中存在的诸如赔偿金额设置上限等条款，在金隅凤栖家园预售合同中同样存在。金隅凤栖家园和瑞泽家园均位于海淀区，两个共有产权房项目同时申购、摇号、选房。
2021年1月28日，新京报曾以《海淀一共有产权房被质疑存“霸王条款”业内：部分内容不合情理》为题报道，金隅凤栖家园项目购房者反映，与开发商要签订的预售合同中，开发商有意规避自身风险，降低违约成本，比如逾期退款不支付利息、免责范围过大等，涉嫌侵犯购房人的正当权益，要求通过协商修改某些条款。
关于延期交付赔偿，北京其他共有产权住房项目预售合同中是如何约定的呢？
对此，新京报记者对比蓝境佳园、通成家园、北投和苑项目等几个共有产权房项目预售合同，其中规定一般是，如果开发商逾期交付，逾期规定时间外，购房人解除合同的，开发商除了退还房价款（含已付贷款部分）外，还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给付利息；在违约金方面，按照每日赔偿违约金外，并未规定上限。
除了上述问题外，瑞泽家园部分购房人还反映，“如果购房人想解除购房关系，也并不容易。按照补充合同中规定，如果退房，购房人必须办理完毕银行所欠房屋贷款的还款手续。这也难住了一些贷款买房的人。”
补充合同对退房流程做出规定，遭到部分购房人质疑。图片来源 受访者供图
相关部门要求开发企业征求业主意见、修改完善合同
对于瑞泽家园预售合同中的条款问题，购房人马晨（化名）告诉记者，“我们部分购房人多次找过开发商方面协商合同条款一事，但是工作人员却告诉购房人不签订合同就没资格谈事。我们取得了购房资格，又交了定金、首付款等款项，凭什么就没有商量的资格？”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关于瑞泽家园项目的问题，北京市住建委曾在1月15日发布消息称，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联合海淀区房屋管理局对海淀区金隅凤栖家园和瑞泽家园两个共有产权住房项目进行了专项检查，分别约谈了项目负责人，不得擅自更改摇号公告内已公示的《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预售合同》各项条款；要主动搭建平台，畅通沟通渠道，做好购房人关切问题的回应和解答工作。
瑞泽家园项目官方微信公众号1月29日发文称，针对客户提出的增加沟通渠道，修改部分预售合同条款等事宜，该公司已根据“北京市住建委联合海淀区房管局对金隅凤栖家园和瑞泽家园两个共有产权住房项目开展专项检查”的要求逐步落实。关于合同条款修改事宜，近期该公司将开始以电话回访的形式，征求各位购房人的建议，后续任何修改对全体业主具备同等法律效力，不会因为签订合同的先后而区别对待。
瑞泽家园项目微信公众号发文称，针对客户提出的增加沟通渠道，修改部分预售合同条款等事宜，已根据相关部门要求逐步落实。图片来源 瑞泽家园微信公众号
2月2日，海淀区房管局发布消息称，近日，该局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了跟踪检查，对于瑞泽家园项目开发企业在房屋买卖合同补充约定中存在不合理、减轻或免除开发企业承担的责任或不合理的加重买受人责任条款的行为，该局责令开发企业认真听取业主诉求，征求业主意见，修改完善合同并向全体业主公示，同时，主动与业主沟通，尽快协商一致。
为进一步了解此事的后续处理情况，2月3日，新京报记者多次拨打瑞泽家园所留处理此事的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2月5日，建海汇合地产股东方北京建工地产回复称，瑞泽家园项目这两天按照政府要求已跟客户进行一轮电话沟通，将再次征询客户意见。
律师：个别条款涉嫌违背民法典
对于瑞泽家园项目预售合同中存在的诸如开发商赔偿金设定上限等问题，北京金诉律师事务所主任王玉臣表示，这个上限不是法定的，只是开发商的格式条款，利用其优势地位来降低其风险和责任。对业主来说，是十分不公平的，尤其是对延期交付很久的楼盘。
在北京金诉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王佳红律师看来，“上述共有产权房项目属于偏保障性住房，按照当前的房地产市场情况来看，这属于偏抢手的产品。要避免因买卖任何一方的意志强加于人，而形成一方独大的境地，最终，难以达到公平、公正的交易模式。” 王佳红表示，如果双方所签订的合同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根据《民法典》第496条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此外，如果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或排除对方主要权利，该格式条款无效，不能约束对方。
北京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政府推出共有产权房的初衷应该是解决刚需人群的居住问题，本意是减轻购房者买房负担，开发商单方强制条款降低自身风险，却增加了购房者负担。如此一来，开发商就涉嫌变相获取利益，赚取政策利润的同时，将经营压力转嫁于购房者，这会使政府给予购房人的福利保障空间大打折扣。”
上述业内人士进一步表示，从长远角度看，政府方面应该就共有产权住房交付等问题作出进一步规范和要求，才更有利于保障性住房的健康发展。
新京报
继金隅凤栖家园被质疑存“霸王条款”后，近日，海淀区又一共有产权房项目同样被购房人质疑存“霸王条款”。瑞泽家园的多位购房人向新京报记者反映，已经交了定金、首付款等款项，但是发现预售合同中存在很多“霸王条款”，比如延期交付退款不支付利息、赔偿金额设置上限等，“开发商要求只有签了合同才能往下谈，根本就不给我们协商的余地。”
对于瑞泽家园预售合同条款问题，2月5日，项目开发商北京建海汇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建海汇合地产”）股东方北京建地产工回复称，瑞泽家园这两天已经按照政府要求跟客户进行一轮电话沟通，将再次征询客户意见。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要加紧管理共有产权房项目预售程序，以免政府给予购房人的福利保障空间打折扣。
退款无利息、违约金设上限，开发商违约成本低？
2020年11月13日，位于海淀区京新高速西侧、北清路北侧的瑞泽家园共有产权房项目启动申购登记，12月26日启动选房工作。根据海淀区人民政府信息公开公示，该项目规划地上总建筑面积约13.24万平方米，其中共有产权住房地上建筑面积约12.76万平方米，总套数1518套，含全装修费用销售均价3.7万元/平方米。
瑞泽家园共有产权房地上建筑面积约12.76万平方米，总套数1518套。图片来源 海淀区人民政府信息公开
瑞泽家园购房人于新（化名）告诉新京报记者，“包括自己在内的部分购房人在2021年1月中旬交了100万元左右的首付款，但是与开发商将要签订预售合同同时发现，里面存在很多‘霸王条款’，比如因开发商导致的交付延期等问题，退款无息或对赔偿金额设置上限等，开发商违约成本低。”
据于新介绍，项目预售合同中规定，如果购房人逾期付款90日内，需要按照累计应付款的2%向开发商支付违约金，开发商方不解除合同的，购房人按日计算向甲方支付逾期应付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
“可是，遇到开发商延期交付的问题时，就不这么赔付了。”于新说，项目预售合同规定了“逾期交付责任”，若逾期在90日之内，开发商按日向购房人支付已付全部购房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逾期超过90日后，购房人有权解除合同，解除合同后，开发商30日内无息退还已付全部购房款，并按已付全部购房款的2%向购房人支付违约金。若购房人不解除合同，自合同约定的交付期限届满之次日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开发商按日向购房人支付已付全部购房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但该违约金总额最高不超过购房人已付全部购房款的2%。”
事实上，关于瑞泽家园预售合同中存在的诸如赔偿金额设置上限等条款，在金隅凤栖家园预售合同中同样存在。金隅凤栖家园和瑞泽家园均位于海淀区，两个共有产权房项目同时申购、摇号、选房。
2021年1月28日，新京报曾以《海淀一共有产权房被质疑存“霸王条款”业内：部分内容不合情理》为题报道，金隅凤栖家园项目购房者反映，与开发商要签订的预售合同中，开发商有意规避自身风险，降低违约成本，比如逾期退款不支付利息、免责范围过大等，涉嫌侵犯购房人的正当权益，要求通过协商修改某些条款。
关于延期交付赔偿，北京其他共有产权住房项目预售合同中是如何约定的呢？
对此，新京报记者对比蓝境佳园、通成家园、北投和苑项目等几个共有产权房项目预售合同，其中规定一般是，如果开发商逾期交付，逾期规定时间外，购房人解除合同的，开发商除了退还房价款（含已付贷款部分）外，还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给付利息；在违约金方面，按照每日赔偿违约金外，并未规定上限。
除了上述问题外，瑞泽家园部分购房人还反映，“如果购房人想解除购房关系，也并不容易。按照补充合同中规定，如果退房，购房人必须办理完毕银行所欠房屋贷款的还款手续。这也难住了一些贷款买房的人。”
补充合同对退房流程做出规定，遭到部分购房人质疑。图片来源 受访者供图
相关部门要求开发企业征求业主意见、修改完善合同
对于瑞泽家园预售合同中的条款问题，购房人马晨（化名）告诉记者，“我们部分购房人多次找过开发商方面协商合同条款一事，但是工作人员却告诉购房人不签订合同就没资格谈事。我们取得了购房资格，又交了定金、首付款等款项，凭什么就没有商量的资格？”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关于瑞泽家园项目的问题，北京市住建委曾在1月15日发布消息称，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联合海淀区房屋管理局对海淀区金隅凤栖家园和瑞泽家园两个共有产权住房项目进行了专项检查，分别约谈了项目负责人，不得擅自更改摇号公告内已公示的《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预售合同》各项条款；要主动搭建平台，畅通沟通渠道，做好购房人关切问题的回应和解答工作。
瑞泽家园项目官方微信公众号1月29日发文称，针对客户提出的增加沟通渠道，修改部分预售合同条款等事宜，该公司已根据“北京市住建委联合海淀区房管局对金隅凤栖家园和瑞泽家园两个共有产权住房项目开展专项检查”的要求逐步落实。关于合同条款修改事宜，近期该公司将开始以电话回访的形式，征求各位购房人的建议，后续任何修改对全体业主具备同等法律效力，不会因为签订合同的先后而区别对待。
瑞泽家园项目微信公众号发文称，针对客户提出的增加沟通渠道，修改部分预售合同条款等事宜，已根据相关部门要求逐步落实。图片来源 瑞泽家园微信公众号
2月2日，海淀区房管局发布消息称，近日，该局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了跟踪检查，对于瑞泽家园项目开发企业在房屋买卖合同补充约定中存在不合理、减轻或免除开发企业承担的责任或不合理的加重买受人责任条款的行为，该局责令开发企业认真听取业主诉求，征求业主意见，修改完善合同并向全体业主公示，同时，主动与业主沟通，尽快协商一致。
为进一步了解此事的后续处理情况，2月3日，新京报记者多次拨打瑞泽家园所留处理此事的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2月5日，建海汇合地产股东方北京建工地产回复称，瑞泽家园项目这两天按照政府要求已跟客户进行一轮电话沟通，将再次征询客户意见。
律师：个别条款涉嫌违背民法典
对于瑞泽家园项目预售合同中存在的诸如开发商赔偿金设定上限等问题，北京金诉律师事务所主任王玉臣表示，这个上限不是法定的，只是开发商的格式条款，利用其优势地位来降低其风险和责任。对业主来说，是十分不公平的，尤其是对延期交付很久的楼盘。
在北京金诉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王佳红律师看来，“上述共有产权房项目属于偏保障性住房，按照当前的房地产市场情况来看，这属于偏抢手的产品。要避免因买卖任何一方的意志强加于人，而形成一方独大的境地，最终，难以达到公平、公正的交易模式。” 王佳红表示，如果双方所签订的合同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根据《民法典》第496条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此外，如果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或排除对方主要权利，该格式条款无效，不能约束对方。
北京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政府推出共有产权房的初衷应该是解决刚需人群的居住问题，本意是减轻购房者买房负担，开发商单方强制条款降低自身风险，却增加了购房者负担。如此一来，开发商就涉嫌变相获取利益，赚取政策利润的同时，将经营压力转嫁于购房者，这会使政府给予购房人的福利保障空间大打折扣。”
上述业内人士进一步表示，从长远角度看，政府方面应该就共有产权住房交付等问题作出进一步规范和要求，才更有利于保障性住房的健康发展。
同一首歌走进宝鸡（下）上篇：https://t.cn/A65i0hd7
（图片附当年写的采访手记）
3、绕圈圈
很可能2004年“全国森林旅游博览会”的失利使2005年宝鸡的注意力再度放到“同一首歌”身上。“森博会”演唱会由北京的一名演出商承办，这台耗资300万元的晚会不仅经营惨淡，效果和反响也让人失望。
宝鸡市意识到，“同一首歌”最有价值的“资产”也许不是孟欣不是它的品牌，也不是它的明星，而是央视。和它合作，能在央视一套获得一次播出机会，在三套还有三次轮播的机会。
知情人说，大家认为，和在央视任何时段同等时间的广告费相比，这笔投入只要不是大到离谱都不算吃亏。更何况，地方政府毕竟不是企业，没有比一台演唱会这种形式更理想更合乎规则的广告载体。
一旦步入实施，宝鸡才发现，尽管是自己出钱，但主动权完全不在自己手里。比那位副市长想象的还要“不好谈”。
跑到北京的筹办小组3月份就一直在绕圈圈，始终无法切入正题。同时，3月份还有另一个消息让宝鸡的官员很担心。
“当时正是‘两会’期间。”知情人说，“宝鸡的官员得到了一个消息，说‘孟欣在“两会”上表示，“同一首歌”将停止商业演出，以公益性演出的形式出现’。”
知情人说:“官员们于是一直担心，这台晚会可能做不了了。现在已经这么困难，如果不收钱，‘同一首歌’凭什么来宝鸡？另一方面，孟欣这样表态，演员不收费了，那明星的档次肯定下去了。政府已经准备作出一个大投入，如果‘同一首歌’要压缩成本，那政府期望的效果也肯定没了。”
今年5月，筹办小组回到宝鸡接近两个月后，“同一首歌”发来宝鸡的“回函”取消了他们的疑虑。知情人说，回函上这么写:“宝鸡人民政府，你们的邀请我们已经收到，你们的主题很好，符合同一首歌公益化、国际化、市场化改革的要求。”
“得到这个同意合作的答复后，我们后来私下理解‘同一首歌’所说的‘公益化’，不是不收费，可能是在演唱会上尽量突出公益化主题。”
双方合作还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难题要绕过:去年9月1日以后，《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明确不允许政府部门主办演出活动。
宝鸡必须要找到一个演出经纪公司，作为名义上的承办方，负责演出批文报批手续、演员审批手续的办理，最主要的是，最后和“同一首歌”签约——这让一切看上去按规章进行。
对宝鸡而言，这也并不容易，宝鸡本地没有大的演出商。知情人说:“一开始有人建议到西安找陕西演出公司，但市里领导没有同意，大家都认为，演唱会费用肯定不会是个小数，没必要增加额外开支，外市的经纪公司只要一出面，中介费至少10万元。”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外面的人信用没法保证。因为政策规定，政府不能是晚会的出资方。‘同一首歌’的报酬最后是要先打到这个经纪公司的账户上，再由他们转至‘同一首歌’。这么大的金额，如果不是可靠的公司，卷款跑了怎么办？”
政府最后选择了宝鸡唯的一家注册过的经纪公司“陕西力都经典文化艺术演出有限公司”，他的老板是丁力，原来宝鸡的一个音响器材商。
4、“终于见真神了”
5月份宝鸡市政府收到“同一首歌”态度或明或暗的回函时，政府班子正在换届。知情人说，这么大的一桩投资，领导定不下来，事情肯定也定不下来。
今年7月，宝鸡新的政府班子上任，着手落实的第一件事就是继续邀请“同一首歌”。丁力说，宝鸡方面当时最圆满的计划是，8月29日能顺利举行“同一首歌走进宝鸡”演唱会，这样，历时3天的“省亲祭祖大会”将在8月30日进行祭祖大典，正是阴历七月初七，七夕，赶个好日子。
事与愿违，知情人说，市里当时让人直接给“同一首歌”打电话，解释说，“因为新领导刚确定下来，邀请之事耽搁了一下，但我们决心不变，一心要在宝鸡办成‘同一首歌’”。“同一首歌”的人回复是，“不可能了，8、9月份我们已经排满了”。
宝鸡于是让筹办小组的几名官员和丁力二次进京。据说，这让其中一名官员很为难，他表示，“人家已经明确拒绝了没必要再去讨这个没趣吧”。但领导说，“一定要去”，“确实不行，再回来”。
“那些在3月份主动搭上的中介人，在中间几个月的时间，从来没有停止过跟宝鸡官员的接触。”知情人说，宝鸡方面时间紧，等不了，一心要想跟孟欣直接联络上。
宝鸡官员不信任这些找上门来的中间人同时又要随时提防他们。知情人说，让筹办小组感到奇怪的是，这始终紧盯着的三四家中介人不仅相互知道对方，还相互知道各自的开价以及跟宝鸡方面谈判的进展。
“因此筹办小组的人尽管在寻找其他办法，但却要表面上跟这些中间人保持着关系，每一个人都要跟他谈着。他们担心，跟哪一家闹翻了，他们很可能会把整个局都搅了。”
丁力想到了另外一些关系。他在2004年“全国森林旅游博览会”的时候承包了整个演唱会的舞台舞美灯光音响设备的租借，认识了负责音响调试一个调音师，两人关系不错，而这个调音师还是“同一首歌”栏目组的调音师。但这个关系无济于事，根本没有派上用场。
看上去没有人可以施以援手。知情人说，宝鸡市最后又找到了更上层的领导，通过这位领导直接跟孟欣联系上了。
“但这个阶段，依然是一些中间人在从中跑动，负责协商价格。宝鸡去的官员最后被弄得一头雾水，他们甚至分不清到底哪些是栏目组人哪些是外边的人。经常突然出现一两个人，但后来就不见了。到最后一阶段，在此前跟筹办小组联络最多的一个人又被换掉了。”
知情人说:“最后有一个人告诉宝鸡‘同一首歌’明确的报价:700万元。这超出了宝鸡市‘不超过550万元’的预算。在北京的官员跟宝鸡方面领导汇报后，得到肯定的回应，‘已经到这一步了，不在乎多150万元’。”
“一般演出的成本基本上包括三个部分:演员，舞美，灯光。但‘同一首歌’的成本里还包含了很重要的一块是播出费用。”丁力说，最后支付给“同一首歌”的接近700万元演出报酬里，演员费用200多万元，播出费用160万到170万元，其他还有一部分制作费。
这和孟欣在今年接受某媒体采访时对“同一首歌”所得报酬构成的分析大不相同，她曾说:“其实我们80%的费用都是演员的出场费，10%是制作费，10%用在录像、吃住上。”事实上，“吃住”当然全由地方政府买单。
筹办小组被通知7月25日可以坐下来跟“同一首歌”的一名制片主任谈论实质性合作了，丁力感叹说:“终于见真神了。”
5、“这次办了，以后不会再办了”
7月25日，宝鸡又被转了一道手。
知情人说:“筹办小组的成员们在这一天终于把宝鸡方面对演唱会的一些要求递交给‘同一首歌’，主要包括对出演明星的要求。宝鸡给了‘同一首歌’三个等次的歌星名单，第一等次列了9个人，第二等次列了20个人，第三等次列了一些，他们要求‘同一首歌’最后的演员名单是至少保证他们列出的第一等次有2到3人，第二等次有8到10人。”
而似乎“同一首歌”方面觉得事情还没有进入到这一层面，有关负责人对宝鸡的官员们说:“这些协议的具体细节，你们7月27日跟北京世纪伙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老总再谈，我们已经把具体制作委托给这家制作公司。”
“同一首歌”像一个杂技演员，它把几个球同时抛到空中，在最稳妥和最没有风险的时刻接住它们。
这倒符合“同一首歌”公司化转型后的自我定位。孟欣的助手曾对记者说:“公司化之前，‘同一首歌’是台里录节目，所有权属于中央台;公司化之后，这个节目是主办方的节目，主办方对这台晚会有很大的权利和义务。”
这样，政策风险由政府背，纠纷风险由制作公司背，“同一首歌”永远不是主办方，就永不犯错。
这种强势直接体现在了8月底宝鸡和“同一首歌”的正式合同上。知情人说:“在最终的合同上，‘同一首歌’就只承担导演和播出的责任了。
所有收入由政府委托的公司打给国际总公司账户，钱再由这个账户打给演员和‘同一首歌’委托的公司。在宝鸡的事情全部由制作公司来做，一旦发生任何官司，‘同一首歌’栏目组没有任何问题。”
“公司化”也替“同一首歌”解释了它备受诟病的“商业化问题”。孟欣的助手说:“正因为主办方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人规定他们不能运营这台晚会，不能卖票。”
孟欣接受某媒体采访时也曾就“同一首歌”出现的高票价问题解释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就开始卖票的，一开始我们都是做比较有意义的主题，有一些演出商可能就觉得可以做，就稀里糊涂开始卖票了，他一卖票就是商演了，我们就控制不住了。”
财政紧张的地方政府为一台晚会付出巨大的投入，当然希望可以尽可能收回部分成本。“‘同一首歌’在宝鸡期间的确始终没有明确说过，‘你可以卖票’。”知情人说，“但宝鸡政府把票印出来，‘同一首歌’的负责人也要了200张票过去，对此并没有任何异议。他们布置会场很紧迫，需要宝鸡一些部门的员工加班配合，他们要这些票是做公关用的。”
当面对另一个问题时，孟欣会更愿意强调“同一首歌”只是“栏目”的一面。知情人说:“签约前后，宝鸡方面和‘同一首歌’商量，认为宝鸡这边花了这么多钱，这台演唱会的版权能不能属于宝鸡。‘同一首歌’的回应是‘同一首歌’是央视的一个栏目，版权是肯定不能归你们的。”
“尽管宝鸡官员最后对演唱会的效果都很满意，但苦在心里，出钱的，最后什么事都做不了主。”
8月30日，“同一首歌”方面的第一批人到宝鸡，也列出一个单子，上面包括“住宿安排，场地设施”等一系列要求。知情人说，“同一首歌”有不同于其他演唱会的很多要求，比如，它要每个人都拿荧光棒用于营造气氛;要针对演唱会上的歌星每人制作20张大幅宣传牌;要单独编排歌迷区，要有“歌迷牌”。这些和演唱会相配套的费用全部要由地方承担。
一名电力公司员工接受采访时说:“9月2日，‘同一首歌’布置舞台，发现宝鸡体育场的配电箱不能和他们带的音响专用配电箱对接，要求增设8台配电箱。我们当天从设备厂订购了8台，连夜把设备运抵现场。‘同一首歌’要求9月3日晚上确保他们能调试音响，电力公司出了30名电工，冒着大雨连续干了10个小时，把活干完了。”
“为了确保这台晚会的供电，按照‘同一首歌’方面的演出要求，对体育场低压设备进行改造，电力公司花了10万块钱专门新建铺设了两条140米的低压电缆。”
“同一首歌”的一支拍摄队9月6日下午到宝鸡。在现场工作的时候，一名在场的官员跟他们说，“我们这次办了，以后是不会再办了”。
（图片附当年写的采访手记）
3、绕圈圈
很可能2004年“全国森林旅游博览会”的失利使2005年宝鸡的注意力再度放到“同一首歌”身上。“森博会”演唱会由北京的一名演出商承办，这台耗资300万元的晚会不仅经营惨淡，效果和反响也让人失望。
宝鸡市意识到，“同一首歌”最有价值的“资产”也许不是孟欣不是它的品牌，也不是它的明星，而是央视。和它合作，能在央视一套获得一次播出机会，在三套还有三次轮播的机会。
知情人说，大家认为，和在央视任何时段同等时间的广告费相比，这笔投入只要不是大到离谱都不算吃亏。更何况，地方政府毕竟不是企业，没有比一台演唱会这种形式更理想更合乎规则的广告载体。
一旦步入实施，宝鸡才发现，尽管是自己出钱，但主动权完全不在自己手里。比那位副市长想象的还要“不好谈”。
跑到北京的筹办小组3月份就一直在绕圈圈，始终无法切入正题。同时，3月份还有另一个消息让宝鸡的官员很担心。
“当时正是‘两会’期间。”知情人说，“宝鸡的官员得到了一个消息，说‘孟欣在“两会”上表示，“同一首歌”将停止商业演出，以公益性演出的形式出现’。”
知情人说:“官员们于是一直担心，这台晚会可能做不了了。现在已经这么困难，如果不收钱，‘同一首歌’凭什么来宝鸡？另一方面，孟欣这样表态，演员不收费了，那明星的档次肯定下去了。政府已经准备作出一个大投入，如果‘同一首歌’要压缩成本，那政府期望的效果也肯定没了。”
今年5月，筹办小组回到宝鸡接近两个月后，“同一首歌”发来宝鸡的“回函”取消了他们的疑虑。知情人说，回函上这么写:“宝鸡人民政府，你们的邀请我们已经收到，你们的主题很好，符合同一首歌公益化、国际化、市场化改革的要求。”
“得到这个同意合作的答复后，我们后来私下理解‘同一首歌’所说的‘公益化’，不是不收费，可能是在演唱会上尽量突出公益化主题。”
双方合作还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难题要绕过:去年9月1日以后，《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明确不允许政府部门主办演出活动。
宝鸡必须要找到一个演出经纪公司，作为名义上的承办方，负责演出批文报批手续、演员审批手续的办理，最主要的是，最后和“同一首歌”签约——这让一切看上去按规章进行。
对宝鸡而言，这也并不容易，宝鸡本地没有大的演出商。知情人说:“一开始有人建议到西安找陕西演出公司，但市里领导没有同意，大家都认为，演唱会费用肯定不会是个小数，没必要增加额外开支，外市的经纪公司只要一出面，中介费至少10万元。”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外面的人信用没法保证。因为政策规定，政府不能是晚会的出资方。‘同一首歌’的报酬最后是要先打到这个经纪公司的账户上，再由他们转至‘同一首歌’。这么大的金额，如果不是可靠的公司，卷款跑了怎么办？”
政府最后选择了宝鸡唯的一家注册过的经纪公司“陕西力都经典文化艺术演出有限公司”，他的老板是丁力，原来宝鸡的一个音响器材商。
4、“终于见真神了”
5月份宝鸡市政府收到“同一首歌”态度或明或暗的回函时，政府班子正在换届。知情人说，这么大的一桩投资，领导定不下来，事情肯定也定不下来。
今年7月，宝鸡新的政府班子上任，着手落实的第一件事就是继续邀请“同一首歌”。丁力说，宝鸡方面当时最圆满的计划是，8月29日能顺利举行“同一首歌走进宝鸡”演唱会，这样，历时3天的“省亲祭祖大会”将在8月30日进行祭祖大典，正是阴历七月初七，七夕，赶个好日子。
事与愿违，知情人说，市里当时让人直接给“同一首歌”打电话，解释说，“因为新领导刚确定下来，邀请之事耽搁了一下，但我们决心不变，一心要在宝鸡办成‘同一首歌’”。“同一首歌”的人回复是，“不可能了，8、9月份我们已经排满了”。
宝鸡于是让筹办小组的几名官员和丁力二次进京。据说，这让其中一名官员很为难，他表示，“人家已经明确拒绝了没必要再去讨这个没趣吧”。但领导说，“一定要去”，“确实不行，再回来”。
“那些在3月份主动搭上的中介人，在中间几个月的时间，从来没有停止过跟宝鸡官员的接触。”知情人说，宝鸡方面时间紧，等不了，一心要想跟孟欣直接联络上。
宝鸡官员不信任这些找上门来的中间人同时又要随时提防他们。知情人说，让筹办小组感到奇怪的是，这始终紧盯着的三四家中介人不仅相互知道对方，还相互知道各自的开价以及跟宝鸡方面谈判的进展。
“因此筹办小组的人尽管在寻找其他办法，但却要表面上跟这些中间人保持着关系，每一个人都要跟他谈着。他们担心，跟哪一家闹翻了，他们很可能会把整个局都搅了。”
丁力想到了另外一些关系。他在2004年“全国森林旅游博览会”的时候承包了整个演唱会的舞台舞美灯光音响设备的租借，认识了负责音响调试一个调音师，两人关系不错，而这个调音师还是“同一首歌”栏目组的调音师。但这个关系无济于事，根本没有派上用场。
看上去没有人可以施以援手。知情人说，宝鸡市最后又找到了更上层的领导，通过这位领导直接跟孟欣联系上了。
“但这个阶段，依然是一些中间人在从中跑动，负责协商价格。宝鸡去的官员最后被弄得一头雾水，他们甚至分不清到底哪些是栏目组人哪些是外边的人。经常突然出现一两个人，但后来就不见了。到最后一阶段，在此前跟筹办小组联络最多的一个人又被换掉了。”
知情人说:“最后有一个人告诉宝鸡‘同一首歌’明确的报价:700万元。这超出了宝鸡市‘不超过550万元’的预算。在北京的官员跟宝鸡方面领导汇报后，得到肯定的回应，‘已经到这一步了，不在乎多150万元’。”
“一般演出的成本基本上包括三个部分:演员，舞美，灯光。但‘同一首歌’的成本里还包含了很重要的一块是播出费用。”丁力说，最后支付给“同一首歌”的接近700万元演出报酬里，演员费用200多万元，播出费用160万到170万元，其他还有一部分制作费。
这和孟欣在今年接受某媒体采访时对“同一首歌”所得报酬构成的分析大不相同，她曾说:“其实我们80%的费用都是演员的出场费，10%是制作费，10%用在录像、吃住上。”事实上，“吃住”当然全由地方政府买单。
筹办小组被通知7月25日可以坐下来跟“同一首歌”的一名制片主任谈论实质性合作了，丁力感叹说:“终于见真神了。”
5、“这次办了，以后不会再办了”
7月25日，宝鸡又被转了一道手。
知情人说:“筹办小组的成员们在这一天终于把宝鸡方面对演唱会的一些要求递交给‘同一首歌’，主要包括对出演明星的要求。宝鸡给了‘同一首歌’三个等次的歌星名单，第一等次列了9个人，第二等次列了20个人，第三等次列了一些，他们要求‘同一首歌’最后的演员名单是至少保证他们列出的第一等次有2到3人，第二等次有8到10人。”
而似乎“同一首歌”方面觉得事情还没有进入到这一层面，有关负责人对宝鸡的官员们说:“这些协议的具体细节，你们7月27日跟北京世纪伙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老总再谈，我们已经把具体制作委托给这家制作公司。”
“同一首歌”像一个杂技演员，它把几个球同时抛到空中，在最稳妥和最没有风险的时刻接住它们。
这倒符合“同一首歌”公司化转型后的自我定位。孟欣的助手曾对记者说:“公司化之前，‘同一首歌’是台里录节目，所有权属于中央台;公司化之后，这个节目是主办方的节目，主办方对这台晚会有很大的权利和义务。”
这样，政策风险由政府背，纠纷风险由制作公司背，“同一首歌”永远不是主办方，就永不犯错。
这种强势直接体现在了8月底宝鸡和“同一首歌”的正式合同上。知情人说:“在最终的合同上，‘同一首歌’就只承担导演和播出的责任了。
所有收入由政府委托的公司打给国际总公司账户，钱再由这个账户打给演员和‘同一首歌’委托的公司。在宝鸡的事情全部由制作公司来做，一旦发生任何官司，‘同一首歌’栏目组没有任何问题。”
“公司化”也替“同一首歌”解释了它备受诟病的“商业化问题”。孟欣的助手说:“正因为主办方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人规定他们不能运营这台晚会，不能卖票。”
孟欣接受某媒体采访时也曾就“同一首歌”出现的高票价问题解释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就开始卖票的，一开始我们都是做比较有意义的主题，有一些演出商可能就觉得可以做，就稀里糊涂开始卖票了，他一卖票就是商演了，我们就控制不住了。”
财政紧张的地方政府为一台晚会付出巨大的投入，当然希望可以尽可能收回部分成本。“‘同一首歌’在宝鸡期间的确始终没有明确说过，‘你可以卖票’。”知情人说，“但宝鸡政府把票印出来，‘同一首歌’的负责人也要了200张票过去，对此并没有任何异议。他们布置会场很紧迫，需要宝鸡一些部门的员工加班配合，他们要这些票是做公关用的。”
当面对另一个问题时，孟欣会更愿意强调“同一首歌”只是“栏目”的一面。知情人说:“签约前后，宝鸡方面和‘同一首歌’商量，认为宝鸡这边花了这么多钱，这台演唱会的版权能不能属于宝鸡。‘同一首歌’的回应是‘同一首歌’是央视的一个栏目，版权是肯定不能归你们的。”
“尽管宝鸡官员最后对演唱会的效果都很满意，但苦在心里，出钱的，最后什么事都做不了主。”
8月30日，“同一首歌”方面的第一批人到宝鸡，也列出一个单子，上面包括“住宿安排，场地设施”等一系列要求。知情人说，“同一首歌”有不同于其他演唱会的很多要求，比如，它要每个人都拿荧光棒用于营造气氛;要针对演唱会上的歌星每人制作20张大幅宣传牌;要单独编排歌迷区，要有“歌迷牌”。这些和演唱会相配套的费用全部要由地方承担。
一名电力公司员工接受采访时说:“9月2日，‘同一首歌’布置舞台，发现宝鸡体育场的配电箱不能和他们带的音响专用配电箱对接，要求增设8台配电箱。我们当天从设备厂订购了8台，连夜把设备运抵现场。‘同一首歌’要求9月3日晚上确保他们能调试音响，电力公司出了30名电工，冒着大雨连续干了10个小时，把活干完了。”
“为了确保这台晚会的供电，按照‘同一首歌’方面的演出要求，对体育场低压设备进行改造，电力公司花了10万块钱专门新建铺设了两条140米的低压电缆。”
“同一首歌”的一支拍摄队9月6日下午到宝鸡。在现场工作的时候，一名在场的官员跟他们说，“我们这次办了，以后是不会再办了”。
【小诊所、网约车，警惕这些疫情高风险点】
“婚宴”“超级传播者”“小诊所”“网约车司机”“小饭桌”……确诊病例行程轨迹中出现的一些关键词，无不提示着防控漏洞与风险隐患。
风险1：酒席、婚宴扎堆
在本轮疫情公布的确诊病例行程轨迹中，“婚宴”“聚会”等字眼出现频率颇高。
岁末年初，各地、特别是农村地区各类酒席扎堆，这也为病毒的传播提供了温床。
在河北，此前已经出现一场婚宴多人确诊的案例；在黑龙江望奎县，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多是惠七镇惠七村村民，均有聚集聚会聚餐行为，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和聚集性。
近期，多地已经对春节期间家庭聚会、红事白事等活动作出规定。国家卫健委也已发出提示：提倡在节庆期间文明举办婚庆等活动，尽量少摆席，避免人群聚集。
风险2：大规模聚集活动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早前发布的《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和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提倡家庭私人聚会聚餐控制在10人以下；50人以上活动应当制定防控方案。
而近期公布的病例活动轨迹却显示，元旦后，在一些地方，大规模聚集活动仍然在举行，并且出现了“超级传播者”。
1月13日，吉林省通报了一名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他曾在不同地点进行培训授课，继而引发群体感染。
截至1月17日下午14时，这名“超级传播者”已导致当地102人感染。官方通报显示，1月6日至11日，不到一周时间，该病例在公主岭市、通化市开展4次针对中老年人的营销活动。
此前，在辽宁大连也曾出现过1传33的“超级传播者”，这起超级传播起源于一次家庭聚会：病例金某通过一次家庭聚会造成11人全部感染，之后又传播到所居住的楼道单元住户及其他社会接触人员。
除了上述案例，在北京，也出现连续两名儿童因同一家“小饭桌”确诊。
观察已经出现的超级传播链不难发现，“超级传播者”往往都是在短时间内有密集的社交活动，接触人群广泛。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已经发出提示：超级传播往往发生在聚会、宴席，或者其他一些社交场合。他强调，要采取更多措施，给公众更多建议，减少聚会，减小聚会规模。
风险3：基层诊所麻痹大意
本轮疫情中，一些基层医疗机构的麻痹大意也导致第一“哨点”的作用没有完全发挥。
例如，在河北的疫情中，就有确诊病例在确诊前多日就已经发热，并且多次在当地小果庄村某诊所就诊，但并未在第一时间进行核酸检测。此外，还有一名在小果庄村开办诊所的66岁男性也确诊感染。
在北京，还出现了确诊病例到“黑诊所”输液的问题。
这名顺义区的确诊病例自1月2日起便出现咽干、咽疼、头疼症状，并连续三天到“黑诊所”输液治疗。为该病例输液的人员竟然是在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的情况下，从事非法诊疗活动。在接诊咳嗽、发热等患者时，擅自诊断开药，且不按要求报告发热就诊患者情况。
针对基层医疗机构出现的防控漏洞，多地已相继作出部署。河北提出，禁止村卫生室和基层的个体诊所接诊发热患者。黑龙江要求基层医疗机构要落实首诊负责制，对发热、咳嗽等疑似病例必须2小时内向乡镇卫生院报告。
风险4：网约车司机频“中招”
在近期发现的确诊病例中，还出现了一个“敏感”职业——网约车司机。
从2020年12月底至今，北京已经出现多个网约车司机确诊病例。在河北石家庄，也出现过确诊者曾开多日出租车。
活动范围广泛、密切接触者众多……网约车司机一旦感染，将成为一大风险隐患。
例如，北京1月9日确诊的一网约车司机的密接者就超过了350人，其中涉及的乘客上百人。
近期，北京已对相关网约车平台进行了检查，并查处多起网约车平台涉疫违法行为，有平台的罚款数额超过百万。
多个网约车平台近期也明确，将采取多项措施加大疫情防控力度，包括组织旗下网约车司机接种新冠疫苗等。
1月13日起，北京部分网约车平台旗下司机已陆续在北京市内的疫苗接种点接种新冠肺炎疫苗。预约接种的司机数量超过10万人。
风险5：列车车厢也是“高危”环境
有研究表明，新型冠状病毒在密闭空调车厢内传播距离最远达4.5米，病毒至少在30分钟内可漂浮在空气中并导致感染发病。
本轮疫情中也恰恰出现了在同车厢发现多名新冠感染者的现象。
吉林省近期通报的5例无症状感染者均在1月5日乘坐过黑龙江佳木斯至北京的K350次列车，且座位均位于11车，分别是11车27号、28号、19号、20号和13号。
中国疾控中心副研究员张宇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新冠病毒本身的毒力和致病力是一定的，但是在不同的环境下，传播能力是不一样的，在室外通风的条件下，传染性可能会降低，但是在密闭的条件下，比如车厢里、机舱内，会由于空气流通受阻、人员密度大，造成感染的风险就增加。
据媒体统计，自2021年1月份以来，至少有10余例感染者曾乘坐火车或高铁出行。
春运将至，面对一年中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如何将疫情传播风险降至最低，考验着所有人。
“婚宴”“超级传播者”“小诊所”“网约车司机”“小饭桌”……确诊病例行程轨迹中出现的一些关键词，无不提示着防控漏洞与风险隐患。
风险1：酒席、婚宴扎堆
在本轮疫情公布的确诊病例行程轨迹中，“婚宴”“聚会”等字眼出现频率颇高。
岁末年初，各地、特别是农村地区各类酒席扎堆，这也为病毒的传播提供了温床。
在河北，此前已经出现一场婚宴多人确诊的案例；在黑龙江望奎县，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多是惠七镇惠七村村民，均有聚集聚会聚餐行为，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和聚集性。
近期，多地已经对春节期间家庭聚会、红事白事等活动作出规定。国家卫健委也已发出提示：提倡在节庆期间文明举办婚庆等活动，尽量少摆席，避免人群聚集。
风险2：大规模聚集活动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早前发布的《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和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提倡家庭私人聚会聚餐控制在10人以下；50人以上活动应当制定防控方案。
而近期公布的病例活动轨迹却显示，元旦后，在一些地方，大规模聚集活动仍然在举行，并且出现了“超级传播者”。
1月13日，吉林省通报了一名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他曾在不同地点进行培训授课，继而引发群体感染。
截至1月17日下午14时，这名“超级传播者”已导致当地102人感染。官方通报显示，1月6日至11日，不到一周时间，该病例在公主岭市、通化市开展4次针对中老年人的营销活动。
此前，在辽宁大连也曾出现过1传33的“超级传播者”，这起超级传播起源于一次家庭聚会：病例金某通过一次家庭聚会造成11人全部感染，之后又传播到所居住的楼道单元住户及其他社会接触人员。
除了上述案例，在北京，也出现连续两名儿童因同一家“小饭桌”确诊。
观察已经出现的超级传播链不难发现，“超级传播者”往往都是在短时间内有密集的社交活动，接触人群广泛。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已经发出提示：超级传播往往发生在聚会、宴席，或者其他一些社交场合。他强调，要采取更多措施，给公众更多建议，减少聚会，减小聚会规模。
风险3：基层诊所麻痹大意
本轮疫情中，一些基层医疗机构的麻痹大意也导致第一“哨点”的作用没有完全发挥。
例如，在河北的疫情中，就有确诊病例在确诊前多日就已经发热，并且多次在当地小果庄村某诊所就诊，但并未在第一时间进行核酸检测。此外，还有一名在小果庄村开办诊所的66岁男性也确诊感染。
在北京，还出现了确诊病例到“黑诊所”输液的问题。
这名顺义区的确诊病例自1月2日起便出现咽干、咽疼、头疼症状，并连续三天到“黑诊所”输液治疗。为该病例输液的人员竟然是在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的情况下，从事非法诊疗活动。在接诊咳嗽、发热等患者时，擅自诊断开药，且不按要求报告发热就诊患者情况。
针对基层医疗机构出现的防控漏洞，多地已相继作出部署。河北提出，禁止村卫生室和基层的个体诊所接诊发热患者。黑龙江要求基层医疗机构要落实首诊负责制，对发热、咳嗽等疑似病例必须2小时内向乡镇卫生院报告。
风险4：网约车司机频“中招”
在近期发现的确诊病例中，还出现了一个“敏感”职业——网约车司机。
从2020年12月底至今，北京已经出现多个网约车司机确诊病例。在河北石家庄，也出现过确诊者曾开多日出租车。
活动范围广泛、密切接触者众多……网约车司机一旦感染，将成为一大风险隐患。
例如，北京1月9日确诊的一网约车司机的密接者就超过了350人，其中涉及的乘客上百人。
近期，北京已对相关网约车平台进行了检查，并查处多起网约车平台涉疫违法行为，有平台的罚款数额超过百万。
多个网约车平台近期也明确，将采取多项措施加大疫情防控力度，包括组织旗下网约车司机接种新冠疫苗等。
1月13日起，北京部分网约车平台旗下司机已陆续在北京市内的疫苗接种点接种新冠肺炎疫苗。预约接种的司机数量超过10万人。
风险5：列车车厢也是“高危”环境
有研究表明，新型冠状病毒在密闭空调车厢内传播距离最远达4.5米，病毒至少在30分钟内可漂浮在空气中并导致感染发病。
本轮疫情中也恰恰出现了在同车厢发现多名新冠感染者的现象。
吉林省近期通报的5例无症状感染者均在1月5日乘坐过黑龙江佳木斯至北京的K350次列车，且座位均位于11车，分别是11车27号、28号、19号、20号和13号。
中国疾控中心副研究员张宇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新冠病毒本身的毒力和致病力是一定的，但是在不同的环境下，传播能力是不一样的，在室外通风的条件下，传染性可能会降低，但是在密闭的条件下，比如车厢里、机舱内，会由于空气流通受阻、人员密度大，造成感染的风险就增加。
据媒体统计，自2021年1月份以来，至少有10余例感染者曾乘坐火车或高铁出行。
春运将至，面对一年中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如何将疫情传播风险降至最低，考验着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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