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又气又难受，我都不知道我做了什么
我在她女儿被所有人排挤时，选择站在她女儿这边，不惜导致别人讨厌我。就算我真的做错了，她也应该跟我讲清楚，而不是开口就说让我别烦她女儿了，说她女儿关我什么事？我在她女儿最难过的时候陪着她，安慰她，鼓励她，让她不要放弃。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我这次在跟她打电话是因为我想知道她女儿最近还好吗？即使打不通电话，我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打过去，就为了关心一下她，明明十几天前她女儿还给我聊天了，这十几天我没有联系她们，然后再联系时她妈妈就开始态度很不好，我明明什么都没做，她让我感觉很迷惑，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树洞##迷惑行为大赏##吐槽##朋友# 她让我陷入了自我怀疑，我又做错了什么？
我在她女儿被所有人排挤时，选择站在她女儿这边，不惜导致别人讨厌我。就算我真的做错了，她也应该跟我讲清楚，而不是开口就说让我别烦她女儿了，说她女儿关我什么事？我在她女儿最难过的时候陪着她，安慰她，鼓励她，让她不要放弃。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我这次在跟她打电话是因为我想知道她女儿最近还好吗？即使打不通电话，我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打过去，就为了关心一下她，明明十几天前她女儿还给我聊天了，这十几天我没有联系她们，然后再联系时她妈妈就开始态度很不好，我明明什么都没做，她让我感觉很迷惑，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树洞##迷惑行为大赏##吐槽##朋友# 她让我陷入了自我怀疑，我又做错了什么？
#故纸寻迹#【天降“昆明湖”！从排走变留住，#北京如何留住了水资源#？】7月以来，京城急雨频至，人们常常听着雨声入睡，又听着雨声醒来。眼下已进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三季少雨，一夏水”的降雨特点，使得北京汛期降水量的多寡决定了全年降水量的丰枯。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拜登对华关税政策雷声大雨点小# ，专家：纯属象征性，他想在国内找平衡】#专家称拜登对华关税政策纯属象征性# 当地时间7月8日，美国总统拜登与顾问再次举行会议讨论对华关税问题。据路透社报道，拜登当天回应称，他尚未就是否削减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部分关税做出决定，称政府正在“一项一项”地审查关税政策。
美媒披露的这个方案无疑依旧是一个无法令各方满意的“折中”方案。微乎其微的关税调降，对缓解美国国内高企的通胀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也无法解决中美贸易的主要问题。
美媒透露的最新关税政策反映了拜登政府怎样的政治考量？后续关税政策可能将如何发展？又将如何影响中期选举及中美贸易？
观察者网特邀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进行深度解读。
1、观察者网：据美媒透露，拜登政府计划在取消1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的同时，加大对半导体等关键领域的关税审查。美媒称，这一方案是拜登政府内部矛盾的结果。您如何看待这一“折中”方案？反映了拜登政府怎样的政治考量？
霍建国：此消息仍有待于美官方确认。但就目前报道的规模而言，显然这一动作纯属是象征性，不仅同商界的期待差距较大，而且对缓解美国的高通胀也是微不足道的。
拜登作为一个圆滑的政客，总希望在矛盾中以寻求一种平衡。
今日之美国，两党和国会参众两院在反华问题上已形成高度一致，拜登又面临着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大家把免除对华关税视同是对华让利，相当于是对华妥协，所以拜登在做出对华免除部分关税决定的同时，一定要在反华问题上有所动作，所以才会表示将对中国的部分产品发起新的301不公平竞争调查，不排除加征惩罚性关税的可能。
此外，拜登上台后不仅计划扩大对中国出口管制，还称将动员其盟友联合对华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这至少反映了拜登本人对华的强硬态度，其目的就是为了迎合美国的政治舆论，更多是为了选票考虑，至于其想法和意图能否实现，似乎与他关系并不大。
2、在美国大幅通胀的背景下，美财长耶伦6月承认，对华关税“没有战略意义”。为何通胀如此严重，但拜登政府依旧只减免100亿美元商品关税？
霍建国：很显然在对华关税的免除问题上，在美国政府内是存在严重分歧的。
首先，美财长耶伦曾在多个场合表示，大幅度取消特朗普时期加征的301关税有利于缓解美国国内的高通胀压力，但美贸易谈判代表戴琪则坚持保留高关税，称其压力有利于增加美对华谈判的筹码，所以坚持不动或少动。
但是，按照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12章及有关附件的说明规定，有关301项下加征的关税在4年期满时，应提前60天征求企业的意见，并根据企业提出的要求进行评估和重新审定后，决定取消或延期。
所以如果按2018年7月6日，特朗普首次针对中国输美的34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算起的话，7月7日应是法律规定的截止日期。为此可以看出美国针对这一问题是有法律约束的。但美国又不可能主动取消这些已加征的不合理关税，其结果只能是象征性取消一部分，既满足了国内法律的程序要求，又迁就了国内打压通胀的呼声。
3、如果拜登政府取消100亿美元对华关税，将对中期选举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会因取消关税而遭选民背弃？
霍建国：从目前的情况分析，拜登采取的对华政策是雷声大、雨点小，动作多、效果少，平台多、见效少。
总的来看，拜登基本沿袭了特朗普时期的反华政策，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拜登执政近两年来，可以说是政绩平平，国内经济处于最糟糕的时刻，通胀高企，股市震荡，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对外政策方面似乎有所表现，但在制裁俄罗斯和围堵中国方面均未取得明显效果，而且由于两线作战，已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美国的中期选举历来更注重国内经济表现，更注重百姓的生活质量，从这一点看，影响拜登中期选举的最大因素仍是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美联储虽可以加大力度打压通胀，但时间窗口已经错过，使劲过猛，极有可能在中期选举前通胀下不来，反而触发经济衰退，初步判断拜登中期选举大事不妙。
4、考虑取消部分对华关税后，拜登政府收到了400多条反对意见，其中包括24个工会。美国工会为何反对关税？除了工会以外，取消关税的阻力来自于哪些利益团体？
霍建国：取消部分对华关税，美国国内工会组织以及劳联和有关的产业联盟肯定会出面反对，因为当时特朗普加征关税也是打着保护他们权益的口号进行的，所以他们一直以为高关税是在保护就业，保护劳动者的利益。这恰恰是贸易保护主义存在的社会基础，这也是长期以来自由贸易理论同贸易保护主义争论的焦点。
一般情况下，当一国产业竞争力较弱的时候，是主张实行高关税政策的，当一国产业竞争力较强的时候，往往会主张扩大市场开放，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由于当前国际分工的细化，多数产业都是高度国际化配置。
（因为）企业是以资源的优化配置为主的，例如美国的太阳能生产设备80%的零部件都是海外供货，波音公司生产的飞机，一半以上的零部件是海外提供的，苹果手机的海外代工比例就更高了。
所以说一国关税的提高不仅限制了其他国家的出口，同时也部分增加了自己企业的进口成本，阻碍了企业在全球优化配置资源的可能发展路径，最终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效益和利润，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结论是任何对外的限制和制裁，其结果通常是两败俱伤。
5、拜登政府若取消100亿美元商品关税，是否能对未来的中美贸易产生积极影响？
霍建国：取消百亿美元商品关税，肯定将对相关行业起到积极作用，但对中国国内整体的生产和消费拉动作用有限。中美贸易总额2021年为7500多亿美元，其中的100亿美元堪称微不足道，对整体中美贸易影响不大。
6、此次关税政策还包括开启新的关税排除程序，让企业获得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豁免。此前已经有352种中国进口商品获得了豁免，您觉得哪些商品有望得到进一步豁免？
霍建国：关于关税豁免事项，美国已采取了多次措施，这主要是考虑到美国企业的利益，及美国国内产业结构的短板。
对于美国必须要进口的产品，美国将根据企业的诉求予以适当排除或减免，以支持美国的正常生产，提高美国企业的经济效益。这些商品主要涉及日用消费品、生活必需品，以及部分基础原材料和生产配件，例如纺织品、服装类。家电、家具、西药原料，以及太阳能和风能配件等，应该都在优先考虑之内。
7、此次若取消100亿美元关税，您如何看待美国后续关税政策发展？
霍建国：从目前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看，美国已将中国定义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全面出击阻挠限制中国的发展。正如美贸易谈判代表戴琪所说，美国不会放弃对华已加征的关税，这已成为美国对华谈判的工具和筹码，估计短期内很难全部取消。
但取消的余地还是有的，关键取决于双方的接触和谈判，同时也取决于美国经济的变化及对中国诉求的变化，总之仍需要一定的外部压力。
此外要关注美国商界的态度，需要我们继续多做美国商界和在华跨国公司的工作，由他们出面，推动美国继续改善调整征税目录，力争通过多次的删除和分阶段的减免，可以将影响控制到最小范围。同时，还要保持同美国的沟通和谈判，防止美国进一步采取新的贸易限制措施。
2020年，世界贸易组织裁定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不符合世贸规则，应无条件取消。美国经常要求别人要遵守国际规则，到处强调要尊重基于规则的竞争秩序，很显然是说给别人听的，它自己不会以身作则，反而经常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实行双标政策。
我们历来认为，对于特朗普时期对华加征的关税是对多边规则的挑战和破坏，应无条件地全部取消，这样才会有利于美国经济复苏，有利于恢复正常的中美贸易，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全面复苏繁荣，希望美国能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真对待中美关税问题。
美媒披露的这个方案无疑依旧是一个无法令各方满意的“折中”方案。微乎其微的关税调降，对缓解美国国内高企的通胀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也无法解决中美贸易的主要问题。
美媒透露的最新关税政策反映了拜登政府怎样的政治考量？后续关税政策可能将如何发展？又将如何影响中期选举及中美贸易？
观察者网特邀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进行深度解读。
1、观察者网：据美媒透露，拜登政府计划在取消1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的同时，加大对半导体等关键领域的关税审查。美媒称，这一方案是拜登政府内部矛盾的结果。您如何看待这一“折中”方案？反映了拜登政府怎样的政治考量？
霍建国：此消息仍有待于美官方确认。但就目前报道的规模而言，显然这一动作纯属是象征性，不仅同商界的期待差距较大，而且对缓解美国的高通胀也是微不足道的。
拜登作为一个圆滑的政客，总希望在矛盾中以寻求一种平衡。
今日之美国，两党和国会参众两院在反华问题上已形成高度一致，拜登又面临着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大家把免除对华关税视同是对华让利，相当于是对华妥协，所以拜登在做出对华免除部分关税决定的同时，一定要在反华问题上有所动作，所以才会表示将对中国的部分产品发起新的301不公平竞争调查，不排除加征惩罚性关税的可能。
此外，拜登上台后不仅计划扩大对中国出口管制，还称将动员其盟友联合对华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这至少反映了拜登本人对华的强硬态度，其目的就是为了迎合美国的政治舆论，更多是为了选票考虑，至于其想法和意图能否实现，似乎与他关系并不大。
2、在美国大幅通胀的背景下，美财长耶伦6月承认，对华关税“没有战略意义”。为何通胀如此严重，但拜登政府依旧只减免100亿美元商品关税？
霍建国：很显然在对华关税的免除问题上，在美国政府内是存在严重分歧的。
首先，美财长耶伦曾在多个场合表示，大幅度取消特朗普时期加征的301关税有利于缓解美国国内的高通胀压力，但美贸易谈判代表戴琪则坚持保留高关税，称其压力有利于增加美对华谈判的筹码，所以坚持不动或少动。
但是，按照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12章及有关附件的说明规定，有关301项下加征的关税在4年期满时，应提前60天征求企业的意见，并根据企业提出的要求进行评估和重新审定后，决定取消或延期。
所以如果按2018年7月6日，特朗普首次针对中国输美的34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算起的话，7月7日应是法律规定的截止日期。为此可以看出美国针对这一问题是有法律约束的。但美国又不可能主动取消这些已加征的不合理关税，其结果只能是象征性取消一部分，既满足了国内法律的程序要求，又迁就了国内打压通胀的呼声。
3、如果拜登政府取消100亿美元对华关税，将对中期选举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会因取消关税而遭选民背弃？
霍建国：从目前的情况分析，拜登采取的对华政策是雷声大、雨点小，动作多、效果少，平台多、见效少。
总的来看，拜登基本沿袭了特朗普时期的反华政策，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拜登执政近两年来，可以说是政绩平平，国内经济处于最糟糕的时刻，通胀高企，股市震荡，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对外政策方面似乎有所表现，但在制裁俄罗斯和围堵中国方面均未取得明显效果，而且由于两线作战，已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美国的中期选举历来更注重国内经济表现，更注重百姓的生活质量，从这一点看，影响拜登中期选举的最大因素仍是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美联储虽可以加大力度打压通胀，但时间窗口已经错过，使劲过猛，极有可能在中期选举前通胀下不来，反而触发经济衰退，初步判断拜登中期选举大事不妙。
4、考虑取消部分对华关税后，拜登政府收到了400多条反对意见，其中包括24个工会。美国工会为何反对关税？除了工会以外，取消关税的阻力来自于哪些利益团体？
霍建国：取消部分对华关税，美国国内工会组织以及劳联和有关的产业联盟肯定会出面反对，因为当时特朗普加征关税也是打着保护他们权益的口号进行的，所以他们一直以为高关税是在保护就业，保护劳动者的利益。这恰恰是贸易保护主义存在的社会基础，这也是长期以来自由贸易理论同贸易保护主义争论的焦点。
一般情况下，当一国产业竞争力较弱的时候，是主张实行高关税政策的，当一国产业竞争力较强的时候，往往会主张扩大市场开放，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由于当前国际分工的细化，多数产业都是高度国际化配置。
（因为）企业是以资源的优化配置为主的，例如美国的太阳能生产设备80%的零部件都是海外供货，波音公司生产的飞机，一半以上的零部件是海外提供的，苹果手机的海外代工比例就更高了。
所以说一国关税的提高不仅限制了其他国家的出口，同时也部分增加了自己企业的进口成本，阻碍了企业在全球优化配置资源的可能发展路径，最终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效益和利润，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结论是任何对外的限制和制裁，其结果通常是两败俱伤。
5、拜登政府若取消100亿美元商品关税，是否能对未来的中美贸易产生积极影响？
霍建国：取消百亿美元商品关税，肯定将对相关行业起到积极作用，但对中国国内整体的生产和消费拉动作用有限。中美贸易总额2021年为7500多亿美元，其中的100亿美元堪称微不足道，对整体中美贸易影响不大。
6、此次关税政策还包括开启新的关税排除程序，让企业获得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豁免。此前已经有352种中国进口商品获得了豁免，您觉得哪些商品有望得到进一步豁免？
霍建国：关于关税豁免事项，美国已采取了多次措施，这主要是考虑到美国企业的利益，及美国国内产业结构的短板。
对于美国必须要进口的产品，美国将根据企业的诉求予以适当排除或减免，以支持美国的正常生产，提高美国企业的经济效益。这些商品主要涉及日用消费品、生活必需品，以及部分基础原材料和生产配件，例如纺织品、服装类。家电、家具、西药原料，以及太阳能和风能配件等，应该都在优先考虑之内。
7、此次若取消100亿美元关税，您如何看待美国后续关税政策发展？
霍建国：从目前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看，美国已将中国定义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全面出击阻挠限制中国的发展。正如美贸易谈判代表戴琪所说，美国不会放弃对华已加征的关税，这已成为美国对华谈判的工具和筹码，估计短期内很难全部取消。
但取消的余地还是有的，关键取决于双方的接触和谈判，同时也取决于美国经济的变化及对中国诉求的变化，总之仍需要一定的外部压力。
此外要关注美国商界的态度，需要我们继续多做美国商界和在华跨国公司的工作，由他们出面，推动美国继续改善调整征税目录，力争通过多次的删除和分阶段的减免，可以将影响控制到最小范围。同时，还要保持同美国的沟通和谈判，防止美国进一步采取新的贸易限制措施。
2020年，世界贸易组织裁定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不符合世贸规则，应无条件取消。美国经常要求别人要遵守国际规则，到处强调要尊重基于规则的竞争秩序，很显然是说给别人听的，它自己不会以身作则，反而经常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实行双标政策。
我们历来认为，对于特朗普时期对华加征的关税是对多边规则的挑战和破坏，应无条件地全部取消，这样才会有利于美国经济复苏，有利于恢复正常的中美贸易，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全面复苏繁荣，希望美国能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真对待中美关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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