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柱命理论“偏官”
夫偏官者，盖甲木见庚金之类；阳见阳，阴见阴，乃谓之偏官，不成配偶，犹如经言：『二女不能同居，二男不可并处』是也。
偏官即七杀，要制伏，盖偏官七杀即小人；小人无知，多凶暴，无忌惮，乃能劳力以养君子，而服役护御君子者。小人也，惟是不惩不戒，无术以控制之，则不能驯伏而为用；故，杨子曰：『御得其道，则驯伏或作使；御失其道，则狙诈或作敌。』小人者，狙诈也，要控御得其道矣；一失控御，小人得权，则祸立见矣！
经曰：『人有偏官，如抱虎而眠，虽借其威，足以摄群畜；稍失关防，必为其噬脐，不可不虑也。』如遇三刑俱全、阳刃在日及时、又有六害；复遇魁罡相冲，如是人之凶不可具述。
制伏得位，运复经行制伏之乡，此大贵之命也。
茍于前者，凶神俱聚，运游杀旺之乡，凶害有不可言者可知也。
如有一杀，而制伏有二三，复行制伏之运，反不作福。何以言之？盖尽法无法，虽猛如狼，不能制伏矣！是又不可专言制伏，要须轻重得所；不可太甚，亦不可不及。须仔细审详而言，则祸福如影响矣！
又云，有制伏则为偏官，无制伏则为七杀；譬诸小人，御之得其道则可使，失其道则难敌，在吾控御之道何如耳！
凡见此杀，勿便言凶，殊不知带此杀者，多有贵命。如遇三刑六害、或阳刃魁罡相冲，如是之凶，不可谓之制伏；但运行制伏，此贵人命也。茍如前凶神俱聚，其运复行杀旺之乡，祸不可言。
大抵偏官七杀，最喜身旺、有制伏为妙。元有制伏，可行杀旺之方；元无制伏，可行制伏之运。
身旺化之，得为偏官；身弱无制伏，则为七杀。
制伏复行制伏运，谓之大运，则为偏官无餘烬矣！
月中之气，怕冲与阳刃。其本身弱，若杀强则难制；如身强杀浅，则是假杀为权刃。
如曰七杀不怕刑冲。宜详之！
《诗诀》偏官如虎怕冲多，运旺身强岂奈何；身弱虎强成祸患，身强制伏贵中和。
《诗诀》偏官偏印最难明，上下相生有利名；四库坐财宜向贵，等闲平步出公卿。
《诗诀》戊己若逢见官杀，局中金水更加临；当生有火宜逢火，火退愁金怕木侵。
《诗诀》偏官有制化为权，唾手登云发少年；岁运若行身旺地，功名大用福双全。
《诗诀》偏官不可例言凶，有制还他衣禄丰；干上食神支又合，儿孙满眼福无穷。
《诗诀》阴癸多逢己字伤，杀星须用木来降；虽然名利能高显，争奈平生寿不长。
《诗诀》六丙生人亥子多，杀星拘印返中和；东方行去兴名利，运到西方事转磨。
《诗诀》春木无金不是奇，金多犹恐反遭危；格中取得中和气，福寿康寧百事宜。

红林悟道《韩非子-八说》 第六章 任人术

红林悟道《韩非子-八说》上一章韩非子为我们揭示了“八说”的本质与危害，继而告诉君主不可不防。八说的本质是满足自己的私誉，实质是违法乱纪，危害自然是祸国害君。

看似人情满怀的八说，实则是打着人文情怀的幌子干着枉法行私、沽名吊誉的事情。就个人而言，八说之为是为了获得个人私誉，但却损害了国家利益与君主权势，这对国家与君主来说是最大的威胁。韩非子的意思是劝导君主不要相信八说，而是要坚决地禁止与消灭。对于国家治理来说，反对八说，就是要毁灭掉个体奸臣的私誉，打击奸臣的结党营私。

终究其说，《八说》之论还是公私之争，我们不是说没有前提的公私争论，而是说在“公利”大一统的前提下对“私行”的讨论与批判。这就像太极图一样，外面的圆圈就是“公”，而圈内的黑白阴阳鱼就是我们要讨论的公私之争。公与私之论，犹如人性的善恶之论一样，从这一点开始，就形成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与文明。

东方文化或是中国文化讲公利与集体主义，而西方文化或欧美文化讲私利与个人主义。中国文化讲人之初性本善，而西方文化讲人生而有罪。正是基于以上不同的思想与文化，面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东西方国家表现出了南辕北辙的策略。但，面对生命，面对人类而言，生存是第一位的，在病毒面前每一个人都是人类的代表，都是平等的。

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看重集体主义，我们从韩非子的《五蠹》中就能清楚，原始先民集体对抗自然危害才能生存下来，这种依靠集体的意识已经嵌入了我们的基因中，而恰好社会主义正好符合了这种集体主义的意识，所以我们经过了不断的选择，最终发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实事也证明了这一点。

韩非子讲完八说的危害后，将重点放在了“人”身上，又回到了“人是事物的主体”这一根本性问题上。不管什么样的思想与主张，还是什么样的策略与方案，总要有人去执行，能在政策执行与落实中起到关键的作用。所以韩非子认为“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无术以任人，无所任而不败。”意思是：任用什么人办事，是国家存亡治乱的关键。没有政治手腕而用人，没有一次任用不是失败的。

韩非子首先讲“用人”的关键性，将其上升到国家存亡的高度，纵观历史，国家兴旺因人而兴，国家败亡因人而亡，这是客观实事，不管败亡的原因是什么，总因有人而为败亡之事才败亡的。那么兴亡皆因人而起，君主该如何御人呢，韩非子说用“术”即政治手腕，也就是权力制约的办法，权力监督与管理制度。没有“管权”的办法，用人也就不会成功。

我们在前文中讲过，人性的阴暗面在没有集体制度的制约与自律性不强的情况下会无限地放大。臣子对权力的欲望一样，君主没有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用人是不会成功。韩非子认为“人君之所任，非辩智则修洁也。”意思是：君主要任用的人，不是有口才、有智巧，就是品行好。韩非子的意思很明确，君主用人不能认为口才好会事来，就认为他品行好，这是将表相认定为了本质。品行是人性的光明面，是本质层面的概念，而“辩智”只是人认知的程度，是技术层面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那么君主应该如何用人呢？韩非子认为“任人者，使有势也。”意思是：任用人，是使他有权有势。这是君主威势力量的外推，这也是层级式的行政体系能正常运转的动力本源。国家每天都要处理和发生各种事情，君主不可能自己去处理，只能依靠国家行政体系及每一位公职人员，所以韩非子提出“任人者，使有势也。”就是将君主的权势层层下移，让各级官吏拥有自己的“权势”去处理政务。

【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无术以任人，无所任而不败。人君之所任，非辩智则修洁也。任人者，使有势也。】

“任人”几乎贯穿了中国历史与文化，韩非子的任人之术，是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上，没有什么个人喜好，不是说喜欢谁就给谁多大的权力，而是“使有势也”这是任人的基本原则。任人的目的就是要让人做事成事，而不是把人当摆设，要让人做事成事就要给人做事成事的条件，而“使有势也”是基础条件。韩非子的这一观点正应对了现代管理学的理念，责权利三位一体。

四柱命理论“偏官”
夫偏官者，盖甲木见庚金之类；阳见阳，阴见阴，乃谓之偏官，不成配偶，犹如经言：『二女不能同居，二男不可并处』是也。
偏官即七杀，要制伏，盖偏官七杀即小人；小人无知，多凶暴，无忌惮，乃能劳力以养君子，而服役护御君子者。小人也，惟是不惩不戒，无术以控制之，则不能驯伏而为用；故，杨子曰：『御得其道，则驯伏或作使；御失其道，则狙诈或作敌。』小人者，狙诈也，要控御得其道矣；一失控御，小人得权，则祸立见矣！
经曰：『人有偏官，如抱虎而眠，虽借其威，足以摄群畜；稍失关防，必为其噬脐，不可不虑也。』如遇三刑俱全、阳刃在日及时、又有六害；复遇魁罡相冲，如是人之凶不可具述。
制伏得位，运复经行制伏之乡，此大贵之命也。
茍于前者，凶神俱聚，运游杀旺之乡，凶害有不可言者可知也。
如有一杀，而制伏有二三，复行制伏之运，反不作福。何以言之？盖尽法无法，虽猛如狼，不能制伏矣！是又不可专言制伏，要须轻重得所；不可太甚，亦不可不及。须仔细审详而言，则祸福如影响矣！
又云，有制伏则为偏官，无制伏则为七杀；譬诸小人，御之得其道则可使，失其道则难敌，在吾控御之道何如耳！
凡见此杀，勿便言凶，殊不知带此杀者，多有贵命。如遇三刑六害、或阳刃魁罡相冲，如是之凶，不可谓之制伏；但运行制伏，此贵人命也。茍如前凶神俱聚，其运复行杀旺之乡，祸不可言。
大抵偏官七杀，最喜身旺、有制伏为妙。元有制伏，可行杀旺之方；元无制伏，可行制伏之运。
身旺化之，得为偏官；身弱无制伏，则为七杀。
制伏复行制伏运，谓之大运，则为偏官无餘烬矣！
月中之气，怕冲与阳刃。其本身弱，若杀强则难制；如身强杀浅，则是假杀为权刃。
如曰七杀不怕刑冲。宜详之！
《诗诀》偏官如虎怕冲多，运旺身强岂奈何；身弱虎强成祸患，身强制伏贵中和。
《诗诀》偏官偏印最难明，上下相生有利名；四库坐财宜向贵，等闲平步出公卿。
《诗诀》戊己若逢见官杀，局中金水更加临；当生有火宜逢火，火退愁金怕木侵。
《诗诀》偏官有制化为权，唾手登云发少年；岁运若行身旺地，功名大用福双全。
《诗诀》偏官不可例言凶，有制还他衣禄丰；干上食神支又合，儿孙满眼福无穷。
《诗诀》阴癸多逢己字伤，杀星须用木来降；虽然名利能高显，争奈平生寿不长。
《诗诀》六丙生人亥子多，杀星拘印返中和；东方行去兴名利，运到西方事转磨。
《诗诀》春木无金不是奇，金多犹恐反遭危；格中取得中和气，福寿康寧百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