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苏轼韩愈都爱的“石鼓”，藏着怎样的千古秘密？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歙砚欣赏与鉴别（文字摘自中国书法网 ，图片来自陶瓷频道）
歙砚
歙砚,自唐开元年间问世以来，已有着1200余年的历史了。千余年来，历史的发展与歙砚的嬗变相互烙印，不同时期的文化与审美意识，在歙砚上都通过造型纹饰而留下了深深的印迹，而歙砚的发展也同时折射出人类社会的文化与进步。
歙砚以其独有的变幻多姿、美妙动人的天然纹理,紧密湿润、玉德金声的本质让世人赞叹；加上能工巧匠的精心雕饰，使其与端砚千百年来始终并肩位居於中国砚林之首。
歙砚砚石在唐时的主要产地为婺源的龙尾山，因旧属歙州府而名之。故有人又称歙州砚、婺源砚或龙尾砚。歙砚的加工地主要有歙县、婺源，以及宣城的绩溪、泾县等；集散地主要集中在黄山，其次是婺源和宣城。
歙砚在唐时的品种有龙尾石和金星石两大类，而唐时的龙尾石有苍黑和青碧两种，涸而不滑，扣之玉振，金声清越，肌理紧密湿润，发墨而不涩笔；金星石上的金星呈谷粒状，如秋夜星空。
时至宋代，龙尾石的开采和制作进入历史上第一个鼎盛期。出现象罗纹坑、眉子坑、金星坑和水舷坑和金星坑等著名的老坑，同时开发了诸如水蕨坑、里山罗纹坑以及溪头、叶九、紧足、碧里、济源和外庄等众多名砚坑，开采出了罗纹、眉子、金星、金晕、鱼子等五大类50余个小类的精美品质的砚石。
其中罗纹有粗、细、暗细、水波、鱼浪、刷丝、牛毛、古犀、泥浆、金星、金花、金晕、算子、乌钉、龟背、松皮等16种，以暗细、细、牛毛、古犀、刷丝罗纹等为最佳，尤以暗细罗纹最难得。
眉纹有阔、细、长、短、对、绿豆、鳝肚、雁湖、水浪、金星、金晕、虎斑、枣心、白、金、簇等16种，以对眉纹、鳝肚眉纹、雁湖眉纹为贵重，尤以雁湖眉纹最罕见。
金星有雨点、凤眼、金圈、金花、栗米、谷粒、鱼子、水浪、眉纹、金晕、绿豆、雨丝、刷丝、金丝、银星、玉带等17种，尤以葵花金星、银星金星、鱼子金星、 刷丝金星和玉带金星为珍奇。
金晕可分状物类、自然山水类两大类，状物主要指晕的形态似人物、动物、植物或其它物体等，自然山水类主要指晕的形态似云气、山峰、河流等；鱼子有 鳅 背、茶叶末、鳝肚、碎冰纹、石眼等5种，以 鳅背和鳝肚鱼子为贵。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少见的稀有品种，为银星、银晕、玉带、龙鳞、庙前红、庙前青等。
歙砚的形制千变万化，归纳起来可分三大类：几何形、仿物形、随形。几何形也即规矩形，这是歙砚造型的主流，唐以降方正之砚一直经久不衰，具体可分正方形、长方形、圆形、六角、八角、椭圆、梯形等；仿物砚，即仿造物体的形象，如蝉形、鹅形、龟形、瓦形、钟形、琴形、莲叶形、竹节形等，不少于五、六十个品种；随形砚即依砚石的自然形态随势制作而成，有时只稍作人工点缀和修饰，突出砚石的本身的自然美。
唐时的歙砚也和其它的石砚一样，以箕形式为主流，即前高后低、前窄后宽的箕形淌池砚，其背部的尾端有两个长方形或圆柱形、梯形的柱足，背部的首端有的琢成圆首着地，有的琢成方首着地；此外，还有承汉制的圆形即渠形石渠砚式等。
唐末至五代，渐渐化两尾柱足为两墙足，从砚首至砚尾形成两边低矮的墙，砚式开始由箕形向梯形乃至长方形转化，矮墙足的形成为北宋抄手砚的诞生奠定了转化的基础。
到了宋代，背部挖空的深度、弧度加深、加大，使得两侧墙逐渐增高，形成了明显的抄手；宋代早期的抄手砚呈梯形，砚的两侧向内收敛，形成面宽背窄，抄手留出的空间和砚堂的淌池式斜坡“外同内制”，可称为箕形抄手砚。
宋代中期始，抄手砚渐为长方形，砚身增高，砚堂逐渐平坦，墨池也仿佛被挤成窄而深的一分池，砚堂与池开始分离，但它的四侧内敛、面宽背窄的特点仍然存在，线与面的这种变化带给人是宋砚的审美，与其时代的理学精神相吻合，其平浅的砚堂予人以开阔饱满之美，深而窄的墨池显示出深邃精神，给人的秀逸、典雅之感。除了抄手砚这一具有明显时代特色的主流砚式外，宋朝涌现出来了本节文首提到的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砚式。因此，无论是砚石的品种、质量、数量，砚式的种类等等，宋朝无愧于砚文化 的鼎盛期。
明代伊始，抄手砚成为较为规矩的长方形，砚侧四边垂直成90度，砚边偏宽，而墨池比宋代抄手砚更窄且浅，最具特点是砚堂与墨池的连接线垂直稍向内圆起，形成的这种墨池成为一横条状，它的宽度和深度仅可容一手指，故又称“一指池砚”，简称“一指砚”；背部抄手内也与宋砚有别，宋抄手内多为斜坡式，明抄手为弧形，就像半截桥拱型。
明末之时，抄手砚又产生了新的变化，砚形加宽，但还是长方形，墨池左右的边缘比砚堂边缘略宽，形成“门式”形，称为“玉堂抄手”。它的特点是砚缘凸起，砚堂下凹成一定深度，墨池也偏大，堂与池之间以弧线形相过渡，形成饱满而圆滑的坡形，被戏称为“罗汉肚”，堂抄手内的弧线稍作改进成曲线，就像明代家具背靠是以人体靠坐时的曲线一样。
清朝的抄手砚式又有新的变化，除了延续 玉堂之风外，还在砚上增加了雕饰纹样，其图案也是多样化；最大的区别是其抄手的形制随之消失，替之以平底和四边留沿、中间凹下为附池的样式，并且形成了在附池内题铭、雕刻书画图案的风尚。明清两朝的砚台也由实用转为实用与欣赏并用，有的已成了单纯的艺术品，尤其是清以降，雕工更趋繁缛，精雕细琢已超过了对实用的关注。明清两朝除了抄手砚的变化之外，又开拓出具有时代特征的随形砚，也增加了前朝没有过的天然砚和平板砚以及以花鸟虫鱼、人物走兽、山水园林等为题材的众多纹饰等。
当代歙砚式样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造型的重点转向了随形砚上，着眼於欣赏的需要，砚堂与池都成了砚的象征而不是主题来经营，突出雕刻的主体审美形象，以综合、立体的造型手法来表现物象和自然，出现了求大求奇的现象，砚的艺术性得到极大的增加，而实用性逐渐消失。
歙砚鉴别
歙砚的坑口比较多，各坑所产砚石存在着优劣之分，怎样鉴识砚石中的优劣，不管是民间的口传经验，还是各种书本归纳出的经验，不外乎从三个方面入手，即从砚的质、色、纹作全面的分析判断。质是砚的内在质量，最为重要，色和纹是砚石的表面特征，是在质的基础上评断的标准。对一块具体的砚石，区别其优劣，可用以下方法：
（一）看。将砚石浸入中或打湿，首先观察有没有裂痕，有无杂质和瑕疵，裂痕乃石之大病，有的在面上，有的在侧面。杂质主要指石筋，有黑白两种，黑者为黑筋、铁线、鸡爪纹等，有的还像蚯蚓痕迹一样色黄黑硬滑被称作隔路的筋纹；白者为白石英杂质，其质坚硬，最影响石质；还有一种担线斜纹（如水线而现断裂纹）；石之瑕疵还包括猪鬃孔、黄烂（含土气的黄色斑点）等等。排除了上述问题外，最关键的还是看天然纹理，在首节文字中已经介绍了五大类纹色，如何区别纹色的优劣也是有标准的，如：罗纹以均匀细密，石色纯洁为上，以水湿方见的暗细罗纹为珍贵；眉纹以典型分明，分布均匀疏朗，底色青莹者为上，尤以成双成对的对眉子，湖心无纹、围绕湖心布满指甲痕般的攒雁湖眉子最为精绝；金星，以金黄色为上品，土黄色的次之，而不在星的多少、大小，金晕也是一样；鱼子纹以纹理细密均匀者为上品。
（二）摸。即用手扶摸砚肤，感觉细腻滋润者为上品，“婴儿的屁股”、“美人肤”这些形象化的比喻即是对手感好的解释；有的非常好的砚质着手即润，在石面上留下指印，如老坑石等。
（三）听。即听砚石的声音。即用手将砚石托空（砚石过大过厚则需另选办法），然后用手指或木棍敲击砚石，声音如金属般清脆者为上品，所谓“声如磬”、“声如铜”即是对龙尾佳石的赞誉，而出现泥声、瓦声、木声则为下品。
（四）磨。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应该用磨墨的方法试一下砚石，如是下墨快、发墨如油的石质一定是好砚石，所谓“杀墨如风，磨墨如锉，下墨如油”是也。
歙砚
歙砚,自唐开元年间问世以来，已有着1200余年的历史了。千余年来，历史的发展与歙砚的嬗变相互烙印，不同时期的文化与审美意识，在歙砚上都通过造型纹饰而留下了深深的印迹，而歙砚的发展也同时折射出人类社会的文化与进步。
歙砚以其独有的变幻多姿、美妙动人的天然纹理,紧密湿润、玉德金声的本质让世人赞叹；加上能工巧匠的精心雕饰，使其与端砚千百年来始终并肩位居於中国砚林之首。
歙砚砚石在唐时的主要产地为婺源的龙尾山，因旧属歙州府而名之。故有人又称歙州砚、婺源砚或龙尾砚。歙砚的加工地主要有歙县、婺源，以及宣城的绩溪、泾县等；集散地主要集中在黄山，其次是婺源和宣城。
歙砚在唐时的品种有龙尾石和金星石两大类，而唐时的龙尾石有苍黑和青碧两种，涸而不滑，扣之玉振，金声清越，肌理紧密湿润，发墨而不涩笔；金星石上的金星呈谷粒状，如秋夜星空。
时至宋代，龙尾石的开采和制作进入历史上第一个鼎盛期。出现象罗纹坑、眉子坑、金星坑和水舷坑和金星坑等著名的老坑，同时开发了诸如水蕨坑、里山罗纹坑以及溪头、叶九、紧足、碧里、济源和外庄等众多名砚坑，开采出了罗纹、眉子、金星、金晕、鱼子等五大类50余个小类的精美品质的砚石。
其中罗纹有粗、细、暗细、水波、鱼浪、刷丝、牛毛、古犀、泥浆、金星、金花、金晕、算子、乌钉、龟背、松皮等16种，以暗细、细、牛毛、古犀、刷丝罗纹等为最佳，尤以暗细罗纹最难得。
眉纹有阔、细、长、短、对、绿豆、鳝肚、雁湖、水浪、金星、金晕、虎斑、枣心、白、金、簇等16种，以对眉纹、鳝肚眉纹、雁湖眉纹为贵重，尤以雁湖眉纹最罕见。
金星有雨点、凤眼、金圈、金花、栗米、谷粒、鱼子、水浪、眉纹、金晕、绿豆、雨丝、刷丝、金丝、银星、玉带等17种，尤以葵花金星、银星金星、鱼子金星、 刷丝金星和玉带金星为珍奇。
金晕可分状物类、自然山水类两大类，状物主要指晕的形态似人物、动物、植物或其它物体等，自然山水类主要指晕的形态似云气、山峰、河流等；鱼子有 鳅 背、茶叶末、鳝肚、碎冰纹、石眼等5种，以 鳅背和鳝肚鱼子为贵。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少见的稀有品种，为银星、银晕、玉带、龙鳞、庙前红、庙前青等。
歙砚的形制千变万化，归纳起来可分三大类：几何形、仿物形、随形。几何形也即规矩形，这是歙砚造型的主流，唐以降方正之砚一直经久不衰，具体可分正方形、长方形、圆形、六角、八角、椭圆、梯形等；仿物砚，即仿造物体的形象，如蝉形、鹅形、龟形、瓦形、钟形、琴形、莲叶形、竹节形等，不少于五、六十个品种；随形砚即依砚石的自然形态随势制作而成，有时只稍作人工点缀和修饰，突出砚石的本身的自然美。
唐时的歙砚也和其它的石砚一样，以箕形式为主流，即前高后低、前窄后宽的箕形淌池砚，其背部的尾端有两个长方形或圆柱形、梯形的柱足，背部的首端有的琢成圆首着地，有的琢成方首着地；此外，还有承汉制的圆形即渠形石渠砚式等。
唐末至五代，渐渐化两尾柱足为两墙足，从砚首至砚尾形成两边低矮的墙，砚式开始由箕形向梯形乃至长方形转化，矮墙足的形成为北宋抄手砚的诞生奠定了转化的基础。
到了宋代，背部挖空的深度、弧度加深、加大，使得两侧墙逐渐增高，形成了明显的抄手；宋代早期的抄手砚呈梯形，砚的两侧向内收敛，形成面宽背窄，抄手留出的空间和砚堂的淌池式斜坡“外同内制”，可称为箕形抄手砚。
宋代中期始，抄手砚渐为长方形，砚身增高，砚堂逐渐平坦，墨池也仿佛被挤成窄而深的一分池，砚堂与池开始分离，但它的四侧内敛、面宽背窄的特点仍然存在，线与面的这种变化带给人是宋砚的审美，与其时代的理学精神相吻合，其平浅的砚堂予人以开阔饱满之美，深而窄的墨池显示出深邃精神，给人的秀逸、典雅之感。除了抄手砚这一具有明显时代特色的主流砚式外，宋朝涌现出来了本节文首提到的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砚式。因此，无论是砚石的品种、质量、数量，砚式的种类等等，宋朝无愧于砚文化 的鼎盛期。
明代伊始，抄手砚成为较为规矩的长方形，砚侧四边垂直成90度，砚边偏宽，而墨池比宋代抄手砚更窄且浅，最具特点是砚堂与墨池的连接线垂直稍向内圆起，形成的这种墨池成为一横条状，它的宽度和深度仅可容一手指，故又称“一指池砚”，简称“一指砚”；背部抄手内也与宋砚有别，宋抄手内多为斜坡式，明抄手为弧形，就像半截桥拱型。
明末之时，抄手砚又产生了新的变化，砚形加宽，但还是长方形，墨池左右的边缘比砚堂边缘略宽，形成“门式”形，称为“玉堂抄手”。它的特点是砚缘凸起，砚堂下凹成一定深度，墨池也偏大，堂与池之间以弧线形相过渡，形成饱满而圆滑的坡形，被戏称为“罗汉肚”，堂抄手内的弧线稍作改进成曲线，就像明代家具背靠是以人体靠坐时的曲线一样。
清朝的抄手砚式又有新的变化，除了延续 玉堂之风外，还在砚上增加了雕饰纹样，其图案也是多样化；最大的区别是其抄手的形制随之消失，替之以平底和四边留沿、中间凹下为附池的样式，并且形成了在附池内题铭、雕刻书画图案的风尚。明清两朝的砚台也由实用转为实用与欣赏并用，有的已成了单纯的艺术品，尤其是清以降，雕工更趋繁缛，精雕细琢已超过了对实用的关注。明清两朝除了抄手砚的变化之外，又开拓出具有时代特征的随形砚，也增加了前朝没有过的天然砚和平板砚以及以花鸟虫鱼、人物走兽、山水园林等为题材的众多纹饰等。
当代歙砚式样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造型的重点转向了随形砚上，着眼於欣赏的需要，砚堂与池都成了砚的象征而不是主题来经营，突出雕刻的主体审美形象，以综合、立体的造型手法来表现物象和自然，出现了求大求奇的现象，砚的艺术性得到极大的增加，而实用性逐渐消失。
歙砚鉴别
歙砚的坑口比较多，各坑所产砚石存在着优劣之分，怎样鉴识砚石中的优劣，不管是民间的口传经验，还是各种书本归纳出的经验，不外乎从三个方面入手，即从砚的质、色、纹作全面的分析判断。质是砚的内在质量，最为重要，色和纹是砚石的表面特征，是在质的基础上评断的标准。对一块具体的砚石，区别其优劣，可用以下方法：
（一）看。将砚石浸入中或打湿，首先观察有没有裂痕，有无杂质和瑕疵，裂痕乃石之大病，有的在面上，有的在侧面。杂质主要指石筋，有黑白两种，黑者为黑筋、铁线、鸡爪纹等，有的还像蚯蚓痕迹一样色黄黑硬滑被称作隔路的筋纹；白者为白石英杂质，其质坚硬，最影响石质；还有一种担线斜纹（如水线而现断裂纹）；石之瑕疵还包括猪鬃孔、黄烂（含土气的黄色斑点）等等。排除了上述问题外，最关键的还是看天然纹理，在首节文字中已经介绍了五大类纹色，如何区别纹色的优劣也是有标准的，如：罗纹以均匀细密，石色纯洁为上，以水湿方见的暗细罗纹为珍贵；眉纹以典型分明，分布均匀疏朗，底色青莹者为上，尤以成双成对的对眉子，湖心无纹、围绕湖心布满指甲痕般的攒雁湖眉子最为精绝；金星，以金黄色为上品，土黄色的次之，而不在星的多少、大小，金晕也是一样；鱼子纹以纹理细密均匀者为上品。
（二）摸。即用手扶摸砚肤，感觉细腻滋润者为上品，“婴儿的屁股”、“美人肤”这些形象化的比喻即是对手感好的解释；有的非常好的砚质着手即润，在石面上留下指印，如老坑石等。
（三）听。即听砚石的声音。即用手将砚石托空（砚石过大过厚则需另选办法），然后用手指或木棍敲击砚石，声音如金属般清脆者为上品，所谓“声如磬”、“声如铜”即是对龙尾佳石的赞誉，而出现泥声、瓦声、木声则为下品。
（四）磨。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应该用磨墨的方法试一下砚石，如是下墨快、发墨如油的石质一定是好砚石，所谓“杀墨如风，磨墨如锉，下墨如油”是也。
#未成年人# 【马场街团工委、关工委开展“探究木板年画 品味传统文化”活动】为探究木板年画内涵，以年画为载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21年2月23日，马场街团工委联合同望小学开展“探究木板年画 品味传统文化”活动，共30余名青少年参加。 在天津杨柳青年画博物馆里，收藏有自明代以来的年画两万余张，古版6300余块。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孩子们观摩欣赏“竹林七贤”、“饮中八仙”等经典年画，感受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厚重历史和丰富文化内涵。杨柳青木版年画制作流程包括勾描、刻版、套印、彩绘、装裱五大工序，老师带领孩子们体验了“印”和“绘”两道工序。“印”即水印，是杨柳青木版年画制作的第三步，过程复杂，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在水印过程中，要保证光线明亮、环境湿度适中、印纸平整。“绘”即彩绘，是杨柳青木版年画独一无二的工艺。如果说一般的年画是印出来的，那么一张正宗的杨柳青木版年画则是画师一笔一笔描绘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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