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大学[超话]##光盘行动#
“天下之事,常成于勤俭而败于奢靡”
我们不能忘记勤俭节约是中华传统的美好传统，我们不应该现在丰富的生活，肥沃的土地，高超的技术，而随意浪费粮食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为艰。”
我们要记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多亏了许多人的努力，我们也要记住，我国也曾有过食不果腹的日子。我们也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任有人吃不饱，我们更要珍惜现在拥有的粮食。
光盘行动，你我做起，节约粮食，人人有责。临丰忆俭，当富思贫。让我们以光盘为光荣，以浪费为耻辱。
“天下之事,常成于勤俭而败于奢靡”
我们不能忘记勤俭节约是中华传统的美好传统，我们不应该现在丰富的生活，肥沃的土地，高超的技术，而随意浪费粮食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为艰。”
我们要记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多亏了许多人的努力，我们也要记住，我国也曾有过食不果腹的日子。我们也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任有人吃不饱，我们更要珍惜现在拥有的粮食。
光盘行动，你我做起，节约粮食，人人有责。临丰忆俭，当富思贫。让我们以光盘为光荣，以浪费为耻辱。
看到《瞭望》新闻周刊微博和公众号最新发的一篇《人类与病毒的不懈交锋》的文章里说世界上第一个疫苗是所谓康熙感染天花的140多年之后，英国人琴纳搞的牛痘。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的刘锡进认为“与现今定向选育使毒性丧失而抗原性独存的卡介苗原理相一致……我国早在十六世纪明代隆庆年间,已经有从人体上精加选练出的‘并无种花失事者’的‘宁国府太平痘苗’了。”
明代人早就发明了天花疫苗技术，而且其成功率和安全性并不比琴纳的种牛痘低。清廷头目康熙感染天花，那不等于在当时和之前的中国没有天花疫苗，这完全是两码事。
西方人出于欧洲中心论的偏见，有意无意的抹杀中国种人痘技术在世界免疫学历史中的首创意义和巨大价值，抬高琴纳的地位。中国人自己不了解自己国家伟大发明的历史意义，就未免有些遗憾了。
我过去在《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一书引言里就详细介绍过明代这一足可和四大发明相提并论的划时代的疫苗技术。
这里再发一下
明代中晚期病毒概念萌芽和免疫学先驱
关于天花病因，明以前中医传统说法主要归结为胎毒，所谓“食五脏血秽,伏于命门”，胎毒为主因，冷热或惊恐等外感为次因，无论是对所谓胎毒的描述，还是对外感的性质判断都较混乱。
到明代认识有了突破，明龚信《古今医鉴》提出了痘疹虽和胎毒有关,未必不由诸病传染而成。万历时期，郭子章（曾任贵州巡抚，后又因平定杨应龙叛乱之功而封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衔）编写的《博集稀痘方论》收录观点对天花病因有更准确科学的看法。
其中提到“魏氏曰”中说：
“天地之沴气与人身之遗毒同一橐籥，相感而动，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之义，而又人之真气与客气不容并立故也。” [1]
此处沴（lì）气类似现代病毒的概念，所谓“天地之沴气与人身之遗毒同一橐籥，相感而动”和现代医学说的人体有某种病毒受体，才能感染该种病毒的机制描述已很接近。
至于“真气”与“客气”不容并立，则相当于现代医学说的排异反应，真气是人的免疫系统，客气则是进入人体的异体组织或者病原体，当人体感染病毒，免疫系统对病毒发起攻击，有时也会对正常细胞造成损害。
不过魏氏观点仍受传统胎毒说很大影响，整体看仍把胎毒作主因。而《博集稀痘方论》中收录的“拙者”曰（这个拙者很可能是郭子章本人的自称）看法则更进一步。现在完整引用原文如下：
“拙者曰：痘疮，胎中之毒气也。乡邻痘疮盛发，天地之沴气也。天地之沴气，与胎中之毒气相触而成痘，故一儿痘，百儿随之，气为之也。重则俱重，沴气厉也；轻则俱轻，沴气未甚厉也。时证方重而独轻者，胎毒轻也；时证方轻而独重者，胎毒重也。若天行不正，沴气为厉，儿未出痘者，可避之五六里外。气不相触，痘恶乎发?吾乡都谏曾前川先生，艰于子息，晚得儿女，恐为痘虐，一遇痘发，东西遁避，今其子女年四十余，俱未出痘，然业已不復避矣。嗟夫!吉则趋，凶则避，圣人与民同患。水能溺人，没者死焉;虎能咥人，撩者伤焉。彼土处而市居者亡恙也。昧昧者曰：‘是数也，不可逃也’则坐以待其毙已矣。”[2]
这段话已把沴气作为感染天花主因，沴气重则感染程度重，沴气轻则感染程度轻，所以才会出现重则俱重、轻则俱轻。如出现普遍感染症状严重，有个别人症状较轻，则说明其“胎毒”轻，反之则是“胎毒”重。这里的胎毒轻重其实就对应于现代说的免疫力强弱。
后面的论述更明确天花主因是沴气而非胎毒。所谓“避之五六里外，气不相触，痘恶乎发?” 不接触沴气（即不接触到病毒）就不会感染天花。郭子章还举了一个曾前川先生的例子，此人一见疫情爆发，就“东西遁避”。其子女四十多岁都未出痘。基于天花可防可避的认识，郭对一些人把感染天花当做命数注定（“是数也，不可逃也”）坐以待毙提出了批评。
郭子章对天花病因认识已和现代医学极为接近，除限于当时技术条件无法指明沴气的病毒实体之外（如明朝不亡，显微镜之类光学仪器得到广泛应用，从沴气说到病菌说只隔一层纸，当然发现病毒则需时更长），基本没什么错误。难怪杨小明先生评论：
“郭氏天花病因来自天花本身的见解是极为深刻的,可以说是近代天花病毒被发现之前关于天花病因的最科学的认识。”[3]
明人对天花的科学认识在实际治疗中有所体现，天花既是沴气所致，那按传统以毒攻毒思想，产生通过轻微接触沴气而获得抵御病毒感染能力的想法也是水到渠成。
曾有说法认为宋代已发明种痘，依据是清代一则传说。但范行准和朱宝忠两位学者考证，所谓种痘为宋代峨嵋山神医发明云云乃是明季遗民胡璞编造散布的故事。不仅所提事例为孤证，且所谓神医一月不到就从峨眉山赶到开封云云皆荒诞。
人痘技术真正发明时间在明隆庆时期，不仅《痘科金镜赋集解》明确说“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明遗民黄宗羲之子黄百家记录清初种痘者傅商霖曾祖父傅思川（按年代推算就是明代隆庆万历时期）就以种痘之术闻名远近。且如明代字典《正字通》和明人周晖《琐事剩录》，程从周《程氏医案》都有直接的种痘记录。种痘技术为明代发明这一点也已经被官方医学辞典所认可：
“197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的《简明中医辞典》‘天花’条就明确指出:‘明隆庆年间(1567~1572)发明了鼻苗法预防天花。’”[4]
明代发明的人痘技术，有一个反复培养挑选去除毒性过程，按《痘科金镜赋集解》的说法
“当日异传之家,至今尚留苗种,必须二三金,方得一枝丹苗,买苗后,医家因以获利。时当冬夏种痘者,即以亲生族党姻戚之子女传种。留种谓之‘养苗’。设如苗绝,又必至太平再买，所以相传,并无种花失事者。”
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的刘锡进认为这其中的技术原理：
“与现今定向选育使毒性丧失而抗原性独存的卡介苗原理相一致”“结核菌苗(即卡介苗)是廿世纪初期才制成的举世闻名的活菌苗。它是由一株无毒牛型结核杆菌制成。这株菌是由一株有毒力的菌株通过定向减毒选育而成,费时达13年之久,而我国早在十六世纪明代隆庆年间,已经有从人体上精加选练出的‘并无种花失事者’的‘宁国府太平痘苗’了。”[5]
上海医科大学医史教研室的马伯英同样认为人痘苗反复传种、精加选炼培养成熟苗的技术实际上是“ 一个活疫苗反复传代培养的过程。这过程使疫苗的抗原性得到保留,而毒力减小,与现代免疫学原理完全一致” [6]
至于种人痘的效果，马伯英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一些种痘数据作了回顾性调查分析：
“65岁以上老人653名,种牛痘者511例,成功率96.6%;种人痘者115例,成功率97.4%;未种牛痘或人痘者27例,患天花并留后遗症者24例,占89%。(所谓种痘成功是指不感染天花;种痘后无后遗症。) 种痘与不种痘有显著差异（P<0.01)，种人痘与种牛痘无显著差异(P<0.05)”[7]
刘锡进先生对明代这项技术成就给予了热烈赞扬“不言而喻，‘人痘苗’(太平痘苗)的发明确实是我国医学上的光辉成就之一。”
对比明人对天花病的理性认识和防治实践，同一时期西方仍显愚昧，把天花看做上帝惩罚，或上帝恩赐，只能逆来顺受。甚至一百多年后西方仍有人说出这样言论：
“人痘接种是一种危险而邪恶的实践”“使人患病是只有上帝才有的权力,使人恢复健康的权力也由上帝掌握”；“我坚决反对这种恶魔般的手术,因为它篡夺了自然法和宗教的权威。它企图以这种方式把上帝排除在这个世界之外,并促进堕落和不道德的事情。”[8]
尽管如此，人痘术发明后仍以不可阻挡态势向世界各地传播，英国也在1721年用囚犯进行了人痘接种试验，全部成功[9]。但由于西人在很长时间内并未完全掌握中国种痘技术（据李约瑟说中国的藏苗、贮苗技术西方医生并没学到手），所以种痘的危险性和失败率仍较高。再加上近现代西人种族优越主义作怪，往往竭力贬低中国发明价值，夸大人痘危险性和失败率，过度吹捧英国人琴纳发明牛痘接种的历史意义，这导致包括许多中国人都对明代的这项发明的意义认识不足.
但正如马伯英在《中国的人痘接种术是现代免疫学的先驱》中说：
“一般的论者,将免疫学的起源,仅仅追溯到1796年英国医生琴纳(EdwardJenner1749~1823)的牛痘发明。而事实是:琴纳是在中国人痘接种术的基础上发明牛痘的。”“中国古代的人痘接种术是现代医学免疫学的先驱,这一点毫无疑问。”[10]
[1]郭子章《博集稀痘方论》，《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点校本第11册儿科下，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页
[2] 同上，第349-350页
[3]杨小明《“胎毒外感说”与中国古代防治天花的成就》，《中华医史杂志》1997年10月第27卷 第4期
[4]朱宝忠《人痘接种史话》，《中西医结合杂志》1982年第2卷第4期
[5] 刘锡进《中国古代的免疫思想和人痘苗的发展》，《微生物学报》，1978年第1期
[6]马伯英《中国的人痘接种术是现代免疫学的先驱》，《中华医史杂志》1995年7月第25卷第3期
[7]马伯英《中国的人痘接种术是现代免疫学的先驱》，《中华医史杂志》1995年7月第25卷第3期
[8]谢蜀生、张大庆《中国人痘接种术向西方的传播及影响》，《中华医史杂》志2000年7月第30卷第3期
[9]同上
[10]马伯英《中国的人痘接种术是现代免疫学的先驱》，《中华医史杂志》1995年7月第25卷第3期
明代人早就发明了天花疫苗技术，而且其成功率和安全性并不比琴纳的种牛痘低。清廷头目康熙感染天花，那不等于在当时和之前的中国没有天花疫苗，这完全是两码事。
西方人出于欧洲中心论的偏见，有意无意的抹杀中国种人痘技术在世界免疫学历史中的首创意义和巨大价值，抬高琴纳的地位。中国人自己不了解自己国家伟大发明的历史意义，就未免有些遗憾了。
我过去在《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一书引言里就详细介绍过明代这一足可和四大发明相提并论的划时代的疫苗技术。
这里再发一下
明代中晚期病毒概念萌芽和免疫学先驱
关于天花病因，明以前中医传统说法主要归结为胎毒，所谓“食五脏血秽,伏于命门”，胎毒为主因，冷热或惊恐等外感为次因，无论是对所谓胎毒的描述，还是对外感的性质判断都较混乱。
到明代认识有了突破，明龚信《古今医鉴》提出了痘疹虽和胎毒有关,未必不由诸病传染而成。万历时期，郭子章（曾任贵州巡抚，后又因平定杨应龙叛乱之功而封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衔）编写的《博集稀痘方论》收录观点对天花病因有更准确科学的看法。
其中提到“魏氏曰”中说：
“天地之沴气与人身之遗毒同一橐籥，相感而动，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之义，而又人之真气与客气不容并立故也。” [1]
此处沴（lì）气类似现代病毒的概念，所谓“天地之沴气与人身之遗毒同一橐籥，相感而动”和现代医学说的人体有某种病毒受体，才能感染该种病毒的机制描述已很接近。
至于“真气”与“客气”不容并立，则相当于现代医学说的排异反应，真气是人的免疫系统，客气则是进入人体的异体组织或者病原体，当人体感染病毒，免疫系统对病毒发起攻击，有时也会对正常细胞造成损害。
不过魏氏观点仍受传统胎毒说很大影响，整体看仍把胎毒作主因。而《博集稀痘方论》中收录的“拙者”曰（这个拙者很可能是郭子章本人的自称）看法则更进一步。现在完整引用原文如下：
“拙者曰：痘疮，胎中之毒气也。乡邻痘疮盛发，天地之沴气也。天地之沴气，与胎中之毒气相触而成痘，故一儿痘，百儿随之，气为之也。重则俱重，沴气厉也；轻则俱轻，沴气未甚厉也。时证方重而独轻者，胎毒轻也；时证方轻而独重者，胎毒重也。若天行不正，沴气为厉，儿未出痘者，可避之五六里外。气不相触，痘恶乎发?吾乡都谏曾前川先生，艰于子息，晚得儿女，恐为痘虐，一遇痘发，东西遁避，今其子女年四十余，俱未出痘，然业已不復避矣。嗟夫!吉则趋，凶则避，圣人与民同患。水能溺人，没者死焉;虎能咥人，撩者伤焉。彼土处而市居者亡恙也。昧昧者曰：‘是数也，不可逃也’则坐以待其毙已矣。”[2]
这段话已把沴气作为感染天花主因，沴气重则感染程度重，沴气轻则感染程度轻，所以才会出现重则俱重、轻则俱轻。如出现普遍感染症状严重，有个别人症状较轻，则说明其“胎毒”轻，反之则是“胎毒”重。这里的胎毒轻重其实就对应于现代说的免疫力强弱。
后面的论述更明确天花主因是沴气而非胎毒。所谓“避之五六里外，气不相触，痘恶乎发?” 不接触沴气（即不接触到病毒）就不会感染天花。郭子章还举了一个曾前川先生的例子，此人一见疫情爆发，就“东西遁避”。其子女四十多岁都未出痘。基于天花可防可避的认识，郭对一些人把感染天花当做命数注定（“是数也，不可逃也”）坐以待毙提出了批评。
郭子章对天花病因认识已和现代医学极为接近，除限于当时技术条件无法指明沴气的病毒实体之外（如明朝不亡，显微镜之类光学仪器得到广泛应用，从沴气说到病菌说只隔一层纸，当然发现病毒则需时更长），基本没什么错误。难怪杨小明先生评论：
“郭氏天花病因来自天花本身的见解是极为深刻的,可以说是近代天花病毒被发现之前关于天花病因的最科学的认识。”[3]
明人对天花的科学认识在实际治疗中有所体现，天花既是沴气所致，那按传统以毒攻毒思想，产生通过轻微接触沴气而获得抵御病毒感染能力的想法也是水到渠成。
曾有说法认为宋代已发明种痘，依据是清代一则传说。但范行准和朱宝忠两位学者考证，所谓种痘为宋代峨嵋山神医发明云云乃是明季遗民胡璞编造散布的故事。不仅所提事例为孤证，且所谓神医一月不到就从峨眉山赶到开封云云皆荒诞。
人痘技术真正发明时间在明隆庆时期，不仅《痘科金镜赋集解》明确说“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明遗民黄宗羲之子黄百家记录清初种痘者傅商霖曾祖父傅思川（按年代推算就是明代隆庆万历时期）就以种痘之术闻名远近。且如明代字典《正字通》和明人周晖《琐事剩录》，程从周《程氏医案》都有直接的种痘记录。种痘技术为明代发明这一点也已经被官方医学辞典所认可：
“197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的《简明中医辞典》‘天花’条就明确指出:‘明隆庆年间(1567~1572)发明了鼻苗法预防天花。’”[4]
明代发明的人痘技术，有一个反复培养挑选去除毒性过程，按《痘科金镜赋集解》的说法
“当日异传之家,至今尚留苗种,必须二三金,方得一枝丹苗,买苗后,医家因以获利。时当冬夏种痘者,即以亲生族党姻戚之子女传种。留种谓之‘养苗’。设如苗绝,又必至太平再买，所以相传,并无种花失事者。”
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的刘锡进认为这其中的技术原理：
“与现今定向选育使毒性丧失而抗原性独存的卡介苗原理相一致”“结核菌苗(即卡介苗)是廿世纪初期才制成的举世闻名的活菌苗。它是由一株无毒牛型结核杆菌制成。这株菌是由一株有毒力的菌株通过定向减毒选育而成,费时达13年之久,而我国早在十六世纪明代隆庆年间,已经有从人体上精加选练出的‘并无种花失事者’的‘宁国府太平痘苗’了。”[5]
上海医科大学医史教研室的马伯英同样认为人痘苗反复传种、精加选炼培养成熟苗的技术实际上是“ 一个活疫苗反复传代培养的过程。这过程使疫苗的抗原性得到保留,而毒力减小,与现代免疫学原理完全一致” [6]
至于种人痘的效果，马伯英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一些种痘数据作了回顾性调查分析：
“65岁以上老人653名,种牛痘者511例,成功率96.6%;种人痘者115例,成功率97.4%;未种牛痘或人痘者27例,患天花并留后遗症者24例,占89%。(所谓种痘成功是指不感染天花;种痘后无后遗症。) 种痘与不种痘有显著差异（P<0.01)，种人痘与种牛痘无显著差异(P<0.05)”[7]
刘锡进先生对明代这项技术成就给予了热烈赞扬“不言而喻，‘人痘苗’(太平痘苗)的发明确实是我国医学上的光辉成就之一。”
对比明人对天花病的理性认识和防治实践，同一时期西方仍显愚昧，把天花看做上帝惩罚，或上帝恩赐，只能逆来顺受。甚至一百多年后西方仍有人说出这样言论：
“人痘接种是一种危险而邪恶的实践”“使人患病是只有上帝才有的权力,使人恢复健康的权力也由上帝掌握”；“我坚决反对这种恶魔般的手术,因为它篡夺了自然法和宗教的权威。它企图以这种方式把上帝排除在这个世界之外,并促进堕落和不道德的事情。”[8]
尽管如此，人痘术发明后仍以不可阻挡态势向世界各地传播，英国也在1721年用囚犯进行了人痘接种试验，全部成功[9]。但由于西人在很长时间内并未完全掌握中国种痘技术（据李约瑟说中国的藏苗、贮苗技术西方医生并没学到手），所以种痘的危险性和失败率仍较高。再加上近现代西人种族优越主义作怪，往往竭力贬低中国发明价值，夸大人痘危险性和失败率，过度吹捧英国人琴纳发明牛痘接种的历史意义，这导致包括许多中国人都对明代的这项发明的意义认识不足.
但正如马伯英在《中国的人痘接种术是现代免疫学的先驱》中说：
“一般的论者,将免疫学的起源,仅仅追溯到1796年英国医生琴纳(EdwardJenner1749~1823)的牛痘发明。而事实是:琴纳是在中国人痘接种术的基础上发明牛痘的。”“中国古代的人痘接种术是现代医学免疫学的先驱,这一点毫无疑问。”[10]
[1]郭子章《博集稀痘方论》，《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点校本第11册儿科下，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页
[2] 同上，第349-350页
[3]杨小明《“胎毒外感说”与中国古代防治天花的成就》，《中华医史杂志》1997年10月第27卷 第4期
[4]朱宝忠《人痘接种史话》，《中西医结合杂志》1982年第2卷第4期
[5] 刘锡进《中国古代的免疫思想和人痘苗的发展》，《微生物学报》，1978年第1期
[6]马伯英《中国的人痘接种术是现代免疫学的先驱》，《中华医史杂志》1995年7月第25卷第3期
[7]马伯英《中国的人痘接种术是现代免疫学的先驱》，《中华医史杂志》1995年7月第25卷第3期
[8]谢蜀生、张大庆《中国人痘接种术向西方的传播及影响》，《中华医史杂》志2000年7月第30卷第3期
[9]同上
[10]马伯英《中国的人痘接种术是现代免疫学的先驱》，《中华医史杂志》1995年7月第25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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