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很多人希望今年军费增幅更高些，那真是越高越好吗？】据胡锡进发文：老胡想要和大家展开来聊一个数字，那就是3月5日公布的2021年度国防预算的审议数字，这个数字今年的总数是1.35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增加了6.8%。去年的国防预算较前一年是增加了6.6%，今年相对去年有了0.2%的增长差额。
这个预算规模足够应对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外部环境吗？首先咱们看前些年的中国国防支出。从2012年开始看，2012年较前一年增长了11.2%，2013年10.7%，2014年12.2%，2015年10.1%，这4年都是两位数增长。到2016年降下来了，一下降到了7.6%，然后2017年是7%，但是2018年又上去了一些，达到了8.1%，然后接下来是7.5%、6.6%，最后是今年的6.8%。
这是一条波浪形的增长曲线，但总体上是个下降的趋势。今年的6.8%，比去年只增加了0.2%这样一个非常小幅的差额。那么这个0.2%，它是偶然的，还是对前3年增速逐渐下降这样的一个趋势的打断呢？这个数字它是怎么制定出来的？又是怎么花出去的？
可能会有人觉得今年6.8%的增幅虽然比去年高了一丁点，但还是不够高。大家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一是因为更早一些，中国有过年度军费两位数的增长，6.8%与那些两位数增长一比就显低了。
二是因为中国的国家安全形势这些年继续变得更加严峻，加强国防建设是全社会的共同愿望，不少人觉得中国军费就是重新变成两位数增长，也不过分。
然而国家预算对应的是大战略，大统筹，大研判，并非只聚焦军事这一个单项。6.8%我认为是国家战略进取和稳健的综合体现。
那么，怎么来评估中国军费1.35万亿元人民币的规模呢？它算多还是算少呢？中国军费去年是1.26万亿元人民币，也就是1782亿美元，与军费规模仅次于中国的沙特、印度、英国三国之和差不多，这一比中国军费显得够多的。但中国的1782亿美元又不到美国同年7380亿美元军费的1/4，这一比又太少了。
大家知道，美国已经将中国列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其实美国军队已经视解放军为潜在敌人，而且美国的战略重心已经转移到亚太地区，或者说印太地区。就算美国的军费要应付美军在全球的需求，有一半放到中国方向上来，那也是中国军费的两倍多。
如果再加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比如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军费，还有台湾的军费，这三家加起来，大概又是1000亿美元。此外还有印度方向的牵拽，可想而知，中国的军费应对中国的战略风险，我认为总体上处于紧平衡的状态。
大家听我这么一分析，是不是又有点急了，那样的话中国应当像新中国早年那样，拿出很大的财政预算应对战略风险才对。大家知道，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军费都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两位数，在抗美援朝期间，以及60年代因为有中印战争和中苏边境冲突，军费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尤其高，达到过30%几和20%左右。
即使在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中国军费也占财政收入的10%或者以上。因为当时中国受外部军事攻击的风险太高了，国家的安全构建正处于逐渐成形的阶段，两弹也就是核弹和导弹的研究和装备军队需要花钱，打仗和战备需要花钱。
我看到外电的一个数字说，中国军队1969年时有631万现役军人，大量都是陆军。老胡1978年当兵，我记得当时是大约400多万军队，我在军队时赶上过一次大裁军，中国宣布裁军百万，后来又裁，现在我们的现役军人是大约200万人。
当年军人多也使军费占了财政收入的更大比例。现在呢，都是按照军费占GDP的比例对外做公布，这也同国际上的算法实现了接轨。中国从2016到2020年每一年的军费平均占到前一年GDP的1.24%，美国军费2020年占了它GDP的3.4%，美国要求它的盟国这个数字要达到2%。
也就是说，中国军费从长期看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如果我们的军费达到北约一般国家占GDP2%的标准，如果用中国2020年的GDP14.73万亿美元乘以2%计算，就是2946亿美元，比实际的1782亿要多出1000多亿美元。
然而，中国的国家安全并非军费越高，其保障性就越强这样一种简单的逻辑。其实中国的国家安全取决于我们应对好来自美国和西方的综合压力，实现良好的对外竞争姿态，而且对内部问题的解决也积极有力，增强国内政治凝聚力，避免出现各种重大风险等一系列因素。
要说，只要中国军费总量低于美国，就是一种绝对的低。我们增加，美国就会把更多军力用于对我们的压制，也会进一步强化盟友间的协调。这当中的关系也是极其复杂微妙的。中国不仅要增加军费，而且要掌握军费逐渐上涨过程中的战略主动性，确保军费越多，我们的控局能力越强，而不是招来加倍的压制。
中国增加军费的理由非常清晰。前些年我们两位数增长，那是因为改革开放早期欠债太多，属于恢复性增长。之后这些年，我们的军费增长与GDP增长总体上是挂钩的，而且占GDP的比例一直低于1.5%。美日等国虽然指责中国军费增长太快，但是我国军费支持的是一个防御性的军事战略，这点非常可信。中国不是穷兵黩武的国家，我们没想在亚洲与美军战略对撞，这一点华盛顿也是大致相信的。
中国军费增长是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的自然也是必然的结果。中国经济体量大，增长稳定，促成了中国军费在世界上最为突出的又持续又稳定又快的增长。日本由于有和平宪法的限制，军费不得高于GDP的1%，印度的经济规模小，再怎么扩大军费占GDP的比例，总数也上不去。除了美国那一大坨占世界40%以上的军费，中国就成为了无可争辩的第二军费大国。
由于中国军事的总体防御性，我们的空军、海军都在中国近海地区形成了最大的力量集结，我们的导弹部队可以有效威慑距中国海岸线几千公里的区域，我们的核力量同时为国家树起二次打击的威慑盾牌。
中国这个阶段的军事力量能够有效遏制美国对我们进行战略胁迫的野心。华盛顿为了一个一般的目的，是不敢在中国近海与我们开战的，因为它的确没有胜算的把握，而且它将付出的损失属于不可承受之重。
当然了，如果中国主动与美国战略对撞，美国什么都豁得出来，但中国是战略防御，我们不会去大洋深处惹美国，去加勒比海挑战它，去世界上推倒它的霸权。这当中的潜规则就是，中美都需要不踩对方的底线，在这个中间地带维护大的和平。
中国今天的军费规模对应的就是这样的战略和平，对应了中国的发展阶段和能力。换句话说，如果中国今天的军费很少，只有几百亿美元，我们一定会被欺负。如果增长太猛，比如比现在再翻一倍，我们会一时不知道怎么用它，因为中国的技术发展水平，和中国的国家战略都会与过度庞大的军费不对应。
中国军费要一步一步往前走，给中国带来军力的不断增长，带来国内各项事业的协调和公众的信心，带来国际上的威望和外界的适应性，实现国家安全总体上的不断巩固。我认为，中国军费就是这样增长起来的，它在打造一支强大的和平之师，帮助中国越来越在这个世界上不怒自威。https://t.cn/A6tW5rub（来源｜胡锡进微博）
这个预算规模足够应对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外部环境吗？首先咱们看前些年的中国国防支出。从2012年开始看，2012年较前一年增长了11.2%，2013年10.7%，2014年12.2%，2015年10.1%，这4年都是两位数增长。到2016年降下来了，一下降到了7.6%，然后2017年是7%，但是2018年又上去了一些，达到了8.1%，然后接下来是7.5%、6.6%，最后是今年的6.8%。
这是一条波浪形的增长曲线，但总体上是个下降的趋势。今年的6.8%，比去年只增加了0.2%这样一个非常小幅的差额。那么这个0.2%，它是偶然的，还是对前3年增速逐渐下降这样的一个趋势的打断呢？这个数字它是怎么制定出来的？又是怎么花出去的？
可能会有人觉得今年6.8%的增幅虽然比去年高了一丁点，但还是不够高。大家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一是因为更早一些，中国有过年度军费两位数的增长，6.8%与那些两位数增长一比就显低了。
二是因为中国的国家安全形势这些年继续变得更加严峻，加强国防建设是全社会的共同愿望，不少人觉得中国军费就是重新变成两位数增长，也不过分。
然而国家预算对应的是大战略，大统筹，大研判，并非只聚焦军事这一个单项。6.8%我认为是国家战略进取和稳健的综合体现。
那么，怎么来评估中国军费1.35万亿元人民币的规模呢？它算多还是算少呢？中国军费去年是1.26万亿元人民币，也就是1782亿美元，与军费规模仅次于中国的沙特、印度、英国三国之和差不多，这一比中国军费显得够多的。但中国的1782亿美元又不到美国同年7380亿美元军费的1/4，这一比又太少了。
大家知道，美国已经将中国列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其实美国军队已经视解放军为潜在敌人，而且美国的战略重心已经转移到亚太地区，或者说印太地区。就算美国的军费要应付美军在全球的需求，有一半放到中国方向上来，那也是中国军费的两倍多。
如果再加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比如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军费，还有台湾的军费，这三家加起来，大概又是1000亿美元。此外还有印度方向的牵拽，可想而知，中国的军费应对中国的战略风险，我认为总体上处于紧平衡的状态。
大家听我这么一分析，是不是又有点急了，那样的话中国应当像新中国早年那样，拿出很大的财政预算应对战略风险才对。大家知道，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军费都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两位数，在抗美援朝期间，以及60年代因为有中印战争和中苏边境冲突，军费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尤其高，达到过30%几和20%左右。
即使在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中国军费也占财政收入的10%或者以上。因为当时中国受外部军事攻击的风险太高了，国家的安全构建正处于逐渐成形的阶段，两弹也就是核弹和导弹的研究和装备军队需要花钱，打仗和战备需要花钱。
我看到外电的一个数字说，中国军队1969年时有631万现役军人，大量都是陆军。老胡1978年当兵，我记得当时是大约400多万军队，我在军队时赶上过一次大裁军，中国宣布裁军百万，后来又裁，现在我们的现役军人是大约200万人。
当年军人多也使军费占了财政收入的更大比例。现在呢，都是按照军费占GDP的比例对外做公布，这也同国际上的算法实现了接轨。中国从2016到2020年每一年的军费平均占到前一年GDP的1.24%，美国军费2020年占了它GDP的3.4%，美国要求它的盟国这个数字要达到2%。
也就是说，中国军费从长期看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如果我们的军费达到北约一般国家占GDP2%的标准，如果用中国2020年的GDP14.73万亿美元乘以2%计算，就是2946亿美元，比实际的1782亿要多出1000多亿美元。
然而，中国的国家安全并非军费越高，其保障性就越强这样一种简单的逻辑。其实中国的国家安全取决于我们应对好来自美国和西方的综合压力，实现良好的对外竞争姿态，而且对内部问题的解决也积极有力，增强国内政治凝聚力，避免出现各种重大风险等一系列因素。
要说，只要中国军费总量低于美国，就是一种绝对的低。我们增加，美国就会把更多军力用于对我们的压制，也会进一步强化盟友间的协调。这当中的关系也是极其复杂微妙的。中国不仅要增加军费，而且要掌握军费逐渐上涨过程中的战略主动性，确保军费越多，我们的控局能力越强，而不是招来加倍的压制。
中国增加军费的理由非常清晰。前些年我们两位数增长，那是因为改革开放早期欠债太多，属于恢复性增长。之后这些年，我们的军费增长与GDP增长总体上是挂钩的，而且占GDP的比例一直低于1.5%。美日等国虽然指责中国军费增长太快，但是我国军费支持的是一个防御性的军事战略，这点非常可信。中国不是穷兵黩武的国家，我们没想在亚洲与美军战略对撞，这一点华盛顿也是大致相信的。
中国军费增长是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的自然也是必然的结果。中国经济体量大，增长稳定，促成了中国军费在世界上最为突出的又持续又稳定又快的增长。日本由于有和平宪法的限制，军费不得高于GDP的1%，印度的经济规模小，再怎么扩大军费占GDP的比例，总数也上不去。除了美国那一大坨占世界40%以上的军费，中国就成为了无可争辩的第二军费大国。
由于中国军事的总体防御性，我们的空军、海军都在中国近海地区形成了最大的力量集结，我们的导弹部队可以有效威慑距中国海岸线几千公里的区域，我们的核力量同时为国家树起二次打击的威慑盾牌。
中国这个阶段的军事力量能够有效遏制美国对我们进行战略胁迫的野心。华盛顿为了一个一般的目的，是不敢在中国近海与我们开战的，因为它的确没有胜算的把握，而且它将付出的损失属于不可承受之重。
当然了，如果中国主动与美国战略对撞，美国什么都豁得出来，但中国是战略防御，我们不会去大洋深处惹美国，去加勒比海挑战它，去世界上推倒它的霸权。这当中的潜规则就是，中美都需要不踩对方的底线，在这个中间地带维护大的和平。
中国今天的军费规模对应的就是这样的战略和平，对应了中国的发展阶段和能力。换句话说，如果中国今天的军费很少，只有几百亿美元，我们一定会被欺负。如果增长太猛，比如比现在再翻一倍，我们会一时不知道怎么用它，因为中国的技术发展水平，和中国的国家战略都会与过度庞大的军费不对应。
中国军费要一步一步往前走，给中国带来军力的不断增长，带来国内各项事业的协调和公众的信心，带来国际上的威望和外界的适应性，实现国家安全总体上的不断巩固。我认为，中国军费就是这样增长起来的，它在打造一支强大的和平之师，帮助中国越来越在这个世界上不怒自威。https://t.cn/A6tW5rub（来源｜胡锡进微博）
#多地已要求部分入境人员肛拭子检测# #专家建议肛拭子也可通过粪便取样替代# 【多地已要求部分入境人员进行肛拭子检测】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日方要求中国不要对日本肛拭子测试”2日登上微博热搜，曾经于今年1月大兴疫情期间引发关注的新冠病毒肛拭子检测再次成为热议话题。《环球时报》记者2日调查发现，为加强对境外输入病例的管控，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多个城市已开始对部分入境人员进行肛拭子检测，以提高新冠病毒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日本共同社1日报道称，该国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在当日的记者会上表示，
“一些日本人向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报告说，他们接受了肛拭子检测。这造成了很大的精神痛苦。”加藤胜信称，日本政府已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向中方提出要求，希望中方不对日本赴华入境人员采取肛拭子的检测方式。对于加藤胜信的说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日回应称，中方根据疫情形势变化，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科学动态调整相关防疫措施。
由于日本直飞北京的航班尚未恢复，日籍人士多从大连、上海入境中国。一位2月从大连入境的日籍人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们全家在大连一家酒店接受21天隔离，其间接受鼻咽拭子、肛拭子和环境拭子检测，结果呈阴性后又在北京隔离7天。
据《环球时报》记者从多个方面获得的信息，肛拭子这一检测方式已被一些地方用于入境人员。正在昌平某酒店隔离的石先生2日向《环球时报》记者展示了他获得的相关通知，其中显示医护人员在入境人员入住酒店满第3天、第7天采集鼻咽拭子进行核酸检测，在满第14天、第21天采集鼻咽拭子、肛拭子及环境标本进行核酸检测并及时反馈结果。《环球时报》记者2日也致电北京的一处隔离点，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该点接待的所有境外入京人员都需要进行鼻咽拭子、肛拭子和环境采样三种检测。
近期从欧洲飞抵西安并前往北京的徐女士2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她在西安隔离期间曾有医务人员对其进行肛拭子采样，另一名2月从西班牙回国准备前往北京的丁女士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她在天津隔离期间也曾接受肛拭子检测，她表示不清楚前往其他城市的入境人员是否需要。
自去年3月23日开始，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等部门的相关公告，所有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始发客运航班均须从天津、石家庄等指定第一入境点入境。去年9月3日起，北京才开始逐步恢复自巴基斯坦、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直航北京的国际商业客运航班。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目前大部分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航班据需从第一入境点入境，机上乘客也需要在当地进行隔离。
一名了解相关防疫政策的人士2日向《环球时报》记者透露，上海已经在对入境人员进行肛拭子检测，但并非针对所有入境人员，而是根据具体的情况综合判断是否要做，其中包括其健康状况、同航班人员核酸检测情况以及是否来自或者途径疫情严重的国家。上述人士举例称，入境人员在机场经核酸检测后，如果同一航班检测阳性结果人员大于等于5例，首次检测呈阴性人员间隔第一次采样24小时后，需要再次采集包括鼻咽拭子、肛拭子、血液和痰液的全套样本送检。
肛拭子这一检测方式首次被公众知晓是源于北京市于今年1月20日召开的一场疫情防控发布会，当时北京大兴区新增1例无症状感染者为9岁男童，随后有关机构对病例所在学校全体学生、教职工等进行了鼻咽拭子、口咽拭子、
肛拭子及血清检测。在今年初石家庄发生疫情期间，石家庄市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成员王海滨也曾提到，肛拭子标本只对住院并发腹泻的新冠肺炎患者进行采集，且肛拭子采集后无明显不适。
国家卫健委官方公众号健康中国此前曾发文介绍称，肛拭子检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检出率，甚至肛拭子检测阳性时间可以先于鼻咽拭子检测，而且有少部分病例在病程后期临床症状改善，鼻咽拭子检测核酸转阴后，肛拭子检测仍持续呈阳性的情况。因此增加肛拭子检测可以提高检出率，有效降低假阴性的概率，减少漏诊情况。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教授卢洪洲2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肛拭子的粪便检测比通过上呼吸道样本检测更敏感、更准确，在入境人员的隔离期内进行肛拭子检测，可以第一时间发现阳性感染者，防止输入型病例引发本地感染。卢洪洲还补充称，在实际操作中，鼻拭子和咽拭子的采样可能引发不适的反应，并因此采到不合格的样本，出现假阴性结果。他也提到，肛拭子也可以通过粪便取样的方式来替代，以减轻入境人员的采样不适。
另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目前肛拭子检测尚未覆盖所有城市。近期从中东某地入境广州的韩先生表示，他并未在隔离期间接到肛拭子检测要求。一位从日前返回大陆工作的台胞也对《环球时报》表示，他2月23日从福建厦门入境大陆，随后按要求进行隔离，到目前为止仅被要求进行咽拭子和鼻拭子检测，尚未收到必须进行肛拭子检测的要求。（环球网）
日本共同社1日报道称，该国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在当日的记者会上表示，
“一些日本人向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报告说，他们接受了肛拭子检测。这造成了很大的精神痛苦。”加藤胜信称，日本政府已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向中方提出要求，希望中方不对日本赴华入境人员采取肛拭子的检测方式。对于加藤胜信的说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日回应称，中方根据疫情形势变化，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科学动态调整相关防疫措施。
由于日本直飞北京的航班尚未恢复，日籍人士多从大连、上海入境中国。一位2月从大连入境的日籍人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们全家在大连一家酒店接受21天隔离，其间接受鼻咽拭子、肛拭子和环境拭子检测，结果呈阴性后又在北京隔离7天。
据《环球时报》记者从多个方面获得的信息，肛拭子这一检测方式已被一些地方用于入境人员。正在昌平某酒店隔离的石先生2日向《环球时报》记者展示了他获得的相关通知，其中显示医护人员在入境人员入住酒店满第3天、第7天采集鼻咽拭子进行核酸检测，在满第14天、第21天采集鼻咽拭子、肛拭子及环境标本进行核酸检测并及时反馈结果。《环球时报》记者2日也致电北京的一处隔离点，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该点接待的所有境外入京人员都需要进行鼻咽拭子、肛拭子和环境采样三种检测。
近期从欧洲飞抵西安并前往北京的徐女士2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她在西安隔离期间曾有医务人员对其进行肛拭子采样，另一名2月从西班牙回国准备前往北京的丁女士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她在天津隔离期间也曾接受肛拭子检测，她表示不清楚前往其他城市的入境人员是否需要。
自去年3月23日开始，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等部门的相关公告，所有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始发客运航班均须从天津、石家庄等指定第一入境点入境。去年9月3日起，北京才开始逐步恢复自巴基斯坦、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直航北京的国际商业客运航班。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目前大部分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航班据需从第一入境点入境，机上乘客也需要在当地进行隔离。
一名了解相关防疫政策的人士2日向《环球时报》记者透露，上海已经在对入境人员进行肛拭子检测，但并非针对所有入境人员，而是根据具体的情况综合判断是否要做，其中包括其健康状况、同航班人员核酸检测情况以及是否来自或者途径疫情严重的国家。上述人士举例称，入境人员在机场经核酸检测后，如果同一航班检测阳性结果人员大于等于5例，首次检测呈阴性人员间隔第一次采样24小时后，需要再次采集包括鼻咽拭子、肛拭子、血液和痰液的全套样本送检。
肛拭子这一检测方式首次被公众知晓是源于北京市于今年1月20日召开的一场疫情防控发布会，当时北京大兴区新增1例无症状感染者为9岁男童，随后有关机构对病例所在学校全体学生、教职工等进行了鼻咽拭子、口咽拭子、
肛拭子及血清检测。在今年初石家庄发生疫情期间，石家庄市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成员王海滨也曾提到，肛拭子标本只对住院并发腹泻的新冠肺炎患者进行采集，且肛拭子采集后无明显不适。
国家卫健委官方公众号健康中国此前曾发文介绍称，肛拭子检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检出率，甚至肛拭子检测阳性时间可以先于鼻咽拭子检测，而且有少部分病例在病程后期临床症状改善，鼻咽拭子检测核酸转阴后，肛拭子检测仍持续呈阳性的情况。因此增加肛拭子检测可以提高检出率，有效降低假阴性的概率，减少漏诊情况。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教授卢洪洲2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肛拭子的粪便检测比通过上呼吸道样本检测更敏感、更准确，在入境人员的隔离期内进行肛拭子检测，可以第一时间发现阳性感染者，防止输入型病例引发本地感染。卢洪洲还补充称，在实际操作中，鼻拭子和咽拭子的采样可能引发不适的反应，并因此采到不合格的样本，出现假阴性结果。他也提到，肛拭子也可以通过粪便取样的方式来替代，以减轻入境人员的采样不适。
另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目前肛拭子检测尚未覆盖所有城市。近期从中东某地入境广州的韩先生表示，他并未在隔离期间接到肛拭子检测要求。一位从日前返回大陆工作的台胞也对《环球时报》表示，他2月23日从福建厦门入境大陆，随后按要求进行隔离，到目前为止仅被要求进行咽拭子和鼻拭子检测，尚未收到必须进行肛拭子检测的要求。（环球网）
【多地已要求部分入境人员进行肛拭子检测，专家：也可通过粪便取样方式替代】据环球网报道：“日方要求中国不要对日本肛拭子测试”2日登上微博热搜，曾经于今年1月大兴疫情期间引发关注的新冠病毒肛拭子检测再次成为热议话题。《环球时报》记者2日调查发现，为加强对境外输入病例的管控，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多个城市已开始对部分入境人员进行肛拭子检测，以提高新冠病毒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日本共同社1日报道称，该国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在当日的记者会上表示， “一些日本人向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报告说，他们接受了肛拭子检测。这造成了很大的精神痛苦。”加藤胜信称，日本政府已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向中方提出要求，希望中方不对日本赴华入境人员采取肛拭子的检测方式。对于加藤胜信的说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日回应称，中方根据疫情形势变化，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科学动态调整相关防疫措施。
由于日本直飞北京的航班尚未恢复，日籍人士多从大连、上海入境中国。一位2月从大连入境的日籍人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们全家在大连一家酒店接受21天隔离，其间接受鼻咽拭子、肛拭子和环境拭子检测，结果呈阴性后又在北京隔离7天。
据《环球时报》记者从多个方面获得的信息，肛拭子这一检测方式已被一些地方用于入境人员。正在昌平某酒店隔离的石先生2日向《环球时报》记者展示了他获得的相关通知，其中显示医护人员在入境人员入住酒店满第3天、第7天采集鼻咽拭子进行核酸检测，在满第14天、第21天采集鼻咽拭子、肛拭子及环境标本进行核酸检测并及时反馈结果。《环球时报》记者2日也致电北京的一处隔离点，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该点接待的所有境外入京人员都需要进行鼻咽拭子、肛拭子和环境采样三种检测。
近期从欧洲飞抵西安并前往北京的徐女士2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她在西安隔离期间曾有医务人员对其进行肛拭子采样，另一名2月从西班牙回国准备前往北京的丁女士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她在天津隔离期间也曾接受肛拭子检测，她表示不清楚前往其他城市的入境人员是否需要。
自去年3月23日开始，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等部门的相关公告，所有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始发客运航班均须从天津、石家庄等指定第一入境点入境。去年9月3日起，北京才开始逐步恢复自巴基斯坦、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直航北京的国际商业客运航班。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目前大部分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航班据需从第一入境点入境，机上乘客也需要在当地进行隔离。
一名了解相关防疫政策的人士2日向《环球时报》记者透露，上海已经在对入境人员进行肛拭子检测，但并非针对所有入境人员，而是根据具体的情况综合判断是否要做，其中包括其健康状况、同航班人员核酸检测情况以及是否来自或者途径疫情严重的国家。上述人士举例称，入境人员在机场经核酸检测后，如果同一航班检测阳性结果人员大于等于5例，首次检测呈阴性人员间隔第一次采样24小时后，需要再次采集包括鼻咽拭子、肛拭子、血液和痰液的全套样本送检。
肛拭子这一检测方式首次被公众知晓是源于北京市于今年1月20日召开的一场疫情防控发布会，当时北京大兴区新增1例无症状感染者为9岁男童，随后有关机构对病例所在学校全体学生、教职工等进行了鼻咽拭子、口咽拭子、 肛拭子及血清检测。在今年初石家庄发生疫情期间，石家庄市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成员王海滨也曾提到，肛拭子标本只对住院并发腹泻的新冠肺炎患者进行采集，且肛拭子采集后无明显不适。
国家卫健委官方公众号健康中国此前曾发文介绍称，肛拭子检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检出率，甚至肛拭子检测阳性时间可以先于鼻咽拭子检测，而且有少部分病例在病程后期临床症状改善，鼻咽拭子检测核酸转阴后，肛拭子检测仍持续呈阳性的情况。因此增加肛拭子检测可以提高检出率，有效降低假阴性的概率，减少漏诊情况。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教授卢洪洲2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肛拭子的粪便检测比通过上呼吸道样本检测更敏感、更准确，在入境人员的隔离期内进行肛拭子检测，可以第一时间发现阳性感染者，防止输入型病例引发本地感染。卢洪洲还补充称，在实际操作中，鼻拭子和咽拭子的采样可能引发不适的反应，并因此采到不合格的样本，出现假阴性结果。他也提到，肛拭子也可以通过粪便取样的方式来替代，以减轻入境人员的采样不适。
另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目前肛拭子检测尚未覆盖所有城市。近期从中东某地入境广州的韩先生表示，他并未在隔离期间接到肛拭子检测要求。一位从日前返回大陆工作的台胞也对《环球时报》表示，他2月23日从福建厦门入境大陆，随后按要求进行隔离，到目前为止仅被要求进行咽拭子和鼻拭子检测，尚未收到必须进行肛拭子检测的要求。https://t.cn/A6tCpQG0（来源｜环球网）
日本共同社1日报道称，该国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在当日的记者会上表示， “一些日本人向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报告说，他们接受了肛拭子检测。这造成了很大的精神痛苦。”加藤胜信称，日本政府已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向中方提出要求，希望中方不对日本赴华入境人员采取肛拭子的检测方式。对于加藤胜信的说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日回应称，中方根据疫情形势变化，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科学动态调整相关防疫措施。
由于日本直飞北京的航班尚未恢复，日籍人士多从大连、上海入境中国。一位2月从大连入境的日籍人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们全家在大连一家酒店接受21天隔离，其间接受鼻咽拭子、肛拭子和环境拭子检测，结果呈阴性后又在北京隔离7天。
据《环球时报》记者从多个方面获得的信息，肛拭子这一检测方式已被一些地方用于入境人员。正在昌平某酒店隔离的石先生2日向《环球时报》记者展示了他获得的相关通知，其中显示医护人员在入境人员入住酒店满第3天、第7天采集鼻咽拭子进行核酸检测，在满第14天、第21天采集鼻咽拭子、肛拭子及环境标本进行核酸检测并及时反馈结果。《环球时报》记者2日也致电北京的一处隔离点，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该点接待的所有境外入京人员都需要进行鼻咽拭子、肛拭子和环境采样三种检测。
近期从欧洲飞抵西安并前往北京的徐女士2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她在西安隔离期间曾有医务人员对其进行肛拭子采样，另一名2月从西班牙回国准备前往北京的丁女士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她在天津隔离期间也曾接受肛拭子检测，她表示不清楚前往其他城市的入境人员是否需要。
自去年3月23日开始，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等部门的相关公告，所有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始发客运航班均须从天津、石家庄等指定第一入境点入境。去年9月3日起，北京才开始逐步恢复自巴基斯坦、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直航北京的国际商业客运航班。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目前大部分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航班据需从第一入境点入境，机上乘客也需要在当地进行隔离。
一名了解相关防疫政策的人士2日向《环球时报》记者透露，上海已经在对入境人员进行肛拭子检测，但并非针对所有入境人员，而是根据具体的情况综合判断是否要做，其中包括其健康状况、同航班人员核酸检测情况以及是否来自或者途径疫情严重的国家。上述人士举例称，入境人员在机场经核酸检测后，如果同一航班检测阳性结果人员大于等于5例，首次检测呈阴性人员间隔第一次采样24小时后，需要再次采集包括鼻咽拭子、肛拭子、血液和痰液的全套样本送检。
肛拭子这一检测方式首次被公众知晓是源于北京市于今年1月20日召开的一场疫情防控发布会，当时北京大兴区新增1例无症状感染者为9岁男童，随后有关机构对病例所在学校全体学生、教职工等进行了鼻咽拭子、口咽拭子、 肛拭子及血清检测。在今年初石家庄发生疫情期间，石家庄市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成员王海滨也曾提到，肛拭子标本只对住院并发腹泻的新冠肺炎患者进行采集，且肛拭子采集后无明显不适。
国家卫健委官方公众号健康中国此前曾发文介绍称，肛拭子检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检出率，甚至肛拭子检测阳性时间可以先于鼻咽拭子检测，而且有少部分病例在病程后期临床症状改善，鼻咽拭子检测核酸转阴后，肛拭子检测仍持续呈阳性的情况。因此增加肛拭子检测可以提高检出率，有效降低假阴性的概率，减少漏诊情况。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教授卢洪洲2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肛拭子的粪便检测比通过上呼吸道样本检测更敏感、更准确，在入境人员的隔离期内进行肛拭子检测，可以第一时间发现阳性感染者，防止输入型病例引发本地感染。卢洪洲还补充称，在实际操作中，鼻拭子和咽拭子的采样可能引发不适的反应，并因此采到不合格的样本，出现假阴性结果。他也提到，肛拭子也可以通过粪便取样的方式来替代，以减轻入境人员的采样不适。
另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目前肛拭子检测尚未覆盖所有城市。近期从中东某地入境广州的韩先生表示，他并未在隔离期间接到肛拭子检测要求。一位从日前返回大陆工作的台胞也对《环球时报》表示，他2月23日从福建厦门入境大陆，随后按要求进行隔离，到目前为止仅被要求进行咽拭子和鼻拭子检测，尚未收到必须进行肛拭子检测的要求。https://t.cn/A6tCpQG0（来源｜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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