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论国际博弈的顶级高手怎么玩政治
19世纪初维也纳和会之后的欧洲能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混乱局势中稳定下来，离不开三位顶级政治家（也是外交家）的努力：以谈判促成国际和解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被称为“欧洲的教练员”的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以及令拿破仑害怕的法国政治变色龙塔列朗。
三位政治家能让错综复杂的力量朝向有利于本国的方向演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对于政治之“道”的深刻理解。国际秩序是各个国家共同构成的一个体系，它约束着所有国家的选择空间，对于这一相互制约的体系的内在逻辑的分析与把握，就是”道“。高超的外交之道，就是用一系列的“术”，将力量和人心导向一个开放性的秩序的过程。
这篇推文中给大家分享一篇《重建的世界》（亨利·基辛格著）的部分书摘，就旨在从基辛格对从政的“道”与“术”的理解出发，诠释内政和外交的内在一致性。
1.
政治家决策时要面临的约束条件：时局＋个人才能的有限性
那么政治家发挥的作用是什么？
有社会决定论研究将政治家贬损为被称为“历史”的机器上的控制杆，是命运的代理人，他或许能够对此命运有所察觉，但是却不顾自己的意愿继续成就此命运。这种相信环境的普遍存在和个人的无能为力最后扩展为相信决策的观念。
人们总是听说计划的偶然性，因为无法了解事实，听说行动的难处，因为知识有限。当然，不能否认政策可能会产生于虚空，也不能否认政治家会遭遇他必须作为既定的存在来对待的材料。不但资源的地理位置和可获取性能够显示政治家才能的有限性，而且人民的性格及其历史经验的性质也能同样显示出这一点。
但是说政策不能创造出自己的实质，并不等于说实质可以自我实现。意识到拿破仑帝国摇摇欲坠，这是一八一三年政策的条件，但是它本身并非政策。是否必须以均势秩序来取代革命时期，是否行使意志将让位于坚持合法性，这可能仍然是“悬而未决”的事情。
但是只需研究一下大部分国家采取的摇摆不定的措施，就能理解，无论是这种均势的性质还是实现均势的措施都还不是一目了然。无论国家利益现在看来如何貌似“不言自明”，当时的人们却被迫面临政策的多种选择，要考虑互相矛盾的行动方针：
大部分不提倡无条件中立的奥地利政治家或者认为必须继续与法国结盟，巩固奥地利与无往不胜的征服者的关系；或者认为必须立刻改变立场，考虑到横扫整个欧洲的民族主义热忱。
▲ 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被称为“欧洲的教练员”
梅特涅几乎是独自一人坚定不移，因为他坚信拿破仑的帝国与均势体系不相容，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多语言的帝国会与民族主义的时代相容。
与此同时，当英国内阁催促推翻拿破仑，后来又要求条件苛刻的和平时，那只是反映了公共的意见。是卡斯尔雷造就了均势的和平，而非报复的和平，造就了一个和解的法国，而非完全丧失能力的法国。
对这些政策的选择并不在于“事实”，而在于如何诠释事实。它涉及的事情就根本而言是一种道义行为：是一种判断，其有效性既有赖于目标的构想，也有赖于对可用材料的了解，后者基于知识，但并不等同于知识。
2.
衡量一个政治家的标准：能否识别并设定出符合国家生存和长远发展利益的真目标
因此，衡量一个政治家的标准就是看他是否有能力识别力量之间真正的关系，并且使这种知识为他的目的服务。
奥地利必须寻求稳定，这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国内体制决定的，但是它能够成功地将其国内合法化原则与国际秩序的合法化原则等同起来，即使是短暂的，而且无论如何不明智，那也是它的外交大臣的功劳。
英国也尝试在实力平衡中寻求安全，这是二十三年来间歇性战争的结果，但是它居然能成为欧洲协同的一部分，那要归因于一个人的努力。因此，没有什么政策比它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更好。
▲ 维也纳和会时期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
卡斯尔雷作为政治家的衡量标准是，他意识到在建设合法秩序时，保持欧洲团结比实施报复更重要，而梅特涅的衡量标准是他从来没有混淆他所取得成就的形式与实质，他理解奥地利帝国能够生存下去，不在于取得胜利，而只能在于和解。
这两人的失败之处在于他们为自己设定的任务超出了手中可用材料的能力：卡斯尔雷的设想超过了他本国社会的构想，而梅特涅努力的目标在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是无法企及的。
但是仅仅根据政治家的观念来判断他是不够的。
与哲学家不同，政治家必须实现自己的构想。政治家最终总是要遭遇他手中可用材料的惯性力量，会遭遇这样的事实：其他的国家不是可以操纵的因素，而是必须与之和解的力量。
安全的需求因各国的地理位置和国内体制不同而有差异。他的工具是外交，是一门艺术，通过达成一致意见而非动用武力，通过展示一种将特定企望与普遍共识协调起来的行动的理由，来将各个国家联系在一起。
外交活动有赖于说服而非强迫，因此，前提是有明确的框架，或者通过对合法性原则达成一致意见；或者，理论上说，通过拥有对国家之间关系的相同诠释，尽管后者在实践中最难做到。
卡斯尔雷与梅特涅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他们非凡的外交才能，两人都能主导自己参加的每一次谈判：卡斯尔雷是因为有能力调解相冲突的观点，以及具有得之于经验主义政策的一心一意；梅特涅则是因为具有掌控对手的异乎寻常的个人禀赋，他有能力定义一种道义框架，使得当对手作出让步时，看上去不像是屈服，而像是自愿为共同事业作出牺牲。
3.
好政策拼的是创造目标的能力，官僚体系拼的是执行程序的能力
然而，对一种政策的严峻考验在于是否能获得国内的支持。
这有两个方面：在政权机构之内使一种政策合法化，这是一个涉及官僚理性的问题；是使其与民族经验相和谐的问题，而后者又是一个涉及历史发展的问题。
一八二一年，相比与俄国大臣打交道，梅特涅在与奥地利大臣打交道时遭遇了更大的困难，这尽管反常但并非偶然。在每一次谈判期间，卡斯尔雷都要与他的内阁较量一番，其激烈程度超过了与外国同行的较量。
政策的精神与官僚体系的精神是根本对立的。政策的本质是它的偶然性；它的成功取决于判断正确，而这种判断部分是出自推测。官僚体系的本质是追求安全，其成功在于可预见性。
深刻的政策得以成功，在于持久的创造性，在于对目标的不断重新定义。良好的执政管理有赖于常规，也即对可以应付平庸的关系的定义。政策涉及风险的调整；而行政则涉及避免偏差。政策的合理性在于其措施与平衡感之间的关系；而行政的合理性则在于根据既定目标所采取行动的合理性。
试图以行政方式来实施政策，将导致追求可预见性，结果往往为事件所困。努力从政治上进行管理则导致完全不负责任，因为官僚体系的设计本意在执行，而非构想。
通过行政来实施政策的诱惑是永远存在的，因为多数政府主要为执行国内政策而建立，其主要问题是执行社会方面的决定，这个任务只会受到技术可行性的限制。
但是关注外交事务上的技术问题则会导致根据曾经避免的错误而非已经实现的目标来作出评价，导致相信人们会更倾向于以对灾害的预设而非对机会的发现来判断能力。
▲ 1814年维也纳会议
难怪一八一四年在维也纳会议争议最激烈之时，范西塔特干脆否认存在来自俄国的威胁，而一八二一年，施塔迪翁也抗议针对皮埃蒙特的战役耗尽了奥地利的财政。
在这两种情况下，风险都是显而易见的，而危险则或者是象征性的，或者被延迟了；在两种情况下，对明确性的追求都采取了否认实际存在危险这样一种形式。
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将计划与执行的责任区分开来是危险的。责任涉及判断的标准，即合法性，但是官僚体系的标准却与社会的努力不同。
社会目标的正确性通过国内体制的合法化原则得到证明，这个原则可以是理性、传统或个人魅力，但总而言之会被认为是一种终极价值。
官僚措施的好坏却要根据主要是功能性的标准来判断，即为实现既定目标而采取的行动是否合适。一个社会只有能力在有限的范围内作出决定，因为其价值是相对固定的；而一个理想的官僚体系应该能够执行任何行政上可行的决定。因此，试图从官僚的角度来界定社会目标总是会导致将手段的合理性用于制订目标。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将概念等同于责任，才使得卡斯尔雷的政策具有了如此的灵活性，使梅特涅具有如此微妙的韧性。因为卡斯尔雷和梅特涅的合法性得之于社会努力的目标，而非行政常规程序，他们能够规划政策，作为长期国家战略。因为他们的任职时间很长，他们能够在实施其构想时，恰当注意他们的手段与对方的关系，而非仅仅注意各自的理性。
4.
政治家要面临的外交难题：外交政策和内政制度的不可通约性
除了官僚作风的障碍，政治家往往很难在国内使其政策合法化，因为一个国家的国内和国际经验没有相通性。一个民族的整个国内努力表现为竭力通过对正义的性质达成共识，来将武力转变成义务。义务的形式越是表现为自发，社会价值观就会表现得越“自然”和“普遍”。
但是一个民族的国际经验则挑战其正义观的普遍性，因为国际秩序的稳定有赖于自我限制，有赖于协调合法性的各种形式。一个国家会根据一项政策在国内的合法化来评估该政策，因为对它的评判没有其他标准。
但是将国际秩序的合法化原则与一种狭隘的正义观等同起来，必然会导致革命的局势，尤其是如果国内的合法化原则与其不匹配的话。如果一个社会以既要求普遍性又要求排他性的原则来使自己合法化，总之，如果其“正义”的概念不包括不同合法性原则的存在，那它与其他社会之间的关系最终将以武力为基础。
因为此原因，互相竞争的合法性体系会非常难以彼此理解，不仅因为它们无法就“公正”要求的性质达成一致意见，而且，或许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无法将可以企及的国际共识在国内合法化。
但是，即使不存在根本的意识形态鸿沟，一个国家的国内经验也往往会妨碍其对外交的理解。从国内看，最大的难题是对“正义”的性质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在国际问题上，政策的定义所固有的国内共识往往必须与其他国家类似的国内共识相互妥协。当然，国内实施政策的工具是官僚体系，意味着意志和执行的统一，而它在国际上的工具是外交，意味着应用上的偶然性。
许多国家对外交政策表现出了强烈的对抗情绪，即使可能是下意识地，这使得达成没有回报的决定必定会造成精神上的伤痛，因为有这样一种双重标准：在国内被定义为“正义”的事情，在国际上仅仅是一个谈判的对象。
同样理所当然的是，许多社会的自我意识呈现出一种自以为是，仿佛是因为外国人的苛刻做法才使自己失去了与生俱来的权利。国内政策的推动力来自直接的社会经历，但外交政策的推动力却并非实际的，而是潜在的经历——战争的威胁——政治家则试图避免使其变得明朗化。
19世纪初维也纳和会之后的欧洲能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混乱局势中稳定下来，离不开三位顶级政治家（也是外交家）的努力：以谈判促成国际和解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被称为“欧洲的教练员”的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以及令拿破仑害怕的法国政治变色龙塔列朗。
三位政治家能让错综复杂的力量朝向有利于本国的方向演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对于政治之“道”的深刻理解。国际秩序是各个国家共同构成的一个体系，它约束着所有国家的选择空间，对于这一相互制约的体系的内在逻辑的分析与把握，就是”道“。高超的外交之道，就是用一系列的“术”，将力量和人心导向一个开放性的秩序的过程。
这篇推文中给大家分享一篇《重建的世界》（亨利·基辛格著）的部分书摘，就旨在从基辛格对从政的“道”与“术”的理解出发，诠释内政和外交的内在一致性。
1.
政治家决策时要面临的约束条件：时局＋个人才能的有限性
那么政治家发挥的作用是什么？
有社会决定论研究将政治家贬损为被称为“历史”的机器上的控制杆，是命运的代理人，他或许能够对此命运有所察觉，但是却不顾自己的意愿继续成就此命运。这种相信环境的普遍存在和个人的无能为力最后扩展为相信决策的观念。
人们总是听说计划的偶然性，因为无法了解事实，听说行动的难处，因为知识有限。当然，不能否认政策可能会产生于虚空，也不能否认政治家会遭遇他必须作为既定的存在来对待的材料。不但资源的地理位置和可获取性能够显示政治家才能的有限性，而且人民的性格及其历史经验的性质也能同样显示出这一点。
但是说政策不能创造出自己的实质，并不等于说实质可以自我实现。意识到拿破仑帝国摇摇欲坠，这是一八一三年政策的条件，但是它本身并非政策。是否必须以均势秩序来取代革命时期，是否行使意志将让位于坚持合法性，这可能仍然是“悬而未决”的事情。
但是只需研究一下大部分国家采取的摇摆不定的措施，就能理解，无论是这种均势的性质还是实现均势的措施都还不是一目了然。无论国家利益现在看来如何貌似“不言自明”，当时的人们却被迫面临政策的多种选择，要考虑互相矛盾的行动方针：
大部分不提倡无条件中立的奥地利政治家或者认为必须继续与法国结盟，巩固奥地利与无往不胜的征服者的关系；或者认为必须立刻改变立场，考虑到横扫整个欧洲的民族主义热忱。
▲ 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被称为“欧洲的教练员”
梅特涅几乎是独自一人坚定不移，因为他坚信拿破仑的帝国与均势体系不相容，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多语言的帝国会与民族主义的时代相容。
与此同时，当英国内阁催促推翻拿破仑，后来又要求条件苛刻的和平时，那只是反映了公共的意见。是卡斯尔雷造就了均势的和平，而非报复的和平，造就了一个和解的法国，而非完全丧失能力的法国。
对这些政策的选择并不在于“事实”，而在于如何诠释事实。它涉及的事情就根本而言是一种道义行为：是一种判断，其有效性既有赖于目标的构想，也有赖于对可用材料的了解，后者基于知识，但并不等同于知识。
2.
衡量一个政治家的标准：能否识别并设定出符合国家生存和长远发展利益的真目标
因此，衡量一个政治家的标准就是看他是否有能力识别力量之间真正的关系，并且使这种知识为他的目的服务。
奥地利必须寻求稳定，这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国内体制决定的，但是它能够成功地将其国内合法化原则与国际秩序的合法化原则等同起来，即使是短暂的，而且无论如何不明智，那也是它的外交大臣的功劳。
英国也尝试在实力平衡中寻求安全，这是二十三年来间歇性战争的结果，但是它居然能成为欧洲协同的一部分，那要归因于一个人的努力。因此，没有什么政策比它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更好。
▲ 维也纳和会时期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
卡斯尔雷作为政治家的衡量标准是，他意识到在建设合法秩序时，保持欧洲团结比实施报复更重要，而梅特涅的衡量标准是他从来没有混淆他所取得成就的形式与实质，他理解奥地利帝国能够生存下去，不在于取得胜利，而只能在于和解。
这两人的失败之处在于他们为自己设定的任务超出了手中可用材料的能力：卡斯尔雷的设想超过了他本国社会的构想，而梅特涅努力的目标在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是无法企及的。
但是仅仅根据政治家的观念来判断他是不够的。
与哲学家不同，政治家必须实现自己的构想。政治家最终总是要遭遇他手中可用材料的惯性力量，会遭遇这样的事实：其他的国家不是可以操纵的因素，而是必须与之和解的力量。
安全的需求因各国的地理位置和国内体制不同而有差异。他的工具是外交，是一门艺术，通过达成一致意见而非动用武力，通过展示一种将特定企望与普遍共识协调起来的行动的理由，来将各个国家联系在一起。
外交活动有赖于说服而非强迫，因此，前提是有明确的框架，或者通过对合法性原则达成一致意见；或者，理论上说，通过拥有对国家之间关系的相同诠释，尽管后者在实践中最难做到。
卡斯尔雷与梅特涅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他们非凡的外交才能，两人都能主导自己参加的每一次谈判：卡斯尔雷是因为有能力调解相冲突的观点，以及具有得之于经验主义政策的一心一意；梅特涅则是因为具有掌控对手的异乎寻常的个人禀赋，他有能力定义一种道义框架，使得当对手作出让步时，看上去不像是屈服，而像是自愿为共同事业作出牺牲。
3.
好政策拼的是创造目标的能力，官僚体系拼的是执行程序的能力
然而，对一种政策的严峻考验在于是否能获得国内的支持。
这有两个方面：在政权机构之内使一种政策合法化，这是一个涉及官僚理性的问题；是使其与民族经验相和谐的问题，而后者又是一个涉及历史发展的问题。
一八二一年，相比与俄国大臣打交道，梅特涅在与奥地利大臣打交道时遭遇了更大的困难，这尽管反常但并非偶然。在每一次谈判期间，卡斯尔雷都要与他的内阁较量一番，其激烈程度超过了与外国同行的较量。
政策的精神与官僚体系的精神是根本对立的。政策的本质是它的偶然性；它的成功取决于判断正确，而这种判断部分是出自推测。官僚体系的本质是追求安全，其成功在于可预见性。
深刻的政策得以成功，在于持久的创造性，在于对目标的不断重新定义。良好的执政管理有赖于常规，也即对可以应付平庸的关系的定义。政策涉及风险的调整；而行政则涉及避免偏差。政策的合理性在于其措施与平衡感之间的关系；而行政的合理性则在于根据既定目标所采取行动的合理性。
试图以行政方式来实施政策，将导致追求可预见性，结果往往为事件所困。努力从政治上进行管理则导致完全不负责任，因为官僚体系的设计本意在执行，而非构想。
通过行政来实施政策的诱惑是永远存在的，因为多数政府主要为执行国内政策而建立，其主要问题是执行社会方面的决定，这个任务只会受到技术可行性的限制。
但是关注外交事务上的技术问题则会导致根据曾经避免的错误而非已经实现的目标来作出评价，导致相信人们会更倾向于以对灾害的预设而非对机会的发现来判断能力。
▲ 1814年维也纳会议
难怪一八一四年在维也纳会议争议最激烈之时，范西塔特干脆否认存在来自俄国的威胁，而一八二一年，施塔迪翁也抗议针对皮埃蒙特的战役耗尽了奥地利的财政。
在这两种情况下，风险都是显而易见的，而危险则或者是象征性的，或者被延迟了；在两种情况下，对明确性的追求都采取了否认实际存在危险这样一种形式。
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将计划与执行的责任区分开来是危险的。责任涉及判断的标准，即合法性，但是官僚体系的标准却与社会的努力不同。
社会目标的正确性通过国内体制的合法化原则得到证明，这个原则可以是理性、传统或个人魅力，但总而言之会被认为是一种终极价值。
官僚措施的好坏却要根据主要是功能性的标准来判断，即为实现既定目标而采取的行动是否合适。一个社会只有能力在有限的范围内作出决定，因为其价值是相对固定的；而一个理想的官僚体系应该能够执行任何行政上可行的决定。因此，试图从官僚的角度来界定社会目标总是会导致将手段的合理性用于制订目标。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将概念等同于责任，才使得卡斯尔雷的政策具有了如此的灵活性，使梅特涅具有如此微妙的韧性。因为卡斯尔雷和梅特涅的合法性得之于社会努力的目标，而非行政常规程序，他们能够规划政策，作为长期国家战略。因为他们的任职时间很长，他们能够在实施其构想时，恰当注意他们的手段与对方的关系，而非仅仅注意各自的理性。
4.
政治家要面临的外交难题：外交政策和内政制度的不可通约性
除了官僚作风的障碍，政治家往往很难在国内使其政策合法化，因为一个国家的国内和国际经验没有相通性。一个民族的整个国内努力表现为竭力通过对正义的性质达成共识，来将武力转变成义务。义务的形式越是表现为自发，社会价值观就会表现得越“自然”和“普遍”。
但是一个民族的国际经验则挑战其正义观的普遍性，因为国际秩序的稳定有赖于自我限制，有赖于协调合法性的各种形式。一个国家会根据一项政策在国内的合法化来评估该政策，因为对它的评判没有其他标准。
但是将国际秩序的合法化原则与一种狭隘的正义观等同起来，必然会导致革命的局势，尤其是如果国内的合法化原则与其不匹配的话。如果一个社会以既要求普遍性又要求排他性的原则来使自己合法化，总之，如果其“正义”的概念不包括不同合法性原则的存在，那它与其他社会之间的关系最终将以武力为基础。
因为此原因，互相竞争的合法性体系会非常难以彼此理解，不仅因为它们无法就“公正”要求的性质达成一致意见，而且，或许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无法将可以企及的国际共识在国内合法化。
但是，即使不存在根本的意识形态鸿沟，一个国家的国内经验也往往会妨碍其对外交的理解。从国内看，最大的难题是对“正义”的性质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在国际问题上，政策的定义所固有的国内共识往往必须与其他国家类似的国内共识相互妥协。当然，国内实施政策的工具是官僚体系，意味着意志和执行的统一，而它在国际上的工具是外交，意味着应用上的偶然性。
许多国家对外交政策表现出了强烈的对抗情绪，即使可能是下意识地，这使得达成没有回报的决定必定会造成精神上的伤痛，因为有这样一种双重标准：在国内被定义为“正义”的事情，在国际上仅仅是一个谈判的对象。
同样理所当然的是，许多社会的自我意识呈现出一种自以为是，仿佛是因为外国人的苛刻做法才使自己失去了与生俱来的权利。国内政策的推动力来自直接的社会经历，但外交政策的推动力却并非实际的，而是潜在的经历——战争的威胁——政治家则试图避免使其变得明朗化。
迈克尔杰克逊和川普
都是正义良善的好人
MJ为什么会落得被他帮助过的人重伤，舆论各种泼脏水，搞得身心都是伤，最后巨星陨落，英年早逝？ 他有举世瞩目的歌舞才华，脐轮的最高潜能他都演绎出来了，在艺术上登峰造极了。但是对于人心险恶，鬼魅魍魉，他完全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也想象不到人之恶能恶到什么地步，被自己帮助过的孩子和家长污蔑、欺诈勒索。他太善良，但是没有力量去保护他的善良。只有阴，没有阳。
川普从小被商人父母重点培养，经商世家，人在经济利益和钱面前，是最能展现本性的，有些人非常脆弱，在钱的面前原形毕露，画皮掉稀碎。川普他的祖上几代人，都是在这个人性最脆弱的层面上去跟人打交道，做买卖经商就是能看到人性最最本质、内里的东西，人在经济利益面前，绝对是呈现最最真实的状态，人想要的利益好处，在真金白银面前，他是没办法装谦让、装不要、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做生意就是最真实实在的！在交易的时候，彼此交换各自的独特价值和资源，买卖就这样达成了，买卖是一种双方达成共识的平衡之约。川普从小看到的是最最真实的世界，他经商世家的经验总结，从小就灌输给他，早早就对这个世界和人性有开阔、多维度、深层的了解：人是复杂的，商战是残酷的，好人有多高尚，坏人有多龌龊，防人之心不可无，只有自己足够强大才能震慑坏人，让坏人远离自己。
所以你们看，很多家底丰厚隐士，父母靠聪明才智魄力闯出一条血路的，或者是守住了祖业，让家族更加兴旺发达的人，他们教育小孩，基本上都是从小跟小孩说实话，说真实的世界是怎样的，给小孩灌输丛林法则，跟动物世界里动物抚育幼崽一样，爱孩子，但是会带幼崽去真实恶劣的环境里，教他们如何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里生存，让幼崽能尽早独立，面对真实的生活环境。有远见有祖业传承的富人们，对孩子的教育，就像动物直接带幼崽去复杂的自然环境里，让孩子直面残酷现实，并且早早学会与残酷现实共处，增强自己的能力，最后能把残酷现实踩在脚下，活出自己的自由轻松富贵人生。所以川普他可以善良，也能够在坏人的世界里全身而退，而且，还能够让坏人害怕、忌惮他。这就是阴阳平衡的人生状态！既有良善又有力量，既有纯真善良的人性，又有足够硬的拳头保护自己的纯真善良和赤诚之心。力量非常重要，力量从何而来？是从人的三眼轮和心轮而来，三眼轮：谨慎、持重、说话做事有理有据滴水不漏，坚持正义、尊重道法自然，看得懂不同的人在玩什么花招；心轮，给自己无条件的爱的支持，当遇到很多恶人、坏人的时候，不会被那些坏种扭曲自己对爱的理解，免疫被坏人重塑三观。那些会被坏人恶人影响，扭曲自己正向价值感的人，说白了还是不够坚强️力量，心轮的爱之力量，他们都没激活都没用上。所以遇到点什么坏人坏事尔虞我诈的，就三观碎了，对人性和整个世界都失望绝望了，自己被这些烂人破事社会渣滓搞得三观扭曲了，丧气地觉得做自己，坚持正义良善没有用，都会被坏人抹灭的。这些人是没有力量的，没有力量就是心轮没有激活他自己的无条件之爱的本能。真正激活自己心轮中的爱，进入那个状态，是非常非常宏伟壮阔，充满力量的，在真正的爱中，人永远不会受伤️当人能激活心轮更多的爱，就是激活了自己更多的光，光越多，人越无所畏惧！所以做个能不被现实打败的强大·真·好人，是需要三眼轮和心轮的终极品质被激活的
真正能在这个混乱不堪、黑白颠倒的矩阵世界里活出爱和真理的人，需要爱和力量，缺一不可，一阴一阳，运作在一起才能让太极☯️屹立不动。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只有在绝对实力面前，大家才会给你客气和笑脸。就像国际关系一样，你有核武器，别人才不敢对你轻举妄动，对你客客气气的。人得有力量，强大 你的良善才能茁壮成长。
都是正义良善的好人
MJ为什么会落得被他帮助过的人重伤，舆论各种泼脏水，搞得身心都是伤，最后巨星陨落，英年早逝？ 他有举世瞩目的歌舞才华，脐轮的最高潜能他都演绎出来了，在艺术上登峰造极了。但是对于人心险恶，鬼魅魍魉，他完全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也想象不到人之恶能恶到什么地步，被自己帮助过的孩子和家长污蔑、欺诈勒索。他太善良，但是没有力量去保护他的善良。只有阴，没有阳。
川普从小被商人父母重点培养，经商世家，人在经济利益和钱面前，是最能展现本性的，有些人非常脆弱，在钱的面前原形毕露，画皮掉稀碎。川普他的祖上几代人，都是在这个人性最脆弱的层面上去跟人打交道，做买卖经商就是能看到人性最最本质、内里的东西，人在经济利益面前，绝对是呈现最最真实的状态，人想要的利益好处，在真金白银面前，他是没办法装谦让、装不要、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做生意就是最真实实在的！在交易的时候，彼此交换各自的独特价值和资源，买卖就这样达成了，买卖是一种双方达成共识的平衡之约。川普从小看到的是最最真实的世界，他经商世家的经验总结，从小就灌输给他，早早就对这个世界和人性有开阔、多维度、深层的了解：人是复杂的，商战是残酷的，好人有多高尚，坏人有多龌龊，防人之心不可无，只有自己足够强大才能震慑坏人，让坏人远离自己。
所以你们看，很多家底丰厚隐士，父母靠聪明才智魄力闯出一条血路的，或者是守住了祖业，让家族更加兴旺发达的人，他们教育小孩，基本上都是从小跟小孩说实话，说真实的世界是怎样的，给小孩灌输丛林法则，跟动物世界里动物抚育幼崽一样，爱孩子，但是会带幼崽去真实恶劣的环境里，教他们如何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里生存，让幼崽能尽早独立，面对真实的生活环境。有远见有祖业传承的富人们，对孩子的教育，就像动物直接带幼崽去复杂的自然环境里，让孩子直面残酷现实，并且早早学会与残酷现实共处，增强自己的能力，最后能把残酷现实踩在脚下，活出自己的自由轻松富贵人生。所以川普他可以善良，也能够在坏人的世界里全身而退，而且，还能够让坏人害怕、忌惮他。这就是阴阳平衡的人生状态！既有良善又有力量，既有纯真善良的人性，又有足够硬的拳头保护自己的纯真善良和赤诚之心。力量非常重要，力量从何而来？是从人的三眼轮和心轮而来，三眼轮：谨慎、持重、说话做事有理有据滴水不漏，坚持正义、尊重道法自然，看得懂不同的人在玩什么花招；心轮，给自己无条件的爱的支持，当遇到很多恶人、坏人的时候，不会被那些坏种扭曲自己对爱的理解，免疫被坏人重塑三观。那些会被坏人恶人影响，扭曲自己正向价值感的人，说白了还是不够坚强️力量，心轮的爱之力量，他们都没激活都没用上。所以遇到点什么坏人坏事尔虞我诈的，就三观碎了，对人性和整个世界都失望绝望了，自己被这些烂人破事社会渣滓搞得三观扭曲了，丧气地觉得做自己，坚持正义良善没有用，都会被坏人抹灭的。这些人是没有力量的，没有力量就是心轮没有激活他自己的无条件之爱的本能。真正激活自己心轮中的爱，进入那个状态，是非常非常宏伟壮阔，充满力量的，在真正的爱中，人永远不会受伤️当人能激活心轮更多的爱，就是激活了自己更多的光，光越多，人越无所畏惧！所以做个能不被现实打败的强大·真·好人，是需要三眼轮和心轮的终极品质被激活的
真正能在这个混乱不堪、黑白颠倒的矩阵世界里活出爱和真理的人，需要爱和力量，缺一不可，一阴一阳，运作在一起才能让太极☯️屹立不动。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只有在绝对实力面前，大家才会给你客气和笑脸。就像国际关系一样，你有核武器，别人才不敢对你轻举妄动，对你客客气气的。人得有力量，强大 你的良善才能茁壮成长。
#VI设计##品牌标识##设计灵感#
✨ 企业VI设计的设计灵感起源：品牌标识如何打磨独特性
VI设计的魔法源泉：独特性的奇思妙想
企业VI设计不仅是品牌的外貌，更是传递独特性的奇思妙想。通过灵感的起源，让品牌标识成为令人难以忘怀的视觉符号。
标志设计：点亮品牌独特之光 ✨
品牌标识是企业VI设计的明星角色。巧妙的标志设计，如同一盏灯塔，照亮品牌独特的光芒。它需要简洁，又不能失去独特性。
灵感之源：挖掘品牌的独特故事
灵感的源泉常常隐藏在品牌的故事中。挖掘品牌的独特历程，融入标志设计，让标识不再是冰冷的图形，而是充满故事的符号。
色彩的魅力：奇妙配色的独特魔法
色彩是设计的灵魂，选择独特的配色方案是品牌标识脱颖而出的关键。大胆而奇妙的色彩组合能够为品牌增色不少。
✒️ 字体设计的艺术：独一无二的个性风采 ️
字体设计是品牌个性的独特展现。独特的字体能够让标志在众多品牌中脱颖而出，成为品牌独特的个性象征。
多平台传播：标志设计的通用性和独特性的平衡
在多平台传播的时代，标志设计需要既有通用性，又保有独特性。这需要设计师在平衡中找到最佳点，使标志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光彩独放。
未来趋势：数字化标志设计的新纪元
未来，数字化标志设计将更为重要。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的应用，将为标志设计带来更多可能性，打破传统的设计边界。
企业VI设计，是品牌灵魂的延伸，是企业独特性的最佳表达。用心雕琢，打磨品牌的独特性，才能让标志真正成为品牌的鲜明符号。
✨ 企业VI设计的设计灵感起源：品牌标识如何打磨独特性
VI设计的魔法源泉：独特性的奇思妙想
企业VI设计不仅是品牌的外貌，更是传递独特性的奇思妙想。通过灵感的起源，让品牌标识成为令人难以忘怀的视觉符号。
标志设计：点亮品牌独特之光 ✨
品牌标识是企业VI设计的明星角色。巧妙的标志设计，如同一盏灯塔，照亮品牌独特的光芒。它需要简洁，又不能失去独特性。
灵感之源：挖掘品牌的独特故事
灵感的源泉常常隐藏在品牌的故事中。挖掘品牌的独特历程，融入标志设计，让标识不再是冰冷的图形，而是充满故事的符号。
色彩的魅力：奇妙配色的独特魔法
色彩是设计的灵魂，选择独特的配色方案是品牌标识脱颖而出的关键。大胆而奇妙的色彩组合能够为品牌增色不少。
✒️ 字体设计的艺术：独一无二的个性风采 ️
字体设计是品牌个性的独特展现。独特的字体能够让标志在众多品牌中脱颖而出，成为品牌独特的个性象征。
多平台传播：标志设计的通用性和独特性的平衡
在多平台传播的时代，标志设计需要既有通用性，又保有独特性。这需要设计师在平衡中找到最佳点，使标志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光彩独放。
未来趋势：数字化标志设计的新纪元
未来，数字化标志设计将更为重要。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的应用，将为标志设计带来更多可能性，打破传统的设计边界。
企业VI设计，是品牌灵魂的延伸，是企业独特性的最佳表达。用心雕琢，打磨品牌的独特性，才能让标志真正成为品牌的鲜明符号。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