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是一位著名的加拿大裔汉学家，大半生寓居中国，致力于中国古物研究。同样享有盛誉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师从沙畹（É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致力于中国学研究。1936—1937年，伯希和和福开森就《项氏图谱》的真伪问题展开了一场唇枪舌剑的争论。《项氏图谱》原为英国汉学家卜士礼（Stephen Wootton Bushell）[1]在1885年从怡亲王府购买的晚清文献（简称怡府本），原书名为《历代名瓷图谱》，开篇留有明代文人项元汴的钤印，内容记录了项元汴及其戚友的藏瓷，总计八十二件[2]。1908年，卜士礼和牛津大学出版社译印出版了《历代名瓷图谱》（Chinese Porcelain: Sixteenth-century Coloured Illustrations with Chinese Ms.Text）[3]，并在1885年版原作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件明瓷。该图谱为西方收藏界早期的陶瓷研究提供了图文对照的陶瓷参考指南，促使海外汉学对中国陶瓷的鉴研兴趣由外销瓷转向清以前的陶瓷，为西方提供了一套系统的中国陶瓷研究框架。
1931年，郭葆昌和福开森在北平觯斋书社共同校注出版了《校注历代名瓷图谱》（Noted Porcelains of Successive Dynasties）[4]，它是卜士礼《历代名瓷图谱》的校注本，在西方汉学界引起了一场争议。学者的主流观点倾向于《项氏图谱》存在诸多问题。这场争议属伯希和与福开森的争锋最为精彩[5]。1936年，伯希和在《通报》上发表了《所谓的项元汴图谱》（“Le Prétendu Album de Porcelaines de Hiang Yuan-Pien”）[6]。伯希和考证了项元汴的家族、相关中国古器著录、相关术语来源等。第一，伯希和评价校注本的翻译较卜士礼《历代名瓷图谱》更优，同时还对该图谱的真伪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第二，伯希和使用《浙江通志》等材料证明项氏家族系出项忠，但是伯希和缺少《嘉兴府志》，无法确认项元汴和项忠的关系。第三，伯希和在考证项氏家族时，顺便提到“桃花村里人家”是项笃寿的藏印[7]，并反对福开森曾提出的观点，即“桃花村里人家”是项元汴的藏印。第四，伯希和断言，《项氏图谱》全伪，虽不是纯出杜撰，其中可能经人杂凑成编，并录有实物、旧物。第五，伯希和利用《宣炉汇释》等材料证明《项氏图谱》的图式与谱文剽窃自中国古代著录，总结了《项氏图谱》的作伪来源，主要有《古玉图谱》《宣德彝器图谱》《绍兴鉴古图》和《格古要论》（其中《绍兴鉴古图》实际并不存在）。
1936年，寓居北京的福开森撰写了《一则评述的评述》（“Review of a Review”）一文，对伯希和进行了首次回应[8]。第一，福开森不认可伯希和研究项氏族谱的方法，即认为《浙江通志》足以解决项氏家族的问题，不必论述更多材料。福开森还提出，从《嘉兴府志》可知，项元汴是项忠弟弟项质的后代，也是项笃寿同父异母的兄弟。第二，福开森指出伯希和将项笃寿的钤印“桃花源里人家”误称为“桃花村里人家”。第三，福开森仍坚持《项氏图谱》是项氏后代整理项元汴的手稿所作。第四，福开森认为项元汴拥有《绍兴鉴古录》的手稿。第五，福开森评价伯希和是“学术工具”型学者，还批评伯希和无视绘图之美，论述散漫，玷污了图谱中的瓷器。
伯希和在1937年发表《福开森所谓的项元汴图谱》（“Le Dr. Ferguson et l’album Dit de Hiang Yuan-Pien”）一文，对福开森的回应作了一次辩驳[9]。第一，伯希和对缺少《嘉兴府志》表示遗憾，但他认为福开森说谎了，《浙江通志》并不足以研究项氏族谱，需要他证。第二，伯希和反对福开森的观点，即项元汴是项笃寿同父异母的兄弟，他认为福开森将中文的“从兄弟”误解为“同父异母的兄弟”。第三，伯希和承认自己将“源”误认为“村”是种种原因导致的疏忽大意。伯希和除了为自己辩护，还认为受到了福开森的挖苦，所以抨击福开森的学术错漏频出。例如，福开森将“法书名画”译为“standard books and noted paintings”，将“书画”译为“books and paintings”；还说福开森在鉴赏一幅名画时，关于该画作的收藏著录年代，在六个中就判断错误了五个。
https://t.cn/A6l5YPlx
1931年，郭葆昌和福开森在北平觯斋书社共同校注出版了《校注历代名瓷图谱》（Noted Porcelains of Successive Dynasties）[4]，它是卜士礼《历代名瓷图谱》的校注本，在西方汉学界引起了一场争议。学者的主流观点倾向于《项氏图谱》存在诸多问题。这场争议属伯希和与福开森的争锋最为精彩[5]。1936年，伯希和在《通报》上发表了《所谓的项元汴图谱》（“Le Prétendu Album de Porcelaines de Hiang Yuan-Pien”）[6]。伯希和考证了项元汴的家族、相关中国古器著录、相关术语来源等。第一，伯希和评价校注本的翻译较卜士礼《历代名瓷图谱》更优，同时还对该图谱的真伪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第二，伯希和使用《浙江通志》等材料证明项氏家族系出项忠，但是伯希和缺少《嘉兴府志》，无法确认项元汴和项忠的关系。第三，伯希和在考证项氏家族时，顺便提到“桃花村里人家”是项笃寿的藏印[7]，并反对福开森曾提出的观点，即“桃花村里人家”是项元汴的藏印。第四，伯希和断言，《项氏图谱》全伪，虽不是纯出杜撰，其中可能经人杂凑成编，并录有实物、旧物。第五，伯希和利用《宣炉汇释》等材料证明《项氏图谱》的图式与谱文剽窃自中国古代著录，总结了《项氏图谱》的作伪来源，主要有《古玉图谱》《宣德彝器图谱》《绍兴鉴古图》和《格古要论》（其中《绍兴鉴古图》实际并不存在）。
1936年，寓居北京的福开森撰写了《一则评述的评述》（“Review of a Review”）一文，对伯希和进行了首次回应[8]。第一，福开森不认可伯希和研究项氏族谱的方法，即认为《浙江通志》足以解决项氏家族的问题，不必论述更多材料。福开森还提出，从《嘉兴府志》可知，项元汴是项忠弟弟项质的后代，也是项笃寿同父异母的兄弟。第二，福开森指出伯希和将项笃寿的钤印“桃花源里人家”误称为“桃花村里人家”。第三，福开森仍坚持《项氏图谱》是项氏后代整理项元汴的手稿所作。第四，福开森认为项元汴拥有《绍兴鉴古录》的手稿。第五，福开森评价伯希和是“学术工具”型学者，还批评伯希和无视绘图之美，论述散漫，玷污了图谱中的瓷器。
伯希和在1937年发表《福开森所谓的项元汴图谱》（“Le Dr. Ferguson et l’album Dit de Hiang Yuan-Pien”）一文，对福开森的回应作了一次辩驳[9]。第一，伯希和对缺少《嘉兴府志》表示遗憾，但他认为福开森说谎了，《浙江通志》并不足以研究项氏族谱，需要他证。第二，伯希和反对福开森的观点，即项元汴是项笃寿同父异母的兄弟，他认为福开森将中文的“从兄弟”误解为“同父异母的兄弟”。第三，伯希和承认自己将“源”误认为“村”是种种原因导致的疏忽大意。伯希和除了为自己辩护，还认为受到了福开森的挖苦，所以抨击福开森的学术错漏频出。例如，福开森将“法书名画”译为“standard books and noted paintings”，将“书画”译为“books and paintings”；还说福开森在鉴赏一幅名画时，关于该画作的收藏著录年代，在六个中就判断错误了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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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玉揽胜～汉代玉印系列2
719成员
中国印章最初以实用为主，始称玺，后有印、信、章、宝、戳、鉴、符签等称谓，起于商周，盛于秦汉，宋元开始，文人参予其中，至明清篆刻兴起，使其艺术性走向巅峰！汉印又分官印和私印，印文的制作为铸造、凿刻和坨磨，多以白文为主，亦有少量朱文及朱白相间，印文多为缪篆，亦有少量虫鸟篆，印文字数多样。汉印材质较多，金、银、铜、玉、玛瑙、水晶、琥珀、煤晶石等，印钮的型制多样，有螭虎钮、龟钮、马钮、驼钮、雀钮、蛇钮、桥钮、覆斗钮等，汉印是中国印章的第一个鼎盛期。
玉印，是极富特色的印章，也是古代珍贵玉器品种，首先是材质珍稀，且等级严格，另外遗存甚罕。
揽胜居珍藏：汉代“杨谌””覆斗钮玉印，高1.7厘米，印面2.3*2.3厘米，玉质受沁呈象牙白 ，历经沧桑，保存完好，实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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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章最初以实用为主，始称玺，后有印、信、章、宝、戳、鉴、符签等称谓，起于商周，盛于秦汉，宋元开始，文人参予其中，至明清篆刻兴起，使其艺术性走向巅峰！汉印又分官印和私印，印文的制作为铸造、凿刻和坨磨，多以白文为主，亦有少量朱文及朱白相间，印文多为缪篆，亦有少量虫鸟篆，印文字数多样。汉印材质较多，金、银、铜、玉、玛瑙、水晶、琥珀、煤晶石等，印钮的型制多样，有螭虎钮、龟钮、马钮、驼钮、雀钮、蛇钮、桥钮、覆斗钮等，汉印是中国印章的第一个鼎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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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章最初以实用为主，始称玺，后有印、信、章、宝、戳、鉴、符签等称谓，起于商周，盛于秦汉，宋元开始，文人参予其中，至明清篆刻兴起，使其艺术性走向巅峰！汉印又分官印和私印，印文的制作为铸造、凿刻和坨磨，多以白文为主，亦有少量朱文及朱白相间，印文多为缪篆，亦有少量虫鸟篆，印文字数多样。汉印材质较多，金、银、铜、玉、玛瑙、水晶、琥珀、煤晶石等，印钮的型制多样，有螭虎钮、龟钮、马钮、驼钮、雀钮、蛇钮、桥钮、覆斗钮等，汉印是中国印章的第一个鼎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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