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经先秦两汉的漫长发展，到了魏晋六朝，自然山水逐渐进入到文人墨客的笔下，成为兼具物质性和人文性的审美对象，并深刻影响了文士的生活方式。在南朝时期，“山居”成为当时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这不仅与南方不断得到开发有关，也反映了南朝文人亲近自然山水、追求个性独立的审美观念的新变。#每天读国学#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善信助修道观有什么功德益处？道士该如何化缘？
道言，德莫大於好生，功莫大於修成。在这三界之中，最大的功德莫过于修成之功。什么是修成之功呢？
修成之功
《太上金柜玉镜延生洞玄烛幽忏》里这样说：“男女喜舍财物，修建宫殿，绘塑真仪，印写经典，读诵教人，制作旛花，施设灯烛，作诸布施供养，乃至平治道路，修叠桥彴，栽种树木，补理堤渠，是谓修成之功。”可见，善信能发心欢喜施舍财物，修造道观宫殿，绘制塑造神像，使仙真可以栖身，使大众见到神像而生恭敬慈悲心；增加大道教法的传播影响，使大众能听闻正法、发明道性，其中的功德是尤为殊胜的。
《太上洞玄灵宝国王行道经》中天尊曰：常当修造尊像经法，玄坛圣迹，使相好光明，文字齐整，殿堂妙丽，基址宽平。若洗拭真容，装潢卷轴，常令清净。愿国安宁，百姓欢娱，兆民庆悦，男女端严，相貌如华，过去受生，六根具足，聪明智慧，寿命无穷，天下太平，一切安乐，十方三界，称赞善功，享福长生，共成真道。
由此也可以得知，助修道观的功德之大，能普及天下，于善信自身也可得相貌端严，聪明智慧，享福长生。
除此之外，布施喜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隐藏作用，就是破除悭吝之心。
布施除悭吝
悭吝：吝啬而贪得。生时既不将一钱来，死亦不将一钱去。悭吝的人直到与世长辞的一天，才醒悟所有的世事都是一场空，而平时因悭吝所做所为，都是罪业。
悭吝的人，在天尊大道前，在斋戒供养处，在烧香燃灯处，在修盖观宇、殿堂处，在功德福田上，或见宫观破坏，生悭吝心，不肯布施。人如果是心怀悭吝，则内心永无休息安宁的时候。积攒下财富如山岳，心里还常想着吞并江海。常常贪得而不厌足，在造像、写经、营建道观、烧香燃灯的地方，从不作功德，《太上慈悲道场消灾九幽忏》中说：“不肯施一毫，就中为方便。常欲觅利益，死入寒冰狱。”
与其怀悭吝，不如能舍施。
与其怀悭吝，不如能舍施。能欢喜布施的好处，一则内贼不生，二则外贼不起，内外安静，众苦消除。
见持斋设供，肯布施。见持戒修行，肯布施。见讲说真经，肯布施。见天尊圣像，肯布施。见出家法身栖寒，肯布施。见燃灯供养，肯添舍布施。见供养之处香残灯烬，肯继爇布施。见道场旛像不足，肯布施。见古迹灵场损坏，肯布施。见灵观殿堂隳破，肯布施。见大藏写经函蕴未备，肯布施。见供养之器不如法度，肯布施。见行道歌赞，肯布施。见常住应用不足，肯布施。见钟磬声相不圆，肯布施。见修造未就，肯布施。见囚徒、见贫穷、见老病、见功德、见福田，肯布施。
像这样乐于布施，破除悭吝，则天上冥间，三界万灵，都来护佑，善信皆可随功受福。
布施又是广义的，忠孝、善念、药术、宽容都可以做为布施的一种。本可行方便给人而不布施，本可以慈悲给人而不布施，本可劝导人良善而不布施，本可教化别人而不布施，本可让利于人而不布施，本可善心待人而不布施，本可指示别人却不布施，本可平等待人而不布施。因心怀悭吝而不肯布施的人，像上面所说种种，《太上慈悲道场消灾九幽忏》中说：悭吝者这一世的家人眷属，常不得安乐。男女夫妻，中道离别。己身残疾，恶病相缠，殁入九幽，历诸地狱，万劫方受蛇犬之身。
道士如何化缘
道士该如何化缘呢？《天皇至道太清玉册》里说，宫观的兴修，须凭十方善信同作功德。道士应于修建之初便化缘资金或实物，以备修造之用。如果要下山化缘，应该先去访问家境殷实的有德人家，结下善缘，将宫观修建需要布施的情况告知，如果善信有欢喜布施之心，就在功德簿上记下功德主芳名和所捐财物数目。
而对于那种虽有财产，却悭吝不舍的家庭，就应该绕道而行，不要从他家门口经过。因为悭吝的人不舍得布施，不愿意去培植福田，往往是福气很薄的，他担心布施会使自己更加匮乏。而愿意布施的人，往往是福泽深厚的，因为有福，所以才会不吝，因为他不担心布施后自己会变得匮乏。
最后，不论布施财物多少，道士都不应区别对待，随缘接受善信布施，广结善缘才是最好的。 https://t.cn/z8bCHaZ
道言，德莫大於好生，功莫大於修成。在这三界之中，最大的功德莫过于修成之功。什么是修成之功呢？
修成之功
《太上金柜玉镜延生洞玄烛幽忏》里这样说：“男女喜舍财物，修建宫殿，绘塑真仪，印写经典，读诵教人，制作旛花，施设灯烛，作诸布施供养，乃至平治道路，修叠桥彴，栽种树木，补理堤渠，是谓修成之功。”可见，善信能发心欢喜施舍财物，修造道观宫殿，绘制塑造神像，使仙真可以栖身，使大众见到神像而生恭敬慈悲心；增加大道教法的传播影响，使大众能听闻正法、发明道性，其中的功德是尤为殊胜的。
《太上洞玄灵宝国王行道经》中天尊曰：常当修造尊像经法，玄坛圣迹，使相好光明，文字齐整，殿堂妙丽，基址宽平。若洗拭真容，装潢卷轴，常令清净。愿国安宁，百姓欢娱，兆民庆悦，男女端严，相貌如华，过去受生，六根具足，聪明智慧，寿命无穷，天下太平，一切安乐，十方三界，称赞善功，享福长生，共成真道。
由此也可以得知，助修道观的功德之大，能普及天下，于善信自身也可得相貌端严，聪明智慧，享福长生。
除此之外，布施喜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隐藏作用，就是破除悭吝之心。
布施除悭吝
悭吝：吝啬而贪得。生时既不将一钱来，死亦不将一钱去。悭吝的人直到与世长辞的一天，才醒悟所有的世事都是一场空，而平时因悭吝所做所为，都是罪业。
悭吝的人，在天尊大道前，在斋戒供养处，在烧香燃灯处，在修盖观宇、殿堂处，在功德福田上，或见宫观破坏，生悭吝心，不肯布施。人如果是心怀悭吝，则内心永无休息安宁的时候。积攒下财富如山岳，心里还常想着吞并江海。常常贪得而不厌足，在造像、写经、营建道观、烧香燃灯的地方，从不作功德，《太上慈悲道场消灾九幽忏》中说：“不肯施一毫，就中为方便。常欲觅利益，死入寒冰狱。”
与其怀悭吝，不如能舍施。
与其怀悭吝，不如能舍施。能欢喜布施的好处，一则内贼不生，二则外贼不起，内外安静，众苦消除。
见持斋设供，肯布施。见持戒修行，肯布施。见讲说真经，肯布施。见天尊圣像，肯布施。见出家法身栖寒，肯布施。见燃灯供养，肯添舍布施。见供养之处香残灯烬，肯继爇布施。见道场旛像不足，肯布施。见古迹灵场损坏，肯布施。见灵观殿堂隳破，肯布施。见大藏写经函蕴未备，肯布施。见供养之器不如法度，肯布施。见行道歌赞，肯布施。见常住应用不足，肯布施。见钟磬声相不圆，肯布施。见修造未就，肯布施。见囚徒、见贫穷、见老病、见功德、见福田，肯布施。
像这样乐于布施，破除悭吝，则天上冥间，三界万灵，都来护佑，善信皆可随功受福。
布施又是广义的，忠孝、善念、药术、宽容都可以做为布施的一种。本可行方便给人而不布施，本可以慈悲给人而不布施，本可劝导人良善而不布施，本可教化别人而不布施，本可让利于人而不布施，本可善心待人而不布施，本可指示别人却不布施，本可平等待人而不布施。因心怀悭吝而不肯布施的人，像上面所说种种，《太上慈悲道场消灾九幽忏》中说：悭吝者这一世的家人眷属，常不得安乐。男女夫妻，中道离别。己身残疾，恶病相缠，殁入九幽，历诸地狱，万劫方受蛇犬之身。
道士如何化缘
道士该如何化缘呢？《天皇至道太清玉册》里说，宫观的兴修，须凭十方善信同作功德。道士应于修建之初便化缘资金或实物，以备修造之用。如果要下山化缘，应该先去访问家境殷实的有德人家，结下善缘，将宫观修建需要布施的情况告知，如果善信有欢喜布施之心，就在功德簿上记下功德主芳名和所捐财物数目。
而对于那种虽有财产，却悭吝不舍的家庭，就应该绕道而行，不要从他家门口经过。因为悭吝的人不舍得布施，不愿意去培植福田，往往是福气很薄的，他担心布施会使自己更加匮乏。而愿意布施的人，往往是福泽深厚的，因为有福，所以才会不吝，因为他不担心布施后自己会变得匮乏。
最后，不论布施财物多少，道士都不应区别对待，随缘接受善信布施，广结善缘才是最好的。 https://t.cn/z8bCHaZ
#读闲书，说闲话#
信手翻读马茂元选注《唐诗选》。收录开元时期宰相张九龄的诗4首，均脍炙人口。其中《感遇》两首，写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三年后，张九龄辞世，时年62岁。再读，琢磨出了点意思：古代的诗人们，寓高阔的家国情怀于儿女情长、山水自然的话语表象中；现代人，似乎反其道而行？
那么，古人和今人，谁更寂寞呢？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
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v光计划##读书#
信手翻读马茂元选注《唐诗选》。收录开元时期宰相张九龄的诗4首，均脍炙人口。其中《感遇》两首，写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三年后，张九龄辞世，时年62岁。再读，琢磨出了点意思：古代的诗人们，寓高阔的家国情怀于儿女情长、山水自然的话语表象中；现代人，似乎反其道而行？
那么，古人和今人，谁更寂寞呢？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
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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