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凯创段旭初周末阅读# 胡林翼因在湖北巡抚任上操劳过度，身心同时遭遇严重损坏，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9月30日在武昌城病逝，年仅四十九岁，朝廷按湖广总督规格追悼，赐谥号“文忠”。作为湘军集团前十余年最得力的总策划、幕后推手，他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如果胡林翼能有左宗棠一样的身体，湘军统帅的头把交椅，将没有争议地属于他。
再回到正题，我们看左宗棠对曾国藩历次称谓的变化，以前书信多用“翁”“公”，以“统帅”来称呼曾国藩不是没有，但极为少见。这说明左宗棠此时完全看懂了政治家曾国藩的大手笔，对他这种杰出的政治能力高度赞赏。也就是说，曾国藩与前两江总督何桂清风起云涌的权力争夺，其道义、手腕跟方法，让左宗棠看得口服心服。
左宗棠用“孚洽之至”来概括此时的曾、左关系。深入体会，“孚”的本义是信用，引申指为人所信服；“洽”，和睦，指相互之间协调一致。“孚洽”的含义，即是和洽悦服，诚恳融洽。也就是说，两人从内心到言行高度默契，达到近乎百分之百的程度。
左宗棠在私密家书中透露出来的悦服、融洽的感觉，很快在曾国藩那里得到事实印证。曾国藩为了让左宗棠独立支撑起湘军事业的一面，对他的竭诚举荐，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咸丰十一年（1861年）12月17日，曾国藩先给左宗棠写来一封密信：
昨奉廷寄谕旨，谬以鄙人兼办浙江军务。位太高，权太重，虚望太隆，才智太短，殆无不颠蹶之理。即日当具折请辞，而推阁下督办浙江军务。
这封书信的核心意思是，朝廷在最近下发的圣旨中已经宣布，由两江总督曾国藩兼督办浙江军务一职。曾国藩私下跟左宗棠交心，自己权力无限，而能力有限，无法做到同时督办浙江军务，因此已经在奏折中推举左宗棠专任此职。
曾国藩自称权力无限，而能力有限，这无疑是谦语。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人嫌自己权力太大，左宗棠当然明白这点。曾氏之所以在私信中提前透露自己的想法，目的是让左宗棠提前做好出任浙江巡抚的准备，在规划楚军随后的职事上，事先按浙江巡抚的权限去布局谋篇。
左宗棠怎么回应这封私信？查左宗棠这一时期写给曾国藩的回信，只有两封，且内容全是楚军在具体战场上的具体战事沟通跟汇报，并没有对曾国藩推举他督办浙江军务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回应，这似乎有点儿不大正常。
推测之下，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左宗棠跟曾国藩已经高度默契，左宗棠单方面知道就可以了，不需要再用多余的文字表态沟通；二是左宗棠就此事所谈部分内容过于机密，曾国藩看后便销毁了，因此造成断片儿。无论史实属于哪种情况，都可以看出，曾左“孚洽之至”的蜜月期，已经达到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妙地步。
但朝廷既然已经下发了由曾国藩总督两江兼督办浙江军务的任命，那曾国藩要自辞再保举左宗棠专任，就需要谨慎斟酌，他如何跟朝廷沟通此事，必须做到积极稳妥，滴水不漏。
咸丰十一年（1861年）12月26日，曾国藩在《恳辞节制浙省各官及军务等情折》中这样精心向朝廷汇报：
兹钦奉谕旨，令浙省提镇以下，均归左宗棠节制，事权更一，掣肘无虞。臣已咨催左宗棠迅速启行。但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办浙省，可取决于呼吸之间。左宗棠前在湖南抚臣骆秉章幕中赞助军谋，兼顾数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应请皇上明降谕旨，令左宗棠督办浙江全省军务，所有该省主客各军，均归节制。即无庸臣兼统浙省。吁恳天恩，收回成命，在朝廷不必轻假非常之权，在微臣亦得少安愚拙之分。其浙省军事，凡臣思虑所能到，才力所能及，必与左宗棠竭诚合谋，不敢稍存畛域。如因推诿而贻误，即求皇上按律而治罪，臣不敢辞。
这道奏折表述的核心意思是，由两江总督曾国藩督办浙江军务，不如让左宗棠专办浙江一省。
为什么督办不如专办？
曾国藩说：安徽省会安庆城跟浙江省会杭州城相隔很远，自己坐镇安庆城内指挥左宗棠，不如让左宗棠独立自主直接指挥楚军更为合适。
听政不久的慈禧看到这里，可能会反问：左宗棠有这个能力吗？
曾国藩照着她潜在的疑问，顺理成章地引出下面一段史实加以辅证：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府中，曾经直接指挥绿营、团练援助五省军事，其实际办事能力，早就可以胜任巡抚一职了。
这句话事实上是为了将“左宗棠”与“巡抚”两个词关联起来，在朝廷面前给予某种引导性的暗示，让慈禧将“左宗棠”三个字与“浙江巡抚”四个字勾连起来。
曾国藩准确的政治判断力，在这儿充分体现出来。他知道，幕僚左宗棠“曾经直接指挥绿营、团练援助五省”这句话，只有在慈禧听政时才可以说。两年前，樊燮举报左宗棠“劣幕把政”，指控的正是左宗棠代骆秉章行使巡抚职权这点。当时来说，是巨大的政治错误；现在来说，已经是忠君报效朝廷了，这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两江总督为什么不能同时督办浙江军务？曾国藩为了让朝廷彻底放心，他站到慈禧太后的角度，说出一种前瞻性的担忧：“朝廷不必轻假非常之权”，意思是说，两江总督的疆域范围限定在安徽、江西、江苏三省，现在凭空将浙江纳入进来，已经超过了两江总督的配置，以后若有封疆大吏援引此例争权，则督抚权力扩张，朝廷大权会削减，地方政府的军权、财权无节制地扩展，势必会造成外重内轻的局面，朝廷圣旨将成橡皮图章。
曾国藩在这里的“朝廷不必轻假非常之权”一句，可谓虑事长远。半个世纪后，清朝覆亡，原因当然诸多，但最为直接的原因，确实是大
再回到正题，我们看左宗棠对曾国藩历次称谓的变化，以前书信多用“翁”“公”，以“统帅”来称呼曾国藩不是没有，但极为少见。这说明左宗棠此时完全看懂了政治家曾国藩的大手笔，对他这种杰出的政治能力高度赞赏。也就是说，曾国藩与前两江总督何桂清风起云涌的权力争夺，其道义、手腕跟方法，让左宗棠看得口服心服。
左宗棠用“孚洽之至”来概括此时的曾、左关系。深入体会，“孚”的本义是信用，引申指为人所信服；“洽”，和睦，指相互之间协调一致。“孚洽”的含义，即是和洽悦服，诚恳融洽。也就是说，两人从内心到言行高度默契，达到近乎百分之百的程度。
左宗棠在私密家书中透露出来的悦服、融洽的感觉，很快在曾国藩那里得到事实印证。曾国藩为了让左宗棠独立支撑起湘军事业的一面，对他的竭诚举荐，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咸丰十一年（1861年）12月17日，曾国藩先给左宗棠写来一封密信：
昨奉廷寄谕旨，谬以鄙人兼办浙江军务。位太高，权太重，虚望太隆，才智太短，殆无不颠蹶之理。即日当具折请辞，而推阁下督办浙江军务。
这封书信的核心意思是，朝廷在最近下发的圣旨中已经宣布，由两江总督曾国藩兼督办浙江军务一职。曾国藩私下跟左宗棠交心，自己权力无限，而能力有限，无法做到同时督办浙江军务，因此已经在奏折中推举左宗棠专任此职。
曾国藩自称权力无限，而能力有限，这无疑是谦语。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人嫌自己权力太大，左宗棠当然明白这点。曾氏之所以在私信中提前透露自己的想法，目的是让左宗棠提前做好出任浙江巡抚的准备，在规划楚军随后的职事上，事先按浙江巡抚的权限去布局谋篇。
左宗棠怎么回应这封私信？查左宗棠这一时期写给曾国藩的回信，只有两封，且内容全是楚军在具体战场上的具体战事沟通跟汇报，并没有对曾国藩推举他督办浙江军务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回应，这似乎有点儿不大正常。
推测之下，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左宗棠跟曾国藩已经高度默契，左宗棠单方面知道就可以了，不需要再用多余的文字表态沟通；二是左宗棠就此事所谈部分内容过于机密，曾国藩看后便销毁了，因此造成断片儿。无论史实属于哪种情况，都可以看出，曾左“孚洽之至”的蜜月期，已经达到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妙地步。
但朝廷既然已经下发了由曾国藩总督两江兼督办浙江军务的任命，那曾国藩要自辞再保举左宗棠专任，就需要谨慎斟酌，他如何跟朝廷沟通此事，必须做到积极稳妥，滴水不漏。
咸丰十一年（1861年）12月26日，曾国藩在《恳辞节制浙省各官及军务等情折》中这样精心向朝廷汇报：
兹钦奉谕旨，令浙省提镇以下，均归左宗棠节制，事权更一，掣肘无虞。臣已咨催左宗棠迅速启行。但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办浙省，可取决于呼吸之间。左宗棠前在湖南抚臣骆秉章幕中赞助军谋，兼顾数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应请皇上明降谕旨，令左宗棠督办浙江全省军务，所有该省主客各军，均归节制。即无庸臣兼统浙省。吁恳天恩，收回成命，在朝廷不必轻假非常之权，在微臣亦得少安愚拙之分。其浙省军事，凡臣思虑所能到，才力所能及，必与左宗棠竭诚合谋，不敢稍存畛域。如因推诿而贻误，即求皇上按律而治罪，臣不敢辞。
这道奏折表述的核心意思是，由两江总督曾国藩督办浙江军务，不如让左宗棠专办浙江一省。
为什么督办不如专办？
曾国藩说：安徽省会安庆城跟浙江省会杭州城相隔很远，自己坐镇安庆城内指挥左宗棠，不如让左宗棠独立自主直接指挥楚军更为合适。
听政不久的慈禧看到这里，可能会反问：左宗棠有这个能力吗？
曾国藩照着她潜在的疑问，顺理成章地引出下面一段史实加以辅证：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府中，曾经直接指挥绿营、团练援助五省军事，其实际办事能力，早就可以胜任巡抚一职了。
这句话事实上是为了将“左宗棠”与“巡抚”两个词关联起来，在朝廷面前给予某种引导性的暗示，让慈禧将“左宗棠”三个字与“浙江巡抚”四个字勾连起来。
曾国藩准确的政治判断力，在这儿充分体现出来。他知道，幕僚左宗棠“曾经直接指挥绿营、团练援助五省”这句话，只有在慈禧听政时才可以说。两年前，樊燮举报左宗棠“劣幕把政”，指控的正是左宗棠代骆秉章行使巡抚职权这点。当时来说，是巨大的政治错误；现在来说，已经是忠君报效朝廷了，这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两江总督为什么不能同时督办浙江军务？曾国藩为了让朝廷彻底放心，他站到慈禧太后的角度，说出一种前瞻性的担忧：“朝廷不必轻假非常之权”，意思是说，两江总督的疆域范围限定在安徽、江西、江苏三省，现在凭空将浙江纳入进来，已经超过了两江总督的配置，以后若有封疆大吏援引此例争权，则督抚权力扩张，朝廷大权会削减，地方政府的军权、财权无节制地扩展，势必会造成外重内轻的局面，朝廷圣旨将成橡皮图章。
曾国藩在这里的“朝廷不必轻假非常之权”一句，可谓虑事长远。半个世纪后，清朝覆亡，原因当然诸多，但最为直接的原因，确实是大
太开心了！本来还担心会不会发回来市中院重审呢。刚收到安徽省高院的信息！我放心了。这是我抑郁症这几个月以来最开心的一刻！让我看到了希望！
同时我在此感谢微博上关心我的一些善良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上海大学虞国芳教授鼓励我！也非常感谢北京石律开导我！也非常感谢夏门大学的研究生美女！是你们的鼓励让我有了信心！在此我跪谢你们每一位！谢谢！
在此我也感谢我们安徽省怀宁县妇联主席，安徽省怀宁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柏院长，安徽省安庆市妇联主席及工作人员们！因为我个人的事情浪费了社会资源，让你们操心了！在此我诚心诚意的跪谢你们！谢谢！
同时我在此感谢微博上关心我的一些善良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上海大学虞国芳教授鼓励我！也非常感谢北京石律开导我！也非常感谢夏门大学的研究生美女！是你们的鼓励让我有了信心！在此我跪谢你们每一位！谢谢！
在此我也感谢我们安徽省怀宁县妇联主席，安徽省怀宁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柏院长，安徽省安庆市妇联主席及工作人员们！因为我个人的事情浪费了社会资源，让你们操心了！在此我诚心诚意的跪谢你们！谢谢！
邓石如《隶书神品》高清附释文版
——by书法理想
邓石如《隶书神品》纸本，立轴，1805年作，去世当年所作罕见隶书。邓石如为黄易金石友人，安思远旧藏。
本轴作于邓石如去世前数月，即1805年，时其63岁。
款识中“皖口僧庐”应是位于安庆城西的天花禅院。天花禅院是其晚年与友人切磋书法技艺的重要场所，其徒弟僧悟本为之特辟憩息之所，后人题曰“完白馆”。
时任安徽望江知县的师荔扉便是此禅院的常客。师荔扉十分迷恋邓石如的书法，每每来皖必至此探访，正如其诗中所言：“凡度僧庐坐，徘徊不肯离。”
邓石如是乾嘉时期推动帖学向碑学转变完成的关键人物之一，其在篆书、隶书及篆刻方面的贡献居功至伟，影响至今。促使邓石如篆隶造诣日深、名声愈大的原因之一是其与当时官员、金石学家等人之间的交游，黄易便位列其中。黄易小邓石如一岁，二人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经梅镠介绍而相识。据二人往来信札可知，乾隆五十五年（1790），二人于山东济宁会面，相谈甚欢，并且在分别之后互有投赠。
是年冬，邓石如游历至山东济甯黄易处，与黄易作竟夕清谈，观其所收藏的金石碑刻。二人的谈话内容当是围绕金石、书法、篆刻等，故在信中云“翰墨缘”也。
临别之际，黄易复赠车资为邓石如助行，并托请邓石如为其治印两方、转寄物品给梅镠。或许是作为报答，黄易许诺邓石如代为寻觅申兆定翻沙摹刻的瓦当拓片，并拓寄武梁祠画像石拓片等。虽然信中提及的两方印章已佚，但这却是乾嘉时期徽（皖）、浙两派印人进行篆刻交流的重要证据。
释文
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谐，荡耶反正。奉爵称寿，相乐终日。于穆肃雍，上下蒙福。长享利贞，与天无极。（嘉庆十年岁次乙丑夏，临汉碑一段于皖口僧庐之北窗下，顽伯邓石如） https://t.cn/A6ikwoVq
——by书法理想
邓石如《隶书神品》纸本，立轴，1805年作，去世当年所作罕见隶书。邓石如为黄易金石友人，安思远旧藏。
本轴作于邓石如去世前数月，即1805年，时其63岁。
款识中“皖口僧庐”应是位于安庆城西的天花禅院。天花禅院是其晚年与友人切磋书法技艺的重要场所，其徒弟僧悟本为之特辟憩息之所，后人题曰“完白馆”。
时任安徽望江知县的师荔扉便是此禅院的常客。师荔扉十分迷恋邓石如的书法，每每来皖必至此探访，正如其诗中所言：“凡度僧庐坐，徘徊不肯离。”
邓石如是乾嘉时期推动帖学向碑学转变完成的关键人物之一，其在篆书、隶书及篆刻方面的贡献居功至伟，影响至今。促使邓石如篆隶造诣日深、名声愈大的原因之一是其与当时官员、金石学家等人之间的交游，黄易便位列其中。黄易小邓石如一岁，二人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经梅镠介绍而相识。据二人往来信札可知，乾隆五十五年（1790），二人于山东济宁会面，相谈甚欢，并且在分别之后互有投赠。
是年冬，邓石如游历至山东济甯黄易处，与黄易作竟夕清谈，观其所收藏的金石碑刻。二人的谈话内容当是围绕金石、书法、篆刻等，故在信中云“翰墨缘”也。
临别之际，黄易复赠车资为邓石如助行，并托请邓石如为其治印两方、转寄物品给梅镠。或许是作为报答，黄易许诺邓石如代为寻觅申兆定翻沙摹刻的瓦当拓片，并拓寄武梁祠画像石拓片等。虽然信中提及的两方印章已佚，但这却是乾嘉时期徽（皖）、浙两派印人进行篆刻交流的重要证据。
释文
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谐，荡耶反正。奉爵称寿，相乐终日。于穆肃雍，上下蒙福。长享利贞，与天无极。（嘉庆十年岁次乙丑夏，临汉碑一段于皖口僧庐之北窗下，顽伯邓石如） https://t.cn/A6ikwo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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