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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分封制與漢初學術繁榮》
——沈嘩
西漢初期曾出現一個學術繁榮的短暫局面。
20世紀50年代侯外廬先生就指出此為“古代諸子之學的傳統還存著餘緒”。
漢初盛行的黃老無為思想,使得知識分子自由思想的空間大為拓展,從而造就了漢初的學術繁榮。分封制也為漢初士人的學術活動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活動空間。
一、
流派紛呈的這種情形,還體現在漢初士人並不局囿於某一家某一說,而是諸家並用,如賈誼就“頗通諸子百家之書”。
漢初的學術繁榮局面還有一個重要特點,那就是各諸侯王國內的學術繁榮場面要甚於中央政府,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認為,這一時期的學術繁榮,主要體現于各諸侯王國。
細察王國內出現的學術繁榮局面,還可分為兩種情況。
一種是諸侯王是想藉士人之力加強聲勢、營造氣氛,以達到王國自重,甚至與中央抗衡的目的。
另一種情況是諸侯王並沒有與中央相抗的實力與野心,只是緣于對文化學術的嚮往和愛好,甚至本人就擅長某一方面,便自覺地禮待士人。
二、
導致漢初學術繁榮局面的主要原因,當然可歸於漢初黃老無為思想的盛行,但對於諸侯王國內學術繁榮程度要超過中央政府這一現象,又不僅限於此,這裡還有著更深層次的制度方面的原因,那就是分封制的實行和士人步入中央政府的仕途在漢初受堵。
實行分封制即意味著各諸侯王國有了雄厚的政治和經濟實力,也就擁有了極大的獨立性。
其次,是漢初士人進人中央王朝的路途堵塞。
中央王朝,對士人不利之處甚多。高祖劉邦出身市井無賴,對士人極不尊敬,這一點無須贅述。
其二,掌握中央政權的是一個重厚少文的功臣集團,“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
他們認識不到士人對治國的重要性,即便認識到也不願讓士人分享政權。
第三,彌漫子朝廷的是黃老之言,無為而治。天下打下了,安心坐天下就是,對那些好出新意、動輒倡言改制的士人,功臣集團就以黃老清靜無為思想回敬,無為思想被功臣集團借用來為因循守舊的執政方式作藉口。
地方上,也同樣如此。就各郡縣而言,最高級長官多由功臣出任,至於各級基層政權,基本上掌握在秦朝故吏和軍功之士手中。
一方面,漢初廣大士人的仕進途徑,就中央政權而言,無論是在中央,還是在地方,都不夠通暢,另一方面,各諸侯王國卻有著招徠士人的強大經濟實力,諸王對士人又育眼有加,兩相對比,士人向何處流動當然不言自明瞭。
漢初士人正處於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和先秦諸子相比,他們的人格獨立性已有所淡化,但和武帝以後的士人相比,仍體現一定的獨立性。
如余英時先生所指出,中國古代的知識階層已逐漸從戰國時鮮有宗族和田產的羈絆的“遊士”,轉變為具有厚實的社會經濟基礎的“士大夫”階層。
漢初士人正處於由獨立人格到依附人格的轉變過程中。
出現于各諸侯王國內的學術繁榮局面,正是漢初王國與士人相互靠攏的最大成果之一,一方面分封制為漢初士人的遊說立論提供了豐富的土壤,另方面,具有遊士意識的漢初士人即是適合這種土壤的種子,兩相結合,造就了王國內的學術繁榮程度超過中央政府的場面。
三、
漢初學術繁榮局面的消彌,從學術角度看,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寬鬆的無為思想逐漸為獨尊一體的儒學思想所取代。
王國內學術繁榮局面的消彌,仍應當從制度層面尋找原因。
首先,當然是中央政權對王國勢力的漸次削弱。
中央政府在堅決打擊王國勢力、隔斷士人依附王國途徑的同時,更致力於爭取和改造士人,讓士人融人統治集團。
這方面的政策,具體體現在兩方面,一是中央王朝廣開仕途,大批吸收士人進人國家政權,這實際上也是統治階級的需要。
自文、景之世西漢政府開始推行察舉制以選拔官員,武帝時察舉、征辟制度日趨完備,中央還設立太學,地方設立郡(國)縣學,吸收大量士人人學,形成龐大的官僚後備隊伍。
再就是推廣董仲舒的“春秋大一統”理論,讓大一統之說牢牢紮根于士人心中,這樣,士人就身不由己地俯首聽命了。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宜揚: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董仲舒的大一統理論,無疑是對漢武帝強化專制統治和中央集權的迎合。
但在另一方面,這一理論也清算了漢初士人竟相依附王國的風氣。
士人既已在中央政府那裡找到圓滿出路,封國又形同地方郡縣,大一統思想已成為通行的意識形態,則接戰國諸子余脈,尚存于漢初士人之身的相對獨立人格便見萎縮,本來蓬勃向上、積極進取的朝氣也漸為一味迎合、苟圖自存的暮氣所替代。
如此,客觀上,士人已無政治制度上的漏洞可以利用,主觀上,士人又身不由己受到新儒學的束縛和規範,那麼不但漢初一現的學術繁榮已無生根之處,就是以後的歷朝歷代都不可能再演現同樣一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