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五天时间看完了38集的《王阳明》，中间除了上课就是批改同学们作业。对于历史剧我是欲罢不能，另外这么好的一部剧在大陆竟然都没看过，（当然原因我可以想得到）还是韩国电视台放的，中文语音韩语字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唯物，唯心，是两个世界还是一个整体，这是个问题。
《《推背图》48第四十四象, 华夏将有圣人出, 否极泰来九国春_手机网易网》古兴亡多少事，山形依旧枕江流，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众位看官老爷大家好，我是本文作者大圣王阳明，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推背图》系列的第四十四象，本象说的是丁未年间事，按照干支纪年法，大家可以用https://t.cn/A6wpb34a
李泽厚《最后的访谈》摘要及个人札记 #李泽厚#
一，李泽厚尚未弄明白的问题之一：“哲学是否一定要写得玄奥难懂才能表达？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都提出了他们的反对，但他们的书仍然难懂，是否哲学的确需要如此？”
二、“我觉得对话体裁适合我晚年的表达方式，干脆、鲜明、直接，不必引经据典、搬运材料来仔细论证，不是高头讲章，不为繁文缛节所掩盖。这跟学术界现在的学术规范可能很不符合。我就不管它了，并且以孔孟、柏拉图、朱熹、王阳明作例。”
三，“我多次讲过，哲学只是‘制造概念，提出视角以省察一切’，属于不同于知识（有客观确定性）和信仰（有主观确定性）的意见（这是康德的说法，我赞成的），而非知识、认识、科学。但并无妨深刻尖锐，常常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问题，不必那么繁琐。说来说去弄的人不知说了什么，这是后现代主义的文风。”——这是我第一次读到从我文风角度谈后现代主义。
四，“我从来不迷信导师。后来冯友兰、胡绳，都想我做他们的研究生，我不干。我觉得至少在人文领域根本不需要什么导师。有导师反而受束缚。”
五，“启蒙催生了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是以个人为单位，以契约为原则。中国以前是没有什么契约的。”启蒙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启蒙就是欧洲的启蒙，就是由理性决定，没有什么别的启蒙。“
六，”《伦理学新说述要》里，专门有一节叫‘过犹不及’。恶性竞争，贫富悬殊，以个人的名义控制资源等等。结果引出反启蒙反理性的思潮。从尼采开始，一直到福柯、德里达这些人。反启蒙、反理性这个思潮很新鲜、时髦，于是就被一些人拿过来了。”
七，“很多老的思想比新的理论好，并不是越新的越好。······洛克、康德，比斯特劳斯、施密特要好，要强得多。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翻案正确，有的提供不同的视角，大有裨益，如此等等，这就要具体对待了。但现在主要是，四十多年过去了，人们还是在赶西方后现代的时髦，都是转述、模仿。根本性的创造太少。我讲过当代一些学人有‘两大问题’：一是，情绪左右思想，不能客观分析；二是，喜欢抽象议论，缺乏具体思维。”
八，“现在中国不是理性太多了，而是理性太少。这方面我还是康德主义者，理性还是人类的特征。”
九，“尼采是怀疑一切，尼采永远有人喜欢。黑格尔说过，年轻人有三个特点：第一，认为一切都应打破，重估一切价值；第二，认为自己最行，是天才；第三，要么是黑，要么是白。······我觉得二十岁喜欢尼采可以理解，鲁迅也喜欢过尼采，但是你到六十岁还喜欢尼采，我就觉得值得怀疑了。······康德比尼采高明多了。尼采有他的学术价值，但中国的一些学者把尼采捧成圣人似的，碰都碰不得，这我就很不赞成。”
十，“做一个独立的哲学家多好，休谟、康德等人都是如此。哲学家和政治家很不相同，政治家可以有许多学术参谋，但他只能采取一种，而且要根据不同情况加以修改应用，不会也不可能学理充分。政治家不可能是书斋中的哲学家，也不可能是‘哲学王’（柏拉图）。哲学家也不必做政治家的‘帝王师’，两者各有分工，无需统一。”
十一，“学哲学可能看得比较高，要总揽全局，但考虑的问题很多都太空。如果书读得太少，就只知道玩弄一些概念。搞历史的呢，是狭而深，就盯着那个领域，别的学问都不感兴趣，也认为那些没有价值，所以也很难赶出非常重要的原创。学文学的看得比较杂博，但都比较肤浅。······要高、要深、要博，你才会有原创力。自然科学家不一定如此，人文领域似有此前提。”
十二，“原创力从哪里来呢，想象力当然重要，但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判断力。康德讲判断力是没法教的。自然科学家的原创力也是来自独特的选择和判断，艺术家的理性判断力不一定要高，但是感性的原创领悟要很强。”
十三，“知识可以教，智慧就不能。一些大师就没有什么老师。爱因斯坦有什么老师啊。我觉得当前文坛、学界似乎一方面缺乏原创性，大多是搬用西方学院话语套在中国问题上；另一方面仍然是红卫兵式的‘不破不立’，对前人和同辈的成果成就不屑一顾或吹毛求疵一概骂倒，只喜欢找同行的毛病、错误，而不看重他们的优长与贡献。”
十四，“历史绝不是一堆僵化的文本记录，不只是所谓事迹、人物、数据、账目······它实际承载的是无数时代人生活的悲欢离合、偶在实然。”（《伦理学新说述要》）
————
个人札记
1.一般而言，我的读书札记经常要塞进去很多个人的言论。但对于李泽厚先生是个例外，每次读完他的文章和议论，主要是大段的摘要。因为他的话基本说出了我的心声，除了摘录，几乎没有多余的话要讲。李泽厚先生的此次访谈是九十岁后的最后一次访谈发表于《南方人物周刊》638期），弥足珍贵。
2.我们做学问，总要朝新颖的方向去，读和写都是如此。但原创正是中国学问界的短处。许多文章洋洋洒洒，但剥去大量的引言或者为了证明别人正确或为了靠别人的言论支撑自己，似乎原创性价值一直不高。我们读学术文章，就要先剥去那些形式上的八股和缺乏自信的“旁证”，去掉那些文饰和自高自大，去掉那些高章宏论掩盖下的虚空。
3.我并不完全赞同李泽厚先生的具体议论和例举。但我欣赏他的学术真诚，独立意识，高度的逻辑性与充沛的“情本体”的统一。
4.李泽厚先生对于当下学术与文坛弊端的看法，我是完全赞同的。盲目依靠西方学问生搬硬套，以西方学术为指归是幼稚的，它只是一个参照系数，根本上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学术问题。尤其是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过度迷恋。后现代主义迄今是否仍具有现代性是一个问题。果真如此，那么千年前的敦煌壁画是不是后现代主义的先驱？
5·我同意李泽厚先生所说，中国目前最缺乏的仍是理性主义。互联网上至少一半的议论带有非理性主义的性质。近现代以来，我们似乎从未见过真正彻底的、断裂式的革命，它们自始至终都与人类文明传统无法割裂。许多现代主义的理论和作品，只要仔细打量，都能或隐或显地找到它们的源头。我们在整体智慧方面，其实并不完全比我们的前人高明多少。
6·理性主义当然不是中庸之道，理性主义是基于理性的独立判断。个性也不是与理性背道而驰的东西，它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个性选择。艺术家感性的原创尤其重要，但不能完全尼采。每一次写作都有理性的基础，无论你是否感到。
7.学术需要“虽千万人吾独往矣”的勇气、自信和坚持。（图源：南方人物周刊）
一，李泽厚尚未弄明白的问题之一：“哲学是否一定要写得玄奥难懂才能表达？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都提出了他们的反对，但他们的书仍然难懂，是否哲学的确需要如此？”
二、“我觉得对话体裁适合我晚年的表达方式，干脆、鲜明、直接，不必引经据典、搬运材料来仔细论证，不是高头讲章，不为繁文缛节所掩盖。这跟学术界现在的学术规范可能很不符合。我就不管它了，并且以孔孟、柏拉图、朱熹、王阳明作例。”
三，“我多次讲过，哲学只是‘制造概念，提出视角以省察一切’，属于不同于知识（有客观确定性）和信仰（有主观确定性）的意见（这是康德的说法，我赞成的），而非知识、认识、科学。但并无妨深刻尖锐，常常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问题，不必那么繁琐。说来说去弄的人不知说了什么，这是后现代主义的文风。”——这是我第一次读到从我文风角度谈后现代主义。
四，“我从来不迷信导师。后来冯友兰、胡绳，都想我做他们的研究生，我不干。我觉得至少在人文领域根本不需要什么导师。有导师反而受束缚。”
五，“启蒙催生了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是以个人为单位，以契约为原则。中国以前是没有什么契约的。”启蒙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启蒙就是欧洲的启蒙，就是由理性决定，没有什么别的启蒙。“
六，”《伦理学新说述要》里，专门有一节叫‘过犹不及’。恶性竞争，贫富悬殊，以个人的名义控制资源等等。结果引出反启蒙反理性的思潮。从尼采开始，一直到福柯、德里达这些人。反启蒙、反理性这个思潮很新鲜、时髦，于是就被一些人拿过来了。”
七，“很多老的思想比新的理论好，并不是越新的越好。······洛克、康德，比斯特劳斯、施密特要好，要强得多。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翻案正确，有的提供不同的视角，大有裨益，如此等等，这就要具体对待了。但现在主要是，四十多年过去了，人们还是在赶西方后现代的时髦，都是转述、模仿。根本性的创造太少。我讲过当代一些学人有‘两大问题’：一是，情绪左右思想，不能客观分析；二是，喜欢抽象议论，缺乏具体思维。”
八，“现在中国不是理性太多了，而是理性太少。这方面我还是康德主义者，理性还是人类的特征。”
九，“尼采是怀疑一切，尼采永远有人喜欢。黑格尔说过，年轻人有三个特点：第一，认为一切都应打破，重估一切价值；第二，认为自己最行，是天才；第三，要么是黑，要么是白。······我觉得二十岁喜欢尼采可以理解，鲁迅也喜欢过尼采，但是你到六十岁还喜欢尼采，我就觉得值得怀疑了。······康德比尼采高明多了。尼采有他的学术价值，但中国的一些学者把尼采捧成圣人似的，碰都碰不得，这我就很不赞成。”
十，“做一个独立的哲学家多好，休谟、康德等人都是如此。哲学家和政治家很不相同，政治家可以有许多学术参谋，但他只能采取一种，而且要根据不同情况加以修改应用，不会也不可能学理充分。政治家不可能是书斋中的哲学家，也不可能是‘哲学王’（柏拉图）。哲学家也不必做政治家的‘帝王师’，两者各有分工，无需统一。”
十一，“学哲学可能看得比较高，要总揽全局，但考虑的问题很多都太空。如果书读得太少，就只知道玩弄一些概念。搞历史的呢，是狭而深，就盯着那个领域，别的学问都不感兴趣，也认为那些没有价值，所以也很难赶出非常重要的原创。学文学的看得比较杂博，但都比较肤浅。······要高、要深、要博，你才会有原创力。自然科学家不一定如此，人文领域似有此前提。”
十二，“原创力从哪里来呢，想象力当然重要，但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判断力。康德讲判断力是没法教的。自然科学家的原创力也是来自独特的选择和判断，艺术家的理性判断力不一定要高，但是感性的原创领悟要很强。”
十三，“知识可以教，智慧就不能。一些大师就没有什么老师。爱因斯坦有什么老师啊。我觉得当前文坛、学界似乎一方面缺乏原创性，大多是搬用西方学院话语套在中国问题上；另一方面仍然是红卫兵式的‘不破不立’，对前人和同辈的成果成就不屑一顾或吹毛求疵一概骂倒，只喜欢找同行的毛病、错误，而不看重他们的优长与贡献。”
十四，“历史绝不是一堆僵化的文本记录，不只是所谓事迹、人物、数据、账目······它实际承载的是无数时代人生活的悲欢离合、偶在实然。”（《伦理学新说述要》）
————
个人札记
1.一般而言，我的读书札记经常要塞进去很多个人的言论。但对于李泽厚先生是个例外，每次读完他的文章和议论，主要是大段的摘要。因为他的话基本说出了我的心声，除了摘录，几乎没有多余的话要讲。李泽厚先生的此次访谈是九十岁后的最后一次访谈发表于《南方人物周刊》638期），弥足珍贵。
2.我们做学问，总要朝新颖的方向去，读和写都是如此。但原创正是中国学问界的短处。许多文章洋洋洒洒，但剥去大量的引言或者为了证明别人正确或为了靠别人的言论支撑自己，似乎原创性价值一直不高。我们读学术文章，就要先剥去那些形式上的八股和缺乏自信的“旁证”，去掉那些文饰和自高自大，去掉那些高章宏论掩盖下的虚空。
3.我并不完全赞同李泽厚先生的具体议论和例举。但我欣赏他的学术真诚，独立意识，高度的逻辑性与充沛的“情本体”的统一。
4.李泽厚先生对于当下学术与文坛弊端的看法，我是完全赞同的。盲目依靠西方学问生搬硬套，以西方学术为指归是幼稚的，它只是一个参照系数，根本上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学术问题。尤其是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过度迷恋。后现代主义迄今是否仍具有现代性是一个问题。果真如此，那么千年前的敦煌壁画是不是后现代主义的先驱？
5·我同意李泽厚先生所说，中国目前最缺乏的仍是理性主义。互联网上至少一半的议论带有非理性主义的性质。近现代以来，我们似乎从未见过真正彻底的、断裂式的革命，它们自始至终都与人类文明传统无法割裂。许多现代主义的理论和作品，只要仔细打量，都能或隐或显地找到它们的源头。我们在整体智慧方面，其实并不完全比我们的前人高明多少。
6·理性主义当然不是中庸之道，理性主义是基于理性的独立判断。个性也不是与理性背道而驰的东西，它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个性选择。艺术家感性的原创尤其重要，但不能完全尼采。每一次写作都有理性的基础，无论你是否感到。
7.学术需要“虽千万人吾独往矣”的勇气、自信和坚持。（图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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