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承载着一个城市商务经济的顶层建筑，也是一座城市商务文明的物理载体；阅读一栋栋写字楼，正如阅读一本商务文明的当代绘本。
如果说，要寻找一栋能代表中原商务文明的上层建筑的写字楼，历遍郑州，相信每一个业内人、普通人都会把视角聚焦在上的中心。
谈及楷林，一句“定义写字楼标准”成了这家企业16年奉行的唯一准则：专注写字楼，并探索商务进步的每一种可能。十六年，楷林将匠心与专注，交付给时间，用心雕琢写字楼，他们做到了——五部作品、十四栋高端写字楼、两部国家级写字楼专业标准、服务金融机构总资产超过1万亿元……这些傲人的成绩是时间对楷林执着匠心的丰厚回报。
以楷林品牌成长的视角来看，楷林对写字楼的深耕始终奉行着这个企业的一贯准则：专业主义——更专注写字楼的使用价值；纯粹主义——只做写字楼，更懂写字楼；产品主义——不断刷新行业定义。
2016年底，楷林15周年战略发布会上，楷林再次以商务探索者的姿态，提出了“写字楼开发、代建代管理、物业服务”三大战略板块，完成了新战略、新身份的转变，以城市商务链条式服务供应商的身份，开启了新的城市商务践行与探索。
楷林中心作为楷林置业不断前行的商务文明探索之作，无论是开发设计、项目选址，还是产品标准、入驻企业的筛选，都自始至终践行着楷林对写字楼的理解与开拓。
匠心慢琢，铸就城市商务丰碑。
在这个追求“短、平、快”带来即时财富的时代，楷林可以说是个异类。16年来，尽管已剑指中国写字楼的第一方阵，不断刷新着各种行业标准，楷林依然坚守初心，稳健前行，坚守不求快，不怕慢的发展原则。正是这种“慢”的理念，给了楷林的匠人们足够多的时间去臻磨写字楼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标准，从而实现了楷林作品的“精”。楷林的“慢”而“精”，在楷林中心项目上表现的尤为凸显。
怀着对每一寸土地的敬畏之情，楷林于上、省府门前拿到楷林中心项目的开发地块，历经三载不断对、规划、配置、建造的初始理念进行打磨，楷林中心项目于2016年6月28日，楷林中心取得预售许可证，正式启动销售。一经面市，以优越的地段、领先市场的规划建筑、顶级的产品配置和配套，迅速吸引了全球实力企业的关注与青睐。2016年销售业绩垄断写字楼市场，赢得了市场与客户的统一认可。
楷林中心，实力名企聚合的中国实力派企业聚集地。
与大多数写字楼的销售不同，楷林中心以准现房的姿态亮相市场，一经推售，就受到了中国知名企业预约签购。其中楷林中心项目10座被中国巨头太平洋保险整栋购购置；楷林中心项目9座更是云集了豫粮集团、农信担保、兰博尔科技、融创中国等实力名企；而面向市场租赁招商的楷林中心项目8座，汇集了以、中旅银行、安永中国、普华永道、华夏幸福等金融与咨询行业巨擘。
目前楷林中心项目7座正在热销，8座面向全球实力派企业持续租赁招商。诸多实力派企业的认可，铸就了楷林中心作为中国实力派写字楼的印证，也是对楷林中心项目“更多实力派企业的一致选择！”的最好诠释。
为什么有那么多实力派企业都选择了楷林中心？
楷林中心秉承着“科技、绿色、人文”的开发理念，用自己独创的楷标准，对项目品质精益求精，大到项目选址，小到项目地下停车场的微小细节，楷林中心力求以先进的、新技术、新理念，缔造完美商务空间，给城市留下经典建筑；提供绝佳客户体验，让城市商务生活持续美好。
省府门前，金水东路上，畔的花园商务楼宇。
楷林中心位于金水东路与众旺路交汇处西南，与河南省政府咫尺相望，南面景观带，优美风景尽收眼底。
临郑州东西交通大动脉金水东路，地铁一号线南路站，距地铁一号线东风南路站100米，距离亚洲最大站郑州东站1.5公里，周边的交通路网四通八达，不管是商务出行还是日常通勤都十分便利。
楷林中心拥有3层约15米挑高、1058㎡ 气派双大堂，尊贵、奢华的气度一览无余；郑州罕有的双向通透空中花园阳光电梯厅，给客户每天等候电梯的时候“加点”阳光；远超郑州市和水平、高达85㎡ ：1的车位配比，意味着这里几乎不会出现其他写字楼常见的停车难题；候梯时间不高于27.5秒的14部奥的斯电梯，为客户尽可能多地节省每一分每一秒宝贵时间……
不管是高大上的黑科技加持，还是细致入微的人文关怀设计，楷林中心就是这样用自己独创的楷林标准，再一次完美诠释何为“定义写字楼标准”。
对生命不仅是尊重，更是养护。
楷林中心项目7座与8座中间设有建面约4000㎡ 的下沉式中庭广场花园，引入“四水归堂”设计理念，1000㎡ 循环景观水系，将中式文化与现代商务巧妙结合，开创写字楼庭院办公新时代。
5大屋顶空中花园，77个双层挑高空中花园，3.5容积率，低密度花园式建筑，不仅带来绿意盎然的生态环境，更为人们提供源源不绝的鲜氧。
特别是位于中庭花园的百年金桂树，来自湖南，树龄100年，树高10米，树冠8.5米，价值逾百万，金桂树与独特数字水帘交相辉映，营造出别有趣味的生动水景。
完备的楼宇配套，人文关怀无处不在。楷林中心项目配备有大型的员工餐厅和行政商务餐厅，全面满足商务人士的用餐需求；的配置非机动车坡道和非机动车停车场；公共区域均考虑残疾人通行设施，采用坡道、电梯等连接各层，并设置有残疾人厕位和残疾人专用车位。
楷林中心项目商业统一规划招商，定位以金融为主的商务配套。银行、咖啡厅、高端餐饮及展厅为主。采用物联网络和楼宇设备自动化实时控制技术，实现办公及业务信息网络和物联网络信息与数据的互联互通。
世界级顶尖团队倾力打造，典藏臻品耀世而出。
楷林中心项目由世界著名的建筑设计公司之一的加拿大宝佳国际有限公司（ARCHITECTS CRANG & BOAKE INC.）建筑规划，加拿大毕路德国际建筑顾问有限公司内装，前期经仲量联行策划定位，后期由《楼宇物业服务指南》编撰者楷林物业执行物业服务。可以说中心项目是世界级顶尖团队在河南省政府门前，金水东路上倾力打造的一栋值得的经典建筑。招商热线0371--6887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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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对每一寸土地的敬畏之情，楷林于上、省府门前拿到楷林中心项目的开发地块，历经三载不断对、规划、配置、建造的初始理念进行打磨，楷林中心项目于2016年6月28日，楷林中心取得预售许可证，正式启动销售。一经面市，以优越的地段、领先市场的规划建筑、顶级的产品配置和配套，迅速吸引了全球实力企业的关注与青睐。2016年销售业绩垄断写字楼市场，赢得了市场与客户的统一认可。
楷林中心，实力名企聚合的中国实力派企业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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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楷林中心项目7座正在热销，8座面向全球实力派企业持续租赁招商。诸多实力派企业的认可，铸就了楷林中心作为中国实力派写字楼的印证，也是对楷林中心项目“更多实力派企业的一致选择！”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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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林中心秉承着“科技、绿色、人文”的开发理念，用自己独创的楷标准，对项目品质精益求精，大到项目选址，小到项目地下停车场的微小细节，楷林中心力求以先进的、新技术、新理念，缔造完美商务空间，给城市留下经典建筑；提供绝佳客户体验，让城市商务生活持续美好。
省府门前，金水东路上，畔的花园商务楼宇。
楷林中心位于金水东路与众旺路交汇处西南，与河南省政府咫尺相望，南面景观带，优美风景尽收眼底。
临郑州东西交通大动脉金水东路，地铁一号线南路站，距地铁一号线东风南路站100米，距离亚洲最大站郑州东站1.5公里，周边的交通路网四通八达，不管是商务出行还是日常通勤都十分便利。
楷林中心拥有3层约15米挑高、1058㎡ 气派双大堂，尊贵、奢华的气度一览无余；郑州罕有的双向通透空中花园阳光电梯厅，给客户每天等候电梯的时候“加点”阳光；远超郑州市和水平、高达85㎡ ：1的车位配比，意味着这里几乎不会出现其他写字楼常见的停车难题；候梯时间不高于27.5秒的14部奥的斯电梯，为客户尽可能多地节省每一分每一秒宝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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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命不仅是尊重，更是养护。
楷林中心项目7座与8座中间设有建面约4000㎡ 的下沉式中庭广场花园，引入“四水归堂”设计理念，1000㎡ 循环景观水系，将中式文化与现代商务巧妙结合，开创写字楼庭院办公新时代。
5大屋顶空中花园，77个双层挑高空中花园，3.5容积率，低密度花园式建筑，不仅带来绿意盎然的生态环境，更为人们提供源源不绝的鲜氧。
特别是位于中庭花园的百年金桂树，来自湖南，树龄100年，树高10米，树冠8.5米，价值逾百万，金桂树与独特数字水帘交相辉映，营造出别有趣味的生动水景。
完备的楼宇配套，人文关怀无处不在。楷林中心项目配备有大型的员工餐厅和行政商务餐厅，全面满足商务人士的用餐需求；的配置非机动车坡道和非机动车停车场；公共区域均考虑残疾人通行设施，采用坡道、电梯等连接各层，并设置有残疾人厕位和残疾人专用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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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级顶尖团队倾力打造，典藏臻品耀世而出。
楷林中心项目由世界著名的建筑设计公司之一的加拿大宝佳国际有限公司（ARCHITECTS CRANG & BOAKE INC.）建筑规划，加拿大毕路德国际建筑顾问有限公司内装，前期经仲量联行策划定位，后期由《楼宇物业服务指南》编撰者楷林物业执行物业服务。可以说中心项目是世界级顶尖团队在河南省政府门前，金水东路上倾力打造的一栋值得的经典建筑。招商热线0371--68871666
【中国发现一种古文字，学者：距今已有万年，是西方文字的始祖】
按照文字演化规律，中国文字应该先后经历“原始文字”、“初熟文字”，在距今3600年时形成了“成熟文字”——甲骨文。
根据考古显示，中国最早的原始文字或文字雏形是贾湖刻符，距今8000年以上。从甲骨文与贾湖刻符比较来看，两者主要都以龟甲、骨头为载体，先横后竖、先上后下等的书写特点基本一致，因此普遍认为甲骨文与贾湖刻符存在密切的联系。
问题在于，贾湖刻符与甲骨文相距4400余年，如果贾湖刻符是原始文字的话，那么中国文字就是经过4400余年的漫长演化，才形成了成熟文字——甲骨文。对比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文字演化史，中国文字的演化过程无疑过于漫长，难道中华文明初期发展得特别缓慢？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挺身而出，现代学者有了重大发现，甲骨文之前可能已经存在了一种成熟文字——彝文，大约起源于距今一万年时，乃至部分学者语出惊人的认为“彝文不仅是汉字源头，也是西方文字的始祖”。
彝族文献：记载了猴变人的历史，最长族谱超过万年
彝文是中国第六大民族——彝族的文字，与汉字一样都是表意方块字，造字方式也与汉字大致相同，不过具体形成时间众说纷纭，有说是模仿“六国文字”而造，有说是“唐创宋成”，有说是“明创清成”，但以如今幸存的彝族文献来看，石刻与纸质文书大约有1.2万册，民间大约还有0.5万册没有纳入统计，文献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历史、神话、契约、音乐、医药、天文地理、巫术等，其中很多与中原文明大不相同，显然如果没有辉煌的文明、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积淀，很难留下如此丰厚的家底。
更为惊人的是，彝族文献中很多内容令人难以置信，以我们熟知的达尔文进化论与家谱为例：首先，达尔文进化论认为人是由猴进化而来，但彝文《门咪间扎节》中提到其中一种猴子变成人的记载，还有猿猴成人过程中开始用火，最后提到“有了火以后，知道吃熟食，一天学一样，猴子变成人”，《勒俄特依》、《始物纪物》等上也有类似记载；其次，彝族记载的族群传承非常久远，四川的《伲茨》记载有241代人，云南的《天文起源》记载有248代人，贵州的《西南彝志·谱牒志》记载有411代，按照30年一代计算，彝族文献记载的最长传承超过1.2万年。
或许，正因为彝族历史悠久，上承远古时代，所以才知道人是由猴子演变而来，否则如何解释彝族文献中“人是由猴子演变而来”的记载？
彝族文字：可以解读上古刻符，距今时间或有万年
本世纪以来，随着上古文物的不断出土，学者在研究半坡刻符与贾湖刻符等的时候，有了一些重大发现。
1954年，陕西西安发现半坡遗址，出土了一些刻画在陶器上的符号，郭沫若指出“其为文无可疑”，即认为是一种原始文字，但他一直没能破解其意思。上世纪70年代末，彝族学者李乔无意中发现半坡陶文疑似古彝文，认为两者应该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于是就将半坡陶文拓片带回云南，向彝文宿老李八一昆请教，最终解读出23个陶符意思，辨认率达72%。1990年，人民日报以《半坡刻符是彝文始祖》为题作了深度报道。下图，部分半坡刻符与彝文比较，源自《彝文揭开8000年前甘肃大地湾刻划符号的神秘面纱》一文。
1987年，河南舞阳发现贾湖遗址，出土了一批刻画在龟甲、骨器、陶器上的符号。学者研究发现，贾湖刻符形体均与彝文存在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两者有着一定的渊源。
除此之外，与贾湖遗址同时代的湖南彭头山刻符、甘肃大地湾刻符，后来的殷墟甲骨文等，很多都可以用彝文解读，尤其古蜀国时的青铜铭文，与彝文更有着惊人的相似，或许神秘的三星堆文明使用的就是彝文。
由于贾湖刻符距今超过8000年，因此湖南省株洲工学院刘志一教授等认为：“古彝文有九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如果加上它的草创时期，可能有一万年以上。”更为惊人的是，刘志一认为古彝文是西方文字的始祖，西方字母文字的终极源头其实是古彝文。下图，彝文与甲骨文部分文字比较，源自《彝文揭开8000年前甘肃大地湾刻划符号的神秘面纱》一文。
彝族文字：7500前向世界扩散，或为西方文字的始祖
前两年，湖南大学退休教授杜建钢提出“英语源于湖南”，被认为是哗众取宠，于是杜建钢教授一时沦为笑谈。其实，从古彝文研究来看，英语的终极源头未必不在中国。
我们都知道，西方字母文字源于西亚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线形文字，经过漫长岁月简化而成。由于楔形文字、线形文字与甲骨文有诸多相似之处，所以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苏美尔文字出现2000年后甲骨文出现，中华文明是苏美尔文明东传而来”，苏美尔文字是世界文字始祖。
苏美尔人在西亚出现的时间为距今7500年前—5000年前，但古彝文却最迟出现在距今8000年前，因此从时间上说古彝文在前，苏美尔文字在后。西方学者自己也承认，苏美尔文字与甲骨文存在很多相似之处。无疑，从出现的时间顺序上看，应该是苏美尔文字源于古彝文。
彝族学者戈隆阿弘在《被遗忘的中国远古部落族群》一文中指出，古彝文对西方的影响，至今还留有遗迹，比如意大利4000年前的岩石刻符，希腊3000年前的线性文字A与B，印度4000年前的古文字，与古彝文的字形笔划和书写方法都相同相似，部分文字甚至可以用古彝文解读。
正因如此，刘志一教授断言：“古彝文是汉文的源头，西文的始祖，世界文字始祖。”他认为大约在距今7500年前，在远古商业贸易中，古彝文传向西方，最终在古彝文的基础上，苏美尔人创造了楔形文字等，由于甲骨文与古彝文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所以源于古彝文的苏美尔文字与甲骨文也就存在了一定相似之处。
如今，彝族主要分布于西南地区，而贾湖遗址、半坡遗址等分布于河南陕西等地，两地相隔甚远，如果彝文与贾湖刻符等存在渊源，那么彝族源于何处，为何迁徙到西南地区？著名学者韦安多指出：彝族原本其实叫背弓箭的夷族，发源地在山东，在上古历代部落战争中部分族人不断往西南迁徙，并与当地民族融合，最终形成了彝族。
或许，留在中原的一支夷族，他们在彝文的基础上，结合夏商文化创造了甲骨文；迁徙到西南的夷族，他们带走了上古文献，并继续保留了古老的文字。按照文字规律，甲骨文之前应该存在“初熟文字”，而这种“初熟文字”迄今没能找到的原因，或许就在这里。
参考资料：《火补射日（作者）——论古彝文在世界文字上的地位》、《彝文揭开8000年前甘肃大地湾刻划符号的神秘面纱》等
#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按照文字演化规律，中国文字应该先后经历“原始文字”、“初熟文字”，在距今3600年时形成了“成熟文字”——甲骨文。
根据考古显示，中国最早的原始文字或文字雏形是贾湖刻符，距今8000年以上。从甲骨文与贾湖刻符比较来看，两者主要都以龟甲、骨头为载体，先横后竖、先上后下等的书写特点基本一致，因此普遍认为甲骨文与贾湖刻符存在密切的联系。
问题在于，贾湖刻符与甲骨文相距4400余年，如果贾湖刻符是原始文字的话，那么中国文字就是经过4400余年的漫长演化，才形成了成熟文字——甲骨文。对比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文字演化史，中国文字的演化过程无疑过于漫长，难道中华文明初期发展得特别缓慢？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挺身而出，现代学者有了重大发现，甲骨文之前可能已经存在了一种成熟文字——彝文，大约起源于距今一万年时，乃至部分学者语出惊人的认为“彝文不仅是汉字源头，也是西方文字的始祖”。
彝族文献：记载了猴变人的历史，最长族谱超过万年
彝文是中国第六大民族——彝族的文字，与汉字一样都是表意方块字，造字方式也与汉字大致相同，不过具体形成时间众说纷纭，有说是模仿“六国文字”而造，有说是“唐创宋成”，有说是“明创清成”，但以如今幸存的彝族文献来看，石刻与纸质文书大约有1.2万册，民间大约还有0.5万册没有纳入统计，文献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历史、神话、契约、音乐、医药、天文地理、巫术等，其中很多与中原文明大不相同，显然如果没有辉煌的文明、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积淀，很难留下如此丰厚的家底。
更为惊人的是，彝族文献中很多内容令人难以置信，以我们熟知的达尔文进化论与家谱为例：首先，达尔文进化论认为人是由猴进化而来，但彝文《门咪间扎节》中提到其中一种猴子变成人的记载，还有猿猴成人过程中开始用火，最后提到“有了火以后，知道吃熟食，一天学一样，猴子变成人”，《勒俄特依》、《始物纪物》等上也有类似记载；其次，彝族记载的族群传承非常久远，四川的《伲茨》记载有241代人，云南的《天文起源》记载有248代人，贵州的《西南彝志·谱牒志》记载有411代，按照30年一代计算，彝族文献记载的最长传承超过1.2万年。
或许，正因为彝族历史悠久，上承远古时代，所以才知道人是由猴子演变而来，否则如何解释彝族文献中“人是由猴子演变而来”的记载？
彝族文字：可以解读上古刻符，距今时间或有万年
本世纪以来，随着上古文物的不断出土，学者在研究半坡刻符与贾湖刻符等的时候，有了一些重大发现。
1954年，陕西西安发现半坡遗址，出土了一些刻画在陶器上的符号，郭沫若指出“其为文无可疑”，即认为是一种原始文字，但他一直没能破解其意思。上世纪70年代末，彝族学者李乔无意中发现半坡陶文疑似古彝文，认为两者应该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于是就将半坡陶文拓片带回云南，向彝文宿老李八一昆请教，最终解读出23个陶符意思，辨认率达72%。1990年，人民日报以《半坡刻符是彝文始祖》为题作了深度报道。下图，部分半坡刻符与彝文比较，源自《彝文揭开8000年前甘肃大地湾刻划符号的神秘面纱》一文。
1987年，河南舞阳发现贾湖遗址，出土了一批刻画在龟甲、骨器、陶器上的符号。学者研究发现，贾湖刻符形体均与彝文存在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两者有着一定的渊源。
除此之外，与贾湖遗址同时代的湖南彭头山刻符、甘肃大地湾刻符，后来的殷墟甲骨文等，很多都可以用彝文解读，尤其古蜀国时的青铜铭文，与彝文更有着惊人的相似，或许神秘的三星堆文明使用的就是彝文。
由于贾湖刻符距今超过8000年，因此湖南省株洲工学院刘志一教授等认为：“古彝文有九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如果加上它的草创时期，可能有一万年以上。”更为惊人的是，刘志一认为古彝文是西方文字的始祖，西方字母文字的终极源头其实是古彝文。下图，彝文与甲骨文部分文字比较，源自《彝文揭开8000年前甘肃大地湾刻划符号的神秘面纱》一文。
彝族文字：7500前向世界扩散，或为西方文字的始祖
前两年，湖南大学退休教授杜建钢提出“英语源于湖南”，被认为是哗众取宠，于是杜建钢教授一时沦为笑谈。其实，从古彝文研究来看，英语的终极源头未必不在中国。
我们都知道，西方字母文字源于西亚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线形文字，经过漫长岁月简化而成。由于楔形文字、线形文字与甲骨文有诸多相似之处，所以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苏美尔文字出现2000年后甲骨文出现，中华文明是苏美尔文明东传而来”，苏美尔文字是世界文字始祖。
苏美尔人在西亚出现的时间为距今7500年前—5000年前，但古彝文却最迟出现在距今8000年前，因此从时间上说古彝文在前，苏美尔文字在后。西方学者自己也承认，苏美尔文字与甲骨文存在很多相似之处。无疑，从出现的时间顺序上看，应该是苏美尔文字源于古彝文。
彝族学者戈隆阿弘在《被遗忘的中国远古部落族群》一文中指出，古彝文对西方的影响，至今还留有遗迹，比如意大利4000年前的岩石刻符，希腊3000年前的线性文字A与B，印度4000年前的古文字，与古彝文的字形笔划和书写方法都相同相似，部分文字甚至可以用古彝文解读。
正因如此，刘志一教授断言：“古彝文是汉文的源头，西文的始祖，世界文字始祖。”他认为大约在距今7500年前，在远古商业贸易中，古彝文传向西方，最终在古彝文的基础上，苏美尔人创造了楔形文字等，由于甲骨文与古彝文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所以源于古彝文的苏美尔文字与甲骨文也就存在了一定相似之处。
如今，彝族主要分布于西南地区，而贾湖遗址、半坡遗址等分布于河南陕西等地，两地相隔甚远，如果彝文与贾湖刻符等存在渊源，那么彝族源于何处，为何迁徙到西南地区？著名学者韦安多指出：彝族原本其实叫背弓箭的夷族，发源地在山东，在上古历代部落战争中部分族人不断往西南迁徙，并与当地民族融合，最终形成了彝族。
或许，留在中原的一支夷族，他们在彝文的基础上，结合夏商文化创造了甲骨文；迁徙到西南的夷族，他们带走了上古文献，并继续保留了古老的文字。按照文字规律，甲骨文之前应该存在“初熟文字”，而这种“初熟文字”迄今没能找到的原因，或许就在这里。
参考资料：《火补射日（作者）——论古彝文在世界文字上的地位》、《彝文揭开8000年前甘肃大地湾刻划符号的神秘面纱》等
#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瞭望丨在“中国”发现中国】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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