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宁割舌犬事件
对公安部门《警情通报》的法律意见书
一，通报内容与事实明显不符。
1，通报称“经警方向群众走访调查，该狗系无主狗，被指多次在该区域追赶攻击路人。”
事发时，该犬只被用铁链拴在桌子下面，铁链很短，狗只能容身桌下。从铁链拴着及固定在店外桌子下面，不难判断，该犬只是有人管理的。即使此前是流浪狗，此时已经有人妥善管理控制，警方认定为无主狗，与视频呈现事实不符。
该犬只无论是否攻击路人，均应妥善管理，但相关调查应尽可能还原事实，即使对无法开口为自己辩解的动物也应以查明事实为依据，不应凭肇事方一面之辞，为自己开脱责任而栽赃动物，狗追赶攻击人也需要有证据证明，是自认为被追赶被攻击，还是人身安全确实遭到危及，应调查当事人，及现场目击群众落实。即使无确切证据，田的妻子认为该犬只存在将日后威胁到自己儿子安全，在非紧急情况下，完全可报警依法解决。法律途径不用，采用过激手段解决，严重损害社会治安管理秩序。
《嘉兴市养犬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三款：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负责犬只收容、处置和重点管理区内的流浪犬捕捉、狂犬捕杀以及相关行政处罚工作。
据此，有不符合条例的养犬行为 ，由执法部门予以责令改正或者做出相应处罚，即使对流浪犬，也不是捕杀，而是捕捉，且捕捉权依法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实施 ，而不是公民任意为之。田某建及其妻子自始至终没有报警，没有通过合法手段解决，反而用故意损毁他人财物的方式，在凌晨用暴力血腥手段持利刃在共同场合血腥解决，已经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
2，通报称：“田某建与谢某明在一超市门外，发现此前曾追赶攻击田某建儿子的无主狗，遂持械将该狗打死。”
视频显示，田及妻子与谢持械砍狗过程将狗割舌，因狗惨叫声太大持续时间太久，惊扰附近居民，遭到大声制止，田某建等人持械叫嚣威胁：“你不服，不服我再砍两刀，有本事你下来！”，后有一对情侣到现场阻止并报警。
如田某等路过偶然发现这只狗，如何会多人持械在现场，持的哪几样器械，器械从何而来，是预先准备还是随手拿来，这些器械平时是做什么用途，这些准备充分的事实显然与偶发路过的信息不符。
警方到场后，理应先联系栓狗处的可能狗主或管理人，根据网络视频，出警人员有不当表述，在草地上杀，不要在人家门前，影响人家生意之类的言语。
本应及时制止的违法暴力行为，却依然继续，田某等第二次砍死犬只并带离现场。
在此请注意，对田某建等均手持利刃的数名男子而言，想杀死一只狗，不需要太多时间，不需有太多惊扰居民的行为，更不需要先割舌，再杀死，前后两次持续约一个小时之久。
对此，应当予以重视的是田某建等人持续长时间的损害他人财物，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是否已经涉嫌违法？
二，田某建实施暴力的时间是凌晨5、6点，这个时间夜深人静，田某建等多位男子如果仅仅要杀死一只狗，完全可以数分钟解决，而这个行为却前后两次持续约一个小时。
对多名男子用利器杀死一只铁链栓牢的狗，割舌，让狗的惨叫响彻街道，惊扰居民，让平时喂养小狗的人精神受损，内心伤害，让狗的主人或者管理人因犬只惨死遭受精神打击，甚至因此被网暴。
而多名居民制止时 ，田某建等人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挑衅辱骂，行为愈加恶劣。
田某建等人已不是在杀狗，是用杀狗的方式向公众挑衅宣示，他们可为所欲为，他们不好惹。
尤其在警察出警后，田某建等人藐视法律，不但不停止，反而变本加厉用斧子砍死犬只后带走。
带走是为了吃狗肉还是掩盖违法现场，该重要事实通报仍未给予解释，该行为涉嫌构成盗窃，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三，结合田某建的犯罪前科，2015年其在吃夜宵时，一言不合，田某建率先拳打被害人，后持啤酒瓶砸，脚踢被害人头部。
田某建之所以偏爱选择用极端手段解决，应与其打架斗殴一贯作风有关，纠集多人采用割舌 ，砍死狗的手法，对制止居民手持器械辱骂挑衅，出警后依然肆无忌惮的砍狗并偷走，持续一小时暴力极端手段，来显示自己兄弟多，手段狠，报警也奈何不了，俨然形成恶势力称霸一方。
田某建等人目无法律，发泄情绪，逞强耍横，公共场合长时间扰乱治安，用暴力毁坏他人财物，为吃狗肉偷走犬只尸体的多种违法行为，应受到法律严厉制裁。
四，田某建纠集的人里，也有犯罪前科，并称以前就是用刀砍人的。
由此可见田某建等人对当晚并对其人身无任何威胁的犬只割舌砍死，当晚并非是为了自身安全，而是通过血腥暴力行为显示其手段凶残强硬，警察出警也不以为然的恶势力作风。
五、流浪犬经认养后，认养人有管理犬只义务，也因此获得所有权，因此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田某建等人涉嫌构成故意损毁公私财物及盗窃他人犬只的的违法行为。
结合其在公共场合用纠集多人持械故意损毁财物的方式寻衅滋事，在多人制止并报警，仍不予停止，其主观符合寻衅滋事的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胜的主观要件 ，客观也实施了上述违法行为。
请公安机关重新调查事情经过，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做出处罚，如此恶劣行径显然不适用批评教育结案。
六、出警人员应调查参与的数人是否系酒后行为。
烧烤店老板田新建，与数名男子相聚至凌晨，如酒后施暴，恐吓他人，依然要承担法律责任，依法追究其酒后寻衅滋事的法律责任。
对其中有前科的行为人，应严查是否在缓刑期等监外执行措施期间，对暴力行为应零容忍。
在此 ，请海宁市公安机关依法重新对此案进行调查，对此前接受询问者存在虚假陈述造成通告失实的应批评教育。查明事实真相，依法做出处罚，公正公开，是给受害者及热切关注公众的最好回复。
对公安部门《警情通报》的法律意见书
一，通报内容与事实明显不符。
1，通报称“经警方向群众走访调查，该狗系无主狗，被指多次在该区域追赶攻击路人。”
事发时，该犬只被用铁链拴在桌子下面，铁链很短，狗只能容身桌下。从铁链拴着及固定在店外桌子下面，不难判断，该犬只是有人管理的。即使此前是流浪狗，此时已经有人妥善管理控制，警方认定为无主狗，与视频呈现事实不符。
该犬只无论是否攻击路人，均应妥善管理，但相关调查应尽可能还原事实，即使对无法开口为自己辩解的动物也应以查明事实为依据，不应凭肇事方一面之辞，为自己开脱责任而栽赃动物，狗追赶攻击人也需要有证据证明，是自认为被追赶被攻击，还是人身安全确实遭到危及，应调查当事人，及现场目击群众落实。即使无确切证据，田的妻子认为该犬只存在将日后威胁到自己儿子安全，在非紧急情况下，完全可报警依法解决。法律途径不用，采用过激手段解决，严重损害社会治安管理秩序。
《嘉兴市养犬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三款：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负责犬只收容、处置和重点管理区内的流浪犬捕捉、狂犬捕杀以及相关行政处罚工作。
据此，有不符合条例的养犬行为 ，由执法部门予以责令改正或者做出相应处罚，即使对流浪犬，也不是捕杀，而是捕捉，且捕捉权依法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实施 ，而不是公民任意为之。田某建及其妻子自始至终没有报警，没有通过合法手段解决，反而用故意损毁他人财物的方式，在凌晨用暴力血腥手段持利刃在共同场合血腥解决，已经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
2，通报称：“田某建与谢某明在一超市门外，发现此前曾追赶攻击田某建儿子的无主狗，遂持械将该狗打死。”
视频显示，田及妻子与谢持械砍狗过程将狗割舌，因狗惨叫声太大持续时间太久，惊扰附近居民，遭到大声制止，田某建等人持械叫嚣威胁：“你不服，不服我再砍两刀，有本事你下来！”，后有一对情侣到现场阻止并报警。
如田某等路过偶然发现这只狗，如何会多人持械在现场，持的哪几样器械，器械从何而来，是预先准备还是随手拿来，这些器械平时是做什么用途，这些准备充分的事实显然与偶发路过的信息不符。
警方到场后，理应先联系栓狗处的可能狗主或管理人，根据网络视频，出警人员有不当表述，在草地上杀，不要在人家门前，影响人家生意之类的言语。
本应及时制止的违法暴力行为，却依然继续，田某等第二次砍死犬只并带离现场。
在此请注意，对田某建等均手持利刃的数名男子而言，想杀死一只狗，不需要太多时间，不需有太多惊扰居民的行为，更不需要先割舌，再杀死，前后两次持续约一个小时之久。
对此，应当予以重视的是田某建等人持续长时间的损害他人财物，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是否已经涉嫌违法？
二，田某建实施暴力的时间是凌晨5、6点，这个时间夜深人静，田某建等多位男子如果仅仅要杀死一只狗，完全可以数分钟解决，而这个行为却前后两次持续约一个小时。
对多名男子用利器杀死一只铁链栓牢的狗，割舌，让狗的惨叫响彻街道，惊扰居民，让平时喂养小狗的人精神受损，内心伤害，让狗的主人或者管理人因犬只惨死遭受精神打击，甚至因此被网暴。
而多名居民制止时 ，田某建等人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挑衅辱骂，行为愈加恶劣。
田某建等人已不是在杀狗，是用杀狗的方式向公众挑衅宣示，他们可为所欲为，他们不好惹。
尤其在警察出警后，田某建等人藐视法律，不但不停止，反而变本加厉用斧子砍死犬只后带走。
带走是为了吃狗肉还是掩盖违法现场，该重要事实通报仍未给予解释，该行为涉嫌构成盗窃，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三，结合田某建的犯罪前科，2015年其在吃夜宵时，一言不合，田某建率先拳打被害人，后持啤酒瓶砸，脚踢被害人头部。
田某建之所以偏爱选择用极端手段解决，应与其打架斗殴一贯作风有关，纠集多人采用割舌 ，砍死狗的手法，对制止居民手持器械辱骂挑衅，出警后依然肆无忌惮的砍狗并偷走，持续一小时暴力极端手段，来显示自己兄弟多，手段狠，报警也奈何不了，俨然形成恶势力称霸一方。
田某建等人目无法律，发泄情绪，逞强耍横，公共场合长时间扰乱治安，用暴力毁坏他人财物，为吃狗肉偷走犬只尸体的多种违法行为，应受到法律严厉制裁。
四，田某建纠集的人里，也有犯罪前科，并称以前就是用刀砍人的。
由此可见田某建等人对当晚并对其人身无任何威胁的犬只割舌砍死，当晚并非是为了自身安全，而是通过血腥暴力行为显示其手段凶残强硬，警察出警也不以为然的恶势力作风。
五、流浪犬经认养后，认养人有管理犬只义务，也因此获得所有权，因此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田某建等人涉嫌构成故意损毁公私财物及盗窃他人犬只的的违法行为。
结合其在公共场合用纠集多人持械故意损毁财物的方式寻衅滋事，在多人制止并报警，仍不予停止，其主观符合寻衅滋事的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胜的主观要件 ，客观也实施了上述违法行为。
请公安机关重新调查事情经过，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做出处罚，如此恶劣行径显然不适用批评教育结案。
六、出警人员应调查参与的数人是否系酒后行为。
烧烤店老板田新建，与数名男子相聚至凌晨，如酒后施暴，恐吓他人，依然要承担法律责任，依法追究其酒后寻衅滋事的法律责任。
对其中有前科的行为人，应严查是否在缓刑期等监外执行措施期间，对暴力行为应零容忍。
在此 ，请海宁市公安机关依法重新对此案进行调查，对此前接受询问者存在虚假陈述造成通告失实的应批评教育。查明事实真相，依法做出处罚，公正公开，是给受害者及热切关注公众的最好回复。
【我为何要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并非没有先行的探索者，已故学者、我的恩师刘绪源先生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略》就是一部可读性极强、充满真知灼见的著作。笔者受教十年，获益良多。这部堪称突出的一家之言的中国儿童文学史，对文本的精辟解读是其最大长处，但儿童文学史实则不够丰富，从中难以见出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基本经脉，且这部著作并未写完。受恩师刘绪源先生的启发，我不揣浅陋，斗胆“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这算是近缘。
其实，为何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要说如何重写，先说重写的立场在哪里，这将直接决定了重写话语的姿态。我是站在个人立场，站在儿童文学本身的层面来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我长期从事梅光迪与学衡派的研究，他们信奉的新人文主义学说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让我明白对历史的言说，完全可以采用个人化的立场，这种方式可能更可以揭示历史的真相，而在未来产生影响。例如，梅光迪在他的中国第一部《文学概论》中宣称文学是“非进化”的观念，就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关于梅光迪与胡适之间的“胡梅之争”，在不同的史家那里也有不同的描述。个人化的真实表达，无论偏颇与否，都显得弥足珍贵。“不以成败论英雄”，历史研究没有势利眼，站在个人立场言说历史，是我一直主张的，它们也诱发了我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冲动。二十年来，我长期研究废名、梅光迪、喻血轮、许君远、朱英诞等人，他们原本在现代文学史上若隐若现，最后终被拭去历史的尘埃，大放异彩。这些应该都属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重写现代文学史”工作的一部分。这些努力，算是为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提前做了一番学术训练，这个经历也让我深深明白史料挖掘的重要性。
采用史料来言说历史，这只是一种呈现方式，不能称作历史观。史料本身就是证据，由它来叙述真相，比用自己的话来论述更有力。这是我治文学史的一点儿心得。当我于2008年进入儿童文学出版领域后，我秉持打造“人文童书”的出版理念，有意将儿童文学出版工作与文学史的重写相互结合起来。以《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怀旧系列》为例，我在编后记中写道：“……深入突出两点：一是以儿童文学作品为主，二是深入挖掘现有中国儿童文学史没有提及或提到不多，但比较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品。所以这套‘大家小书’，颇有一些《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参考资料丛书》的味道。”这套书体现了我在钩沉辑佚和版本选择方面的努力。其中，我下力最大的是推出了丰子恺、林海音、老舍、凌叔华、谢六逸、废名、郑振铎、吕伯攸、俞平伯、黎锦晖、苏苏、范泉、一叶（叶刚）等作家。他们现在大都也成了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着重需要展现的作家。
在注重儿童文学史料的挖掘之外，我还尤其注重儿童观、儿童文学观、儿童文学教育观的一以贯之。换言之，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不只是挖掘作家作品，还原历史原貌，还要赋予文学史以无形的精神风骨。在十多年编选、出版儿童文学作品的生涯中，我的儿童文学观也更加成熟，并经历了从坚持儿童本位论，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泛儿童文学论”的发展过程。在“编学相长”的过程中，无论是对儿童文学史上作品的挖掘，还是对儿童文学理论文献的整理，都进行了比较充分、系统的爬梳，让我对中国儿童文学形成了一个整体观。儿童本位论让我拥有了重要的文本评价标准，泛儿童文学论则让我能够包容和理解更多作家作品。这两种略有差异的儿童文学观，后者以前者为基础、依托，共同形成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审美的与历史的原则相结合，二者不可偏废。既要突出文本的审美价值，又要兼顾和尊重客观历史，才能写成一部立得住、信得过、经得起考验的文学史著作。
儿童本位论的命运，是中国儿童文学命运的一面镜子，也是评判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无数事实证明，坚持和弘扬儿童本位论的时代，儿童文学就容易出现佳作。而批判、背弃儿童本位论的时代，儿童文学就佳作寥寥。疏离、背弃儿童本位论，就不容易产生健康的儿童文学思潮，更不利于建立多样化的儿童文学范式，儿童文学就有可能“歉收”。可以说，儿童本位论是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大核心思想。
此外，我还从将中国儿童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相结合的角度，进行打通式探索，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儿童文学有自己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但它毕竟是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一部分，适当结合起来，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背景和视野下，观照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应当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现代文学何以是“现代文学”和“新文学”，这不仅仅因为它是“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革命的文学”，更因为它出现了“儿童的文学”，这是古代所没有的新的文学。儿童文学的诞生，丰富和深化了“新文学”的深刻内涵。
在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时，我还紧紧抓住儿童文学的内在矛盾：儿童性与文学性的矛盾。可以说，对这一矛盾的观察，贯穿在整个重写脉络中。比如，茅盾、郑振铎为何没有走上艺术的儿童文学创作之路？又如，沈从文、巴金、老舍三大文豪为何在儿童文学门槛前败下阵来，而不得入其门？
这些只是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些粗浅感受和想法，所做的也只是初步的探索和尝试，肯定有很多不足和有待完善之处，希望更多关心中国儿童文学史的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梅杰 系儿童文学研究者）
其实，为何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要说如何重写，先说重写的立场在哪里，这将直接决定了重写话语的姿态。我是站在个人立场，站在儿童文学本身的层面来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我长期从事梅光迪与学衡派的研究，他们信奉的新人文主义学说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让我明白对历史的言说，完全可以采用个人化的立场，这种方式可能更可以揭示历史的真相，而在未来产生影响。例如，梅光迪在他的中国第一部《文学概论》中宣称文学是“非进化”的观念，就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关于梅光迪与胡适之间的“胡梅之争”，在不同的史家那里也有不同的描述。个人化的真实表达，无论偏颇与否，都显得弥足珍贵。“不以成败论英雄”，历史研究没有势利眼，站在个人立场言说历史，是我一直主张的，它们也诱发了我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冲动。二十年来，我长期研究废名、梅光迪、喻血轮、许君远、朱英诞等人，他们原本在现代文学史上若隐若现，最后终被拭去历史的尘埃，大放异彩。这些应该都属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重写现代文学史”工作的一部分。这些努力，算是为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提前做了一番学术训练，这个经历也让我深深明白史料挖掘的重要性。
采用史料来言说历史，这只是一种呈现方式，不能称作历史观。史料本身就是证据，由它来叙述真相，比用自己的话来论述更有力。这是我治文学史的一点儿心得。当我于2008年进入儿童文学出版领域后，我秉持打造“人文童书”的出版理念，有意将儿童文学出版工作与文学史的重写相互结合起来。以《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怀旧系列》为例，我在编后记中写道：“……深入突出两点：一是以儿童文学作品为主，二是深入挖掘现有中国儿童文学史没有提及或提到不多，但比较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品。所以这套‘大家小书’，颇有一些《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参考资料丛书》的味道。”这套书体现了我在钩沉辑佚和版本选择方面的努力。其中，我下力最大的是推出了丰子恺、林海音、老舍、凌叔华、谢六逸、废名、郑振铎、吕伯攸、俞平伯、黎锦晖、苏苏、范泉、一叶（叶刚）等作家。他们现在大都也成了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着重需要展现的作家。
在注重儿童文学史料的挖掘之外，我还尤其注重儿童观、儿童文学观、儿童文学教育观的一以贯之。换言之，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不只是挖掘作家作品，还原历史原貌，还要赋予文学史以无形的精神风骨。在十多年编选、出版儿童文学作品的生涯中，我的儿童文学观也更加成熟，并经历了从坚持儿童本位论，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泛儿童文学论”的发展过程。在“编学相长”的过程中，无论是对儿童文学史上作品的挖掘，还是对儿童文学理论文献的整理，都进行了比较充分、系统的爬梳，让我对中国儿童文学形成了一个整体观。儿童本位论让我拥有了重要的文本评价标准，泛儿童文学论则让我能够包容和理解更多作家作品。这两种略有差异的儿童文学观，后者以前者为基础、依托，共同形成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审美的与历史的原则相结合，二者不可偏废。既要突出文本的审美价值，又要兼顾和尊重客观历史，才能写成一部立得住、信得过、经得起考验的文学史著作。
儿童本位论的命运，是中国儿童文学命运的一面镜子，也是评判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无数事实证明，坚持和弘扬儿童本位论的时代，儿童文学就容易出现佳作。而批判、背弃儿童本位论的时代，儿童文学就佳作寥寥。疏离、背弃儿童本位论，就不容易产生健康的儿童文学思潮，更不利于建立多样化的儿童文学范式，儿童文学就有可能“歉收”。可以说，儿童本位论是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大核心思想。
此外，我还从将中国儿童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相结合的角度，进行打通式探索，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儿童文学有自己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但它毕竟是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一部分，适当结合起来，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背景和视野下，观照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应当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现代文学何以是“现代文学”和“新文学”，这不仅仅因为它是“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革命的文学”，更因为它出现了“儿童的文学”，这是古代所没有的新的文学。儿童文学的诞生，丰富和深化了“新文学”的深刻内涵。
在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时，我还紧紧抓住儿童文学的内在矛盾：儿童性与文学性的矛盾。可以说，对这一矛盾的观察，贯穿在整个重写脉络中。比如，茅盾、郑振铎为何没有走上艺术的儿童文学创作之路？又如，沈从文、巴金、老舍三大文豪为何在儿童文学门槛前败下阵来，而不得入其门？
这些只是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些粗浅感受和想法，所做的也只是初步的探索和尝试，肯定有很多不足和有待完善之处，希望更多关心中国儿童文学史的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梅杰 系儿童文学研究者）
【我为何要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并非没有先行的探索者，已故学者、我的恩师刘绪源先生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略》就是一部可读性极强、充满真知灼见的著作。笔者受教十年，获益良多。这部堪称突出的一家之言的中国儿童文学史，对文本的精辟解读是其最大长处，但儿童文学史实则不够丰富，从中难以见出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基本经脉，且这部著作并未写完。受恩师刘绪源先生的启发，我不揣浅陋，斗胆“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这算是近缘。
其实，为何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要说如何重写，先说重写的立场在哪里，这将直接决定了重写话语的姿态。我是站在个人立场，站在儿童文学本身的层面来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我长期从事梅光迪与学衡派的研究，他们信奉的新人文主义学说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让我明白对历史的言说，完全可以采用个人化的立场，这种方式可能更可以揭示历史的真相，而在未来产生影响。例如，梅光迪在他的中国第一部《文学概论》中宣称文学是“非进化”的观念，就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关于梅光迪与胡适之间的“胡梅之争”，在不同的史家那里也有不同的描述。个人化的真实表达，无论偏颇与否，都显得弥足珍贵。“不以成败论英雄”，历史研究没有势利眼，站在个人立场言说历史，是我一直主张的，它们也诱发了我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冲动。二十年来，我长期研究废名、梅光迪、喻血轮、许君远、朱英诞等人，他们原本在现代文学史上若隐若现，最后终被拭去历史的尘埃，大放异彩。这些应该都属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重写现代文学史”工作的一部分。这些努力，算是为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提前做了一番学术训练，这个经历也让我深深明白史料挖掘的重要性。
采用史料来言说历史，这只是一种呈现方式，不能称作历史观。史料本身就是证据，由它来叙述真相，比用自己的话来论述更有力。这是我治文学史的一点儿心得。当我于2008年进入儿童文学出版领域后，我秉持打造“人文童书”的出版理念，有意将儿童文学出版工作与文学史的重写相互结合起来。以《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怀旧系列》为例，我在编后记中写道：“……深入突出两点：一是以儿童文学作品为主，二是深入挖掘现有中国儿童文学史没有提及或提到不多，但比较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品。所以这套‘大家小书’，颇有一些《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参考资料丛书》的味道。”这套书体现了我在钩沉辑佚和版本选择方面的努力。其中，我下力最大的是推出了丰子恺、林海音、老舍、凌叔华、谢六逸、废名、郑振铎、吕伯攸、俞平伯、黎锦晖、苏苏、范泉、一叶（叶刚）等作家。他们现在大都也成了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着重需要展现的作家。
在注重儿童文学史料的挖掘之外，我还尤其注重儿童观、儿童文学观、儿童文学教育观的一以贯之。换言之，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不只是挖掘作家作品，还原历史原貌，还要赋予文学史以无形的精神风骨。在十多年编选、出版儿童文学作品的生涯中，我的儿童文学观也更加成熟，并经历了从坚持儿童本位论，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泛儿童文学论”的发展过程。在“编学相长”的过程中，无论是对儿童文学史上作品的挖掘，还是对儿童文学理论文献的整理，都进行了比较充分、系统的爬梳，让我对中国儿童文学形成了一个整体观。儿童本位论让我拥有了重要的文本评价标准，泛儿童文学论则让我能够包容和理解更多作家作品。这两种略有差异的儿童文学观，后者以前者为基础、依托，共同形成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审美的与历史的原则相结合，二者不可偏废。既要突出文本的审美价值，又要兼顾和尊重客观历史，才能写成一部立得住、信得过、经得起考验的文学史著作。
儿童本位论的命运，是中国儿童文学命运的一面镜子，也是评判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无数事实证明，坚持和弘扬儿童本位论的时代，儿童文学就容易出现佳作。而批判、背弃儿童本位论的时代，儿童文学就佳作寥寥。疏离、背弃儿童本位论，就不容易产生健康的儿童文学思潮，更不利于建立多样化的儿童文学范式，儿童文学就有可能“歉收”。可以说，儿童本位论是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大核心思想。
此外，我还从将中国儿童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相结合的角度，进行打通式探索，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儿童文学有自己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但它毕竟是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一部分，适当结合起来，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背景和视野下，观照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应当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现代文学何以是“现代文学”和“新文学”，这不仅仅因为它是“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革命的文学”，更因为它出现了“儿童的文学”，这是古代所没有的新的文学。儿童文学的诞生，丰富和深化了“新文学”的深刻内涵。
在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时，我还紧紧抓住儿童文学的内在矛盾：儿童性与文学性的矛盾。可以说，对这一矛盾的观察，贯穿在整个重写脉络中。比如，茅盾、郑振铎为何没有走上艺术的儿童文学创作之路？又如，沈从文、巴金、老舍三大文豪为何在儿童文学门槛前败下阵来，而不得入其门？
这些只是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些粗浅感受和想法，所做的也只是初步的探索和尝试，肯定有很多不足和有待完善之处，希望更多关心中国儿童文学史的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系儿童文学研究者）
作者：梅杰
《中国教育报》2022年09月14日第9版 版名：读书周刊
其实，为何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要说如何重写，先说重写的立场在哪里，这将直接决定了重写话语的姿态。我是站在个人立场，站在儿童文学本身的层面来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我长期从事梅光迪与学衡派的研究，他们信奉的新人文主义学说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让我明白对历史的言说，完全可以采用个人化的立场，这种方式可能更可以揭示历史的真相，而在未来产生影响。例如，梅光迪在他的中国第一部《文学概论》中宣称文学是“非进化”的观念，就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关于梅光迪与胡适之间的“胡梅之争”，在不同的史家那里也有不同的描述。个人化的真实表达，无论偏颇与否，都显得弥足珍贵。“不以成败论英雄”，历史研究没有势利眼，站在个人立场言说历史，是我一直主张的，它们也诱发了我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冲动。二十年来，我长期研究废名、梅光迪、喻血轮、许君远、朱英诞等人，他们原本在现代文学史上若隐若现，最后终被拭去历史的尘埃，大放异彩。这些应该都属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重写现代文学史”工作的一部分。这些努力，算是为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提前做了一番学术训练，这个经历也让我深深明白史料挖掘的重要性。
采用史料来言说历史，这只是一种呈现方式，不能称作历史观。史料本身就是证据，由它来叙述真相，比用自己的话来论述更有力。这是我治文学史的一点儿心得。当我于2008年进入儿童文学出版领域后，我秉持打造“人文童书”的出版理念，有意将儿童文学出版工作与文学史的重写相互结合起来。以《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怀旧系列》为例，我在编后记中写道：“……深入突出两点：一是以儿童文学作品为主，二是深入挖掘现有中国儿童文学史没有提及或提到不多，但比较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品。所以这套‘大家小书’，颇有一些《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参考资料丛书》的味道。”这套书体现了我在钩沉辑佚和版本选择方面的努力。其中，我下力最大的是推出了丰子恺、林海音、老舍、凌叔华、谢六逸、废名、郑振铎、吕伯攸、俞平伯、黎锦晖、苏苏、范泉、一叶（叶刚）等作家。他们现在大都也成了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着重需要展现的作家。
在注重儿童文学史料的挖掘之外，我还尤其注重儿童观、儿童文学观、儿童文学教育观的一以贯之。换言之，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不只是挖掘作家作品，还原历史原貌，还要赋予文学史以无形的精神风骨。在十多年编选、出版儿童文学作品的生涯中，我的儿童文学观也更加成熟，并经历了从坚持儿童本位论，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泛儿童文学论”的发展过程。在“编学相长”的过程中，无论是对儿童文学史上作品的挖掘，还是对儿童文学理论文献的整理，都进行了比较充分、系统的爬梳，让我对中国儿童文学形成了一个整体观。儿童本位论让我拥有了重要的文本评价标准，泛儿童文学论则让我能够包容和理解更多作家作品。这两种略有差异的儿童文学观，后者以前者为基础、依托，共同形成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审美的与历史的原则相结合，二者不可偏废。既要突出文本的审美价值，又要兼顾和尊重客观历史，才能写成一部立得住、信得过、经得起考验的文学史著作。
儿童本位论的命运，是中国儿童文学命运的一面镜子，也是评判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无数事实证明，坚持和弘扬儿童本位论的时代，儿童文学就容易出现佳作。而批判、背弃儿童本位论的时代，儿童文学就佳作寥寥。疏离、背弃儿童本位论，就不容易产生健康的儿童文学思潮，更不利于建立多样化的儿童文学范式，儿童文学就有可能“歉收”。可以说，儿童本位论是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大核心思想。
此外，我还从将中国儿童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相结合的角度，进行打通式探索，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儿童文学有自己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但它毕竟是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一部分，适当结合起来，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背景和视野下，观照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应当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现代文学何以是“现代文学”和“新文学”，这不仅仅因为它是“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革命的文学”，更因为它出现了“儿童的文学”，这是古代所没有的新的文学。儿童文学的诞生，丰富和深化了“新文学”的深刻内涵。
在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时，我还紧紧抓住儿童文学的内在矛盾：儿童性与文学性的矛盾。可以说，对这一矛盾的观察，贯穿在整个重写脉络中。比如，茅盾、郑振铎为何没有走上艺术的儿童文学创作之路？又如，沈从文、巴金、老舍三大文豪为何在儿童文学门槛前败下阵来，而不得入其门？
这些只是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些粗浅感受和想法，所做的也只是初步的探索和尝试，肯定有很多不足和有待完善之处，希望更多关心中国儿童文学史的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系儿童文学研究者）
作者：梅杰
《中国教育报》2022年09月14日第9版 版名：读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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