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信告别2022plog# 】五月天「最愛」逝世3年了 阿信催淚發聲「好想見到你」
曾被封為五月天「最佳製作人」的貓咪「菜頭粿」離開3年，主唱阿信昨天在臉書追憶，坦言「菜頭粿」離開之後，一直在大家的心上，尤其近來舉辦「諾亞方舟10週年進化復刻限定版演唱會」，許多從前的回憶都湧上了心頭。
阿信談到：「你們聽的幾張五月天專輯，其實是一隻貓製作的，他叫菜頭粿。菜頭粿，是一隻白色不知道什麼品種的貓，兩隻眼睛顏色不一樣。因為是瑪莎的貓，所以就跟著瑪莎姓蔡了。」透露以前缺乏靈感時，撸貓就是很有幫助的手段，「大方的瑪莎，就讓他住在錄音室，成為了五月天的團貓。」
阿信回憶從前錄音時，與「菜頭粿」的相處點滴，「我們不知道幾次衝出錄音室找尋失蹤的他，絕望的回錄音室，他老大坐在門口等我們，眼神寫著『你們在瞎忙什麼啊』？寫歌的時候，他睡在我的鍵盤上，讓我不能打字；睡覺的時候，他睡在我的臉上，讓我不能呼吸。」
遺憾的是，「菜頭粿」離開後，這次復刻諾亞方舟演唱會，讓阿信的心情更有感，「上次的諾亞方舟，他還在錄音室睡在我們的演出服堆裡呢，這次方舟，真的復刻重啟了，但服裝上，再也沒有他讓我們黏不完的貓毛。」
阿信提到，許多人事物就像菜頭粿，「消失在我們的視線裡，暫別在我們的故事裡，淡出在我們的人生裡。」他也道出對「菜頭粿」的想念，「像是方舟航行中，途經了最美的朝霞與星空。好好好想見到你。」相當催淚。
#突然出现五月天#
#阿信[超话]# #五月天[超话]#
cr：自由娱乐 ，侵歉删
曾被封為五月天「最佳製作人」的貓咪「菜頭粿」離開3年，主唱阿信昨天在臉書追憶，坦言「菜頭粿」離開之後，一直在大家的心上，尤其近來舉辦「諾亞方舟10週年進化復刻限定版演唱會」，許多從前的回憶都湧上了心頭。
阿信談到：「你們聽的幾張五月天專輯，其實是一隻貓製作的，他叫菜頭粿。菜頭粿，是一隻白色不知道什麼品種的貓，兩隻眼睛顏色不一樣。因為是瑪莎的貓，所以就跟著瑪莎姓蔡了。」透露以前缺乏靈感時，撸貓就是很有幫助的手段，「大方的瑪莎，就讓他住在錄音室，成為了五月天的團貓。」
阿信回憶從前錄音時，與「菜頭粿」的相處點滴，「我們不知道幾次衝出錄音室找尋失蹤的他，絕望的回錄音室，他老大坐在門口等我們，眼神寫著『你們在瞎忙什麼啊』？寫歌的時候，他睡在我的鍵盤上，讓我不能打字；睡覺的時候，他睡在我的臉上，讓我不能呼吸。」
遺憾的是，「菜頭粿」離開後，這次復刻諾亞方舟演唱會，讓阿信的心情更有感，「上次的諾亞方舟，他還在錄音室睡在我們的演出服堆裡呢，這次方舟，真的復刻重啟了，但服裝上，再也沒有他讓我們黏不完的貓毛。」
阿信提到，許多人事物就像菜頭粿，「消失在我們的視線裡，暫別在我們的故事裡，淡出在我們的人生裡。」他也道出對「菜頭粿」的想念，「像是方舟航行中，途經了最美的朝霞與星空。好好好想見到你。」相當催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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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一名62岁富婆曾在2年之内换了14位老公。
她时常大肆炫富还公开在电视台征婚，当时就吸引约5万人争先恐后报名。最终25岁小鲜肉脱颖而出，数周后她又再次甩弃了对方。还在不断地更换男伴，大都遭到她嫌弃。
2019年后她变得低调起来似乎消失在大众面前。
2年后她再次上节目透露她的近况相当凄惨。她表示财力已经不如从前了，投资的电视台倒闭了。
因为疫情原因生意走下坡路了，房地产也跌惨了。
同时又感叹枕边人都是爱她的钱并不是爱她这个人。
她时常大肆炫富还公开在电视台征婚，当时就吸引约5万人争先恐后报名。最终25岁小鲜肉脱颖而出，数周后她又再次甩弃了对方。还在不断地更换男伴，大都遭到她嫌弃。
2019年后她变得低调起来似乎消失在大众面前。
2年后她再次上节目透露她的近况相当凄惨。她表示财力已经不如从前了，投资的电视台倒闭了。
因为疫情原因生意走下坡路了，房地产也跌惨了。
同时又感叹枕边人都是爱她的钱并不是爱她这个人。
【#历史冷知识# 古代也有“宅急送”：从前的车马未必慢（汉代以降篇）】
邮驿分离：汉魏时代的大发展
汉承秦制，又在秦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张骞通西域后，顺带也开辟了国际邮路。当时邮驿通信速度是比较快的，马传一天可行三四百里，从西边金城郡（今兰州市西北）用快马到长安，1450里的距离，7天可跑一个来回。据记载，有一次，张衡制作的地动仪西边一个龙头含珠掉落在蛤蟆嘴中，当时的洛阳城民们很难相信地震已经发生，几天后，陇西飞马来报，迅速准确地传达了那里曾发生地震的消息，足见两汉邮驿制度之完善及传递信息效率之高。
而汉代在邮驿系统上最大的改革，就是将邮和驿加以分别管理。汉代以后，长途骑马传递都被称为“驿”；而短途步行传递信件的，都被叫作“邮”。而对应驿和邮的管理机构也分别叫作“驿置”和“邮亭”。在汉代，每30里设立一个驿站，而每10里则设置一个邮亭。而且汉代还给这些驿使和邮差定制了统一的制服：头着红巾、臂佩红袖、身负红白两色包裹，异常醒目。
三国时代，曹魏制定了《邮驿令》，里面的内容不仅涉及国家邮驿系统的建设，还对战争中如何进行通信作出了规定。尤其是他们还创造出了一种新的通信系统：信幡，这是一种由不同颜色和图案制成的旗帜，可以在敌我对阵的敏感场合，有效地传达保密信息，不可谓不是一个创举。而与之对峙的东吴，也因地制宜，创造出了水驿，开辟了水上通邮的新方式。
“驻京办事处”：隋唐时代邮驿大发展
到了隋唐盛世，随着中国国力蒸蒸日上，邮驿系统也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在隋唐两朝，驿又取代了以前的“邮”“亭”“传”，将多种功能集聚于一身：不仅负责公文、军事情报的传输，还得负责迎送官员和外国使者，追捕罪犯、抚慰灾民和运输贡品的诸多职能。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李隆基为杨玉环千里送荔枝的故事，就是利用这些密布在全国的驿站，才能让新鲜荔枝限时专递到京城的。据统计，唐代的时候，全国驿站多达1600个（陆驿1200；水驿约260；水陆通用80多）。全国驿站系统雇员总数达到2万多人的规模。除了这些人员之外，根据大小，每处驿站还保养8—80匹驿马。在传递紧急军情时，这些驿马一天要跑10个驿站，即300里。
除了这些常规的驿站驿马外，唐代最有特色的还是“明驼使”。顾名思义，这是一支使用骆驼作为交通工具的邮递系统，在一些笔记小说中，曾夸张地说到这种骆驼“腹下有毛，夜能明，日驰五百里”。虽然这些小说家言不足为凭，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唐代和西域交往频繁，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从国外进口“交通工具”，用在自己的邮驿系统之上。由于唐代中后期藩镇大量涌现，为了和京城取得联系，传递公文和获得朝廷通报，在京城设立了“进奏院”，这种机构非常类似后代的“驻京办事处”。
令岳飞痛恨的12道金牌：宋代的急脚递
邮驿传递发展到宋朝时，趋向军事化。宋代中央主管邮驿的机关有二，一为兵部，一为枢密院。兵部具体过问邮驿的规约条令、人事调配、递马的配备等，枢密院负责管理驿马的发放、颁布驿递的凭信符牌，两个机构相互制约，不得擅自专权。北宋实行以兵卒代替百姓为邮递人员的方法，将传递书信的机构完全按军事编制。
宋代邮驿另一大特点为，将邮件文书的递送与过往官员投宿的馆驿从职能上完全分开。馆驿演变为单纯的政府招待所，在它之外，另行设立了一套专司官方文书传递的递铺组织。递铺的分布，以汴京为枢纽，辐射于天下。递铺设有铺长1人，铺兵多人，一般每铺为10—12人，僻路4或5名，繁忙干道则15—20人，前线边防要道有时多达百人。
按北宋知名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里所载，宋朝的邮驿传递统称为“递”。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步递，一是马递，一是急脚递。“步递用于一般文书的传递，是接力步行传递。这种传递同时承担着繁重的官物运输的任务，速度是较慢的。马递用于传送紧急文书，一般不传送官物，速度较快。但因负担这种传送任务的马匹大部分都是军队挑选剩下的老弱病马，所以也不能用最快的速度承担最紧急文书的传递。因此，在紧急情况下，从北宋开始，又出现一种叫作‘急脚递’的新的传送文书的形式。”
急脚递日行四百里，起源于北宋真宗时期。最初用于军事上，为边境上的一种快速传信形式。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九月，辽军大举侵宋，隔年一月，宋辽签订和约，即“澶渊之盟”，宋在边境设急脚递，以日行四百里的速度“传送边（关）上机宜切要文字”，直抵首都汴梁。后来宋神宗在交趾开战时，自京师至广西邕桂沿边置急脚递。为了让“急脚递”跑起来，朝廷在许多交通要道上都每隔10里设立一个“急递铺”，急递的驿马白天鸣铃，晚上点火把，“铺铺换马，数铺换人”，还被授予了“撞死人不赔命”的特权，为的就是让紧急军情能以最快的速度从边疆传递到京城。在最初的时候，还只是要求这些急递文件每天要跑400里，后来到了北宋神宗熙宁时期，又出现了金字牌急脚递用于传送皇帝下达的敕书和军机要务，要求每天要跑500里。
金字牌为一种通信檄牌，它被规定为急脚递使用，沈括概括其为古时的“羽檄”，即相当于后世作为紧急文书的“鸡毛信”。“朱漆刻以金书”，上刻“御前文字，不得入铺”，由御前直接发下，不经枢密院或门下省，省去很多不必要的交接手续，它沿途接力传送，不分昼夜，不入递铺交接，“鸣铃飞递，前铺闻铃，预备人出铺就道交受。”高宗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中央政府一日连发12道金牌勒令岳飞退兵，岳飞“十年之功，废于一旦”。那惹人恨的12道金牌，走的就是金字牌急脚递的通信方式。除金字牌外，南宋还有青字牌和红字牌，亦为急递的一种通信凭证，青字牌规定日行350里，红字牌日行300里。
连接欧亚大陆的“站赤”：元代的邮驿系统
在宋朝，只在某些地区重点设置急递铺。而到了元代的时候，元世祖忽必烈将这种通信方式推广到全国。由于元代是一个地跨欧亚的超级大国，所以这种“急递铺”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布中原、西域，甚至远到欧洲，形成了一个贯穿欧亚大陆的邮驿网络，元人称其为“站赤”制度。
所谓“站赤”，其实就是蒙古语“驿站”的音译。元代的站赤制度包括驿站管理、负责人的相关职责、设备保养和税收等诸多方面。当时在中国内地设立的驿站约有1500多所，而“急递铺”则多达2万！除少量重要文书由专人驰送外，其余大量官方文书都是经急递铺传送。按元制，每10里或15里、25里设一急递铺，每铺安置12时轮子一枚，红色门楼一座，牌额一枚。铺兵由“细户下民”充役，每月口粮三斗，生活之艰辛常常会出现铺兵逃亡的情形。
关于当时的铺兵工作，马可波罗有一段很详细的描述：“从京城到各省的干道上，每隔几十里就有一座建筑宏伟、陈设华丽的驿站；驿站中饮食起居所需物品无不俱全……驿站还负责给使者和贵宾配备交通工具……东北边远地区甚至还有拉雪橇的驿狗。……在各个邮站之间，每隔约五公里的地方，就有小村落，这里住着步行信差，他们身缠腰带，并系上数个小铃，以便当他们还在很远的地方时，听见铃响，人们就知道驿卒将来了。因为他们只跑约五公里，从一个步行信差站到另一站，铃声报知他们的到来。因此使另一站的信差有所准备，人一到站，便接过他的邮包立即出发。这样一站站依次传下去，效率极为神速。只消两天两夜皇帝陛下便能收到很远地方的消息，按平时速度要十天才能接到，碰到水果采摘季节，早晨在汗八里（今北京）采下的果子，第二天晚上便可运到上都。这在平日是十日的里程。”可以想见，当时的皇帝已近乎过上拥有“快递”的生活。
最后的辉煌：明清时代的邮驿系统
明代邮驿制度基本沿袭元代制度。朱元璋在登基之后并没有对“站赤”制度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仅仅是对使用过滥过频的状况做出了限制，先后颁布了几道命令规定“非军国重事不准给驿”，为此还不惜处罚了两个驸马。不仅是朱元璋，到了明中后期，张居正也对滥用驿站的风气做出了改革，颁布了六条规定限制和减少官员们使用驿站。当然，张居正改革驿站有其自身原因。明代中后期频频出现财政危机，张居正是想借此节省开支（改革后全国邮驿经费减少了三分之一）。到了明代末年，内外交困的崇祯帝朱由检又面临着极端财政危机，这时给事中刘懋建议他裁撤天下驿站，每年可以因此节约30万两白银。大喜过望的崇祯帝立即下诏付诸实践。哪里想到，这些下岗人员之中，就有一个人叫做李自成。后来失业的李自成加入了轰轰烈烈的明末大起义之中，最终推翻了明朝，可谓是邮驿史上一段最传奇的故事了。
清朝在继承明代制度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中国邮驿发展到清代，又有了巨大的变化，就是将“邮”和“驿”再度合并。汉唐以后，历朝历代虽然总是将“邮”“驿”相提并论，但实际上都是用“邮”来负责公文和重要军情的传递（亦称“递”“传”）；而“驿”更多地负责接待过往公务人员，给他们提供交通工具。清代则将驿站从提供服务的部门，直接提升为承办通信事务的机构。
由于清代前期国力强盛，幅员辽阔，其驿站系统也比以往诸朝都要更加发达。除了将驿站建设到了县级（“县递”），在许多边疆地区，如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也破天荒地开设了许多新驿道，建设了邮驿机构，将这些边陲地区牢牢地纳入了中央的统治之下。
在清代，邮驿系统随地方称呼有所不同，大多数情况下被称为“驿”，军用则称为“站”，而对军站的利用限制很严，往往是军机处发往西北两路将军、大臣的加急信函及返回文件才允许使用；其他督、抚文书，则分成缓件或急件，通过兵部负责管理的驿站发递。这些驿站在新疆甘肃等地被称为“塘”或“所”；而在蒙古地区则被称为“台”。有些军机处发出的紧急文件会注明“马上飞递”字样，规定每天300里，如遇紧急情况，最快可达600里，所以民间才会有“六百里加急”的说法，指的就是这种传递方式。
当马尔嘎尼携英国使团访华时，“英国人注意到朝廷的书信往来频繁。建立在庞大的物力组织基础上的邮件传驿使他们大为惊叹！”“大量的驿站从北京开始，星罗棋布地伸向全国，它们由驿丞来负责。使团离京越远，传送书信的速度就越快。前往天津途中，传送的速度是每天400里，而南下时，达到了最高速度——600里。北京到广州10天可达，而使团将用80天左右的时间完成这段行程。”对此，英国人钦佩至极，并感叹道，“在同一时代，英邮政创下的最辉煌的成绩远远比不上中国邮政。”
大清邮驿集前代之大成，包括以驿站为主体的水旱驿路网、以急递铺为主体的步班递铺网以及为军事通信服务的塘站网，各网交织，相互衔接，联系密切。可惜，随着时代变迁，社会经济的发展，民间通信需求的逐渐增加。19世纪后期，古老的通信体系受到新式邮政的激烈竞争，曾经傲视全球的中国邮驿不得不让位于新式交通体系。1913年1月，北洋政府宣布将驿站全部裁撤。中国邮政新的一页由此翻开。
邮驿分离：汉魏时代的大发展
汉承秦制，又在秦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张骞通西域后，顺带也开辟了国际邮路。当时邮驿通信速度是比较快的，马传一天可行三四百里，从西边金城郡（今兰州市西北）用快马到长安，1450里的距离，7天可跑一个来回。据记载，有一次，张衡制作的地动仪西边一个龙头含珠掉落在蛤蟆嘴中，当时的洛阳城民们很难相信地震已经发生，几天后，陇西飞马来报，迅速准确地传达了那里曾发生地震的消息，足见两汉邮驿制度之完善及传递信息效率之高。
而汉代在邮驿系统上最大的改革，就是将邮和驿加以分别管理。汉代以后，长途骑马传递都被称为“驿”；而短途步行传递信件的，都被叫作“邮”。而对应驿和邮的管理机构也分别叫作“驿置”和“邮亭”。在汉代，每30里设立一个驿站，而每10里则设置一个邮亭。而且汉代还给这些驿使和邮差定制了统一的制服：头着红巾、臂佩红袖、身负红白两色包裹，异常醒目。
三国时代，曹魏制定了《邮驿令》，里面的内容不仅涉及国家邮驿系统的建设，还对战争中如何进行通信作出了规定。尤其是他们还创造出了一种新的通信系统：信幡，这是一种由不同颜色和图案制成的旗帜，可以在敌我对阵的敏感场合，有效地传达保密信息，不可谓不是一个创举。而与之对峙的东吴，也因地制宜，创造出了水驿，开辟了水上通邮的新方式。
“驻京办事处”：隋唐时代邮驿大发展
到了隋唐盛世，随着中国国力蒸蒸日上，邮驿系统也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在隋唐两朝，驿又取代了以前的“邮”“亭”“传”，将多种功能集聚于一身：不仅负责公文、军事情报的传输，还得负责迎送官员和外国使者，追捕罪犯、抚慰灾民和运输贡品的诸多职能。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李隆基为杨玉环千里送荔枝的故事，就是利用这些密布在全国的驿站，才能让新鲜荔枝限时专递到京城的。据统计，唐代的时候，全国驿站多达1600个（陆驿1200；水驿约260；水陆通用80多）。全国驿站系统雇员总数达到2万多人的规模。除了这些人员之外，根据大小，每处驿站还保养8—80匹驿马。在传递紧急军情时，这些驿马一天要跑10个驿站，即300里。
除了这些常规的驿站驿马外，唐代最有特色的还是“明驼使”。顾名思义，这是一支使用骆驼作为交通工具的邮递系统，在一些笔记小说中，曾夸张地说到这种骆驼“腹下有毛，夜能明，日驰五百里”。虽然这些小说家言不足为凭，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唐代和西域交往频繁，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从国外进口“交通工具”，用在自己的邮驿系统之上。由于唐代中后期藩镇大量涌现，为了和京城取得联系，传递公文和获得朝廷通报，在京城设立了“进奏院”，这种机构非常类似后代的“驻京办事处”。
令岳飞痛恨的12道金牌：宋代的急脚递
邮驿传递发展到宋朝时，趋向军事化。宋代中央主管邮驿的机关有二，一为兵部，一为枢密院。兵部具体过问邮驿的规约条令、人事调配、递马的配备等，枢密院负责管理驿马的发放、颁布驿递的凭信符牌，两个机构相互制约，不得擅自专权。北宋实行以兵卒代替百姓为邮递人员的方法，将传递书信的机构完全按军事编制。
宋代邮驿另一大特点为，将邮件文书的递送与过往官员投宿的馆驿从职能上完全分开。馆驿演变为单纯的政府招待所，在它之外，另行设立了一套专司官方文书传递的递铺组织。递铺的分布，以汴京为枢纽，辐射于天下。递铺设有铺长1人，铺兵多人，一般每铺为10—12人，僻路4或5名，繁忙干道则15—20人，前线边防要道有时多达百人。
按北宋知名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里所载，宋朝的邮驿传递统称为“递”。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步递，一是马递，一是急脚递。“步递用于一般文书的传递，是接力步行传递。这种传递同时承担着繁重的官物运输的任务，速度是较慢的。马递用于传送紧急文书，一般不传送官物，速度较快。但因负担这种传送任务的马匹大部分都是军队挑选剩下的老弱病马，所以也不能用最快的速度承担最紧急文书的传递。因此，在紧急情况下，从北宋开始，又出现一种叫作‘急脚递’的新的传送文书的形式。”
急脚递日行四百里，起源于北宋真宗时期。最初用于军事上，为边境上的一种快速传信形式。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九月，辽军大举侵宋，隔年一月，宋辽签订和约，即“澶渊之盟”，宋在边境设急脚递，以日行四百里的速度“传送边（关）上机宜切要文字”，直抵首都汴梁。后来宋神宗在交趾开战时，自京师至广西邕桂沿边置急脚递。为了让“急脚递”跑起来，朝廷在许多交通要道上都每隔10里设立一个“急递铺”，急递的驿马白天鸣铃，晚上点火把，“铺铺换马，数铺换人”，还被授予了“撞死人不赔命”的特权，为的就是让紧急军情能以最快的速度从边疆传递到京城。在最初的时候，还只是要求这些急递文件每天要跑400里，后来到了北宋神宗熙宁时期，又出现了金字牌急脚递用于传送皇帝下达的敕书和军机要务，要求每天要跑500里。
金字牌为一种通信檄牌，它被规定为急脚递使用，沈括概括其为古时的“羽檄”，即相当于后世作为紧急文书的“鸡毛信”。“朱漆刻以金书”，上刻“御前文字，不得入铺”，由御前直接发下，不经枢密院或门下省，省去很多不必要的交接手续，它沿途接力传送，不分昼夜，不入递铺交接，“鸣铃飞递，前铺闻铃，预备人出铺就道交受。”高宗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中央政府一日连发12道金牌勒令岳飞退兵，岳飞“十年之功，废于一旦”。那惹人恨的12道金牌，走的就是金字牌急脚递的通信方式。除金字牌外，南宋还有青字牌和红字牌，亦为急递的一种通信凭证，青字牌规定日行350里，红字牌日行300里。
连接欧亚大陆的“站赤”：元代的邮驿系统
在宋朝，只在某些地区重点设置急递铺。而到了元代的时候，元世祖忽必烈将这种通信方式推广到全国。由于元代是一个地跨欧亚的超级大国，所以这种“急递铺”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布中原、西域，甚至远到欧洲，形成了一个贯穿欧亚大陆的邮驿网络，元人称其为“站赤”制度。
所谓“站赤”，其实就是蒙古语“驿站”的音译。元代的站赤制度包括驿站管理、负责人的相关职责、设备保养和税收等诸多方面。当时在中国内地设立的驿站约有1500多所，而“急递铺”则多达2万！除少量重要文书由专人驰送外，其余大量官方文书都是经急递铺传送。按元制，每10里或15里、25里设一急递铺，每铺安置12时轮子一枚，红色门楼一座，牌额一枚。铺兵由“细户下民”充役，每月口粮三斗，生活之艰辛常常会出现铺兵逃亡的情形。
关于当时的铺兵工作，马可波罗有一段很详细的描述：“从京城到各省的干道上，每隔几十里就有一座建筑宏伟、陈设华丽的驿站；驿站中饮食起居所需物品无不俱全……驿站还负责给使者和贵宾配备交通工具……东北边远地区甚至还有拉雪橇的驿狗。……在各个邮站之间，每隔约五公里的地方，就有小村落，这里住着步行信差，他们身缠腰带，并系上数个小铃，以便当他们还在很远的地方时，听见铃响，人们就知道驿卒将来了。因为他们只跑约五公里，从一个步行信差站到另一站，铃声报知他们的到来。因此使另一站的信差有所准备，人一到站，便接过他的邮包立即出发。这样一站站依次传下去，效率极为神速。只消两天两夜皇帝陛下便能收到很远地方的消息，按平时速度要十天才能接到，碰到水果采摘季节，早晨在汗八里（今北京）采下的果子，第二天晚上便可运到上都。这在平日是十日的里程。”可以想见，当时的皇帝已近乎过上拥有“快递”的生活。
最后的辉煌：明清时代的邮驿系统
明代邮驿制度基本沿袭元代制度。朱元璋在登基之后并没有对“站赤”制度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仅仅是对使用过滥过频的状况做出了限制，先后颁布了几道命令规定“非军国重事不准给驿”，为此还不惜处罚了两个驸马。不仅是朱元璋，到了明中后期，张居正也对滥用驿站的风气做出了改革，颁布了六条规定限制和减少官员们使用驿站。当然，张居正改革驿站有其自身原因。明代中后期频频出现财政危机，张居正是想借此节省开支（改革后全国邮驿经费减少了三分之一）。到了明代末年，内外交困的崇祯帝朱由检又面临着极端财政危机，这时给事中刘懋建议他裁撤天下驿站，每年可以因此节约30万两白银。大喜过望的崇祯帝立即下诏付诸实践。哪里想到，这些下岗人员之中，就有一个人叫做李自成。后来失业的李自成加入了轰轰烈烈的明末大起义之中，最终推翻了明朝，可谓是邮驿史上一段最传奇的故事了。
清朝在继承明代制度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中国邮驿发展到清代，又有了巨大的变化，就是将“邮”和“驿”再度合并。汉唐以后，历朝历代虽然总是将“邮”“驿”相提并论，但实际上都是用“邮”来负责公文和重要军情的传递（亦称“递”“传”）；而“驿”更多地负责接待过往公务人员，给他们提供交通工具。清代则将驿站从提供服务的部门，直接提升为承办通信事务的机构。
由于清代前期国力强盛，幅员辽阔，其驿站系统也比以往诸朝都要更加发达。除了将驿站建设到了县级（“县递”），在许多边疆地区，如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也破天荒地开设了许多新驿道，建设了邮驿机构，将这些边陲地区牢牢地纳入了中央的统治之下。
在清代，邮驿系统随地方称呼有所不同，大多数情况下被称为“驿”，军用则称为“站”，而对军站的利用限制很严，往往是军机处发往西北两路将军、大臣的加急信函及返回文件才允许使用；其他督、抚文书，则分成缓件或急件，通过兵部负责管理的驿站发递。这些驿站在新疆甘肃等地被称为“塘”或“所”；而在蒙古地区则被称为“台”。有些军机处发出的紧急文件会注明“马上飞递”字样，规定每天300里，如遇紧急情况，最快可达600里，所以民间才会有“六百里加急”的说法，指的就是这种传递方式。
当马尔嘎尼携英国使团访华时，“英国人注意到朝廷的书信往来频繁。建立在庞大的物力组织基础上的邮件传驿使他们大为惊叹！”“大量的驿站从北京开始，星罗棋布地伸向全国，它们由驿丞来负责。使团离京越远，传送书信的速度就越快。前往天津途中，传送的速度是每天400里，而南下时，达到了最高速度——600里。北京到广州10天可达，而使团将用80天左右的时间完成这段行程。”对此，英国人钦佩至极，并感叹道，“在同一时代，英邮政创下的最辉煌的成绩远远比不上中国邮政。”
大清邮驿集前代之大成，包括以驿站为主体的水旱驿路网、以急递铺为主体的步班递铺网以及为军事通信服务的塘站网，各网交织，相互衔接，联系密切。可惜，随着时代变迁，社会经济的发展，民间通信需求的逐渐增加。19世纪后期，古老的通信体系受到新式邮政的激烈竞争，曾经傲视全球的中国邮驿不得不让位于新式交通体系。1913年1月，北洋政府宣布将驿站全部裁撤。中国邮政新的一页由此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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