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宝钗与宝玉婚后的夫妻恩爱5
在前八十回中贾宝玉痴迷的是林黛玉，跟薛宝钗的关系看似较为疏远，但为何到了后三十回佚稿中宝钗、宝玉婚后却能够夫妻恩爱、鹣鲽情浓？这是因为宝钗与宝玉在愤世嫉俗、淡泊出世的思想意志层面上，原本就具有“较诸人皆近”的精神契合！对此，前八十回中亦有多处描写：
一是第32回宝钗讥讽贾雨村的投机钻营：“这个客也没意思，这么热天，不在家里凉快，还跑些什么！”这已初步点明宝钗实具有跟宝玉一样愤世嫉俗、痛恨官场黑暗的思想立场。
二是第38回宝钗作《螃蟹咏》“讽刺时事”、“借蟹讥权贵”，不仅以一句“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骂尽世上如贾雨村之类的赃官，更以“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余禾黍香”两联表明了宝钗渴望用犀利手段横扫赃官、澄清吏治，还天下人一个太平清宁世界的正义追求和政治理想。中国诗歌史上向来有以横行螃蟹比喻权贵、赃官的传统，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一蟹之微，古今皆借以喻权贵，然亦一蟹不如一蟹矣。”宝钗《螃蟹咏》所继承的显然就是这种愤世思想。故，大观园群芳都说：“这是食螃蟹绝唱，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宝玉读后，亦为之高呼：“写得痛快！我的诗也该烧了。”
三是第42回宝钗私下里与黛玉谈心时，她更是一竿子扫倒当时所有读书做官的男人：“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在宝钗看来，当时读书做官的男子，竟没有一个是能够“读书明理，辅国治民”的好官，全都是“读了书倒更坏了”。因此，在宝钗看来，男子若做不了好官，就不如不做官，“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这实际上也就解释了宝钗为何常劝宝玉读书仕进——宝钗的目的正是期望宝玉通过读书仕进，掌握权力，清除这些如“螃蟹”一般横行的赃官。正所谓“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是也！由此可见，前八十回中，宝钗与宝玉在读书仕进问题上的选择表面看似相反，深层的思想立场却恰恰契合相通！因此，真要等到贾府败落之后，宝玉再无平台实现其正义理想，宝钗不仅不会逼着宝玉科举做官，倒是必定会支持宝玉隐居不仕，以保全其不肯与官场黑暗同流合污的气节！故而拥林派臆想中的二宝婚后不合，甚至夫妻反目，根本没有发生的可能。脂批所言宝钗、宝玉婚后“亦颇有或调或妒、轻俏艳丽等说”，乃至于宝玉“甘心受屈”于宝钗，倒真的是脂评本后三十回佚稿中所确实存在的情形！
四是第22回《山门·寄生草》亦展示了宝钗、宝玉在佛道等出世哲学方面的相通。《山门·寄生草》写的是鲁智深离开五台山时从悲凉愤懑到出世解脱的心路转变历程。故从“漫揾英雄泪”起始，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收结。此曲原是宝钗的最爱，被宝钗评价为“填的极妙”。在宝钗生日宴上，由宝钗亲口推荐给宝玉。宝玉当场就“喜的拍膝画圈，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 稍后宝玉平生第一次“悟禅机”，即由宝钗所推荐的这支《山门·寄生草》给引出。实际上，这也是宝钗日后引导丈夫悟道出家的最初一次预演。
五是第50回宝钗、宝玉、黛玉三人的灯谜诗也展示了他们各自在思想意志层面上的亲疏远近关系。宝钗《镂檀锲梓谜》感叹的是世人不能领会佛法禅宗的“梵铃声”，宝玉《天上人间迷》关注的是来自天界的“鸾音鹤信”，黛玉《騄駬谜》热衷的却是为“主人”效犬马之劳，以获取世俗意义上的“独立名”。宝钗心向于佛、宝玉心向于道、黛玉心向于儒，这已是书中不争的事实。而《红楼梦》中总是一僧一道联袂，却从无大儒与之携手。足见，在思想意志的最深层，宝钗与宝玉之间远比黛玉更为亲近。这也就照应了脂砚斋所说的：“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也。至颦儿于宝玉似近之至矣，却远之至也”、“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是要紧两大股，不可粗心看过！”（庚辰本第21回双行夹批）
而既然在偏向于佛、道之愤世出世的精神层面上，宝钗与宝玉原本就有着“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的实质，那么，宝钗与宝玉成婚之后，夫妻恩爱、患难与共，自然也当是题中应有之义！
（配图：川剧《薛宝钗》，王玉梅 饰 薛宝钗）
在前八十回中贾宝玉痴迷的是林黛玉，跟薛宝钗的关系看似较为疏远，但为何到了后三十回佚稿中宝钗、宝玉婚后却能够夫妻恩爱、鹣鲽情浓？这是因为宝钗与宝玉在愤世嫉俗、淡泊出世的思想意志层面上，原本就具有“较诸人皆近”的精神契合！对此，前八十回中亦有多处描写：
一是第32回宝钗讥讽贾雨村的投机钻营：“这个客也没意思，这么热天，不在家里凉快，还跑些什么！”这已初步点明宝钗实具有跟宝玉一样愤世嫉俗、痛恨官场黑暗的思想立场。
二是第38回宝钗作《螃蟹咏》“讽刺时事”、“借蟹讥权贵”，不仅以一句“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骂尽世上如贾雨村之类的赃官，更以“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余禾黍香”两联表明了宝钗渴望用犀利手段横扫赃官、澄清吏治，还天下人一个太平清宁世界的正义追求和政治理想。中国诗歌史上向来有以横行螃蟹比喻权贵、赃官的传统，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一蟹之微，古今皆借以喻权贵，然亦一蟹不如一蟹矣。”宝钗《螃蟹咏》所继承的显然就是这种愤世思想。故，大观园群芳都说：“这是食螃蟹绝唱，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宝玉读后，亦为之高呼：“写得痛快！我的诗也该烧了。”
三是第42回宝钗私下里与黛玉谈心时，她更是一竿子扫倒当时所有读书做官的男人：“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在宝钗看来，当时读书做官的男子，竟没有一个是能够“读书明理，辅国治民”的好官，全都是“读了书倒更坏了”。因此，在宝钗看来，男子若做不了好官，就不如不做官，“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这实际上也就解释了宝钗为何常劝宝玉读书仕进——宝钗的目的正是期望宝玉通过读书仕进，掌握权力，清除这些如“螃蟹”一般横行的赃官。正所谓“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是也！由此可见，前八十回中，宝钗与宝玉在读书仕进问题上的选择表面看似相反，深层的思想立场却恰恰契合相通！因此，真要等到贾府败落之后，宝玉再无平台实现其正义理想，宝钗不仅不会逼着宝玉科举做官，倒是必定会支持宝玉隐居不仕，以保全其不肯与官场黑暗同流合污的气节！故而拥林派臆想中的二宝婚后不合，甚至夫妻反目，根本没有发生的可能。脂批所言宝钗、宝玉婚后“亦颇有或调或妒、轻俏艳丽等说”，乃至于宝玉“甘心受屈”于宝钗，倒真的是脂评本后三十回佚稿中所确实存在的情形！
四是第22回《山门·寄生草》亦展示了宝钗、宝玉在佛道等出世哲学方面的相通。《山门·寄生草》写的是鲁智深离开五台山时从悲凉愤懑到出世解脱的心路转变历程。故从“漫揾英雄泪”起始，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收结。此曲原是宝钗的最爱，被宝钗评价为“填的极妙”。在宝钗生日宴上，由宝钗亲口推荐给宝玉。宝玉当场就“喜的拍膝画圈，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 稍后宝玉平生第一次“悟禅机”，即由宝钗所推荐的这支《山门·寄生草》给引出。实际上，这也是宝钗日后引导丈夫悟道出家的最初一次预演。
五是第50回宝钗、宝玉、黛玉三人的灯谜诗也展示了他们各自在思想意志层面上的亲疏远近关系。宝钗《镂檀锲梓谜》感叹的是世人不能领会佛法禅宗的“梵铃声”，宝玉《天上人间迷》关注的是来自天界的“鸾音鹤信”，黛玉《騄駬谜》热衷的却是为“主人”效犬马之劳，以获取世俗意义上的“独立名”。宝钗心向于佛、宝玉心向于道、黛玉心向于儒，这已是书中不争的事实。而《红楼梦》中总是一僧一道联袂，却从无大儒与之携手。足见，在思想意志的最深层，宝钗与宝玉之间远比黛玉更为亲近。这也就照应了脂砚斋所说的：“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也。至颦儿于宝玉似近之至矣，却远之至也”、“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是要紧两大股，不可粗心看过！”（庚辰本第21回双行夹批）
而既然在偏向于佛、道之愤世出世的精神层面上，宝钗与宝玉原本就有着“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的实质，那么，宝钗与宝玉成婚之后，夫妻恩爱、患难与共，自然也当是题中应有之义！
（配图：川剧《薛宝钗》，王玉梅 饰 薛宝钗）
签判刘经臣居士悟道因缘
签判（官职名）刘经臣居士，智海本逸禅师之在家得法弟子，字兴朝。少年时以才高俊逸，登上仕途。但是，当时他对佛法并不相信。三十二岁时，刘经臣偶然与东林照觉常总禅师相识，相谈甚欢。在常总禅师的启迪下，刘经臣对佛教才生起敬服之心。从此以后，他便醉心祖道，一心想开悟见性。
刘经臣后抵京师，礼谒慧林若冲禅师（天衣义怀禅师之法嗣）。若冲禅师为他举雪窦禅师接引一位僧人的公案–
有僧问雪窦重显禅师：“如何是诸佛本源？”
雪窦禅师答道：“千峰寒色。”
若冲禅师刚把这则公案举完，刘经臣居士言下有省。
那一年岁末，刘经臣居士移官洛下，这使得他有机会经常参礼韶山杲禅师。将去任的时候，刘经臣居士特地前来辞别韶山杲禅师。
韶山禅师嘱咐他说：“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尔后或有非常境界，无量欢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若收拾不得，则有不宁之疾，成失心之患矣。”
不久，刘经臣居士又来到京师，到智海寺从正觉本逸禅师参学。刘经臣居士就自己悟道因缘之事向智海本逸禅师请教。
智海禅师道：“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时中放光动地，不自觉知，向外驰求，转疏转远。”
刘经臣听了，更加疑惑不解。
一天晚上，刘经臣入室参请，智海禅师便为他举《传灯录》中所载“香至国王问道波罗提尊者”之公案。公案是这样的–
时王（香至国王，达磨祖师俗家时的侄子）……忽见波罗提乘云而至，……怒而问曰：“何者是佛？”提曰：“见性是佛。”王曰：“师见性否？”提曰：“我见佛性。”王曰：“性在何处？”提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见？”提曰：“今现作用，王自不见。”王曰：“于我有否？”提曰：“王若作用，无有不是。王若不用，体亦难见。”王曰：“若当用时，几处出现？”提曰：“若出现时，当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现，当为我说。”波罗提即说偈曰：“在胎为身，处世为人。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辨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遍现俱该沙界，收摄在一微尘。识者知是佛性，不识唤作精魂。”……
举完这则公案，智海禅师特地拈出“何者是佛，尊者曰见性是佛”一语，考问刘经臣居士。刘经臣居士不能应答，心中更加迷闷，只好退下，回房间就寝。
他好不容易才睡了一会儿，到五更的时候，又被心中的疑团弄醒了。于是他便打起精神，接着参问“见性是佛”这个话头。刚一参问，突然眼前出现种种异相，他发现自己的身体表里通彻，六根震动，天地回旋，如云开月现。他一时喜不自胜。这时他忽然想起韶山杲禅师临别时所嘱咐他的话。他终于警觉起来，明白这一切都是幻景，不能执着，于是便不再理睬，将它们都压下去了。
天亮以后，刘经臣居士便来到智海禅师的丈室，把夜间的经过全部告诉了智海禅师。智海禅师于是为他证明，并且告诉他说：“更须用得始得。”
刘经臣居士便问：“莫要践履否？”
智海禅师一听，便厉声喝道：“这个是甚么事，却说践履？”
刘经臣居士于是言下默契。
后作《发明心地颂》八首，并著《明道谕儒篇》以警世人，其词云：
“明道在乎见性。余之所悟者，见性而已。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杨子曰：‘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见于此，则能明乎道矣。当知道不远人，人之于道，犹鱼之于水，未尝须臾离也。唯其迷已逐物，故终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觉，儒曰先觉，盖觉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应无坠，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难睹。欲识大道真体，不离声色言语’。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起坐镇相随，语默同居止。欲识佛去处，只这语声是’。此佛者之语道为最亲者。‘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后也。取之左右逢其原也’。此儒者之语道最迩者。奈何此道唯可心传，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传于迦叶，达磨面壁而宗旨付于神光。六叶既敷，千花竞秀。分宗列派，各有门庭。故或瞬目扬眉，擎拳举指，或行棒行喝，竖拂拈槌，或持义张弓，辊毬舞笏，或拽石般（搬）土，打鼓吹毛，或一默一言，一吁一笑，乃至种种方便，皆是亲切为人。然只为太亲，故人多罔措。瞥然见者，不隔丝毫。其或沉吟，迢迢万里。欲明道者，宜无忽焉。祖祖相传，至今不绝。真得吾儒所谓‘忿而不发，开而弗违’者颖。余之有得，实在此门。反思吾儒，自有其道。良哉孔子之言！默而识之，一以贯之，故目击而道存，指掌而意喻。凡若此者，皆合宗门之妙旨，得教外之真机。然而孔子之道，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既没，不得其传，而所以传于世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学，必求自得而后已。幸余一夕开悟，凡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思，口之所谈，手足之所运动，无非妙者。得之既久，日益见前。每以与人，人不能受。然后知其妙道果不可以文字传也。呜呼！是道也，有其人则传，无其人则绝。余既得之矣，谁其似之乎？终余之身而有其人邪？无其人邪？所不可得而知也。故为记颂歌语，以流播其事，而又著此篇，以谕吾徒云。”
这一段文字非常精彩。作者立足于自身的证悟，将佛、儒之学融于宗门之下。在北宋理学大肆排佛的气氛之下，刘经臣居士的这篇文章，象明教契嵩和尚的《辅教篇》一样，既是对佛教的护持，同时也是对孔孟儒学的回归和深化，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签判（官职名）刘经臣居士，智海本逸禅师之在家得法弟子，字兴朝。少年时以才高俊逸，登上仕途。但是，当时他对佛法并不相信。三十二岁时，刘经臣偶然与东林照觉常总禅师相识，相谈甚欢。在常总禅师的启迪下，刘经臣对佛教才生起敬服之心。从此以后，他便醉心祖道，一心想开悟见性。
刘经臣后抵京师，礼谒慧林若冲禅师（天衣义怀禅师之法嗣）。若冲禅师为他举雪窦禅师接引一位僧人的公案–
有僧问雪窦重显禅师：“如何是诸佛本源？”
雪窦禅师答道：“千峰寒色。”
若冲禅师刚把这则公案举完，刘经臣居士言下有省。
那一年岁末，刘经臣居士移官洛下，这使得他有机会经常参礼韶山杲禅师。将去任的时候，刘经臣居士特地前来辞别韶山杲禅师。
韶山禅师嘱咐他说：“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尔后或有非常境界，无量欢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若收拾不得，则有不宁之疾，成失心之患矣。”
不久，刘经臣居士又来到京师，到智海寺从正觉本逸禅师参学。刘经臣居士就自己悟道因缘之事向智海本逸禅师请教。
智海禅师道：“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时中放光动地，不自觉知，向外驰求，转疏转远。”
刘经臣听了，更加疑惑不解。
一天晚上，刘经臣入室参请，智海禅师便为他举《传灯录》中所载“香至国王问道波罗提尊者”之公案。公案是这样的–
时王（香至国王，达磨祖师俗家时的侄子）……忽见波罗提乘云而至，……怒而问曰：“何者是佛？”提曰：“见性是佛。”王曰：“师见性否？”提曰：“我见佛性。”王曰：“性在何处？”提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见？”提曰：“今现作用，王自不见。”王曰：“于我有否？”提曰：“王若作用，无有不是。王若不用，体亦难见。”王曰：“若当用时，几处出现？”提曰：“若出现时，当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现，当为我说。”波罗提即说偈曰：“在胎为身，处世为人。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辨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遍现俱该沙界，收摄在一微尘。识者知是佛性，不识唤作精魂。”……
举完这则公案，智海禅师特地拈出“何者是佛，尊者曰见性是佛”一语，考问刘经臣居士。刘经臣居士不能应答，心中更加迷闷，只好退下，回房间就寝。
他好不容易才睡了一会儿，到五更的时候，又被心中的疑团弄醒了。于是他便打起精神，接着参问“见性是佛”这个话头。刚一参问，突然眼前出现种种异相，他发现自己的身体表里通彻，六根震动，天地回旋，如云开月现。他一时喜不自胜。这时他忽然想起韶山杲禅师临别时所嘱咐他的话。他终于警觉起来，明白这一切都是幻景，不能执着，于是便不再理睬，将它们都压下去了。
天亮以后，刘经臣居士便来到智海禅师的丈室，把夜间的经过全部告诉了智海禅师。智海禅师于是为他证明，并且告诉他说：“更须用得始得。”
刘经臣居士便问：“莫要践履否？”
智海禅师一听，便厉声喝道：“这个是甚么事，却说践履？”
刘经臣居士于是言下默契。
后作《发明心地颂》八首，并著《明道谕儒篇》以警世人，其词云：
“明道在乎见性。余之所悟者，见性而已。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杨子曰：‘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见于此，则能明乎道矣。当知道不远人，人之于道，犹鱼之于水，未尝须臾离也。唯其迷已逐物，故终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觉，儒曰先觉，盖觉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应无坠，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难睹。欲识大道真体，不离声色言语’。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起坐镇相随，语默同居止。欲识佛去处，只这语声是’。此佛者之语道为最亲者。‘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后也。取之左右逢其原也’。此儒者之语道最迩者。奈何此道唯可心传，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传于迦叶，达磨面壁而宗旨付于神光。六叶既敷，千花竞秀。分宗列派，各有门庭。故或瞬目扬眉，擎拳举指，或行棒行喝，竖拂拈槌，或持义张弓，辊毬舞笏，或拽石般（搬）土，打鼓吹毛，或一默一言，一吁一笑，乃至种种方便，皆是亲切为人。然只为太亲，故人多罔措。瞥然见者，不隔丝毫。其或沉吟，迢迢万里。欲明道者，宜无忽焉。祖祖相传，至今不绝。真得吾儒所谓‘忿而不发，开而弗违’者颖。余之有得，实在此门。反思吾儒，自有其道。良哉孔子之言！默而识之，一以贯之，故目击而道存，指掌而意喻。凡若此者，皆合宗门之妙旨，得教外之真机。然而孔子之道，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既没，不得其传，而所以传于世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学，必求自得而后已。幸余一夕开悟，凡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思，口之所谈，手足之所运动，无非妙者。得之既久，日益见前。每以与人，人不能受。然后知其妙道果不可以文字传也。呜呼！是道也，有其人则传，无其人则绝。余既得之矣，谁其似之乎？终余之身而有其人邪？无其人邪？所不可得而知也。故为记颂歌语，以流播其事，而又著此篇，以谕吾徒云。”
这一段文字非常精彩。作者立足于自身的证悟，将佛、儒之学融于宗门之下。在北宋理学大肆排佛的气氛之下，刘经臣居士的这篇文章，象明教契嵩和尚的《辅教篇》一样，既是对佛教的护持，同时也是对孔孟儒学的回归和深化，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大师七岁即茹素，十二岁读儒书，以传千古圣学为己任，誓灭佛老二教。开荤酒，作《辟佛论》数十篇。十七岁时阅读莲池大师的《自知录序》与《竹窗随笔》，幡然认识到以前的错谬，将所着的《辟佛论》付之一炬。
二十岁，注解《论语》，注至“天下归仁”文句时，不能下笔，废寝忘餐三昼夜，大悟孔颜心法。其年冬，父亲亡故，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发出世心，每日持诵佛名，尽焚文稿二千余篇。
二十三岁时，听一法师讲《首楞严经》中的“世界在空，空生大觉”，心生疑团：为何有这样的大觉，竟如此推崇空界？闷绝无措，自感昏沉散乱颇重，功夫不能相续，遂于佛像前发四十八愿，决意出家，体究大事。
二十四岁时，梦中礼拜憨山大师，恳请上乘佛法。时憨山大师在曹溪，不能往从，乃从憨山大师门人雪岭法师出家，命名智旭大师。
二十五岁时，入径山坐禅参究。第二年夏天，用功到极处，身心世界，忽然消殒。因而了知这个身体，从无始劫来，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只是坚固妄想所现的影子，刹那刹那，念念不住，的确不是从父母生的。这时，一切经论，一切公案，无不现前，无不通达。久之，则胸次空空，不复留一字注脚。越一年，受比丘菩萨戒，遍阅律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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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岁，注解《论语》，注至“天下归仁”文句时，不能下笔，废寝忘餐三昼夜，大悟孔颜心法。其年冬，父亲亡故，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发出世心，每日持诵佛名，尽焚文稿二千余篇。
二十三岁时，听一法师讲《首楞严经》中的“世界在空，空生大觉”，心生疑团：为何有这样的大觉，竟如此推崇空界？闷绝无措，自感昏沉散乱颇重，功夫不能相续，遂于佛像前发四十八愿，决意出家，体究大事。
二十四岁时，梦中礼拜憨山大师，恳请上乘佛法。时憨山大师在曹溪，不能往从，乃从憨山大师门人雪岭法师出家，命名智旭大师。
二十五岁时，入径山坐禅参究。第二年夏天，用功到极处，身心世界，忽然消殒。因而了知这个身体，从无始劫来，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只是坚固妄想所现的影子，刹那刹那，念念不住，的确不是从父母生的。这时，一切经论，一切公案，无不现前，无不通达。久之，则胸次空空，不复留一字注脚。越一年，受比丘菩萨戒，遍阅律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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