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金兆钧 ：与北青报结下一生之缘】1986年底，音乐研究所组织了一次音乐美学读书会。我应邀参加。读书会先是在东直门外新源里的音乐研究所开了三天。参会的大多是当时活跃的学者们。老先生有提出“音乐学，请将目光投向人”的郭乃安先生，写《读书郎》的宋扬先生，还有来自福建的周畅先生。
中青年学者居多，有音乐研究所的王宁一、魏庭格、居其宏、韩锺恩等人，外地来的有一个是谢嘉幸，也是福建人，刚刚考上了李西安先生的研究生，还有来自辽宁的杨善朴，来自中国音乐学院的修海林，来自星海音乐学院的罗小平等等。大家的发言讨论个性十足，风格各异，我多多少少明白了自己是多么孤陋寡闻。
前三天主要是请外来学者讲课，只记得有当时大名鼎鼎的哲学家赵汀阳，他主讲的似乎是维特根斯坦，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课间我去向赵汀阳请教：“我没系统学过哲学，只是感觉到，无论以往的唯物或唯心的各种哲学好像都有一个‘终极’，各大宗教好像也是。或者说（我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十字坐标），好像说起来都是我们从一无所知开始，不断探索终极的真理，这样，人类对真理的探索和追求就好比是双曲线，所谓‘人类不断趋近于终极真理，但永远不能到达’，是不是这样？”
赵汀阳点点头：“应该是这样。”
我接着说：“但依照热力学第二定律，如果没有外来能量的输入，我们所居住的宇宙最终是要走向寂灭的。以此看来，是不是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认识只能是双抛物线？也就是从坐标系的零点向外不断发散，只能产生越来越大的张力，而不可能趋近绝对真理？也就类似于维特根斯坦所说‘凡是可说的都可以说清楚，不能说的则必须保持沉默’？”
赵汀阳皱皱眉：“你问住我了。”
进入1987年，李西安先生就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
一天，李西安先生来编辑部给我们开了个会，说明还继续担任《人民音乐》主编，但由于学院教务也相当繁重，可能来编辑部的机会会少些。然后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做编辑呢，我想也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拿它当职业，就是踏踏实实地完成你的本职工作，对得起那份工资。还有一种态度是拿它当事业。这是我主张的。过去说编辑无非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我看不然。要当好编辑，最好在各自负责的领域也成为相对的专家。这样对于你们个人来讲就不仅仅是谋生，而是有了学术上的奔头，最后也算成就了一番事业。”
李先生的话我听进去了，但，我这个非科班的能做什么呢？
想了想，至少先去补补课吧。
于是跟李先生和舒泽池先生都说了。他们大为赞成：“去吧，我们帮你联系，不耽误日常工作就行。”
于是我去中央音乐学院听了蔡仲德先生的“中国音乐美学”，何乾三老师的“西方音乐美学”和张小夫的和声课。
蔡仲德先生是冯友兰先生的姑爷，宗璞老师的丈夫，所以研究起古代音乐美学自然独具优势，我听得也是津津有味。
何乾三老师是“音乐美学”学科的先行者，那时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对西方音乐美学的研究和概括。
上张小夫的课，学的还是斯波索宾，有意思的是一天他给了我一盒磁带：“听听我配的，比那些滥竽充数的强多了。”
我后来才知道他那会儿已经是北京音像圈的“四大配器”之一，但不久他就远赴法国留学，再见已经是很久以后了。
不过当年有点傻，后来很多人告诉我：“你为什么没去教务处注个册？好歹也能拿个大专文凭呢。”
还要提一句的就是中央音乐学院内部编译的《外国音乐参考资料》，我从中了解了很多现代派音乐及摇滚乐的纸面知识。
1987年的春节晚会自然还是万众瞩目。苏红演唱了《小小的我》，对越作战英雄徐良和王虹演唱了《血染的风采》，更为火爆的则是费翔的《故乡的云》和《冬天里的一把火》。“乡愁”这个词开始流行，迪斯科音乐从此大行其道。
到了四月份，随张非先生等领导去了广州羊城花会。这次可没有飞机待遇，坐着绿皮火车要两天三夜，很是辛苦。此后几年逼得我学会了在火车上没话找话地与人搭讪。
到了广州，一天晚上专门去东方宾馆的音乐茶座。一进现场，震耳欲聋，正赶上一个女歌手在演唱。听上去唱得很不错，大半是邓丽君的歌。时乐濛先生大声对我说：“这个就是咱们孔雀杯的获奖者，叫刘欣茹。”
刘欣茹唱了几首下来，跑到我们座位来和老先生亲热地聊了半天。
随后几天里，我找在中山大学读书的“发小”刘星的女友杨苗燕帮忙，去广州永汉电影院看了看多种经营，跑了三个多钟头去佛山看了看热闹的歌舞厅，去七星岩则是真正的游山逛水。
要回北京了，张非先生说：“深圳今年搞了个全国小提琴中国作品演奏比赛，当地音协请我们去，我们去不了，你去一趟吧，我让当地的同志给你办好通行证。”
从小对深圳的印象来自电影《羊城暗哨》，知道那是毗邻香港的一个小渔村。
到了深圳，找到组委会却被告知无人通知我要去。那时深圳的市区并不大，来自全国的记者一大帮，全都住在一个大体育馆里，满场地的行军床。幸好见到了《人民日报》的记者梁刚，直接帮我说话：“知道不知道《人民音乐》？国家第一号音乐刊物！”
结果惊动了深圳音协的邓超荣主席，一个劲向我道歉：“我们小渔村，第一次搞国际比赛。招待不周，实在抱歉。说起来邀请还是我发给中国音协的呢。工作人员没搞清楚。”
我跟他聊起来，他说：“最重要的是开放，领导特别开明，至少放手让你做事，我调过来这几年是我人生中最痛快的几年，真的能干点事。”
我想去沙头角的中英街，大学同学韩澎说让她在《国际商报》工作的丈夫给我办证：“他们这些记者时不时地和市领导喝早茶，没问题。”
去了沙头角，确实人流熙熙攘攘，其实也就电子表、折叠伞、化妆盒、力士肥皂，再有就是化纤布料值得买——北京要不是没有，要不然就是倒爷倒过来的太贵。
回到北京，心情还在新鲜状态中，写下了一篇《南国社会生活一瞥》。张非先生看了挺赞赏：“瞥得不错，有纪实有想法。”
过了两天有个记者电话找我：“我是《北京青年报》的记者于大公，前几天深圳小提琴比赛我太忙，没去成，听梁刚说你去了？”
我说：“是啊。”
他说：“那麻烦你给我写一篇简单的报道吧。不用太长，千字以内就好。”
我心想：这活儿还说来就来。于是写了一篇标准的千字文《奏然后而知不足——听全国小提琴中国作品演奏比赛》寄给他，没过两天就发了。
过几天于大公又打电话给我：“哥们儿，写得不错。我们报现在就缺这样能带上一点自己看法的报道。这么着吧，以后有关音乐的你觉得可写的就给我们写，我一定发。我们人手不够，整个文化圈都得跑，你就算帮我忙了。”
于大公曾在1986年的12月写下了对《一无所有》的评价——“在大陆，真正的通俗歌曲不再是一无所有”应为媒体首篇肯定崔健的文章。此前他也给百名歌星演唱会写下了长篇报道。
从此，我与《北京青年报》结下了一生之缘。
中青年学者居多，有音乐研究所的王宁一、魏庭格、居其宏、韩锺恩等人，外地来的有一个是谢嘉幸，也是福建人，刚刚考上了李西安先生的研究生，还有来自辽宁的杨善朴，来自中国音乐学院的修海林，来自星海音乐学院的罗小平等等。大家的发言讨论个性十足，风格各异，我多多少少明白了自己是多么孤陋寡闻。
前三天主要是请外来学者讲课，只记得有当时大名鼎鼎的哲学家赵汀阳，他主讲的似乎是维特根斯坦，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课间我去向赵汀阳请教：“我没系统学过哲学，只是感觉到，无论以往的唯物或唯心的各种哲学好像都有一个‘终极’，各大宗教好像也是。或者说（我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十字坐标），好像说起来都是我们从一无所知开始，不断探索终极的真理，这样，人类对真理的探索和追求就好比是双曲线，所谓‘人类不断趋近于终极真理，但永远不能到达’，是不是这样？”
赵汀阳点点头：“应该是这样。”
我接着说：“但依照热力学第二定律，如果没有外来能量的输入，我们所居住的宇宙最终是要走向寂灭的。以此看来，是不是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认识只能是双抛物线？也就是从坐标系的零点向外不断发散，只能产生越来越大的张力，而不可能趋近绝对真理？也就类似于维特根斯坦所说‘凡是可说的都可以说清楚，不能说的则必须保持沉默’？”
赵汀阳皱皱眉：“你问住我了。”
进入1987年，李西安先生就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
一天，李西安先生来编辑部给我们开了个会，说明还继续担任《人民音乐》主编，但由于学院教务也相当繁重，可能来编辑部的机会会少些。然后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做编辑呢，我想也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拿它当职业，就是踏踏实实地完成你的本职工作，对得起那份工资。还有一种态度是拿它当事业。这是我主张的。过去说编辑无非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我看不然。要当好编辑，最好在各自负责的领域也成为相对的专家。这样对于你们个人来讲就不仅仅是谋生，而是有了学术上的奔头，最后也算成就了一番事业。”
李先生的话我听进去了，但，我这个非科班的能做什么呢？
想了想，至少先去补补课吧。
于是跟李先生和舒泽池先生都说了。他们大为赞成：“去吧，我们帮你联系，不耽误日常工作就行。”
于是我去中央音乐学院听了蔡仲德先生的“中国音乐美学”，何乾三老师的“西方音乐美学”和张小夫的和声课。
蔡仲德先生是冯友兰先生的姑爷，宗璞老师的丈夫，所以研究起古代音乐美学自然独具优势，我听得也是津津有味。
何乾三老师是“音乐美学”学科的先行者，那时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对西方音乐美学的研究和概括。
上张小夫的课，学的还是斯波索宾，有意思的是一天他给了我一盒磁带：“听听我配的，比那些滥竽充数的强多了。”
我后来才知道他那会儿已经是北京音像圈的“四大配器”之一，但不久他就远赴法国留学，再见已经是很久以后了。
不过当年有点傻，后来很多人告诉我：“你为什么没去教务处注个册？好歹也能拿个大专文凭呢。”
还要提一句的就是中央音乐学院内部编译的《外国音乐参考资料》，我从中了解了很多现代派音乐及摇滚乐的纸面知识。
1987年的春节晚会自然还是万众瞩目。苏红演唱了《小小的我》，对越作战英雄徐良和王虹演唱了《血染的风采》，更为火爆的则是费翔的《故乡的云》和《冬天里的一把火》。“乡愁”这个词开始流行，迪斯科音乐从此大行其道。
到了四月份，随张非先生等领导去了广州羊城花会。这次可没有飞机待遇，坐着绿皮火车要两天三夜，很是辛苦。此后几年逼得我学会了在火车上没话找话地与人搭讪。
到了广州，一天晚上专门去东方宾馆的音乐茶座。一进现场，震耳欲聋，正赶上一个女歌手在演唱。听上去唱得很不错，大半是邓丽君的歌。时乐濛先生大声对我说：“这个就是咱们孔雀杯的获奖者，叫刘欣茹。”
刘欣茹唱了几首下来，跑到我们座位来和老先生亲热地聊了半天。
随后几天里，我找在中山大学读书的“发小”刘星的女友杨苗燕帮忙，去广州永汉电影院看了看多种经营，跑了三个多钟头去佛山看了看热闹的歌舞厅，去七星岩则是真正的游山逛水。
要回北京了，张非先生说：“深圳今年搞了个全国小提琴中国作品演奏比赛，当地音协请我们去，我们去不了，你去一趟吧，我让当地的同志给你办好通行证。”
从小对深圳的印象来自电影《羊城暗哨》，知道那是毗邻香港的一个小渔村。
到了深圳，找到组委会却被告知无人通知我要去。那时深圳的市区并不大，来自全国的记者一大帮，全都住在一个大体育馆里，满场地的行军床。幸好见到了《人民日报》的记者梁刚，直接帮我说话：“知道不知道《人民音乐》？国家第一号音乐刊物！”
结果惊动了深圳音协的邓超荣主席，一个劲向我道歉：“我们小渔村，第一次搞国际比赛。招待不周，实在抱歉。说起来邀请还是我发给中国音协的呢。工作人员没搞清楚。”
我跟他聊起来，他说：“最重要的是开放，领导特别开明，至少放手让你做事，我调过来这几年是我人生中最痛快的几年，真的能干点事。”
我想去沙头角的中英街，大学同学韩澎说让她在《国际商报》工作的丈夫给我办证：“他们这些记者时不时地和市领导喝早茶，没问题。”
去了沙头角，确实人流熙熙攘攘，其实也就电子表、折叠伞、化妆盒、力士肥皂，再有就是化纤布料值得买——北京要不是没有，要不然就是倒爷倒过来的太贵。
回到北京，心情还在新鲜状态中，写下了一篇《南国社会生活一瞥》。张非先生看了挺赞赏：“瞥得不错，有纪实有想法。”
过了两天有个记者电话找我：“我是《北京青年报》的记者于大公，前几天深圳小提琴比赛我太忙，没去成，听梁刚说你去了？”
我说：“是啊。”
他说：“那麻烦你给我写一篇简单的报道吧。不用太长，千字以内就好。”
我心想：这活儿还说来就来。于是写了一篇标准的千字文《奏然后而知不足——听全国小提琴中国作品演奏比赛》寄给他，没过两天就发了。
过几天于大公又打电话给我：“哥们儿，写得不错。我们报现在就缺这样能带上一点自己看法的报道。这么着吧，以后有关音乐的你觉得可写的就给我们写，我一定发。我们人手不够，整个文化圈都得跑，你就算帮我忙了。”
于大公曾在1986年的12月写下了对《一无所有》的评价——“在大陆，真正的通俗歌曲不再是一无所有”应为媒体首篇肯定崔健的文章。此前他也给百名歌星演唱会写下了长篇报道。
从此，我与《北京青年报》结下了一生之缘。
#文化日历# #10月27日# #诞生#
1782年，意大利音乐家尼可罗·帕格尼尼出生。
1858年，美国政治家西奥多·罗斯福出生。
1952年，意大利电影导演、演员罗伯托·贝尼尼出生。
1952年，日裔美国作家、政治经济学者法兰西斯·福山出生。
1957年，中国台湾地区电影导演、编剧蔡明亮出生。
1978年，新加坡小提琴演奏家陈美出生。
1987年，中国篮球运动员易建联出生。
1989年，中国当代青年作家蒋方舟出生。
1782年，意大利音乐家尼可罗·帕格尼尼出生。
1858年，美国政治家西奥多·罗斯福出生。
1952年，意大利电影导演、演员罗伯托·贝尼尼出生。
1952年，日裔美国作家、政治经济学者法兰西斯·福山出生。
1957年，中国台湾地区电影导演、编剧蔡明亮出生。
1978年，新加坡小提琴演奏家陈美出生。
1987年，中国篮球运动员易建联出生。
1989年，中国当代青年作家蒋方舟出生。
二十年前，我在北京音乐厅听过一场音乐会，原本吕思清的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因其生病，由13岁的劳黎临时救场，没想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姑娘凭借出色的琴技轰动了全场！今晚，她重新回到我的视线，和大剧院青年女指挥家赖嘉静合作莫扎特的D大调四小协。时隔多年，当年的小提琴神童已经跻身世界著名青年小提琴家行列，精湛的琴技更加炉火纯青，将这部古典乐派的经典之作演绎得精致唯美，辉煌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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