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落空，房产中介索要中介费该不该支持？
近年来，随着二手房买卖和房屋租赁交易日趋频繁，双方更愿意在专业的房地产经纪公司的居间下进行交易，以最大限度规避风险。但即便有房地产经纪公司，房屋买卖合同或房屋租赁合同没能顺利达成的情况仍然屡见不鲜，在此情况下，委托方是否还应支付中介服务费，存在争议，房地产中介公司将委托人诉至法院的情况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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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情 简 介
于华一家是外地户籍，于华配偶名下在北京海淀区有一套住房。2020年于华还想重新购置一套住房，2020年10月25日，于华委托科融房地产经纪公司对外出售自家房屋，三天后，于华在科融房地产经纪公司（丙方）的居间下和白方（也就是甲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和《居间服务合同》，约定于华以865万元购买白方名下的房屋。双方约定居间服务费为19万元。后来，于华得知，如果原有房屋不能及时售出，他无法取得购房资格，于华担心自己无法过户，所以与白方协商解除了《房屋买卖合同》。合同解除后，于华没有向科融公司支付居间服务费19万元。科融公司将于华诉至法院，要求于华全额支付居间服务费19万元。
于华称，科融公司在明知我爱人名下有一套住房，不符合再购房资格的情况下，谎称可以在一周内将我现有家庭住房出售，怂恿我与白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科融公司利用我首次购买二手房对房屋交易过程内容及周期不了解，我的原有住房还没有出售，我没有支付能力和再购房资格，融科公司却承诺能在一周之内将原有住房出售，而我购买新房屋的合同周期只有两个月，这两个月周期太短，很难完成，为了不违反合同引起更大纠纷，我才与房主提出解约。在整个购房过程中科融公司存在重大过错才导致我解除合同。
法院认为，按照北京市的房屋限购政策，于华作为非京籍人口，在他家庭名下房屋出售之前，不具备再购房资格。科融公司作为专业的房屋交易经纪机构，在明知于华不具备购房资格的情况下，仍然促成于华与白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在提供居间服务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所以，他们要求于华全额支付居间服务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于华作为购房者，自身也明知他不具备购房资格，在此前提下，依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应视为其自身也有一定过错，加之考虑科融公司却提供了部分中介服务，因此法院判定于华向科融公司支付居间服务费1万元。宣判后，双方均没有上诉。
法 官 释 法
2011年2月15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京政办发［2011］8号文件（以下简称《通知》），要求持有本市有效暂住证在本市没拥有住房且连续5年（含5年）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限购1套住房（含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对已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无法提供本市有效暂住证和连续5年（含5年）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暂停在本市向其售房。
根据北京市房屋限购调控政策，于华作为已拥有1套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不符合购房条件再进行购房，于华和科融公司都明知上述情况，尤其是科融公司作为专业从事房屋买卖居间服务的机构，具有职业经验，买房人基于信赖有理由相信居间人应当有详尽告知购房政策的义务和协助审核购房资格的义务，但科融公司却没有尽到上述义务，所以存在重大过错。于华应该先出售原有房屋后再去购买新的住房，所以于华自身也存在一定过错。加之科融公司在促成交易的过程中，提供了包括提供市场咨询和房屋信息及实地看房等中介服务，因此于华应向科融公司支付一部分中介费。
来源：北京海淀法院
近年来，随着二手房买卖和房屋租赁交易日趋频繁，双方更愿意在专业的房地产经纪公司的居间下进行交易，以最大限度规避风险。但即便有房地产经纪公司，房屋买卖合同或房屋租赁合同没能顺利达成的情况仍然屡见不鲜，在此情况下，委托方是否还应支付中介服务费，存在争议，房地产中介公司将委托人诉至法院的情况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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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情 简 介
于华一家是外地户籍，于华配偶名下在北京海淀区有一套住房。2020年于华还想重新购置一套住房，2020年10月25日，于华委托科融房地产经纪公司对外出售自家房屋，三天后，于华在科融房地产经纪公司（丙方）的居间下和白方（也就是甲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和《居间服务合同》，约定于华以865万元购买白方名下的房屋。双方约定居间服务费为19万元。后来，于华得知，如果原有房屋不能及时售出，他无法取得购房资格，于华担心自己无法过户，所以与白方协商解除了《房屋买卖合同》。合同解除后，于华没有向科融公司支付居间服务费19万元。科融公司将于华诉至法院，要求于华全额支付居间服务费19万元。
于华称，科融公司在明知我爱人名下有一套住房，不符合再购房资格的情况下，谎称可以在一周内将我现有家庭住房出售，怂恿我与白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科融公司利用我首次购买二手房对房屋交易过程内容及周期不了解，我的原有住房还没有出售，我没有支付能力和再购房资格，融科公司却承诺能在一周之内将原有住房出售，而我购买新房屋的合同周期只有两个月，这两个月周期太短，很难完成，为了不违反合同引起更大纠纷，我才与房主提出解约。在整个购房过程中科融公司存在重大过错才导致我解除合同。
法院认为，按照北京市的房屋限购政策，于华作为非京籍人口，在他家庭名下房屋出售之前，不具备再购房资格。科融公司作为专业的房屋交易经纪机构，在明知于华不具备购房资格的情况下，仍然促成于华与白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在提供居间服务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所以，他们要求于华全额支付居间服务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于华作为购房者，自身也明知他不具备购房资格，在此前提下，依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应视为其自身也有一定过错，加之考虑科融公司却提供了部分中介服务，因此法院判定于华向科融公司支付居间服务费1万元。宣判后，双方均没有上诉。
法 官 释 法
2011年2月15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京政办发［2011］8号文件（以下简称《通知》），要求持有本市有效暂住证在本市没拥有住房且连续5年（含5年）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限购1套住房（含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对已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无法提供本市有效暂住证和连续5年（含5年）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暂停在本市向其售房。
根据北京市房屋限购调控政策，于华作为已拥有1套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不符合购房条件再进行购房，于华和科融公司都明知上述情况，尤其是科融公司作为专业从事房屋买卖居间服务的机构，具有职业经验，买房人基于信赖有理由相信居间人应当有详尽告知购房政策的义务和协助审核购房资格的义务，但科融公司却没有尽到上述义务，所以存在重大过错。于华应该先出售原有房屋后再去购买新的住房，所以于华自身也存在一定过错。加之科融公司在促成交易的过程中，提供了包括提供市场咨询和房屋信息及实地看房等中介服务，因此于华应向科融公司支付一部分中介费。
来源：北京海淀法院
突开车门撞倒骑车人，出租车乘客也有责
出租车司机王先生停车后，其车内乘客李女士开启右后车门下车，将骑自行车的赵女士撞倒，造成赵女士受伤。赵女士将司机王先生、乘客李女士、出租车公司、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四被告赔偿其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计50万余元。海淀法院经审理，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赵女士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计38.1万元；出租车公司赔偿赵女士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8.4万元，李女士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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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情 简 介
原告赵女士诉称，事故经交管部门认定，司机王先生为主要责任，乘客李女士为次要责任，其为无责。其因事故右胫骨上端骨折、右腓骨干骨折，故诉至法院提出上述诉请。
被告出租车司机王先生辩称，事发时在堵车，在没有靠边停车的情况下，乘客李女士自愿下车，且其提示了后方有车。
被告李女士辩称，事发当日因堵车，司机让其先下车，事故后交警测量车辆距离道路边缘95厘米，但机动车在道路临时停车时，车身右侧靠道路边缘应不得超过30厘米。且事发路段有禁停标示。作为具有营运资质的出租车司机，未对其下车尽到提示义务，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其下车开门时，查看了后方，并未看见有车辆通行，不应当对事故承担责任。
被告出租车公司辩称，认可交通事故，赔偿费用应依法认定。事发时王先生在职务运营过程中。如有超出保险或不属于保险理赔范围的责任，按照公司规定，由公司和王先生共同承担。
被告保险公司辩称，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无拒赔事由。赔偿费用应依法认定。
审理中，赵女士申请对其伤残等级、赔偿指数、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进行鉴定。海淀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所对上述事项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赵女士致残等级为九级，致残率为20%；建议其误工期180日、护理期90日、营养期6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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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审 理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王先生有驾驶小型轿车临时停车时未紧靠道路右侧发生交通事故的违法行为，是导致此道路交通事故的主要过错；李女士乘坐小型轿车开关车门妨碍自行车通行的违法行为，是导致此道路交通事故的次要过错；赵女士无与本起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有关的过错行为，认定王先生为主要责任，李女士为次要责任，赵女士为无责任。车辆驾驶人王先生违章停车与乘车人李女士开车门未尽注意义务在主观上具有共同过失，因此构成共同侵权。
事发时王先生在出租运营过程中，所驾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此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车辆交强险与商业三者险均应在其赔偿限额范围内承担100%的赔偿责任，若赔偿后仍有不足的，由出租车公司和李女士连带赔偿。
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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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官 说 法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共同故意、共同过失均可构成共同侵权行为。本案中，司机王先生违章停车，乘客李女士开车门未尽注意义务，二者之间在主观上具有共同过失，构成共同侵权。因此乘客李女士应与司机王先生对赵女士的合理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乘车出行本是为生活提供便利，却因各方一时疏忽造成事故。法官在此提醒，司机在临时停车时车身右侧应紧靠道路边缘；乘客下车时应谨慎查看车后方情况，可采取“荷式开门法”，用离车门最远的手去开车门，强迫自己扭动身体向后看；路人经过路边停置车辆时，亦应仔细观察车辆情况，避免“开门杀”。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来源：李静臻
转自：北京海淀法院
出租车司机王先生停车后，其车内乘客李女士开启右后车门下车，将骑自行车的赵女士撞倒，造成赵女士受伤。赵女士将司机王先生、乘客李女士、出租车公司、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四被告赔偿其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计50万余元。海淀法院经审理，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赵女士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计38.1万元；出租车公司赔偿赵女士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8.4万元，李女士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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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情 简 介
原告赵女士诉称，事故经交管部门认定，司机王先生为主要责任，乘客李女士为次要责任，其为无责。其因事故右胫骨上端骨折、右腓骨干骨折，故诉至法院提出上述诉请。
被告出租车司机王先生辩称，事发时在堵车，在没有靠边停车的情况下，乘客李女士自愿下车，且其提示了后方有车。
被告李女士辩称，事发当日因堵车，司机让其先下车，事故后交警测量车辆距离道路边缘95厘米，但机动车在道路临时停车时，车身右侧靠道路边缘应不得超过30厘米。且事发路段有禁停标示。作为具有营运资质的出租车司机，未对其下车尽到提示义务，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其下车开门时，查看了后方，并未看见有车辆通行，不应当对事故承担责任。
被告出租车公司辩称，认可交通事故，赔偿费用应依法认定。事发时王先生在职务运营过程中。如有超出保险或不属于保险理赔范围的责任，按照公司规定，由公司和王先生共同承担。
被告保险公司辩称，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无拒赔事由。赔偿费用应依法认定。
审理中，赵女士申请对其伤残等级、赔偿指数、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进行鉴定。海淀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所对上述事项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赵女士致残等级为九级，致残率为20%；建议其误工期180日、护理期90日、营养期6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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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审 理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王先生有驾驶小型轿车临时停车时未紧靠道路右侧发生交通事故的违法行为，是导致此道路交通事故的主要过错；李女士乘坐小型轿车开关车门妨碍自行车通行的违法行为，是导致此道路交通事故的次要过错；赵女士无与本起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有关的过错行为，认定王先生为主要责任，李女士为次要责任，赵女士为无责任。车辆驾驶人王先生违章停车与乘车人李女士开车门未尽注意义务在主观上具有共同过失，因此构成共同侵权。
事发时王先生在出租运营过程中，所驾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此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车辆交强险与商业三者险均应在其赔偿限额范围内承担100%的赔偿责任，若赔偿后仍有不足的，由出租车公司和李女士连带赔偿。
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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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官 说 法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共同故意、共同过失均可构成共同侵权行为。本案中，司机王先生违章停车，乘客李女士开车门未尽注意义务，二者之间在主观上具有共同过失，构成共同侵权。因此乘客李女士应与司机王先生对赵女士的合理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乘车出行本是为生活提供便利，却因各方一时疏忽造成事故。法官在此提醒，司机在临时停车时车身右侧应紧靠道路边缘；乘客下车时应谨慎查看车后方情况，可采取“荷式开门法”，用离车门最远的手去开车门，强迫自己扭动身体向后看；路人经过路边停置车辆时，亦应仔细观察车辆情况，避免“开门杀”。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来源：李静臻
转自：北京海淀法院
【#房产交易落空中介费还要不要支付#法院这么判】近年来，随着二手房买卖和房屋租赁交易日趋频繁，双方更愿意在专业的房地产经纪公司的居间下进行交易，以最大限度规避风险。但即便有房地产经纪公司，房屋买卖合同或房屋租赁合同没能顺利达成的情况仍然屡见不鲜，在此情况下，委托方是否还应支付中介服务费存在争议。4月13日，北京海淀法院发文对此进行了解答。
案情显示，于华（化名）一家是外地户籍，于华配偶名下有一套北京海淀区的住房。2020年于华还想重新购置一套住房，2020年10月25日，于华委托科融房地产经纪公司对外出售自家房屋，三天后于华通过中介和白方（化名）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和《居间服务合同》，约定于华以865万元购买白方名下的房屋。双方约定中介费为19万元。后来，于华得知，如果原有房屋不能及时售出，他无法取得购房资格，于华担心自己无法过户，所以与白方协商解除了《房屋买卖合同》。合同解除后，于华没有支付中介费。科融公司将于华诉至法院，要求于华全额支付中介费。
于华称，科融公司在明知他爱人名下有一套住房，不符合再购房资格的情况下，谎称可以在一周内将现有家庭住房出售，从而与白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科融公司利用他首次购买二手房对房屋交易过程内容及周期不了解，“我的原有住房还没有出售，我没有支付能力和再购房资格，融科公司却承诺能在一周之内将原有住房出售，而我购买新房屋的合同周期只有两个月，周期太短很难完成。”于华表示，为了不违反合同引起更大纠纷，才与房主提出解约。在整个购房过程中科融公司存在重大过错才导致合同解除。
法院认为，按照北京市的房屋限购政策，于华作为非京籍人口，在他家庭名下房屋出售之前，不具备再购房资格。科融公司作为专业的房屋交易经纪机构，在明知于华不具备购房资格的情况下，仍然促成于华与白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在提供居间服务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所以，他们要求于华全额支付居间服务费，依据不足。于华作为购房者，自身也明知他不具备购房资格，在此前提下，依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应视为其自身也有一定过错，加之考虑科融公司却提供了部分中介服务，因此法院判定于华向科融公司支付居间服务费1万元。宣判后，双方均没有上诉。
法官解释，根据北京市房屋限购调控政策，于华作为已拥有1套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不符合购房条件再进行购房，于华和科融公司都明知上述情况，尤其是科融公司作为专业从事房屋买卖居间服务的机构，具有职业经验，买房人基于信赖有理由相信居间人应当有详尽告知购房政策的义务和协助审核购房资格的义务，但科融公司却没有尽到上述义务，所以存在重大过错。于华应该先出售原有房屋后再去购买新的住房，所以于华自身也存在一定过错。加之科融公司在促成交易的过程中，提供了包括提供市场咨询和房屋信息及实地看房等中介服务，因此于华应向科融公司支付一部分中介费。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宋霞
编辑/樊宏伟
案情显示，于华（化名）一家是外地户籍，于华配偶名下有一套北京海淀区的住房。2020年于华还想重新购置一套住房，2020年10月25日，于华委托科融房地产经纪公司对外出售自家房屋，三天后于华通过中介和白方（化名）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和《居间服务合同》，约定于华以865万元购买白方名下的房屋。双方约定中介费为19万元。后来，于华得知，如果原有房屋不能及时售出，他无法取得购房资格，于华担心自己无法过户，所以与白方协商解除了《房屋买卖合同》。合同解除后，于华没有支付中介费。科融公司将于华诉至法院，要求于华全额支付中介费。
于华称，科融公司在明知他爱人名下有一套住房，不符合再购房资格的情况下，谎称可以在一周内将现有家庭住房出售，从而与白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科融公司利用他首次购买二手房对房屋交易过程内容及周期不了解，“我的原有住房还没有出售，我没有支付能力和再购房资格，融科公司却承诺能在一周之内将原有住房出售，而我购买新房屋的合同周期只有两个月，周期太短很难完成。”于华表示，为了不违反合同引起更大纠纷，才与房主提出解约。在整个购房过程中科融公司存在重大过错才导致合同解除。
法院认为，按照北京市的房屋限购政策，于华作为非京籍人口，在他家庭名下房屋出售之前，不具备再购房资格。科融公司作为专业的房屋交易经纪机构，在明知于华不具备购房资格的情况下，仍然促成于华与白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在提供居间服务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所以，他们要求于华全额支付居间服务费，依据不足。于华作为购房者，自身也明知他不具备购房资格，在此前提下，依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应视为其自身也有一定过错，加之考虑科融公司却提供了部分中介服务，因此法院判定于华向科融公司支付居间服务费1万元。宣判后，双方均没有上诉。
法官解释，根据北京市房屋限购调控政策，于华作为已拥有1套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不符合购房条件再进行购房，于华和科融公司都明知上述情况，尤其是科融公司作为专业从事房屋买卖居间服务的机构，具有职业经验，买房人基于信赖有理由相信居间人应当有详尽告知购房政策的义务和协助审核购房资格的义务，但科融公司却没有尽到上述义务，所以存在重大过错。于华应该先出售原有房屋后再去购买新的住房，所以于华自身也存在一定过错。加之科融公司在促成交易的过程中，提供了包括提供市场咨询和房屋信息及实地看房等中介服务，因此于华应向科融公司支付一部分中介费。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宋霞
编辑/樊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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