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读《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两位经济学家作者就讲到和Recky说的价格现象紧密相关的经济学内容：医疗教育养老是最保险的常青行业和未来行业。
一是因为随着大家生活水准的提高，对医疗教育养老的要求也会水涨船高。
二是因为这三大行业都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事医疗教育养老的劳动力无法外包到国外，也不能完全被机器替代。在人工智能和机器自动化必然越来越发达的未来，这些行业的工作机会大量减少或消失的风险极低。
三是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就业率永远都是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考量，像医疗教育养老这样既能大量吸收劳动力又能提高民众生活水准的行业，肯定是政府会持续大力投资的行业。
举个例子，一般来说越好的学校，师生比越高，需要的老师就越多，吸收的劳动力也会更多，孩子接收到的教育质量也会越高。
之前写的《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读书笔记：https://t.cn/A6MOkNsp 非常值得一读的经济学书籍！
一是因为随着大家生活水准的提高，对医疗教育养老的要求也会水涨船高。
二是因为这三大行业都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事医疗教育养老的劳动力无法外包到国外，也不能完全被机器替代。在人工智能和机器自动化必然越来越发达的未来，这些行业的工作机会大量减少或消失的风险极低。
三是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就业率永远都是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考量，像医疗教育养老这样既能大量吸收劳动力又能提高民众生活水准的行业，肯定是政府会持续大力投资的行业。
举个例子，一般来说越好的学校，师生比越高，需要的老师就越多，吸收的劳动力也会更多，孩子接收到的教育质量也会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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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正朝错误方向前进？联合国报告：到2030年全球碳排放将增加10%】财联社10月27日讯（编辑 卞纯）随着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极端天气事件频发，遏制气候变暖成为各国的共同关切。然而就在一年一度的气候变化大会即将拉开帷幕之际，联合国报告显示，地球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各国当前的气候承诺远不足以避免灾难性的全球变暖。
根据联合国周三发布的报告，如果各国履行目前的气候承诺，到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将较2010年水平增加10.6%。
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此前表示，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需要较2010年的水平减少43%，才能使全球变暖控制在比工业化前高1.5摄氏度的范围内。
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7）将于11月7日至18日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专家表示迫切需要采取更多行动。
联合国气候变化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Simon Stiell）表示，预计到2030年，碳排放量将呈下降趋势，但还远远没有达到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1.5摄氏度内所需的减排规模和速度。
斯蒂尔强调，各国政府现在需要加强他们的气候行动计划，并在未来8年实施这些计划。
点击阅读全文：https://t.cn/A6oCeKip
根据联合国周三发布的报告，如果各国履行目前的气候承诺，到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将较2010年水平增加10.6%。
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此前表示，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需要较2010年的水平减少43%，才能使全球变暖控制在比工业化前高1.5摄氏度的范围内。
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7）将于11月7日至18日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专家表示迫切需要采取更多行动。
联合国气候变化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Simon Stiell）表示，预计到2030年，碳排放量将呈下降趋势，但还远远没有达到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1.5摄氏度内所需的减排规模和速度。
斯蒂尔强调，各国政府现在需要加强他们的气候行动计划，并在未来8年实施这些计划。
点击阅读全文：https://t.cn/A6oCeKip
#一周新书风向标# 《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
关于山西票号的叙事，可能是近代中国金融史最有故事，也最有争议的一部分。在今日，到山西省平遥县旅游的人们多半都会注意到这座古城的票号痕迹，城内的日升昌等遗址向来往的游客展示着其过往的辉煌。而当人们站立在这里时，若不是对票号史有或多或少的了解，大概不会猜到这里的票号曾经在整个19世纪尤其是后半叶，将分号开遍了北京、上海、天津、汉口、杭州、广州等国内各大城市。
在文学或民间故事中，山西票号被认为一度掌握着晚清的经济命脉。这在相当程度上是成立的，在一百余年的历史里，整个亚洲可能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像平遥县一样有着如此巨大的金融影响力。甚者，在晚清北洋民国时期，不少有志之士将平遥比作纽约、伦敦。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山西票号也随着晚清的衰落而衰落。总之，两者被认为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在王路曼的新书《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1720—1910年间的银行、国家与家庭》（以下简称《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中，清朝的中央朝廷、省级政府与山西票号的关系并不相同，省级政府对票号有着实际的、庞大的汇兑需求，而朝廷则对此持警惕和压制态度。
接着，这本新书更大的分析过程是在呈现，1842年以后，山西票号如何将沿海与内陆的资本流动联系起来，并且这一呈现试图打破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框架。这是因为，即便在那些认为近代中国孕育着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经济史著述中，“近代中国”指的往往也只是长三角、华北地区或沿海城市，而不包括内陆非港口型的城市和农村地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或东方是欧洲的“他者”，内陆则是国内沿海地区的“他者”。《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的看法是，沿海城市、内陆城市和农村，以及连接它们的票号，在共同推动贸易市场的发展和扩张。
这本书最终指向了近代中国的内陆是否能发展资本主义这一更宏大的议题。其处理方法是打破资本主义的单一叙事神话，既分析山西票号的资本主义逻辑，也分析它的非资本主义逻辑。在流行的单一叙事之下，票号的未来只有转向现代银行这个唯一的结局，当票号在20世纪初没有发展成为现代银行时，也就等于彻底的失败。而作者王路曼把山西票号的衰落理解为商人在晚清变局之下的某种主动选择，票号是金融机构，也是一种私人共同体。他们将积累的资本转而投入到工厂、学校教育等领域，以另一种方式寻求发展机会。当然，翻阅这本书的读者，如果对经济史没有兴趣，也可能被其中比较跌宕起伏的票号家庭故事吸引。（撰文：罗东）
P.S.关于#一周新书风向标# ：任何阅读的判断都是个人的，我们的意见未必正确，甚至有可能是偏见，但它们一定是真诚的。
关于山西票号的叙事，可能是近代中国金融史最有故事，也最有争议的一部分。在今日，到山西省平遥县旅游的人们多半都会注意到这座古城的票号痕迹，城内的日升昌等遗址向来往的游客展示着其过往的辉煌。而当人们站立在这里时，若不是对票号史有或多或少的了解，大概不会猜到这里的票号曾经在整个19世纪尤其是后半叶，将分号开遍了北京、上海、天津、汉口、杭州、广州等国内各大城市。
在文学或民间故事中，山西票号被认为一度掌握着晚清的经济命脉。这在相当程度上是成立的，在一百余年的历史里，整个亚洲可能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像平遥县一样有着如此巨大的金融影响力。甚者，在晚清北洋民国时期，不少有志之士将平遥比作纽约、伦敦。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山西票号也随着晚清的衰落而衰落。总之，两者被认为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在王路曼的新书《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1720—1910年间的银行、国家与家庭》（以下简称《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中，清朝的中央朝廷、省级政府与山西票号的关系并不相同，省级政府对票号有着实际的、庞大的汇兑需求，而朝廷则对此持警惕和压制态度。
接着，这本新书更大的分析过程是在呈现，1842年以后，山西票号如何将沿海与内陆的资本流动联系起来，并且这一呈现试图打破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框架。这是因为，即便在那些认为近代中国孕育着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经济史著述中，“近代中国”指的往往也只是长三角、华北地区或沿海城市，而不包括内陆非港口型的城市和农村地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或东方是欧洲的“他者”，内陆则是国内沿海地区的“他者”。《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的看法是，沿海城市、内陆城市和农村，以及连接它们的票号，在共同推动贸易市场的发展和扩张。
这本书最终指向了近代中国的内陆是否能发展资本主义这一更宏大的议题。其处理方法是打破资本主义的单一叙事神话，既分析山西票号的资本主义逻辑，也分析它的非资本主义逻辑。在流行的单一叙事之下，票号的未来只有转向现代银行这个唯一的结局，当票号在20世纪初没有发展成为现代银行时，也就等于彻底的失败。而作者王路曼把山西票号的衰落理解为商人在晚清变局之下的某种主动选择，票号是金融机构，也是一种私人共同体。他们将积累的资本转而投入到工厂、学校教育等领域，以另一种方式寻求发展机会。当然，翻阅这本书的读者，如果对经济史没有兴趣，也可能被其中比较跌宕起伏的票号家庭故事吸引。（撰文：罗东）
P.S.关于#一周新书风向标# ：任何阅读的判断都是个人的，我们的意见未必正确，甚至有可能是偏见，但它们一定是真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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