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禹联盟：北狄东夷西戎汇聚形成的复合制华夏集团】
中原五帝时代的族邦联盟是华夏民族的前身。中原地区的族邦联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黄帝、颛顼、帝喾时期，第二阶段是尧舜禹时期。因第二阶段的联盟与尧舜禹禅让传说联系在一起，所以其特征特别鲜明。就联盟的构成而言，在尧舜禹族邦联盟中，有来自北部戎狄的祁姓陶唐氏，来自西部姜戎的姜姓四岳和共工氏，来自东夷的姚姓虞舜和有虞氏、偃姓皋陶和嬴姓伯益等。
陶唐氏是祁姓，而祁姓乃黄帝族十二姓之一。据《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黄帝族由轩辕氏和有熊氏两大支、二十五宗、十二姓所组成，是部族融合的结果，有熊氏大概就属于“黄帝北狄”这一支。这样，我们可以说，祁姓陶唐氏属于黄帝部族集团的“北狄”分支之一。陶唐氏最初活动于今河北唐县一带，其后逐步向南迁移，最后定居于今晋南临汾与翼城一带——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即帝尧都城遗址。《汉书·地理志》中山国唐县条下，班固自注：“尧山在南”。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故尧国也，唐水在西。”《后汉书·郡国志二》唐县条下注引《帝王世纪》同此说，《水经注·滱水注》《读史方舆纪要》亦然。这些都是陶唐在今河北唐县一带留下的足迹。其后，陶唐氏迁往晋中地区。《毛诗·唐谱》：“唐者，帝尧之旧都之地，今曰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条班固自注及《水经·晋水注》均遵此说。陶唐氏最后定居于今晋南临汾与翼城一带，上引《毛诗·唐谱》《帝王世纪》“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都主张临汾为陶唐氏所都。《左传》昭公元年与定公四年说成王封弟唐叔虞于夏墟，也即故唐国。《史记·晋世家》记载此事说：“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即尧裔子所封。”顾炎武辩驳晋国都城在太原晋阳的说法时，主张唐叔始封迄侯缗之灭，并在翼城。顾氏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笔者认为，帝尧陶唐氏最后定居于晋南临汾与翼城一带的唐地，“尧都平阳”，这在地望上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是一致的；在时代上，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的时间是其早期和中期（即距今4300—4100年），与唐尧称雄的时间也一致；在文化特征上，陶寺遗址四座大墓出土四个龙盘所展现的龙崇拜与文献上说陶唐氏以龙为图腾是一致的，陶寺遗址所呈现的天文历法的成就与《尚书·尧典》记载的尧对天文历法的贡献是吻合的，由这些综合因素可以判定陶寺是尧都。
四岳和共工氏也是尧舜禹族邦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他们却来自姜戎。《国语·周语中》：“齐、许、申、吕由大姜。”《国语·周语下》：“昔共工氏……欲壅防百川……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共之从孙四岳佐之……皇天嘉之……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申、吕虽衰，齐、许犹在。”齐、许、申、吕四国都是姜姓，是四岳的后代，而四岳则是共工的从孙。但就是这个姜姓的四岳却又被称为“姜戎”。《左传》襄公十四年，范宣子称戎子驹支为“姜戎氏”，戎人驹支自己说“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表明四岳与诸戎原本为同一部族。
戎狄之外，在中原族邦联盟中还有来自史前东夷的，既有前面已论述的“颛顼—祝融”集团中重和黎以及有虞氏和虞舜，也有皋陶和伯益诸部。
皋陶偃姓，伯益嬴姓，偃、嬴，同音通用，这是两个关系紧密的部族。嬴姓是东夷大姓，少暤氏就是嬴姓，所以皋陶和伯益与少皞部族有渊源关系。关于皋陶与少皞族的关系，《帝王世纪》：“皋陶生于曲阜。”《左传》定公四年又说曲阜本为“少皞之虚”，由此也可证皋陶部族是从少皞部族衍生出来的。少皞属于东夷族，皋陶、伯夷也属于东夷族。皋陶的后裔有英、六、蓼和群舒（舒鲍、舒蓼、舒龚、舒庸、舒龙、舒鸠），分布于今安徽六安一带，这是皋陶族向南迁徙发展的结果。
伯益即柏翳（伯翳），是秦人的先祖。前引《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生大费，与禹平水土……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四方面信息：（1）秦人的女性始祖“女脩”因为吞食玄鸟卵而孕育出男性祖先“大业”，这样的“祖先诞生神话”表明秦人上层集团的图腾崇拜与东夷少皞氏的鸟图腾相一致；（2）秦人的祖先“大费”在族邦联盟中辅佐大舜，驯化鸟兽，发展畜牧业；（3）大费还辅佐大禹“平水土”，治理水患；（4）秦人上层集团是嬴姓。《孟子·滕文公上》：“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这说明伯益与虞舜是同一时代之人，在族邦联盟中担任驯化鸟兽、管理山林的职务。
由上述可知，中原地区在五帝时代尤其是尧舜禹时期，其族邦联盟成员的族属是复杂的，并不单一。这些蛮夷戎狄四方之民来到中原时，起初也曾发生过冲突和战争，如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联合炎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以及共工氏与颛顼之间争夺霸权的战争等，但通过结成族邦联盟，逐步走向了民族融合，从而使得这样的族邦联盟成为中原地区华夏民族的前身——华夏集团。
笔者之所以把尧舜禹时期的族邦联盟视为华夏民族的前身，这是因为华夏民族的真正形成应该从夏朝开始算起。在五帝时代，对于一个个部族国家而言，其国人可以是同一部族血缘的族众；但对于联盟而言，却超脱了部族血缘的藩篱，从而也会逐步产生超越部族意识的某些新文化因素。而这种新文化因素就是促使各部族的人们朝着民族方向发展的动因，并由血缘的部族走向文化的民族。然而，由于族邦联盟毕竟是松散的、不稳定的，随着盟主的更换，联盟的中心也是游移的，所以，对于民族的形成来说，仅仅有某些新文化因素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有一种更大范围的、超越邦国限制的、能容纳和包裹诸多部族的“大国家机制”。而从其后出现的夏商周王朝的历史实际来看，这种“大国家机制”就是笔者所说的“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只有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才会出现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才使分散的部族国家走向某种形式统一的民族的国家，出现王朝体制下的血缘之根与文化之根相交织的以大文化为纽带的华夏民族。
（作者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转引自：万物简史）
中原五帝时代的族邦联盟是华夏民族的前身。中原地区的族邦联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黄帝、颛顼、帝喾时期，第二阶段是尧舜禹时期。因第二阶段的联盟与尧舜禹禅让传说联系在一起，所以其特征特别鲜明。就联盟的构成而言，在尧舜禹族邦联盟中，有来自北部戎狄的祁姓陶唐氏，来自西部姜戎的姜姓四岳和共工氏，来自东夷的姚姓虞舜和有虞氏、偃姓皋陶和嬴姓伯益等。
陶唐氏是祁姓，而祁姓乃黄帝族十二姓之一。据《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黄帝族由轩辕氏和有熊氏两大支、二十五宗、十二姓所组成，是部族融合的结果，有熊氏大概就属于“黄帝北狄”这一支。这样，我们可以说，祁姓陶唐氏属于黄帝部族集团的“北狄”分支之一。陶唐氏最初活动于今河北唐县一带，其后逐步向南迁移，最后定居于今晋南临汾与翼城一带——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即帝尧都城遗址。《汉书·地理志》中山国唐县条下，班固自注：“尧山在南”。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故尧国也，唐水在西。”《后汉书·郡国志二》唐县条下注引《帝王世纪》同此说，《水经注·滱水注》《读史方舆纪要》亦然。这些都是陶唐在今河北唐县一带留下的足迹。其后，陶唐氏迁往晋中地区。《毛诗·唐谱》：“唐者，帝尧之旧都之地，今曰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条班固自注及《水经·晋水注》均遵此说。陶唐氏最后定居于今晋南临汾与翼城一带，上引《毛诗·唐谱》《帝王世纪》“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都主张临汾为陶唐氏所都。《左传》昭公元年与定公四年说成王封弟唐叔虞于夏墟，也即故唐国。《史记·晋世家》记载此事说：“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即尧裔子所封。”顾炎武辩驳晋国都城在太原晋阳的说法时，主张唐叔始封迄侯缗之灭，并在翼城。顾氏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笔者认为，帝尧陶唐氏最后定居于晋南临汾与翼城一带的唐地，“尧都平阳”，这在地望上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是一致的；在时代上，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的时间是其早期和中期（即距今4300—4100年），与唐尧称雄的时间也一致；在文化特征上，陶寺遗址四座大墓出土四个龙盘所展现的龙崇拜与文献上说陶唐氏以龙为图腾是一致的，陶寺遗址所呈现的天文历法的成就与《尚书·尧典》记载的尧对天文历法的贡献是吻合的，由这些综合因素可以判定陶寺是尧都。
四岳和共工氏也是尧舜禹族邦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他们却来自姜戎。《国语·周语中》：“齐、许、申、吕由大姜。”《国语·周语下》：“昔共工氏……欲壅防百川……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共之从孙四岳佐之……皇天嘉之……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申、吕虽衰，齐、许犹在。”齐、许、申、吕四国都是姜姓，是四岳的后代，而四岳则是共工的从孙。但就是这个姜姓的四岳却又被称为“姜戎”。《左传》襄公十四年，范宣子称戎子驹支为“姜戎氏”，戎人驹支自己说“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表明四岳与诸戎原本为同一部族。
戎狄之外，在中原族邦联盟中还有来自史前东夷的，既有前面已论述的“颛顼—祝融”集团中重和黎以及有虞氏和虞舜，也有皋陶和伯益诸部。
皋陶偃姓，伯益嬴姓，偃、嬴，同音通用，这是两个关系紧密的部族。嬴姓是东夷大姓，少暤氏就是嬴姓，所以皋陶和伯益与少皞部族有渊源关系。关于皋陶与少皞族的关系，《帝王世纪》：“皋陶生于曲阜。”《左传》定公四年又说曲阜本为“少皞之虚”，由此也可证皋陶部族是从少皞部族衍生出来的。少皞属于东夷族，皋陶、伯夷也属于东夷族。皋陶的后裔有英、六、蓼和群舒（舒鲍、舒蓼、舒龚、舒庸、舒龙、舒鸠），分布于今安徽六安一带，这是皋陶族向南迁徙发展的结果。
伯益即柏翳（伯翳），是秦人的先祖。前引《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生大费，与禹平水土……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四方面信息：（1）秦人的女性始祖“女脩”因为吞食玄鸟卵而孕育出男性祖先“大业”，这样的“祖先诞生神话”表明秦人上层集团的图腾崇拜与东夷少皞氏的鸟图腾相一致；（2）秦人的祖先“大费”在族邦联盟中辅佐大舜，驯化鸟兽，发展畜牧业；（3）大费还辅佐大禹“平水土”，治理水患；（4）秦人上层集团是嬴姓。《孟子·滕文公上》：“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这说明伯益与虞舜是同一时代之人，在族邦联盟中担任驯化鸟兽、管理山林的职务。
由上述可知，中原地区在五帝时代尤其是尧舜禹时期，其族邦联盟成员的族属是复杂的，并不单一。这些蛮夷戎狄四方之民来到中原时，起初也曾发生过冲突和战争，如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联合炎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以及共工氏与颛顼之间争夺霸权的战争等，但通过结成族邦联盟，逐步走向了民族融合，从而使得这样的族邦联盟成为中原地区华夏民族的前身——华夏集团。
笔者之所以把尧舜禹时期的族邦联盟视为华夏民族的前身，这是因为华夏民族的真正形成应该从夏朝开始算起。在五帝时代，对于一个个部族国家而言，其国人可以是同一部族血缘的族众；但对于联盟而言，却超脱了部族血缘的藩篱，从而也会逐步产生超越部族意识的某些新文化因素。而这种新文化因素就是促使各部族的人们朝着民族方向发展的动因，并由血缘的部族走向文化的民族。然而，由于族邦联盟毕竟是松散的、不稳定的，随着盟主的更换，联盟的中心也是游移的，所以，对于民族的形成来说，仅仅有某些新文化因素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有一种更大范围的、超越邦国限制的、能容纳和包裹诸多部族的“大国家机制”。而从其后出现的夏商周王朝的历史实际来看，这种“大国家机制”就是笔者所说的“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只有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才会出现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才使分散的部族国家走向某种形式统一的民族的国家，出现王朝体制下的血缘之根与文化之根相交织的以大文化为纽带的华夏民族。
（作者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转引自：万物简史）
图一:8月2日开始的减肥计划，继续保持着“从未成功”的记录。每天我都想着“明天开始减肥”，没想到日子过得这么快？？
图二:其中近一个月，公公的正餐投喂+老公的甜食投喂，荒度一个月，一斤没瘦。
图三:秋日常态掉发+产后3-4个月掉发→双重debuff，经自测，已远远超过“病理性脱发”的指标，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哦，可能也就是秃头小宝贝。
图四:人类幼崽是真的可爱。
图二:其中近一个月，公公的正餐投喂+老公的甜食投喂，荒度一个月，一斤没瘦。
图三:秋日常态掉发+产后3-4个月掉发→双重debuff，经自测，已远远超过“病理性脱发”的指标，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哦，可能也就是秃头小宝贝。
图四:人类幼崽是真的可爱。
咸丰1861年春天，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困，攻打武汉。胡林翼手足无措，急得吐 血，要求曾国藩带兵救援。谁知，曾国藩下令，谁都不准援助，并说武汉不重要。为此，胡林翼不但不嫉恨，还说曾国藩做得对。
1858年，“三河惨败”死了湘军名将李续宾，还有曾国藩弟弟曾国华。
咸丰着急之下，立马让曾国藩和胡林翼一起对付太平军。
此时曾国藩的上任，出现了二足鼎立局面，两个人一起负责湘军与太平军的打仗事宜。
本来二人以为，以两个人的智谋，并肩作战那肯定是智力之所长，计划更周密。
谁知，刚开始深 度合作就出现了矛盾。
要收复安徽，首先要拿下安庆，要拿下安庆，就要从湖北进军安庆的要道太湖。
进攻太湖的军 队有4路兵马组成。
多隆阿，鲍超，蒋凝学，唐训，4路将领带领4路军马，谁是总指挥就成了一个关键性问题。
4位将领中，只有多隆阿是旗人，隶属满洲正白旗，擅长指挥马队。
咸丰6年，被湖广总督官文调来湖北，由胡林翼统领，按照湘军的编制，成了湘军一员。
经过多次任务，立了很多战功，和鲍超齐名，在湘军有“多龙鲍虎”之称。
胡林翼认为主帅为多隆阿，比较合适。
一，多隆阿智谋高于鲍超，虽然有缺点，但带兵打仗的关键时刻，冷静睿智、明决入神。鲍超则有勇无谋，没有总指挥的素质。
二，多隆阿是旗人，咸丰脑子里一直有根“满汉之防”的弦。让多隆阿为总指挥，也是向咸丰表示，湘军并无满汉之分，并赢得信任。所谓:“名正言顺”。
三，多隆阿兵多，有实力，如果安排不妥当，他直接撂挑子走了，对全局战事影响很大。
曾国藩听后，立马提出了不同意见，其他湘军将领也纷纷反对。
曾国藩说：这4人中有3位是湘军将领，应该让湘军将领鲍超做主帅。
而且鲍超是名望高的将军，成为主帅理所应当。
同时，曾国藩也担忧，如果真让多隆阿做了主帅，鲍超有可能不听指挥。
鲍超的战绩高于多隆阿，而且实战经验也比多隆阿多，就怕鲍超不服气。
但胡林翼坚持自己的意见，一定要让多隆阿任主帅。
并说：鲍超是我的好兄弟，让他委屈些，我相信他会听我的。如果他不听，我也想好了对策，他可以走，只要湘军留下即可。
原来，鲍超是胡林翼麾下的嫡系将领，相当于自己人，容易说服和掌控。但多隆阿是旗人，说白了就是咸丰的人。
咸丰用人策略，大家都领教过， 战事关键时刻，不能有一点马虎。
随后，因为战事紧张，胡林翼没有同曾国藩再商量，就直接任命多隆阿为主帅。
史书中记载：一夕，忽蹶起，径 自 拍板，以所统诸军悉隶多隆阿调遣。
此消息一出，湘军大惊。曾国藩为了稳住军心，做出了：勿必，勿固。
意思是：谁的策略对战事有帮助，就听谁的，既然决定，不再争论。
主帅定下来后，胡林翼特意找了鲍超说明了战事的大局观，和其他将领听从指挥，准备应战。
咸丰9年10月，湘军对安徽太湖发起进攻，也是考验多隆阿的时候到了。
他“统筹大局，会商诸军，谋勇兼优，指挥合理”。取得了太湖，潜山大胜，击毙太平军2万余人。
至此，胡林翼用人谋略精 准，曾国藩也是大大的佩服。
不久，打通了湖北通往安徽的通道后，湘军很快将安庆团团围住。太平军陈玉成多次救援，都无法突破多隆阿的防线。
咸丰11年春天，太平军为了解安庆之困，发动西征，威胁武汉。胡林翼身为湖北巡抚，手足无措，急得吐 血，多次要求曾国藩派多隆阿或鲍超救援武汉。
曾国藩看出这是陈玉成的“调虎离山之计”，目的是为了解“安庆之围”。而且太平军并不是真的要拿下武汉，即使拿下武汉，对整个战局影响也不是特别大。
所以他咬定青山不放松，命令多隆阿和鲍超继续围困安庆。
殊不知，此时的曾国藩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陈玉成的太平军在湖北势如破竹，取得了很多胜利。胡林翼是湖北巡抚，如果武昌真的失守，不但胡林翼要面临重责，就连曾国藩也会背上背信弃义的骂名。
不过，陈玉成最终没有拿下武汉，曾、胡两人才将心放进肚子里。
最 后，湘军围困安庆没有受到任何干扰，按计划拿下了这座至关重要的城市，让整个战局彻 底明朗。
事后，胡林翼对曾国藩说：你做得对，我理解。
在以后的多次合作中，只要有不同意见，曾、胡二人都秉着顾全大局的准则做决定。
虽然有时候也会吵得脸红脖子粗，但都不会影响二人的关系。
曾国藩曾谦虚地写信跟胡林翼说：“此后侍与老前辈当谨守准绳，互相规劝，不可互相奖励，互相包荒。”
意思是：我们两个人约定，以后要以圣贤的标准相互给对方挑毛病，而不能相互戴高帽，包容过错。
听过一段话说：朋友之间的关系，就是不必讨好，相处是轻松的，交往是真诚的，联系是自然的。
真 正的朋友，始于志趣的吸引，合于心灵的相惜，不需要费劲经营。有幸相逢，恰好合拍，即是最舒服的状态。
正如廖一梅所说：人这一生，遇到权，遇到钱，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
好的关系，莫过于我懂你。#历史# #历史云讲堂#
1858年，“三河惨败”死了湘军名将李续宾，还有曾国藩弟弟曾国华。
咸丰着急之下，立马让曾国藩和胡林翼一起对付太平军。
此时曾国藩的上任，出现了二足鼎立局面，两个人一起负责湘军与太平军的打仗事宜。
本来二人以为，以两个人的智谋，并肩作战那肯定是智力之所长，计划更周密。
谁知，刚开始深 度合作就出现了矛盾。
要收复安徽，首先要拿下安庆，要拿下安庆，就要从湖北进军安庆的要道太湖。
进攻太湖的军 队有4路兵马组成。
多隆阿，鲍超，蒋凝学，唐训，4路将领带领4路军马，谁是总指挥就成了一个关键性问题。
4位将领中，只有多隆阿是旗人，隶属满洲正白旗，擅长指挥马队。
咸丰6年，被湖广总督官文调来湖北，由胡林翼统领，按照湘军的编制，成了湘军一员。
经过多次任务，立了很多战功，和鲍超齐名，在湘军有“多龙鲍虎”之称。
胡林翼认为主帅为多隆阿，比较合适。
一，多隆阿智谋高于鲍超，虽然有缺点，但带兵打仗的关键时刻，冷静睿智、明决入神。鲍超则有勇无谋，没有总指挥的素质。
二，多隆阿是旗人，咸丰脑子里一直有根“满汉之防”的弦。让多隆阿为总指挥，也是向咸丰表示，湘军并无满汉之分，并赢得信任。所谓:“名正言顺”。
三，多隆阿兵多，有实力，如果安排不妥当，他直接撂挑子走了，对全局战事影响很大。
曾国藩听后，立马提出了不同意见，其他湘军将领也纷纷反对。
曾国藩说：这4人中有3位是湘军将领，应该让湘军将领鲍超做主帅。
而且鲍超是名望高的将军，成为主帅理所应当。
同时，曾国藩也担忧，如果真让多隆阿做了主帅，鲍超有可能不听指挥。
鲍超的战绩高于多隆阿，而且实战经验也比多隆阿多，就怕鲍超不服气。
但胡林翼坚持自己的意见，一定要让多隆阿任主帅。
并说：鲍超是我的好兄弟，让他委屈些，我相信他会听我的。如果他不听，我也想好了对策，他可以走，只要湘军留下即可。
原来，鲍超是胡林翼麾下的嫡系将领，相当于自己人，容易说服和掌控。但多隆阿是旗人，说白了就是咸丰的人。
咸丰用人策略，大家都领教过， 战事关键时刻，不能有一点马虎。
随后，因为战事紧张，胡林翼没有同曾国藩再商量，就直接任命多隆阿为主帅。
史书中记载：一夕，忽蹶起，径 自 拍板，以所统诸军悉隶多隆阿调遣。
此消息一出，湘军大惊。曾国藩为了稳住军心，做出了：勿必，勿固。
意思是：谁的策略对战事有帮助，就听谁的，既然决定，不再争论。
主帅定下来后，胡林翼特意找了鲍超说明了战事的大局观，和其他将领听从指挥，准备应战。
咸丰9年10月，湘军对安徽太湖发起进攻，也是考验多隆阿的时候到了。
他“统筹大局，会商诸军，谋勇兼优，指挥合理”。取得了太湖，潜山大胜，击毙太平军2万余人。
至此，胡林翼用人谋略精 准，曾国藩也是大大的佩服。
不久，打通了湖北通往安徽的通道后，湘军很快将安庆团团围住。太平军陈玉成多次救援，都无法突破多隆阿的防线。
咸丰11年春天，太平军为了解安庆之困，发动西征，威胁武汉。胡林翼身为湖北巡抚，手足无措，急得吐 血，多次要求曾国藩派多隆阿或鲍超救援武汉。
曾国藩看出这是陈玉成的“调虎离山之计”，目的是为了解“安庆之围”。而且太平军并不是真的要拿下武汉，即使拿下武汉，对整个战局影响也不是特别大。
所以他咬定青山不放松，命令多隆阿和鲍超继续围困安庆。
殊不知，此时的曾国藩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陈玉成的太平军在湖北势如破竹，取得了很多胜利。胡林翼是湖北巡抚，如果武昌真的失守，不但胡林翼要面临重责，就连曾国藩也会背上背信弃义的骂名。
不过，陈玉成最终没有拿下武汉，曾、胡两人才将心放进肚子里。
最 后，湘军围困安庆没有受到任何干扰，按计划拿下了这座至关重要的城市，让整个战局彻 底明朗。
事后，胡林翼对曾国藩说：你做得对，我理解。
在以后的多次合作中，只要有不同意见，曾、胡二人都秉着顾全大局的准则做决定。
虽然有时候也会吵得脸红脖子粗，但都不会影响二人的关系。
曾国藩曾谦虚地写信跟胡林翼说：“此后侍与老前辈当谨守准绳，互相规劝，不可互相奖励，互相包荒。”
意思是：我们两个人约定，以后要以圣贤的标准相互给对方挑毛病，而不能相互戴高帽，包容过错。
听过一段话说：朋友之间的关系，就是不必讨好，相处是轻松的，交往是真诚的，联系是自然的。
真 正的朋友，始于志趣的吸引，合于心灵的相惜，不需要费劲经营。有幸相逢，恰好合拍，即是最舒服的状态。
正如廖一梅所说：人这一生，遇到权，遇到钱，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
好的关系，莫过于我懂你。#历史# #历史云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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