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感应篇》与道家修证的关系！
茫茫世界，芸芸众生，所有文化的初衷与最终目的都不过是为了究竟生命的本来面目，一探宇宙万物的本源。这个究竟于道家来说，干干脆脆，便是一个“道”字。
自太上设教以来，历朝历代为阐释“道”而出现的经典数不胜数，这其中就包括被誉为“古今第一善书”的《太上感应篇》。
古语有云：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虚行，遇缘则应。任何一个文化现象的背后都有着无数的因缘，所以我们看待一本经典的时候，也需要考量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北宋末年，正是面临国破家亡，社会动荡的时期。
我们中国的历史每逢乱世，一定也是英雄豪杰、圣贤智者辈出的时期，《太上感应篇》也是在这个时期出现。后世儒释道三家皆推崇此经，宋理宗曾在卷首提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颂词，历朝为其作序、作注者数不胜数，其伟大价值可以概见。
为何《太上感应篇》早不出晚不出，偏偏这个时候出现呢？很简单嘛，进者退之，退者进之！正因为社会道德的退步与缺失，才会有唤起人性善的一面的经文出现。这个道理就好比当下我们强烈呼吁传统文化的复兴，背后的道理自然是因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
现在由于出版、网络行业的发达，经典早已广为流传，《道藏》、《佛藏》、《儒藏》等等这些大部头，过去庙里、图书馆里都很少的，现在不但都有，而且只要你想看，一台接上网络的电脑，甚至一部手机都可以做到。经书古籍的流传本来是件好事，可恰恰是由于珍本的泛滥，后世学人很容易心浮气躁、好高骛远。经书一流传开，随意就可以翻阅到，你问某某书看过没呀，看过呀。可是经书的内容信的过么？平日生活起居，行住坐卧，做的到么？
如此长久下去，理论越来越熟悉，信心的坚固越来越不稳，那这个“看过”就是个大问题！不由又想起古人的殷切叮咛：莫将容易得，便作等闲看。这句话当然是对经书流传开，尤其是秘本丹经流传开后果的反思，也是对年轻一辈学人态度的不满，对比早晚功课中所言“信受奉行”四字，要虚心反省自己能真实做到几字。
我们再看历代儒释道三家都对《太上感应篇》评价甚高，道家不必说，“太上”二字便是最好的说明；佛家历代有很多法师阐述、介绍此经；儒家更是认为此经中大部分的日常行为规范，劝善积德内容完全符合儒家自我身心修养的原则。也是因此，很多出世的修行人，好比道家、佛家的，很容易看不起儒家的理论，总以为仙佛比圣人高一等嘛。
以至于将《太上感应篇》匆匆读过，就搁置一边，对于其中的道理并没有契入，甚至把先贤的警告丢之脑后：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万行门中不舍一法！
其实佛道两家都有律宗一脉，《太上感应篇》的内容完全就是入世的律宗呀。哪怕撇开宗派，也没有哪一个实修文化不讲约束，有约束就是有所守，有所敬畏。戒律其实很难讲，因为严苛、细致，当我扪心自问时，深感自己也做得远远不够。但是遍观所有戒律的原则，不外乎八个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道家喜欢讲清净，什么样才能叫“清净”？一点罪业没有，一点脏的东西也没有，为善去恶，整个人升华到纯善、至善的境界。
所以我们再回转来看，所有修养学问的核心几乎也都绕不开为善去恶的原则，正统宗教的修炼就是尽量要把你人性中至善的一面发扬光大，恶的一面消磨殆尽。譬如我们讲修行，是实际的、平实的。
假如身心的修证不能统一，只是理论上知道，实际生活并无任何转变，只是嘴上讲讲我悟了、我懂了，不过是骗人骗己而已。修行是要身心气质的完全转化，理入、行入！不但见解上知道，做事上一定要行到。行门是最难的，修行修行，一个“行”字就代表了内在心里的行为和外在身体的行为，也就是心行和身行。
《太上感应篇》不单是要你身行上做到善，更是要你长久之后连带心行一起净化，身心内外处处一切合乎道。
倘若站在文化的立场上，不以狭隘的宗教观念来分别，唐朝的李翱参访药山禅师时听到的开示也是一样的道理，药膳禅师叮嘱他回去后：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
《太上感应篇》的内容毫无疑问就是“深深海底行”，假使没有做到“深深海底行”呢？那就像后世宋朝宰相张商英对李翱的批评，因为李翱自认为参访药山禅师后自己悟了，但是张商英结合李翱的人物生平，写了两句诗给他：云在青天水在瓶，两眼随指落深坑。溪花不耐风霜苦，说甚深深海底行。
其实好好研究历代成道的祖师传记就可以知晓，如何成就的快，同做人的道理一样：一上来就是要做顶天立地，一等一的大丈夫，气象万千，大气磅礴。没有大的行愿，个人理上的见解不会圆满，实修的功夫也不会长足的进步。甚至说严重的，连对于道的基本信仰都无法坚固，很多人为什么闻道后一点都信不过呀？说白了，先前的善根不够，没有那个根器，再加上恶业太多，各种烦恼妄想障碍着他，生不起大智慧。
这该怎么解决呢？别一开始就想什么内丹、打坐了，老老实实先从行为上做起，把身心的行为都转过来，依照《太上感应篇》的内容，身口意不再犯错，也就是儒家颜回说的“不二过”。把从前欠的账还清了，才能开发出自己的善根，智慧的光明才会一点点迸发出来。
修道修道，道在哪里？古人早说了：挑水担柴无非道，行住坐卧皆为禅。道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一切现成，为人处世，样样都可以合乎道。凡事尽量以别人的利益为紧要，自然而然，坦然而住。遇到事更是要提起便提起，要放下便放下，健康轻松，雍容大度，把幸福快乐尽可能的带到人间的每一个角落。也唯有这条路才能培养福德，开发智慧，成就道业。
当今的世界唯科技、金钱马首是瞻，可是人格的养成，个人的修养，乃至为人处世的学问都不是科学和金钱所能涵盖的。越是在这样高速发展，面临诸多诱惑的社会环境中，越要做个清醒的人，可是难不难？
严格要求自己，一定是很难的。可以讲做人要学坏、要堕落很容易，但是好的言行举止要培养成功非常难，正所谓：恶业易就，善果难成。时代的担子就在我们每个人肩膀上，我们不应去期盼世界突然出一个祖师级的人物，而是要自己努力，自己承担，立志去做社会人心的中流砥柱。
本文作者：姚上砚 雲臥三更仙夢醒 https://t.cn/Rcdt451
茫茫世界，芸芸众生，所有文化的初衷与最终目的都不过是为了究竟生命的本来面目，一探宇宙万物的本源。这个究竟于道家来说，干干脆脆，便是一个“道”字。
自太上设教以来，历朝历代为阐释“道”而出现的经典数不胜数，这其中就包括被誉为“古今第一善书”的《太上感应篇》。
古语有云：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虚行，遇缘则应。任何一个文化现象的背后都有着无数的因缘，所以我们看待一本经典的时候，也需要考量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北宋末年，正是面临国破家亡，社会动荡的时期。
我们中国的历史每逢乱世，一定也是英雄豪杰、圣贤智者辈出的时期，《太上感应篇》也是在这个时期出现。后世儒释道三家皆推崇此经，宋理宗曾在卷首提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颂词，历朝为其作序、作注者数不胜数，其伟大价值可以概见。
为何《太上感应篇》早不出晚不出，偏偏这个时候出现呢？很简单嘛，进者退之，退者进之！正因为社会道德的退步与缺失，才会有唤起人性善的一面的经文出现。这个道理就好比当下我们强烈呼吁传统文化的复兴，背后的道理自然是因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
现在由于出版、网络行业的发达，经典早已广为流传，《道藏》、《佛藏》、《儒藏》等等这些大部头，过去庙里、图书馆里都很少的，现在不但都有，而且只要你想看，一台接上网络的电脑，甚至一部手机都可以做到。经书古籍的流传本来是件好事，可恰恰是由于珍本的泛滥，后世学人很容易心浮气躁、好高骛远。经书一流传开，随意就可以翻阅到，你问某某书看过没呀，看过呀。可是经书的内容信的过么？平日生活起居，行住坐卧，做的到么？
如此长久下去，理论越来越熟悉，信心的坚固越来越不稳，那这个“看过”就是个大问题！不由又想起古人的殷切叮咛：莫将容易得，便作等闲看。这句话当然是对经书流传开，尤其是秘本丹经流传开后果的反思，也是对年轻一辈学人态度的不满，对比早晚功课中所言“信受奉行”四字，要虚心反省自己能真实做到几字。
我们再看历代儒释道三家都对《太上感应篇》评价甚高，道家不必说，“太上”二字便是最好的说明；佛家历代有很多法师阐述、介绍此经；儒家更是认为此经中大部分的日常行为规范，劝善积德内容完全符合儒家自我身心修养的原则。也是因此，很多出世的修行人，好比道家、佛家的，很容易看不起儒家的理论，总以为仙佛比圣人高一等嘛。
以至于将《太上感应篇》匆匆读过，就搁置一边，对于其中的道理并没有契入，甚至把先贤的警告丢之脑后：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万行门中不舍一法！
其实佛道两家都有律宗一脉，《太上感应篇》的内容完全就是入世的律宗呀。哪怕撇开宗派，也没有哪一个实修文化不讲约束，有约束就是有所守，有所敬畏。戒律其实很难讲，因为严苛、细致，当我扪心自问时，深感自己也做得远远不够。但是遍观所有戒律的原则，不外乎八个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道家喜欢讲清净，什么样才能叫“清净”？一点罪业没有，一点脏的东西也没有，为善去恶，整个人升华到纯善、至善的境界。
所以我们再回转来看，所有修养学问的核心几乎也都绕不开为善去恶的原则，正统宗教的修炼就是尽量要把你人性中至善的一面发扬光大，恶的一面消磨殆尽。譬如我们讲修行，是实际的、平实的。
假如身心的修证不能统一，只是理论上知道，实际生活并无任何转变，只是嘴上讲讲我悟了、我懂了，不过是骗人骗己而已。修行是要身心气质的完全转化，理入、行入！不但见解上知道，做事上一定要行到。行门是最难的，修行修行，一个“行”字就代表了内在心里的行为和外在身体的行为，也就是心行和身行。
《太上感应篇》不单是要你身行上做到善，更是要你长久之后连带心行一起净化，身心内外处处一切合乎道。
倘若站在文化的立场上，不以狭隘的宗教观念来分别，唐朝的李翱参访药山禅师时听到的开示也是一样的道理，药膳禅师叮嘱他回去后：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
《太上感应篇》的内容毫无疑问就是“深深海底行”，假使没有做到“深深海底行”呢？那就像后世宋朝宰相张商英对李翱的批评，因为李翱自认为参访药山禅师后自己悟了，但是张商英结合李翱的人物生平，写了两句诗给他：云在青天水在瓶，两眼随指落深坑。溪花不耐风霜苦，说甚深深海底行。
其实好好研究历代成道的祖师传记就可以知晓，如何成就的快，同做人的道理一样：一上来就是要做顶天立地，一等一的大丈夫，气象万千，大气磅礴。没有大的行愿，个人理上的见解不会圆满，实修的功夫也不会长足的进步。甚至说严重的，连对于道的基本信仰都无法坚固，很多人为什么闻道后一点都信不过呀？说白了，先前的善根不够，没有那个根器，再加上恶业太多，各种烦恼妄想障碍着他，生不起大智慧。
这该怎么解决呢？别一开始就想什么内丹、打坐了，老老实实先从行为上做起，把身心的行为都转过来，依照《太上感应篇》的内容，身口意不再犯错，也就是儒家颜回说的“不二过”。把从前欠的账还清了，才能开发出自己的善根，智慧的光明才会一点点迸发出来。
修道修道，道在哪里？古人早说了：挑水担柴无非道，行住坐卧皆为禅。道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一切现成，为人处世，样样都可以合乎道。凡事尽量以别人的利益为紧要，自然而然，坦然而住。遇到事更是要提起便提起，要放下便放下，健康轻松，雍容大度，把幸福快乐尽可能的带到人间的每一个角落。也唯有这条路才能培养福德，开发智慧，成就道业。
当今的世界唯科技、金钱马首是瞻，可是人格的养成，个人的修养，乃至为人处世的学问都不是科学和金钱所能涵盖的。越是在这样高速发展，面临诸多诱惑的社会环境中，越要做个清醒的人，可是难不难？
严格要求自己，一定是很难的。可以讲做人要学坏、要堕落很容易，但是好的言行举止要培养成功非常难，正所谓：恶业易就，善果难成。时代的担子就在我们每个人肩膀上，我们不应去期盼世界突然出一个祖师级的人物，而是要自己努力，自己承担，立志去做社会人心的中流砥柱。
本文作者：姚上砚 雲臥三更仙夢醒 https://t.cn/Rcdt451
#随手拍# 梦春
我在院子中看着满天飞雪，在一片雪白中，唯有孤梅在雪中独立，好似黑暗中最后的余晖，绿草早已枯萎，野花也不复存在。以前的的辉煌只剩下一片雪，我不禁苦苦一笑。突然有万分心情围绕在我的心头可不知为什么欲言又止，我扶起一朵枯黄的野花，又看向烟波浩渺越来越沉。
一声鸟鸣，一阵春风吹走了满天飞雪，送来了万花齐放我看看野花在风中舞动，垂柳好像在春风中玩耍柳枝轻抚着，溪水宛若蜻蜓点水，又如弱柳抚风，我手中的花不知何时也盛开了，刚才还万物凋零的世界瞬间又变的万花盛开。
景色是那么真实可又那么虚拟就如一场梦一般。
四年级
张锦泽
我在院子中看着满天飞雪，在一片雪白中，唯有孤梅在雪中独立，好似黑暗中最后的余晖，绿草早已枯萎，野花也不复存在。以前的的辉煌只剩下一片雪，我不禁苦苦一笑。突然有万分心情围绕在我的心头可不知为什么欲言又止，我扶起一朵枯黄的野花，又看向烟波浩渺越来越沉。
一声鸟鸣，一阵春风吹走了满天飞雪，送来了万花齐放我看看野花在风中舞动，垂柳好像在春风中玩耍柳枝轻抚着，溪水宛若蜻蜓点水，又如弱柳抚风，我手中的花不知何时也盛开了，刚才还万物凋零的世界瞬间又变的万花盛开。
景色是那么真实可又那么虚拟就如一场梦一般。
四年级
张锦泽
《管子·霸形》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见。立有间，有贰鸿飞而过之。桓公叹曰：“仲父，今彼鸿鹄有时而南，有时而北，有时而往，有时而来，四方无远，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于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对。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对？”管子对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对。”桓公曰：“仲父胡为然？盍不当言，寡人其有乡乎？？寡人之有仲父也，犹飞鸿之有羽翼也，若济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将安闻道而得度哉。”管子对曰：“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桓公变躬迁席，拱手而问曰：“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桓公曰：“寡人闻仲父之言此三者，闻命矣，不敢擅也，将荐之先君。”于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笔。明日，皆朝于太庙之门朝，定令于百吏。使税者百一钟，孤幼不刑，泽梁时纵，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近者示之以忠信，远者示之以礼义。行此数年，而民归之如流水。
此其后，宋伐杞，狄伐邢、卫。桓公不救，裸体纫胸称疾。召管仲曰：“寡人有千岁之食，而无百岁之寿，今有疾病，姑乐乎！”管子曰：“诺。”于是令之县钟磬之榬，陈歌舞竽瑟之乐，日杀数十牛者数旬。群臣进谏曰：“宋伐杞，狄伐邢、卫，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岁之食，而无百岁之寿，今又疾病，姑乐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国也，伐邻国也，子无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卫矣。桓公起，行笋虡之间，管子从。至大钟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乡对之，大钟鸣。桓公视管仲曰：“乐夫，仲父？”管子对曰：“此臣之所谓哀，非乐也。臣闻之，古者之言乐于钟磬之间者不如此。言脱于口，而令行乎天下；游钟磬之间，而无四面兵革之忧。今君之事，言脱于口，令不得行于天下；在钟磬之间，而有四面兵革之忧。此臣之所谓哀，非乐也。”桓公曰：“善。”于是伐钟磬之县，并歌舞之乐。宫中虚无人。桓公曰：“寡人以伐钟磬之县，并歌舞之乐矣，请问所始于国，将为何行？”管子对曰：“宋伐杞，狄伐邢、卫，而君之不救也，臣请以庆。臣闻之，诸侯争于强者，勿与分于强。今君何不定三君之处哉？”于是桓公曰：“诺。”因命以车百乘、卒千人，以缘陵封杞；车百乘、卒千人，以夷仪封邢；车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卫。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处矣，今又将何行？”管子对曰：“臣闻诸侯贪于利，勿与分于利。君何不发虎豹之皮、文锦以使诸侯，令诸侯以缦帛鹿皮报？”桓公曰：“诺。”于是以虎豹皮、文锦使诸侯，诸侯以缦帛、鹿皮报。则令固始行于天下矣。此其后，楚人攻宋、郑。烧焫熯焚郑地，使城坏者不得复筑也，屋之烧者不得复葺也；令其人有丧雌雄，居室如鸟鼠处穴。要宋田，夹塞两川，使水不得东流，东山之西，水深灭垝，四百里而后可田也。楚欲吞宋、郑而畏齐，曰思人众兵强能害己者，必齐也。于是乎楚王号令于国中曰：“寡人之所明于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贤于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贤其臣，寡人愿事之。谁能为我交齐者，寡人不爱封侯之君焉。”于是楚国之贤士皆抱其重宝币帛以事齐。桓公之左右，无不受重宝币帛者。于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闻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将拂于道。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对曰：“不可。楚人攻宋、郑，烧焫熯焚郑地，使城坏者不得复筑也，屋之烧者不得复葺也，令人有丧雌雄，居室如鸟鼠处穴。要宋田，夹塞两川，使水不得东流，东山之西，水深灭垝，四百里而后可田也。楚欲吞宋。郑，思人众兵强而能害己者，必齐也。是欲以文克齐，而以武取宋、郑也，楚取宋、郑而不知禁，是失宋、郑也；禁之，则是又不信于楚也。知失于内，兵困于外，非善举也。”桓公曰：“善。然则若何？”管子对曰：“请兴兵而南存宋、郑，而令曰：‘无攻楚，言与楚王遇。’至于遇上，而以郑城与宋水为请，楚若许，则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许，则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于是遂兴兵而南存宋、郑，与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令于遇上曰：“毋贮粟，毋曲堤，无擅废嫡子，无置妾以为妻。”因以郑城与宋水为请于楚，楚人不许。遂退七十里而舍。使军人城郑南之地，立百代城焉。曰：自此而北至于河者，郑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东发宋田，夹两川，使水复东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逾方城，济于汝水，望汶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东存晋公于南，北伐孤竹，还存燕公。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反位已霸。修钟磬而复乐。管子曰：“此臣之所谓乐也。”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见。立有间，有贰鸿飞而过之。桓公叹曰：“仲父，今彼鸿鹄有时而南，有时而北，有时而往，有时而来，四方无远，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于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对。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对？”管子对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对。”桓公曰：“仲父胡为然？盍不当言，寡人其有乡乎？？寡人之有仲父也，犹飞鸿之有羽翼也，若济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将安闻道而得度哉。”管子对曰：“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桓公变躬迁席，拱手而问曰：“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桓公曰：“寡人闻仲父之言此三者，闻命矣，不敢擅也，将荐之先君。”于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笔。明日，皆朝于太庙之门朝，定令于百吏。使税者百一钟，孤幼不刑，泽梁时纵，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近者示之以忠信，远者示之以礼义。行此数年，而民归之如流水。
此其后，宋伐杞，狄伐邢、卫。桓公不救，裸体纫胸称疾。召管仲曰：“寡人有千岁之食，而无百岁之寿，今有疾病，姑乐乎！”管子曰：“诺。”于是令之县钟磬之榬，陈歌舞竽瑟之乐，日杀数十牛者数旬。群臣进谏曰：“宋伐杞，狄伐邢、卫，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岁之食，而无百岁之寿，今又疾病，姑乐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国也，伐邻国也，子无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卫矣。桓公起，行笋虡之间，管子从。至大钟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乡对之，大钟鸣。桓公视管仲曰：“乐夫，仲父？”管子对曰：“此臣之所谓哀，非乐也。臣闻之，古者之言乐于钟磬之间者不如此。言脱于口，而令行乎天下；游钟磬之间，而无四面兵革之忧。今君之事，言脱于口，令不得行于天下；在钟磬之间，而有四面兵革之忧。此臣之所谓哀，非乐也。”桓公曰：“善。”于是伐钟磬之县，并歌舞之乐。宫中虚无人。桓公曰：“寡人以伐钟磬之县，并歌舞之乐矣，请问所始于国，将为何行？”管子对曰：“宋伐杞，狄伐邢、卫，而君之不救也，臣请以庆。臣闻之，诸侯争于强者，勿与分于强。今君何不定三君之处哉？”于是桓公曰：“诺。”因命以车百乘、卒千人，以缘陵封杞；车百乘、卒千人，以夷仪封邢；车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卫。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处矣，今又将何行？”管子对曰：“臣闻诸侯贪于利，勿与分于利。君何不发虎豹之皮、文锦以使诸侯，令诸侯以缦帛鹿皮报？”桓公曰：“诺。”于是以虎豹皮、文锦使诸侯，诸侯以缦帛、鹿皮报。则令固始行于天下矣。此其后，楚人攻宋、郑。烧焫熯焚郑地，使城坏者不得复筑也，屋之烧者不得复葺也；令其人有丧雌雄，居室如鸟鼠处穴。要宋田，夹塞两川，使水不得东流，东山之西，水深灭垝，四百里而后可田也。楚欲吞宋、郑而畏齐，曰思人众兵强能害己者，必齐也。于是乎楚王号令于国中曰：“寡人之所明于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贤于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贤其臣，寡人愿事之。谁能为我交齐者，寡人不爱封侯之君焉。”于是楚国之贤士皆抱其重宝币帛以事齐。桓公之左右，无不受重宝币帛者。于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闻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将拂于道。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对曰：“不可。楚人攻宋、郑，烧焫熯焚郑地，使城坏者不得复筑也，屋之烧者不得复葺也，令人有丧雌雄，居室如鸟鼠处穴。要宋田，夹塞两川，使水不得东流，东山之西，水深灭垝，四百里而后可田也。楚欲吞宋。郑，思人众兵强而能害己者，必齐也。是欲以文克齐，而以武取宋、郑也，楚取宋、郑而不知禁，是失宋、郑也；禁之，则是又不信于楚也。知失于内，兵困于外，非善举也。”桓公曰：“善。然则若何？”管子对曰：“请兴兵而南存宋、郑，而令曰：‘无攻楚，言与楚王遇。’至于遇上，而以郑城与宋水为请，楚若许，则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许，则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于是遂兴兵而南存宋、郑，与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令于遇上曰：“毋贮粟，毋曲堤，无擅废嫡子，无置妾以为妻。”因以郑城与宋水为请于楚，楚人不许。遂退七十里而舍。使军人城郑南之地，立百代城焉。曰：自此而北至于河者，郑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东发宋田，夹两川，使水复东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逾方城，济于汝水，望汶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东存晋公于南，北伐孤竹，还存燕公。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反位已霸。修钟磬而复乐。管子曰：“此臣之所谓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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