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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定事件簿[超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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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淄博，因宴请需要，一女子花31860元买了27瓶五粮液。不料在宴请过程中发现这些五粮液是假酒，女子便要求商行进行10倍赔偿。遭到拒绝后，女子将商行起诉至法院。
（来源：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原来，女子徐某要请众人吃席，想在宴席上提供五粮液以壮门面。于是，她便来到一家商行，询问店里是否有五粮液出售，自己要买10箱。见徐某需求如此之大，工作人员也非常重视，赶紧清点了存货，却只有4箱3瓶。
虽然数量不够，徐某却没有离开，坚持要将这些五粮液全部买进。就这样，徐某向商行支付了31860元，合计买了27瓶五粮液。按照徐某的要求，商行给徐某出具了收据，上面载明了五粮液的编号。
万万没想到在第二天，徐某又来到商行，指责商行向自己出售假货，已经骗自己用11瓶宴请了宾客，让商行赶紧10倍赔偿。但商行是个体工商户经营，小本生意，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坚决否认自己出售假酒，同时表示愿意与徐某到市监局鉴定。
但徐某却没有同意，而是选择在十几天后将商行举报给了市监局。接获举报后，市监局也是非常重视，立即联系上徐某，并将尚未开封的16瓶五粮液封存。经过鉴定，这16瓶五粮液是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
拿到报告后，徐某自以为商行愿意赔偿，不料还是遭到了拒绝。气愤之下，徐某果断将商行起诉至法院，要求商行返还购酒款31860元、赔偿318600元。
见自己被诉请支付35万多元，商行也是非常重视，委托律师提供了帮助，有针对性地提出以下抗辩意见：
1.自己一直守法经营，此次出售给徐某的五粮液也是有正规的进货渠道。徐某将涉案五粮液送检时并没有让自己检查核实，自己认为送检的五粮液并非自己出售给徐某的五粮液。
2.徐某此次大量购买五粮液并非出于正常消费需要，她是职业打假人，在恶意牟利。徐某曾经以五粮液提起过诉讼，现有之前的裁判文书为凭。
3.涉案的鉴定报告存在瑕疵，送检五粮液的时候，市监局并没有通知自己到场进行检验。
4.自己认为徐某涉嫌诈骗罪，她明明在购买的第二天发现五粮液有问题，却在十几天之后举报。徐某极有可能故意使用假酒进行鉴定，借此予以牟利。就徐某的嫌疑，自己已经向警方报案。
经过庭审质证辩论，法院总结出如下争议焦点：（1）涉事商行是否存在出售假冒五粮液的行为；（2）如果涉事商行存在前述行为，他们应该如何承担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法院认为徐某提供的证据达到了高度盖然性标准，可以认定送检的16瓶五粮液是涉事商行向徐某出售。具体理由如下：
（1）商行出售五粮液是向徐某出具了收据，收据上载明的编号显示了所购买五粮液的出厂日期。前述编号与送检16瓶五粮液上的编号一致。
（2）涉事商行主张徐某将编号进行了调换，应该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商行虽然主张已经向警方报案，但是并没有提交本案被刑事立案的证据。因为涉事商行无法提供证据佐证，应该承担不利后果。
（3）徐某投诉之后，市监局从行政处理上对涉事商行进行了调查，但商行无法提供所出售五粮液的进货单。基于这个事实，市监局还对涉事商行进行了警告处理。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法院从徐某是否具备请求赔偿的主体资格、赔偿范围是16瓶五粮液还是27瓶五粮液以及惩罚性赔偿的倍数进行了分别论述。
（1）庭审中，商行主张徐某是职业打假人，提供了相应判决予以证明；但徐某却对此予以否认。法院认为，即使徐某是职业打假人，其购买五粮液的行为仍然受法律保护。
《食品药品司法解释》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法院认为，前述规定从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出发，明确了在食品、药品领域，消费者即使明知涉事商品为假冒仍然购买的，照样受法律保护。
而涉事五粮液符合我国《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的定义，徐某即使是职业打假人，也有权向商行主张权利。
（2）法院认为商行应该就其出售的27瓶五粮液承担法律责任，原因在于现有证据能够证明27瓶中的16瓶五粮液是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但商行作为产品的提供者，无法提供进货凭证，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另外11瓶五粮液是真酒。据此，商行要承担不利后果。
（3）即使这样，法院并未支持徐某要求的10倍赔偿。法院认为，根据我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要求经营者支付10倍赔偿，徐某需要证明经营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但在本案中，鉴定报告只就涉事五粮液的外观进行了鉴定，没有就五粮液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进行鉴定。同时，徐某宴请时已经使用了11瓶五粮液，庭审过程中没有发现有人因饮用这11瓶五粮液产生损害后果。据此，不能认定商行是明知并销售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五粮液。
但商行毕竟向徐某出售了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属于欺诈行为。法院最终判令商行向徐某退一赔三。
-----（来源：蜗牛说法）
（来源：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原来，女子徐某要请众人吃席，想在宴席上提供五粮液以壮门面。于是，她便来到一家商行，询问店里是否有五粮液出售，自己要买10箱。见徐某需求如此之大，工作人员也非常重视，赶紧清点了存货，却只有4箱3瓶。
虽然数量不够，徐某却没有离开，坚持要将这些五粮液全部买进。就这样，徐某向商行支付了31860元，合计买了27瓶五粮液。按照徐某的要求，商行给徐某出具了收据，上面载明了五粮液的编号。
万万没想到在第二天，徐某又来到商行，指责商行向自己出售假货，已经骗自己用11瓶宴请了宾客，让商行赶紧10倍赔偿。但商行是个体工商户经营，小本生意，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坚决否认自己出售假酒，同时表示愿意与徐某到市监局鉴定。
但徐某却没有同意，而是选择在十几天后将商行举报给了市监局。接获举报后，市监局也是非常重视，立即联系上徐某，并将尚未开封的16瓶五粮液封存。经过鉴定，这16瓶五粮液是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
拿到报告后，徐某自以为商行愿意赔偿，不料还是遭到了拒绝。气愤之下，徐某果断将商行起诉至法院，要求商行返还购酒款31860元、赔偿318600元。
见自己被诉请支付35万多元，商行也是非常重视，委托律师提供了帮助，有针对性地提出以下抗辩意见：
1.自己一直守法经营，此次出售给徐某的五粮液也是有正规的进货渠道。徐某将涉案五粮液送检时并没有让自己检查核实，自己认为送检的五粮液并非自己出售给徐某的五粮液。
2.徐某此次大量购买五粮液并非出于正常消费需要，她是职业打假人，在恶意牟利。徐某曾经以五粮液提起过诉讼，现有之前的裁判文书为凭。
3.涉案的鉴定报告存在瑕疵，送检五粮液的时候，市监局并没有通知自己到场进行检验。
4.自己认为徐某涉嫌诈骗罪，她明明在购买的第二天发现五粮液有问题，却在十几天之后举报。徐某极有可能故意使用假酒进行鉴定，借此予以牟利。就徐某的嫌疑，自己已经向警方报案。
经过庭审质证辩论，法院总结出如下争议焦点：（1）涉事商行是否存在出售假冒五粮液的行为；（2）如果涉事商行存在前述行为，他们应该如何承担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法院认为徐某提供的证据达到了高度盖然性标准，可以认定送检的16瓶五粮液是涉事商行向徐某出售。具体理由如下：
（1）商行出售五粮液是向徐某出具了收据，收据上载明的编号显示了所购买五粮液的出厂日期。前述编号与送检16瓶五粮液上的编号一致。
（2）涉事商行主张徐某将编号进行了调换，应该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商行虽然主张已经向警方报案，但是并没有提交本案被刑事立案的证据。因为涉事商行无法提供证据佐证，应该承担不利后果。
（3）徐某投诉之后，市监局从行政处理上对涉事商行进行了调查，但商行无法提供所出售五粮液的进货单。基于这个事实，市监局还对涉事商行进行了警告处理。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法院从徐某是否具备请求赔偿的主体资格、赔偿范围是16瓶五粮液还是27瓶五粮液以及惩罚性赔偿的倍数进行了分别论述。
（1）庭审中，商行主张徐某是职业打假人，提供了相应判决予以证明；但徐某却对此予以否认。法院认为，即使徐某是职业打假人，其购买五粮液的行为仍然受法律保护。
《食品药品司法解释》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法院认为，前述规定从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出发，明确了在食品、药品领域，消费者即使明知涉事商品为假冒仍然购买的，照样受法律保护。
而涉事五粮液符合我国《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的定义，徐某即使是职业打假人，也有权向商行主张权利。
（2）法院认为商行应该就其出售的27瓶五粮液承担法律责任，原因在于现有证据能够证明27瓶中的16瓶五粮液是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但商行作为产品的提供者，无法提供进货凭证，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另外11瓶五粮液是真酒。据此，商行要承担不利后果。
（3）即使这样，法院并未支持徐某要求的10倍赔偿。法院认为，根据我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要求经营者支付10倍赔偿，徐某需要证明经营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但在本案中，鉴定报告只就涉事五粮液的外观进行了鉴定，没有就五粮液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进行鉴定。同时，徐某宴请时已经使用了11瓶五粮液，庭审过程中没有发现有人因饮用这11瓶五粮液产生损害后果。据此，不能认定商行是明知并销售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五粮液。
但商行毕竟向徐某出售了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属于欺诈行为。法院最终判令商行向徐某退一赔三。
-----（来源：蜗牛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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