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刨土的时候，想起了以前高中课间给大家讲的自己现编的故事：从前有一株水仙它从小长的就像一头大蒜，它就问妈妈：妈妈妈妈我为什么长得像个洋葱头，妈妈说：只要你好好努力，以后会开好漂亮的花。最后它努力努力再努力，终于长成了一颗参！天！大！树！
其实有三颗，今天再把茼蒿菊的种子泡上，其实，最喜欢向日葵的原因也还是只有那一个罢了。

见证时代流变 守护美好记忆 江岸这几棵“有故事”的树有话要说

刚刚过去的植树节，让武汉市民的朋友圈掀起了一股植树热。种一棵树，表明市民生态保护理念不断提升，而真正体现一座城市生态治理智慧的，是如何保护一棵树。

在城市更新、改造的过程中，武汉本着“能保则保、能保尽保”的原则，不仅尽最大努力保留每一棵大树，还想尽办法提升它们的居住“幸福感”。

这些被努力保住的大树堪称武汉最牛的“钉子户”。为它们让路，既是守护人与树、树与城的情感，也是守护一座城市共同的美好记忆。

3月正是春天发芽的季节，为你讲述2个江岸大树保护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人与树的生命缠绕，城与树的生态相拥。



01

“ 它们是中山大道最老的法桐。只要它活一天，我们就要让它颐养天年。”

武汉美术馆门前有两棵大法桐，它们是中山大道最老的法桐。每到夏天，浓荫四合，站在树下就好像站在一个碧绿大幄中一样。

2016年中山大道改造时，这两棵大法桐原本要被移栽。年过花甲的武汉市政府参事胡全志闻讯后，紧急呼吁“刀下留树”，并开展调查走访和查阅文献。当时，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到现场观察大树的情况。当他看到大树下原有的花坛已经被推土机拆毁时，非常焦急。

1942年日占时期拍摄的老照片上出现了如今80岁的法桐（左边那一株）

胡全志说，经过他考证，其中那棵胸径近1米，冠幅约5米的法桐，树龄已经超过80岁，是中山大道上唯一的“80+”大树，另一株的树龄也达60岁以上。

这棵80岁以上的法桐，在一幅1942年日占时期拍摄的老照片上出现过，照片背景是武汉美术馆的前身——金城银行。当时，在银行的大院的大门内侧种有两株法桐，一边一棵，在老照片上清晰可见。直观感觉树龄约有10年，据此推算，这棵树应该种于1931年冬至1942年初，树龄现在为80年至90年左右。

近百年来，它们在车水马龙的中山大道街头，见证着时代的流变，也镌刻着武汉的文化基因。

2016年9月2日，胡全志向市园林和林业局提出书面建议《紧急呼吁保护中山大道唯一的法桐老树》，请求对这株法桐进行原地保护。市园林和林业局高度重视，组织了中山大道法桐保护专家咨询会。

来自华中农业大学、中科院武汉植物园、湖北省林科院、武汉市农科院林业果树所、华中科技大学等单位的5位专家实地查看后，一致认为，中山大道武汉美术馆门前的两株大法桐，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应该进行原地保护。

为了保护好这两株法桐，相关单位对原规划方案进行了调整，将欧式喷泉改为地面式，草坪面积扩大。两株大龄法桐虽然都不在中轴线上，但也不妨碍景观效果， 均得以保留。

看到它们能够继续留在原地幸福生活，胡全志十分欣慰：“它们和武汉市民相伴这么多年，我们应该让它们颐养天年。”

02

“ 72年前的植树节我和妈妈一起种下这棵树。看到它，就会想起我的妈妈。”

珞珈山街上的珞园里，有两棵72岁的大法桐。
它们是88岁的孙昌桂在72年前的植树节，和妈妈一起亲手种下的。这么多年过去，孙昌桂还在守护着大树，他说：“看到它们，就想起了我的妈妈。”

孙昌桂回忆，1950年3月12日，街坊邻居们按照中国植树节的传统，自发组织起来植树。

当时，他16岁，妈妈张莲英48岁，妈妈和他在家门口实际上栽了3棵法桐树，临街两棵，房前一棵。
树苗比成年人大拇指略粗。种好以后，母亲经常给它们浇水。后来，这3棵法桐都长成了参天大树。

孙昌桂和妈妈张莲英的合影

1992年，房前那棵法桐被大风吹得连根拔起，还压坏了房子一角，被园林部门处置。剩下的两棵一直长势旺盛，枝繁叶茂。

张莲英1990年去世。孙昌桂最遗憾的是，以前家里没有照相机，没有和妈妈在法桐树下合影留念。

孙昌桂回忆说，没有空调的年代，夏天每当太阳快落山，邻居们纷纷搬出竹床，在法桐树下乘凉，一觉睡到天亮，邻里关系十分和谐。

孙昌桂参过军，支援过三线建设，后来从武汉一家医院负责人的任上退休。单位曾有福利分房机会，但他放弃了。原因之一，是舍不得离开老房子和这两棵树。

一棵树之于一座城市，是怎样的存在？

有时，它的寒来暑往、静默坚守能为城市赋予更多绿意；有时，它是人们热爱自然、陶冶情操、追求诗意生活的缩影；有时，它是城市不变的地标，是游子回乡后确定旧居的所在；有时，它是托举城市、用文化涵养城市，以点带面的助推器。

它们是城市的生态载体，也屡屡被这座城市创造出奇迹。

3月，正是植树播绿的季节。热爱自然，不仅仅是种下一棵树，更要呵护好这些与我们共同生活呼吸的“城市居民”。

因为呵护一棵树的生命，就是守护一座城的未来。

#今天植树节# 【今天植树节】关于古人植树那些事儿
​植树，一个功在当代，荫及子孙的绿色行动，为世人所称颂。追溯植树的渊源，历朝历代都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话。

早在舜禹时代，就有了“虞官”———最早的“林业部部长”。据《史记》记载，舜任命的第一任“林业部部长”叫伯益。西周时期，国家专门设立了“山虞”、“林衡”来管理山林，规定孟春之月、季夏之月“禁止伐木”和“不种者，无椁”(即不种树的人，死后不给棺材)。在春秋，管仲就提出：“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的植树奖励办法。

唐朝时候，朝廷明令在驿站之间植树，“以荫行旅”，成为唐代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而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松赞干布时，特地从长安带去柳树苗，种在拉萨大昭寺周围，以表达对柳树成荫的故乡的思念之情，于是这些树被称为“唐柳”或“公主柳”，如今已成为汉藏两族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宋朝对种树能人就格外器重，会免除其赋税以示鼓励。还将植树实绩与官员考核直接挂钩，凡植树实绩斐然者可优先升级。宋太祖还颁诏规定，砍伐枣树、桑树作薪柴烧的人要受惩罚。

到了元朝，元世祖忽必烈颁布了《农桑之制》，规定：每丁每岁种桑、枣二十株，如土性不宜，可改种榆、柳，均以种活长成为数，并由各级官吏督促实施，如有失职或申报不实的，则给以严厉惩处。

而明清时代，要求植树的规模就更大，范围更广。明太祖朱元璋规定“凡农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号令天下广植桑、枣、柿、栗、桃。清朝则要求，地方官员必须加强对植树造林的宣传，劝导百姓植树，禁止非时采伐、牛羊践踏及盗窃。

古人植树今安在，许多历史名人的手植树，至今仍枝繁叶茂，福佑后人。清末名将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下令军队在河西走廊的六百多里沿途种柳二十六万株，人称“左公柳”，至今仍为西北人民所称道。清人杨昌溪曾写诗赞道：“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古代有名的文人墨客，不仅喜欢植树，还写出了许多流传后世的“植树诗”。白居易堪称“种树迷”，他做过多处地方官，他官做到哪里，树就种到哪里，每到一处都要栽花种树。任忠州刺史时，他掏钱买花树，并率领童仆等，荷锄在城东坡，挖沟引水，培土栽种了许多桃李杏梅等果树，绿化荒山，改善环境，劳动其中，陶醉其中。他的《东坡种花》诗就生动地记载了这件事：“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李梅。百果参杂种，千枝次第开。”在他的诗中，常能见到一些有关植树的诗句：“手栽两松树，聊以当嘉宾”，“白头种松桂，早晚见成林。”

爱树种树的古代诗人有很多，读他们的诗，就能读出片片新绿和参天的姿态。爱国诗人辛弃疾曾在带湖新居种树，并写词《水调歌头》：“东岸绿荫少，杨柳更须栽。”唐代诗人杜甫爱桃、竹，他住处附近的景色是“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平生憩息地，必种数杆竹。”据史料，他因战乱流浪四川成都浣花溪时，向驻地熟人要桃树苗，“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就是生动写照。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植树节到了，惟愿将植树的接力代代传承。#这届考研生究竟有多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