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国人抗击瘟疫的那些事，了解一下“伍氏口罩”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中医学“治未病”理论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治未病”概念的提出首见于《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明确提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治未病”是指疾病初发处于轻浅阶段或疾病处于先兆萌芽状态实施治疗。时至今日，《内经》“治未病”理论不断得到发掘和补充，实践经验也越来越丰富，对于疾病的防治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从总体上讲，治未病包括三个大的方面，即未病防变、已病防传和瘥后防复。未病状态到底属不属于病态，是我们理解治未病的关键。未病包括了患病之前的所有状态，健康状态和非健康状态。健康状态指病人无所苦，察色按脉也无异常，这个时候叫未病，不需药物治疗，但需要养生保健措施来调理，“治”就可以理解为“调理”的意思。非健康状态指病人有所苦，但很轻，察色按脉亦有异常，这叫疾，不叫病，所以也叫未病，需要药物治疗干预，防止加重。
已病防传即是说在疾病初期应加以治疗和预防，防止疾病的进一步加重，损害更多的脏腑。《金匮要略》中言：“问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师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本条文明确提出治未病的名词。此处治未病指治疗未病的脏腑，即已病防传。
瘥后防复简单来说就是疾病痊愈后进行适当的调理，防止复发，是张仲景对《内经》中治未病思想的补充和发挥。如《金匮要略》中说：“五脏病各有所得者愈，五脏病各有所恶，各随其所不喜者为病。”强调适其所喜，避其所恶，选用适当的药物和护理方法，防止疾病复发。提醒人们疾病初愈之后，应该慎起居、节饮食、勿劳作，做好疾病后期的善后治疗与调理，方能巩固疗效，防止疾病复发，以收全功。
从总体上讲，治未病包括三个大的方面，即未病防变、已病防传和瘥后防复。未病状态到底属不属于病态，是我们理解治未病的关键。未病包括了患病之前的所有状态，健康状态和非健康状态。健康状态指病人无所苦，察色按脉也无异常，这个时候叫未病，不需药物治疗，但需要养生保健措施来调理，“治”就可以理解为“调理”的意思。非健康状态指病人有所苦，但很轻，察色按脉亦有异常，这叫疾，不叫病，所以也叫未病，需要药物治疗干预，防止加重。
已病防传即是说在疾病初期应加以治疗和预防，防止疾病的进一步加重，损害更多的脏腑。《金匮要略》中言：“问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师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本条文明确提出治未病的名词。此处治未病指治疗未病的脏腑，即已病防传。
瘥后防复简单来说就是疾病痊愈后进行适当的调理，防止复发，是张仲景对《内经》中治未病思想的补充和发挥。如《金匮要略》中说：“五脏病各有所得者愈，五脏病各有所恶，各随其所不喜者为病。”强调适其所喜，避其所恶，选用适当的药物和护理方法，防止疾病复发。提醒人们疾病初愈之后，应该慎起居、节饮食、勿劳作，做好疾病后期的善后治疗与调理，方能巩固疗效，防止疾病复发，以收全功。
二月二龙抬头”是中华文化的牛鼻子呼吸纳福
一一兼谈以往“福兮祸之所伏”是“福祸互相转化”解释的错误
一、“二月二，龙抬头”是中华文化的牛鼻子呼吸纳福
“二月二，龙抬头”，传统的过年是到二月初二才算结束，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可是，我们对这一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并不清楚。党和国家决定“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丰富春节、元宵”等传统节日文化内涵。
“二月二，龙抬头”的文化内涵是：人要善于呼吸，提不同意见，昂首挺胸，扬眉吐气做主人，纳福避祸。搞清楚“二月二”这一节日的文化内涵，就抓住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牛鼻子，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操作意义。
二、“二月二，龙抬头”这一中华文化的牛鼻子呼吸纳福的价值
过去，把《道德经》中的“福兮，祸之所伏”解释成“福祸相依”的意思是错误的。 中国传统过年是从正月这一条龙中的“一”，到二月初二，这个正月的“一”才算结束，轮到“二”呼吸系统等做主的程序了。
应用数学、龙的第“二”位属牛，是龙的组成部分：牛鼻子，代表呼吸、表示不同意见等意思，这也是我们常说的“抓工作要抓住牛鼻子”的来历。龙的牛鼻子长在龙的马头（首）上，应用数学、龙的第“七”位属马，是龙的组成部分：马首（头），代表“惊险跳跃”、交换、票决等意思，这也是我们常说的“马到成功”“唯马首是瞻”的来历。
例如：马在“惊险跳跃”前，总是要抬头深呼吸、长鸣两声，然后憋气跳跃。商品交换、票决前，总是要让人们讨价还价、提不同意见，才能使交换、票决成功。这也是传统年俗“二月二，剃龙头”，“吃猪头”的来历。因为，应用数学、龙的第“一”位属鼠，是龙的组成部分：鼠须，代表意识、主导意见等意思，这也是我们常说的“胡（须）思乱想”和中医理论说的“心主血，其华在发（须）”的来历。为了抓住二月初二这个“二”呼吸系统做主的程序的牛鼻子，必须剃去龙头上的头发胡须，防止“眉毛胡子一把抓”。同时，要把龙的组成部分猪口及其代表的不让呼吸、表示不同意见等的“猪头”吃掉，使人们纳福避祸。
三、为什么说“二月二，龙抬头”是中华文化的牛鼻子呼吸纳福
“二月二，龙抬头”的文化内涵是要善于呼吸，背地里表示不同意见，昂首挺胸，扬眉吐气做主人，纳福避祸？ 我们家家户户在过年时贴的最多的斗方是“福”字，亲友互相祝福，表示美好的愿望，可“福”字到底是什么文化内涵，怎么操作才能纳福？人们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人们常说，“福是二至，祸不单行，都是说福祸由“二”引起。可不，“福”“祸”二字首先就是展“示”的一个“二”字头，并不是说，福祸都是接连发生。 “福”字的文化内涵及操作：人善于以呼吸、背地里表示不同意见，制约想改变不让人呼吸、表示不同意见的人和行为。例如：一个衣食无忧，健康的人，累了能善于自己做主休息呼吸，就是头脑和身体之“福”。
再比如：顾客能善于与让人讨价还价的商家在背地里砍价，商家让利，就是顾客和商家之“福”。 如果人善于以呼吸、背地里表示不同意见，制约错了对象，就是“祸”。因此，纳福必须搞清楚“祸”字的文化内涵及操作：人以呼吸、背地里表示不同意见，制约不让人呼吸、表示不同意见的人和行为。例如：一个衣食无忧，吸入病毒病菌，患了病的人，自己做主休息呼吸，不去医院治病，就是头脑和身体之“祸”。再比如：顾客与不让人讨价还价的商家砍价，要求商家让利，就是顾客和商家之“祸”。
还比如：一个少年儿童或弱势群众，背地里批评实施犯罪的成人或强势领导，向其表示不同意见（而不是正确地暗暗举报），就是双方的“祸”（可能导致杀人灭口等）。这就是“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来历。
所以，《道德经·五十八章》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所伏”，让人们正确地纳福避祸。可是，长期以来把这句话曲解成“福祸相依”的意思，这是非常错误的。其正确的意思是：人以呼吸、背地里表示不同意见，制约不让人呼吸、表示不同意见的人和行为是“祸”啊，“福”是人善于以呼吸、背地里表示不同意见，制约想改变不让人呼吸、表示不同意见的人和行为，这才是依靠（的二、牛鼻子）；“福”是这样善于呼吸、背地里表示不同意见（抓住二、牛鼻子）啊，若以这样的呼吸、背地里表示不同意见，制约不让人这样做的人和行为，“祸”就潜伏下了(详见《解密红楼梦的真味道》)。
四、“二月二，龙抬头”这一中华文化的牛鼻子呼吸纳福的操作原则
二、“二月二，龙抬头”这一中华文化的牛鼻子呼吸纳福怎么操作？ 怎样铲除祸根？按过年和一年各个月的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办事，重点用“福”字与交换丶票决这一龙的马首解决问题。
有人说，村主任选举，五百元贿赂就把选民收买了，投村霸的票，这样的票决能行吗？这是由于主持选举的领导不得票决要领造成的。《论语》说"不愤不启”，意思是:不到人们对装门面的花“卉”式的票决愤(字意)怒时，不启动票决(详见《破译<论语>背后的龙学密码》)。即像解放初《智取威虎山》中，“小常宝控诉土匪罪状，字字血，声声泪”一样控诉村霸罪状，唱"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然后启动票决，就是《红楼梦》中说的那种"醉金刚"也会投正义票，不会出卖投票这一生命权的！
最后，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昂首挺胸，扬眉吐气做主人，呼吸顺畅，纳福吉祥！
(说明:在2018年回答“头条问答”“二月二龙抬头，二月二在古代是个节日吗？”时曾用过本文内容。
原创文/龙学创始人刘树成
(图片2为梁永丰新画，其它的都来自网络，如有侵权，告知即删 )
一一兼谈以往“福兮祸之所伏”是“福祸互相转化”解释的错误
一、“二月二，龙抬头”是中华文化的牛鼻子呼吸纳福
“二月二，龙抬头”，传统的过年是到二月初二才算结束，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可是，我们对这一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并不清楚。党和国家决定“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丰富春节、元宵”等传统节日文化内涵。
“二月二，龙抬头”的文化内涵是：人要善于呼吸，提不同意见，昂首挺胸，扬眉吐气做主人，纳福避祸。搞清楚“二月二”这一节日的文化内涵，就抓住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牛鼻子，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操作意义。
二、“二月二，龙抬头”这一中华文化的牛鼻子呼吸纳福的价值
过去，把《道德经》中的“福兮，祸之所伏”解释成“福祸相依”的意思是错误的。 中国传统过年是从正月这一条龙中的“一”，到二月初二，这个正月的“一”才算结束，轮到“二”呼吸系统等做主的程序了。
应用数学、龙的第“二”位属牛，是龙的组成部分：牛鼻子，代表呼吸、表示不同意见等意思，这也是我们常说的“抓工作要抓住牛鼻子”的来历。龙的牛鼻子长在龙的马头（首）上，应用数学、龙的第“七”位属马，是龙的组成部分：马首（头），代表“惊险跳跃”、交换、票决等意思，这也是我们常说的“马到成功”“唯马首是瞻”的来历。
例如：马在“惊险跳跃”前，总是要抬头深呼吸、长鸣两声，然后憋气跳跃。商品交换、票决前，总是要让人们讨价还价、提不同意见，才能使交换、票决成功。这也是传统年俗“二月二，剃龙头”，“吃猪头”的来历。因为，应用数学、龙的第“一”位属鼠，是龙的组成部分：鼠须，代表意识、主导意见等意思，这也是我们常说的“胡（须）思乱想”和中医理论说的“心主血，其华在发（须）”的来历。为了抓住二月初二这个“二”呼吸系统做主的程序的牛鼻子，必须剃去龙头上的头发胡须，防止“眉毛胡子一把抓”。同时，要把龙的组成部分猪口及其代表的不让呼吸、表示不同意见等的“猪头”吃掉，使人们纳福避祸。
三、为什么说“二月二，龙抬头”是中华文化的牛鼻子呼吸纳福
“二月二，龙抬头”的文化内涵是要善于呼吸，背地里表示不同意见，昂首挺胸，扬眉吐气做主人，纳福避祸？ 我们家家户户在过年时贴的最多的斗方是“福”字，亲友互相祝福，表示美好的愿望，可“福”字到底是什么文化内涵，怎么操作才能纳福？人们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人们常说，“福是二至，祸不单行，都是说福祸由“二”引起。可不，“福”“祸”二字首先就是展“示”的一个“二”字头，并不是说，福祸都是接连发生。 “福”字的文化内涵及操作：人善于以呼吸、背地里表示不同意见，制约想改变不让人呼吸、表示不同意见的人和行为。例如：一个衣食无忧，健康的人，累了能善于自己做主休息呼吸，就是头脑和身体之“福”。
再比如：顾客能善于与让人讨价还价的商家在背地里砍价，商家让利，就是顾客和商家之“福”。 如果人善于以呼吸、背地里表示不同意见，制约错了对象，就是“祸”。因此，纳福必须搞清楚“祸”字的文化内涵及操作：人以呼吸、背地里表示不同意见，制约不让人呼吸、表示不同意见的人和行为。例如：一个衣食无忧，吸入病毒病菌，患了病的人，自己做主休息呼吸，不去医院治病，就是头脑和身体之“祸”。再比如：顾客与不让人讨价还价的商家砍价，要求商家让利，就是顾客和商家之“祸”。
还比如：一个少年儿童或弱势群众，背地里批评实施犯罪的成人或强势领导，向其表示不同意见（而不是正确地暗暗举报），就是双方的“祸”（可能导致杀人灭口等）。这就是“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来历。
所以，《道德经·五十八章》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所伏”，让人们正确地纳福避祸。可是，长期以来把这句话曲解成“福祸相依”的意思，这是非常错误的。其正确的意思是：人以呼吸、背地里表示不同意见，制约不让人呼吸、表示不同意见的人和行为是“祸”啊，“福”是人善于以呼吸、背地里表示不同意见，制约想改变不让人呼吸、表示不同意见的人和行为，这才是依靠（的二、牛鼻子）；“福”是这样善于呼吸、背地里表示不同意见（抓住二、牛鼻子）啊，若以这样的呼吸、背地里表示不同意见，制约不让人这样做的人和行为，“祸”就潜伏下了(详见《解密红楼梦的真味道》)。
四、“二月二，龙抬头”这一中华文化的牛鼻子呼吸纳福的操作原则
二、“二月二，龙抬头”这一中华文化的牛鼻子呼吸纳福怎么操作？ 怎样铲除祸根？按过年和一年各个月的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办事，重点用“福”字与交换丶票决这一龙的马首解决问题。
有人说，村主任选举，五百元贿赂就把选民收买了，投村霸的票，这样的票决能行吗？这是由于主持选举的领导不得票决要领造成的。《论语》说"不愤不启”，意思是:不到人们对装门面的花“卉”式的票决愤(字意)怒时，不启动票决(详见《破译<论语>背后的龙学密码》)。即像解放初《智取威虎山》中，“小常宝控诉土匪罪状，字字血，声声泪”一样控诉村霸罪状，唱"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然后启动票决，就是《红楼梦》中说的那种"醉金刚"也会投正义票，不会出卖投票这一生命权的！
最后，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昂首挺胸，扬眉吐气做主人，呼吸顺畅，纳福吉祥！
(说明:在2018年回答“头条问答”“二月二龙抬头，二月二在古代是个节日吗？”时曾用过本文内容。
原创文/龙学创始人刘树成
(图片2为梁永丰新画，其它的都来自网络，如有侵权，告知即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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