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英文写了篇文章谈及“莫迪老仙”，没想到在印度网民当中火了[嘻嘻] #v评智库#

前几天在我的外交学者专栏上发了一篇有关中国人对印度看法的文章，里面提到了莫迪在中国网民中间有一个有趣的称呼，叫“莫迪老仙”。没想到这个竟然在印度人当中引发了巨大的讨论。

他们不仅在推上分享文章，还在油管制作节目来谈论这件事。

这真是我始料不及的。

因为过去我和印度驻华使馆的朋友和印度驻华媒体的朋友都谈到过“莫迪老仙”的说法，我还以为他们会把这个有趣的现象介绍给印度人，以至于大部分印度人早就了解了呢！

因此从我发出的这篇文章引发的舆论来看，印度和中国媒体之间的交流确实需要进一步加强。

木叔是学国际关系和大众传播的，所以在接触和分析国际事务的同时，很愿意关注到国际传播的问题。

“莫迪老仙”就是一个很好的类似话题，如果有人想写“莫迪老仙”的国际传播途径演变的论文，都是一个好的切入点。

虽然最开始的时候“莫迪老仙”这个称呼来自于天龙八部里的丁春秋。但在木叔看来，最开始中国网民用“莫迪老仙”来表达对莫迪的好奇，毕竟他样子类似神仙一般，行为举止也和常人不同，甚至显得怪异，对他的负面看法有限，更多的是惊奇。因为出现这个称呼的时候大约是在7-8年前，那时候中印关系还不错。

但是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和莫迪个人能力的展现，“莫迪老仙”早就摆脱了丁春秋的影子。

这就是传播学上的一个形象变迁。

比如新华社的公号“牛弹琴”就认为“莫迪老仙”的称呼更多是对莫迪的佩服。这和木叔的判断异曲同工。

特别是“莫迪老仙”的形象泛化，逐渐与印度这个国家的形象结合，当提到莫迪行为时，很多我们网民就会将其与印度划等号。

特别是莫迪领导的印度能在全世界各个主要国家之间都保持平衡，无论是俄罗斯还是美国或者第三世界国家都与印度交朋友，这就体现了“莫迪老仙”的能力，也体现了印度的能力。这对一些中国网民来讲印象深刻。我的社交媒体下面很多评论对此也有积极肯定甚至赞扬的态度。

整体上，除了边境争端之外，我们对印度和印度人的印象谈不到恶意。

大家基本认为当地不发达、比较穷、也比较不卫生。但这不能说是负面看法，这就是一种正常的认知。就如同西方人在80年代看我们也可能有类似的想法，这就是客观事实的反映，谈不到上纲上线，因为那时候就这样。

所以在我看来，即使7-8年前网民用类似丁春秋的称呼，叫莫迪为老仙也不是说他像丁春秋一样毒辣，而是带有一点戏谑的成分。这是网络传播的一个特点，会给人物标签化甚至小说化、动漫化，无可厚非。那么7-8年后“莫迪老仙”这个称呼内涵的改变，就更远离小说里的形象了。

所以我在外交学者的文章中写道，“莫迪老仙”的绰号，反映了中国人对莫迪和印度的复杂感情，包括好奇、吃惊、可能还带有一点点愤世嫉俗的意味。

木叔认为这个评价还是相对客观的。

关于借电影搞情绪输出这件事

我来写一个我想说许久的一件事。

我之前说过，一部电影好不好其实不止影评人、业内人有话语权，比如《肖申克的救赎》就是被观众送上神座的典型。尽管我会关注剪辑手法、视听语言等等，但是一部电影，讲了一个好的故事让大家喜欢这也没什么不对。不过有一些看法很明显关注重点并不在电影，而是放在情绪输出上，这是一个不太好的现象。

其实观点一般是没有高下之分的，一个人觉得电影好看，一个人觉得难看，这很正常。就像我觉得独孤九剑最厉害，但有人偏认为降龙十八掌才最牛，这没什么不可以，都是值得尊重的观点而已。

不过为什么有人论的东西会让人不舒服？其实不在于观点，在于论证。

简单点讲，一个人用什么样的事实、证据去论证自己的观点，往往才会体现出高下之别。比如刘糖糖小姐今天发给我的这一篇让她觉得无语的评就有点问题。

这位的成文特点大概可以总结为，在那些煽动情绪的“爆款”文中找的素材拼接来做观点论证。比如造黄谣的传播链上是女性，辟谣者是男性，通过不断强调“丑化女性”这件事来拉拢读者情绪。不信大家可以看一下，她说电影表现的关怀很鸡贼，但是她的论证手段实际上全部是打击手段和情绪手段，靠煽动情绪来获得支持。

殊不知，文学评论也好，影视评论也好，都是以客观知识为主，以严密逻辑为主啊！

如果以这种逻辑为出发点，那意思是造黄谣这件事男人应该坐视不理？女性应该抱团取暖反击？这似乎又不对了，因为这样势必她可以发出另一个看法，“看吧，男人果然不是东西，blah blah…”复读机一样，永无止境。

这就非常令人苦恼，因为导演明明是对造谣这件事持批评态度的。但是这人偏偏要开喷，“恶心，鸡贼的人文关怀，还不是在抹黑女性？不然造谣的怎么都是女的？”让我看得十分恍惚，导演这是同情了谁？又关切了谁啊？

这就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种人吊诡的言论实际上是不知好歹。

而支持她的人就真的需要注意，起码要分清楚，到底是谁在同情人？谁在利用人？谁在哄骗你的流量？这件事需得看明白，需得理清楚。

总不能只看到片叶落下，就真的以为一叶知秋了。这样知道的秋，充其量只能称为看谁顺眼就附和谁，看谁不顺眼就骂谁而已，分不清谁好谁歹了。

想哄骗人的成本是真的很低的，只要豁出良心不要，用点煽动情绪的技巧，甚至连风险和投入都没有，就可以真的制造出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的新局面来了。

我说完了。

#微博新锐博主#

【会里会外丨丛斌：为什么我关注的两会关键词是“司法公正”？】“这二十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出台的法律和决定我都参与了，每一件都没错过！”3月12日，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丛斌接受总台中国之声两会高端访谈《会里会外》专访。

作为中国法医界的领军人物之一，丛斌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工作已进入第二个任期，他说自己本届两会关注的关键词是“司法公正”。在很多轰动社会的大案要案背后，这位曾给出决定性鉴定意见的人，他的法医生涯和“司法公正”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去年他向全国人大建议“完善错案追究制度”，目前已有怎样的推进？访谈中，丛斌一一回应。

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这是您第五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今年，您最关注的“两会关键词”是什么？

丛斌：今年两会，我最关心的关键词还是“司法公正”，因为我的专业和我从事的立法工作与司法公正的关系非常大。“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出台的政策、措施，尤其涉及民生领域，涉及千千万万个家庭，一定要慎之又慎，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考虑政策出台的社会效果。

■您曾建议要防止司法审判受到非专业性舆情左右，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丛斌：我非常支持群众、网民们关注某一个敏感案件或典型案件，这是对司法审判一个很好的监督机制。但是舆论中有的是理性的，有的是非理性的；有的是专业性的，有的是非专业性的，还有的是恶意炒作。因为舆情是有一些情感因素在里边的，法律中有些事情是合情不见得合法，有的合法不见得合情，“法”和“情”之间就是这样一个辩证关系。所以，司法审判还是要依据事实和法律，就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您曾建议完善错案追究制度，您觉得这个制度还有哪些地方亟需完善？

丛斌：错案追究是老百姓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司法改革的一个亮点。我觉得理想的错案追究应该是这样的：一旦错案发生，必须能够及时发现，并及时完全地纠正。现在一个是对错案的认定标准不一；第二个是错案认定以后，在处理上拖得太久；第三个是在处理的结果上也不尽满意。

所以，我的建议是，首先错案的发现机制要健全；第二个就是错案评查机制要科学公正，要引入第三方机制来进行评判；第三个是错案的处理与追责机制要及时和透明，真正地做到让裁判者负责。三种机制环环相扣，构成整体的错案追究制度体系。

立法是博弈，也是寻求最大公约数

■您先后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及后来的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工作，见证了我们国家立法和法治建设的很多变化。谈一谈您的看法？

丛斌：法律的基本功能是调整社会关系，要上升为国家意志，以法律的形式予以颁布，这里边就有博弈，因为它可能涉及行政部门权力再分配，是群众利益法律化的一个过程，会有很多艰难险阻，需要寻找最大公约数。在立法上我有一个观点，立法不能只便于管理者的管理，我们既要便于管理者的管理，还要兼顾被管理者的合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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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就是要用证据说真话

■您曾在侦办案件时接到过匿名的恐吓电话，还两次创下“枪下留人”的奇迹。那时的技术远没有现在这么精进，作为法医，当时您的坚定靠的是什么？

丛斌：就是一种职业精神。法医就是要来说真话的，而且往往是替死人说真话。如果你揣着明白装糊涂，这个东西从良心上过不去。

■如何让法医学在社会法治当中持续地发挥更大的作用？

丛斌：第一个在制度层面，我们需要向全社会开展尸体解剖制度的宣传，国家要出台尸体解剖的制度和条例。凡是死因不明的，不论是否涉及法律纠纷、诉讼程序，都要进行尸体解剖，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很多麻烦、问题。

第二个方面是要尽快制定司法鉴定法。司法不公、资本化倾向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正。

第三个方面是司法鉴定要公益化，不能社会化。一个鉴定好几家出，出的结果不一样，法院就不好解决。

第四个方面是需要在国家级层面建设法医学的研发平台。

■法律工作者提问：该如何进一步推动鉴定人出庭工作，提升庭审质量，防范冤假错案？

丛斌：鉴定人出庭作证是他的作证义务，现在有些鉴定人不愿意出庭作证，我的意见是要做一个强制性的规定，把鉴定人出庭作证作为他执业行为必须要做的义务。任何证据在庭审过程中都要通过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出庭作证是对科学证据的质证过程。
第二个是法官在这方面也要增强一些知识储备，尤其是刑事审判庭的法官要知道鉴定的科学性、客观性、公正性和合法性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要纯洁鉴定人队伍，在立法上要把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准入门槛抬高。（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