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犊不问】(北宋范纯仁)
《宋稗类钞》卷一记载了“范公居此，孰肯为盗？”的故事：
宋哲宗朝，名相范仲淹次子范纯仁任河南知府。某日，诗书名流谢克家行至滑县白马坡投店歇息。当时院子里有一老翁坐在墙根儿晒太阳，忽然有人跑来告诉老翁说：“您家的黄牛犊子被人偷了，赶紧回家瞧瞧吧。”老翁理也不理，照晒如仪。一会儿，又有人告他黄牛犊丢了。老翁依旧神色自若，徐徐言道：“你们不用找，一定是邻居藏起来戏弄我。”
谢克家在旁见老翁如此自信，心想必定有其缘由。遂问：“老人家丢了牛犊子，别人两次来告，您为何置之不理？”老翁笑曰：“范公居此，孰肯为盗？必无此理。”不久，老翁的黄牛犊果然回来了。
【范纯仁事迹：】
范纯仁是范仲淹次子，《宋史》有其传。一位普通乡下老农竟然对范知府信任得如此淳朴笃定，可想其公信力之强。另一面，路不拾遗世风不会凭空得来，当是官民共同造就。此事虽小，却是社会安稳咸宁的真实写照。以下摘录几则《宋史》中的范纯仁事迹：
范纯仁天资警悟，八岁能讲述所学之书。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范纯仁二十二岁中进士，调任他武进知县，范纯仁以远离父母为由辞官不往。遂后任命他为长葛知县，范纯仁仍不赴任。范仲淹问他：“你前次以远离亲人为由不赴任，今近矣，为何又辞？”纯仁答：“岂可重俸禄而轻易远离父母？虽近，亦不能随时孝养父母。”及至范仲淹辞世，范纯仁才出仕为宦，任襄阳知县。
范纯仁长兄纯祐心脏有疾，纯仁亲自料理其饮食起居。纯祐病卒，范纯仁将长兄葬于洛阳。范仲淹生前好友宰相韩琦、枢密使富弼闻知范纯祐卒于洛阳，便联名给洛阳知府写信，请他帮助范纯仁安葬长兄事宜。洛阳知府赶紧去见范纯仁，问他为何不事先告知。纯仁答：“我自己有能力葬长兄，岂能讨扰公家？”
范纯仁改任襄邑知县（今河南睢县），县内有官马牧场，其建制并不隶属知县。有一天皇室卫士牧马，踩踏了农民庄稼，范纯仁拘捕一人杖罚。卫士长官怒曰：“我们是天子宿卫，你也敢下令杖责？”随后上奏弹劾范纯仁。纯仁道：“养兵军费出于百姓税亩，若毁坏民田而不问罚，赋税从何处来？”不久皇帝诏旨下，今后凡官马牧场建制皆隶属所在州县。宋代此制即始于范纯仁。
某年久旱无雨，范纯仁召集县内船商说：“年景不好，恐怕有灾害发生，你们把贩运来的粮食皆贮存佛寺。饥荒发生时，我买你们的粮食。”众船商皆从命运粮，所蓄十数万斛（每斛十斗）。来年春，周边各县皆大饥，惟襄邑县百姓不知有荒年。
宋神宗朝，范纯仁任兵部员外郎等职，正值王安石兴新法。范纯仁上奏言：“王安石改变祖宗法度，搜刮财利，致民心不宁。《尚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愿陛下图不见之怨。”神宗问：“何谓不见之怨？”纯仁答：“杜牧所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
范纯仁引述的这句话出自《尚书.夏书》：“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这是先圣大禹的训诫。意思是说，一人之身有三度失误，其过失为百姓所怨岂在明处？大过皆由小事而起。小事不防，则致大过。所以应当在事端未发苗头细微之时预先图谋改正，使人不怨。
神宗闻之大悦并嘉奖采纳，曰：“卿善于论事，应当为朕撰写古今治世可作鉴戒者。”纯仁遂著《尚书解》呈进神宗，并说：“这些皆尧、舜、禹、汤及周文王、武王之事。治天下无不以此为据，愿陛下仔细研究而力行之。”
富弼居宰相位，曾称病家居。范纯仁深知富弼与其父范仲淹交情至深，却仍上奏曰：“富弼受三朝眷倚，应当任天下之重担，他担忧自己疾病甚于担忧国家。富弼与先臣（指其父范仲淹）宿厚，臣在谏院，不敢私下拜谒富弼以致忠告，愿将此奏章交给他看，使之自省。”
神宗死后，其第六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赵煦时年九岁，由其祖母高氏垂帘听政。哲宗十七岁亲政不久，有一天他与大臣讨论殿试策论试题。门下侍郎苏辙（苏轼之弟）在发表意见时引用了汉昭帝改变汉武帝法度之典，哲宗听完震怒，说：“你怎么能拿汉武帝跟先帝比。”哲宗认为其父亲神宗比汉武帝高明，嫌苏辙侮辱他爸爸，遂令苏辙到殿外阶下听罪。殿上诸大臣吓得皆不敢仰视哲宗。范纯仁从容奏道：“汉武帝雄才大略，史书中并无贬低之辞，苏辙所言并非诋毁先帝。陛下刚刚开始亲政，对待大臣不应当如此呵斥。”哲宗曰：“世人皆说秦皇、汉武。”他意指汉武帝与秦始皇一样。纯仁答：“苏辙所论的是事与时，非评价人物。”哲宗听完，怒气稍微消解。
苏辙与范纯仁平日常常意见不合。经此事，苏辙十分佩服范纯仁秉公守正，无一毫私心。遂感谢范纯仁。
范纯仁自布衣至宰相高位，廉洁俭朴始终如一。他临辞世前，其幼子及五个孙子皆未做官。纯仁对子孙说：“我平生所学，就是忠恕二字，一生用之不尽。做官侍君，对待同僚朋友及亲戚族人，须臾未离忠恕之道。”他平日训诫子弟说：“有些人虽愚钝，谴责别人却明白。有些人虽聪明，对待自己则昏聩。若能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则不患不能至圣贤地位。”又说：“《六经》，皆圣人之事。知一字则践行一字。身处艰难时亦必须恪守这一点，如此才能是有所作为的人。”
范纯仁七十五岁卒，谥“忠宣”。徽宗皇帝亲书其墓碑，曰“世济忠直之碑”。
《宋稗类钞》卷一记载了“范公居此，孰肯为盗？”的故事：
宋哲宗朝，名相范仲淹次子范纯仁任河南知府。某日，诗书名流谢克家行至滑县白马坡投店歇息。当时院子里有一老翁坐在墙根儿晒太阳，忽然有人跑来告诉老翁说：“您家的黄牛犊子被人偷了，赶紧回家瞧瞧吧。”老翁理也不理，照晒如仪。一会儿，又有人告他黄牛犊丢了。老翁依旧神色自若，徐徐言道：“你们不用找，一定是邻居藏起来戏弄我。”
谢克家在旁见老翁如此自信，心想必定有其缘由。遂问：“老人家丢了牛犊子，别人两次来告，您为何置之不理？”老翁笑曰：“范公居此，孰肯为盗？必无此理。”不久，老翁的黄牛犊果然回来了。
【范纯仁事迹：】
范纯仁是范仲淹次子，《宋史》有其传。一位普通乡下老农竟然对范知府信任得如此淳朴笃定，可想其公信力之强。另一面，路不拾遗世风不会凭空得来，当是官民共同造就。此事虽小，却是社会安稳咸宁的真实写照。以下摘录几则《宋史》中的范纯仁事迹：
范纯仁天资警悟，八岁能讲述所学之书。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范纯仁二十二岁中进士，调任他武进知县，范纯仁以远离父母为由辞官不往。遂后任命他为长葛知县，范纯仁仍不赴任。范仲淹问他：“你前次以远离亲人为由不赴任，今近矣，为何又辞？”纯仁答：“岂可重俸禄而轻易远离父母？虽近，亦不能随时孝养父母。”及至范仲淹辞世，范纯仁才出仕为宦，任襄阳知县。
范纯仁长兄纯祐心脏有疾，纯仁亲自料理其饮食起居。纯祐病卒，范纯仁将长兄葬于洛阳。范仲淹生前好友宰相韩琦、枢密使富弼闻知范纯祐卒于洛阳，便联名给洛阳知府写信，请他帮助范纯仁安葬长兄事宜。洛阳知府赶紧去见范纯仁，问他为何不事先告知。纯仁答：“我自己有能力葬长兄，岂能讨扰公家？”
范纯仁改任襄邑知县（今河南睢县），县内有官马牧场，其建制并不隶属知县。有一天皇室卫士牧马，踩踏了农民庄稼，范纯仁拘捕一人杖罚。卫士长官怒曰：“我们是天子宿卫，你也敢下令杖责？”随后上奏弹劾范纯仁。纯仁道：“养兵军费出于百姓税亩，若毁坏民田而不问罚，赋税从何处来？”不久皇帝诏旨下，今后凡官马牧场建制皆隶属所在州县。宋代此制即始于范纯仁。
某年久旱无雨，范纯仁召集县内船商说：“年景不好，恐怕有灾害发生，你们把贩运来的粮食皆贮存佛寺。饥荒发生时，我买你们的粮食。”众船商皆从命运粮，所蓄十数万斛（每斛十斗）。来年春，周边各县皆大饥，惟襄邑县百姓不知有荒年。
宋神宗朝，范纯仁任兵部员外郎等职，正值王安石兴新法。范纯仁上奏言：“王安石改变祖宗法度，搜刮财利，致民心不宁。《尚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愿陛下图不见之怨。”神宗问：“何谓不见之怨？”纯仁答：“杜牧所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
范纯仁引述的这句话出自《尚书.夏书》：“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这是先圣大禹的训诫。意思是说，一人之身有三度失误，其过失为百姓所怨岂在明处？大过皆由小事而起。小事不防，则致大过。所以应当在事端未发苗头细微之时预先图谋改正，使人不怨。
神宗闻之大悦并嘉奖采纳，曰：“卿善于论事，应当为朕撰写古今治世可作鉴戒者。”纯仁遂著《尚书解》呈进神宗，并说：“这些皆尧、舜、禹、汤及周文王、武王之事。治天下无不以此为据，愿陛下仔细研究而力行之。”
富弼居宰相位，曾称病家居。范纯仁深知富弼与其父范仲淹交情至深，却仍上奏曰：“富弼受三朝眷倚，应当任天下之重担，他担忧自己疾病甚于担忧国家。富弼与先臣（指其父范仲淹）宿厚，臣在谏院，不敢私下拜谒富弼以致忠告，愿将此奏章交给他看，使之自省。”
神宗死后，其第六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赵煦时年九岁，由其祖母高氏垂帘听政。哲宗十七岁亲政不久，有一天他与大臣讨论殿试策论试题。门下侍郎苏辙（苏轼之弟）在发表意见时引用了汉昭帝改变汉武帝法度之典，哲宗听完震怒，说：“你怎么能拿汉武帝跟先帝比。”哲宗认为其父亲神宗比汉武帝高明，嫌苏辙侮辱他爸爸，遂令苏辙到殿外阶下听罪。殿上诸大臣吓得皆不敢仰视哲宗。范纯仁从容奏道：“汉武帝雄才大略，史书中并无贬低之辞，苏辙所言并非诋毁先帝。陛下刚刚开始亲政，对待大臣不应当如此呵斥。”哲宗曰：“世人皆说秦皇、汉武。”他意指汉武帝与秦始皇一样。纯仁答：“苏辙所论的是事与时，非评价人物。”哲宗听完，怒气稍微消解。
苏辙与范纯仁平日常常意见不合。经此事，苏辙十分佩服范纯仁秉公守正，无一毫私心。遂感谢范纯仁。
范纯仁自布衣至宰相高位，廉洁俭朴始终如一。他临辞世前，其幼子及五个孙子皆未做官。纯仁对子孙说：“我平生所学，就是忠恕二字，一生用之不尽。做官侍君，对待同僚朋友及亲戚族人，须臾未离忠恕之道。”他平日训诫子弟说：“有些人虽愚钝，谴责别人却明白。有些人虽聪明，对待自己则昏聩。若能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则不患不能至圣贤地位。”又说：“《六经》，皆圣人之事。知一字则践行一字。身处艰难时亦必须恪守这一点，如此才能是有所作为的人。”
范纯仁七十五岁卒，谥“忠宣”。徽宗皇帝亲书其墓碑，曰“世济忠直之碑”。
印光法师嘉言录白话
译文:
净土法门的义理极其高深玄妙，但事修却非常简单容易。正因为这样，那些自认为天生聪明敏锐，知识见解高超奇特的人，总是把净土念佛法门看做是愚夫愚妇所作的事，而不肯修持。他们哪里知道这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的究竟法门啊。他们认为愚夫愚妇能修，于是就藐视净土念佛往生的法门。为什么不阅读一下《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些所修证境界与普贤菩萨齐等，与一切诸佛齐等的菩萨们，尚且以修持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的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望尽快圆满佛果啊。那些藐视净土法门而不屑修行的人，他们对于《大方广佛华严经》又将做何看待呢？又于《大方广佛华严经》最后归宗一着，是尊重还是藐视呀？其实这也没什么，他们大概是没有详细地审核通途法门和特别法门的区别，以及自力和佛力大小难易所致。假使详加深辩这些，他们能不跟随华藏海众那些大菩萨们，一同念佛，同求往生吗？
我自从成童之年就读书，随即蒙受韩愈、欧阳修、程颐、朱熹辟佛学说的毒害。幸亏我没有韩愈、欧阳修、程颐、朱熹的才学，假使稍能与他们相同等，则必然导致耽误自己也耽误别人，当下之身就会陷入阿鼻地狱了啊。我十四、五岁后，生病困苦多年，于是开始遍思古今，详绎经书，才开始知道韩愈、欧阳修、程颐、朱熹所作这些辟佛之说，全是门庭知见，绝对没有涉及到核心学问所致。于是我21岁出家为僧，专门修行净土法门。发誓这一辈子做个自了汉，决不建立个人门庭，广收徒众，以使后代徒子徒孙败坏佛法，并拉我到阿鼻地狱中，和他们一起受苦。到1893年，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来北京迎请大藏经，命令我检阅料理。这件事完后，邀请我一同来到普陀山，化闻和尚知道我不喜欢做事，所以就安单在一闲寮中，随我自己的意愿修持，到现在已经35年了。在山上日子住久了，有委托我写一些文章之类的事，也绝不用“印光”这个名字。就算自己有必须要署名的文章，也只是随便写两个字而已。所以20多年来，没有来客访问的事情，以及来信复信的事相扰乱。1912年，高鹤年居士到普陀山化雨寺来访，临走携去我数篇文稿，刊登在《佛学丛报》上，不敢用“印光”之名，因为我常自称“常惭愧僧”，所以就署名“常惭”。后来徐蔚如居士、周孟由居士错爱这些文章，打听作者三四年，也没有人知道是我写的。后来周孟由居士拜谒普陀山，于是祈求皈依我，临走拿去几篇废稿，寄给徐蔚如居士，然后在北京排印出来，书名为《印光法师文钞》。于是刺痛了很多高雅之士的眼目，更增添了我的惭愧心了，那一年是1918年。1919年他们又搜罗我若干篇文章，作为文钞的续编，和初编一同排版印刷。1920年有数位弟子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印光法师文钞》铅印本，分作两册，并且留了板样，1921春天正式出书。我又于扬州藏经院，将1920年所排的《文钞》制成木刻板，作四册。1922年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将《文钞》排作四册，当时诸多居士认捐排印者有二万部。而商务印书馆印出来用来出售的《文钞》，则不在二万部之内。1925年冬，又让中华书局排印《文钞》增广本，也是作为四册，比先前增加了一百多页，计划今年夏天出书。因为工人罢工等缘故，价格很贵，只印二千本。原计划打四付纸板，二付归中华书局，二付归于我。于是让杭州浙江印刷公司先印一万本，以后续印，随顺因缘。
李荣祥居士，法号圆净，多年以来专心佛学，将《起信论》、《楞严经》、《圆觉经》一个个著疏解释。我认为青年人学佛，应该先老实念佛，等他们业障消除、智慧明朗，业障尽了，福报来了的时候，再去注解佛经，自然可以阐明佛陀的意思，将佛经广播于宇宙中。当时，他对我的话很不以为然，后来由于用心过度，身形和精神日渐衰落，才开始相信我说的话不错。于是，又详细阅读《文钞》，非常欢喜，便摘录其中主要的义理，分门别类，编作一册，名《印光法师嘉言录》，打算用新闻纸先印一千册，用来应对着急阅读的人（因为原先曾连载刊登在居士林林刊上，所以有居士才屡次催促让排印出单行本。）等我1925年5月到上海太平寺，才给予他和他妻子一同传授了三归依。8月份《印光法师嘉言录》印刷出来，不久就赠送完了。来信索请《印光法师嘉言录》的人者纷至沓来，于是让漕河泾监狱署排作书本。陈荻洲居士自愿任排工，并捐赠打四付纸板费，又认捐排印二千册，这时认捐排印将近二万册。
其所录之出处，某卷某页，一一备载，这样就能与《文钞》全文相对阅读。由于《印光法师嘉言录》在各种文章中截取其中的主要意思，汇编归纳为一类，所以有时候文义稍有雷同，而且没有立刻删除掉，就是希望阅读者能受到反复劝告勖勉之利益，希望能让其当下断除疑惑，生起对净土法门的信心。这本书所标出的卷数及页码，全部依《增广文钞》。因为《增广文钞》作永久流通之本，其余版本的《文钞》以后就不再印刷了。又因为《文钞》繁杂广博，初学佛的人或许难于选择易明白而适合根基的文章，打算让他先得到深入《文钞》的门径，从此，脚踏实地地进一步修行，自然达到自己修行的极致，免得望洋兴叹，或者有退道心的忧虑。于是摘录出《文钞》选读篇目，附于《印光法师嘉言录》目录之后，让不曾研究过佛法的人，能够方便而顺利地了解和修行净土法门。因为这些文章记叙了净土法门的大致，希望读者能够周知。
希望见到或者听闻到这部书的人，不要因为里面内容所说的都是些平常之语言而弃置它，去求高深玄妙的理论。尧舜等上古圣人教化众生的道路，也只不过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而已；如来教化众生的道路，也就是戒、定、慧三学罢了。能在平常简易之事中真实行去，行到极处，那些高深玄妙的道理，岂能还从别处寻求？否则，那些高深玄妙之理，只能属于口头活计，生死到来，一点也用不着，希望阅读这本书的人都注意这一点。
原文:
嘉言录重排序
净土法门，理极高深，事甚简易。由兹天姿聪敏，知见超特者，每每视作愚夫愚妇之事，而不肯修持。岂知其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究竟法门乎。彼以愚夫愚妇能修，遂并法门而藐视之。何不观《华严》所证与普贤等，与诸佛等者，尚须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乎。藐视净土法门而不屑修，其于《华严》，将复视作何等？又于《华严》末后归宗一着，为复尊重之也，为复藐视之耶？此无他，盖未详审通途、特别法门之所以，及自力、佛力大小难易而致然也。使详审之，能不附于华藏海众之班，一致进行，同求往生乎！
光自束发读书，即受韩、欧、程、朱辟佛之毒。幸无韩、欧、程、朱之才，使稍能相埒，则必致自误误人，生身陷入阿鼻地狱矣。自十四五后，病困数年，从兹遍思古今，详绎经书，始知韩、欧、程、朱之作此说者，全属门庭知见，绝不计及堂奥中事之所致也。乃于弱冠之次年，出家为僧，专修净业。誓尽此生，作自了汉，决不建立门庭，广收徒众，以致后世子孙，败坏佛法，并拉光于阿鼻地狱中，同彼受苦也。至光绪十九年，普陀法雨寺化闻和尚，入都请藏经，命查印刷。事毕，邀同来山，知其不喜作事，故令住一闲寮，随意修持，于今已三十有五年矣。在山日久，有以笔墨事见托者，绝不用印光名字。即自己有必须署名之文字，亦只随便写二字即已。以故二十年来，绝无人客过访，及信札往来诸纷扰。民国启元，高鹤年居士，绐去数篇文稿，登《佛学丛报》，不敢用印光名，以印光常称常惭愧僧，故署名常惭。徐蔚如居士，及周孟由，谬为见赏，打听三四年，了无知者。后孟由来山拜谒，遂祈归依，持去数篇废稿，寄于蔚如，乃于京师排印，名《印光法师文钞》。以致遍刺雅目，愈增惭愧耳，时为民国七年。八年，又搜罗若干篇作续编，并初编同排之。九年，令上海商务印书馆，排作两册，留板，十年春出书。光又于扬州，将九年所排者，刻一书册板，作四册。十一年，又于商务印书馆，排作四册，当时诸居士任者有二万部。而商务印书馆印以出售者，不在此数。十四年冬，又令中华书局排增广本，亦作四册，比先增百余叶，今年夏出书。以工潮等，其价甚昂，只印二千。原订打四付纸板，二归本局，二归于光。乃令杭州浙江印刷公司，先印一万，以后续印，一任因缘。
圆净居士李荣祥，近数年来，专心佛学，于《起信》、《楞严》、《圆觉》，各为疏解。光谓青年人宜先着实用念佛功夫，待其业消智朗，障尽福崇时，再行发挥，自可阐明佛意，宣传宇宙。当时彼尚不以为然，后以用心过度，形神日衰，始知光言不谬。乃复详阅《文钞》，不胜欢喜，遂摘录要义，分门别类，编作一册，拟用报纸印一千册，以应急欲即阅者（以先曾逐次登居士林林刊，故屡有催促令印之者）。及光五月至申，乃与其妻，同受归依。八月书出，不久送完。函索者纷至沓来，遂令漕河泾监狱署排作书本。陈荻洲居士愿任排工，并打四付纸板费，又任印二千册，一时任者，将近二万。其所录之出处，某卷某叶，一一备载，庶可以《文钞》全文相对阅。由其于诸文中截取要义，汇归一类，故每有文义稍同，而不即删削者，冀阅者受反复劝勖之益，冀其直下断疑生信也。其出处卷，及叶数，皆依《增广文钞》。以《增广文钞》，作永久流通之本，余则久后必无再印之举也。又以《文钞》繁广，初机或难于简别其易晓了而合机宜者，欲令先得其门径，从兹着实进修，自至其极，免致望洋兴叹，或至退屈之虞。因录《文钞》选读篇目，附于《嘉言录》目录之后，庶未曾研究佛学之人，得以坐进斯道矣。因为叙其所以然，以期阅者共知。
所愿见者闻者，勿以所说皆平实庸常而弃之，以求其高深玄妙者。夫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如来之道，戒定慧而已。能于平实庸常之事而实行之，行之及极，其高深玄妙之理，岂待别求。否则高深玄妙，但属口头活计，生死到来，一毫也用不着，愿阅者悉注意焉。
民国十六年丁卯，夏历腊月八日，古莘常惭愧僧释印光谨撰。
大师论衣制云：五戒，所搭之衣，按律，是五条直条，无一长一短之横纹，名缦衣。今人多不怕罪过，不肯依法。即在家五戒，每搭一长一短之五衣，或两长一短之七衣，皆为违律。在家人，即依法缦衣，亦只礼拜持诵、敬礼三宝时可搭，不宜常搭。出家人，从前五衣，是狭短的，如一条大手巾样，故可常不离身，名作务衣。今之五衣，与七衣同长大，做事则不能搭，此古今之殊制也。
——李圆净居士编，圆涛法师白话译
译文:
净土法门的义理极其高深玄妙，但事修却非常简单容易。正因为这样，那些自认为天生聪明敏锐，知识见解高超奇特的人，总是把净土念佛法门看做是愚夫愚妇所作的事，而不肯修持。他们哪里知道这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的究竟法门啊。他们认为愚夫愚妇能修，于是就藐视净土念佛往生的法门。为什么不阅读一下《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些所修证境界与普贤菩萨齐等，与一切诸佛齐等的菩萨们，尚且以修持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的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望尽快圆满佛果啊。那些藐视净土法门而不屑修行的人，他们对于《大方广佛华严经》又将做何看待呢？又于《大方广佛华严经》最后归宗一着，是尊重还是藐视呀？其实这也没什么，他们大概是没有详细地审核通途法门和特别法门的区别，以及自力和佛力大小难易所致。假使详加深辩这些，他们能不跟随华藏海众那些大菩萨们，一同念佛，同求往生吗？
我自从成童之年就读书，随即蒙受韩愈、欧阳修、程颐、朱熹辟佛学说的毒害。幸亏我没有韩愈、欧阳修、程颐、朱熹的才学，假使稍能与他们相同等，则必然导致耽误自己也耽误别人，当下之身就会陷入阿鼻地狱了啊。我十四、五岁后，生病困苦多年，于是开始遍思古今，详绎经书，才开始知道韩愈、欧阳修、程颐、朱熹所作这些辟佛之说，全是门庭知见，绝对没有涉及到核心学问所致。于是我21岁出家为僧，专门修行净土法门。发誓这一辈子做个自了汉，决不建立个人门庭，广收徒众，以使后代徒子徒孙败坏佛法，并拉我到阿鼻地狱中，和他们一起受苦。到1893年，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来北京迎请大藏经，命令我检阅料理。这件事完后，邀请我一同来到普陀山，化闻和尚知道我不喜欢做事，所以就安单在一闲寮中，随我自己的意愿修持，到现在已经35年了。在山上日子住久了，有委托我写一些文章之类的事，也绝不用“印光”这个名字。就算自己有必须要署名的文章，也只是随便写两个字而已。所以20多年来，没有来客访问的事情，以及来信复信的事相扰乱。1912年，高鹤年居士到普陀山化雨寺来访，临走携去我数篇文稿，刊登在《佛学丛报》上，不敢用“印光”之名，因为我常自称“常惭愧僧”，所以就署名“常惭”。后来徐蔚如居士、周孟由居士错爱这些文章，打听作者三四年，也没有人知道是我写的。后来周孟由居士拜谒普陀山，于是祈求皈依我，临走拿去几篇废稿，寄给徐蔚如居士，然后在北京排印出来，书名为《印光法师文钞》。于是刺痛了很多高雅之士的眼目，更增添了我的惭愧心了，那一年是1918年。1919年他们又搜罗我若干篇文章，作为文钞的续编，和初编一同排版印刷。1920年有数位弟子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印光法师文钞》铅印本，分作两册，并且留了板样，1921春天正式出书。我又于扬州藏经院，将1920年所排的《文钞》制成木刻板，作四册。1922年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将《文钞》排作四册，当时诸多居士认捐排印者有二万部。而商务印书馆印出来用来出售的《文钞》，则不在二万部之内。1925年冬，又让中华书局排印《文钞》增广本，也是作为四册，比先前增加了一百多页，计划今年夏天出书。因为工人罢工等缘故，价格很贵，只印二千本。原计划打四付纸板，二付归中华书局，二付归于我。于是让杭州浙江印刷公司先印一万本，以后续印，随顺因缘。
李荣祥居士，法号圆净，多年以来专心佛学，将《起信论》、《楞严经》、《圆觉经》一个个著疏解释。我认为青年人学佛，应该先老实念佛，等他们业障消除、智慧明朗，业障尽了，福报来了的时候，再去注解佛经，自然可以阐明佛陀的意思，将佛经广播于宇宙中。当时，他对我的话很不以为然，后来由于用心过度，身形和精神日渐衰落，才开始相信我说的话不错。于是，又详细阅读《文钞》，非常欢喜，便摘录其中主要的义理，分门别类，编作一册，名《印光法师嘉言录》，打算用新闻纸先印一千册，用来应对着急阅读的人（因为原先曾连载刊登在居士林林刊上，所以有居士才屡次催促让排印出单行本。）等我1925年5月到上海太平寺，才给予他和他妻子一同传授了三归依。8月份《印光法师嘉言录》印刷出来，不久就赠送完了。来信索请《印光法师嘉言录》的人者纷至沓来，于是让漕河泾监狱署排作书本。陈荻洲居士自愿任排工，并捐赠打四付纸板费，又认捐排印二千册，这时认捐排印将近二万册。
其所录之出处，某卷某页，一一备载，这样就能与《文钞》全文相对阅读。由于《印光法师嘉言录》在各种文章中截取其中的主要意思，汇编归纳为一类，所以有时候文义稍有雷同，而且没有立刻删除掉，就是希望阅读者能受到反复劝告勖勉之利益，希望能让其当下断除疑惑，生起对净土法门的信心。这本书所标出的卷数及页码，全部依《增广文钞》。因为《增广文钞》作永久流通之本，其余版本的《文钞》以后就不再印刷了。又因为《文钞》繁杂广博，初学佛的人或许难于选择易明白而适合根基的文章，打算让他先得到深入《文钞》的门径，从此，脚踏实地地进一步修行，自然达到自己修行的极致，免得望洋兴叹，或者有退道心的忧虑。于是摘录出《文钞》选读篇目，附于《印光法师嘉言录》目录之后，让不曾研究过佛法的人，能够方便而顺利地了解和修行净土法门。因为这些文章记叙了净土法门的大致，希望读者能够周知。
希望见到或者听闻到这部书的人，不要因为里面内容所说的都是些平常之语言而弃置它，去求高深玄妙的理论。尧舜等上古圣人教化众生的道路，也只不过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而已；如来教化众生的道路，也就是戒、定、慧三学罢了。能在平常简易之事中真实行去，行到极处，那些高深玄妙的道理，岂能还从别处寻求？否则，那些高深玄妙之理，只能属于口头活计，生死到来，一点也用不着，希望阅读这本书的人都注意这一点。
原文:
嘉言录重排序
净土法门，理极高深，事甚简易。由兹天姿聪敏，知见超特者，每每视作愚夫愚妇之事，而不肯修持。岂知其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究竟法门乎。彼以愚夫愚妇能修，遂并法门而藐视之。何不观《华严》所证与普贤等，与诸佛等者，尚须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乎。藐视净土法门而不屑修，其于《华严》，将复视作何等？又于《华严》末后归宗一着，为复尊重之也，为复藐视之耶？此无他，盖未详审通途、特别法门之所以，及自力、佛力大小难易而致然也。使详审之，能不附于华藏海众之班，一致进行，同求往生乎！
光自束发读书，即受韩、欧、程、朱辟佛之毒。幸无韩、欧、程、朱之才，使稍能相埒，则必致自误误人，生身陷入阿鼻地狱矣。自十四五后，病困数年，从兹遍思古今，详绎经书，始知韩、欧、程、朱之作此说者，全属门庭知见，绝不计及堂奥中事之所致也。乃于弱冠之次年，出家为僧，专修净业。誓尽此生，作自了汉，决不建立门庭，广收徒众，以致后世子孙，败坏佛法，并拉光于阿鼻地狱中，同彼受苦也。至光绪十九年，普陀法雨寺化闻和尚，入都请藏经，命查印刷。事毕，邀同来山，知其不喜作事，故令住一闲寮，随意修持，于今已三十有五年矣。在山日久，有以笔墨事见托者，绝不用印光名字。即自己有必须署名之文字，亦只随便写二字即已。以故二十年来，绝无人客过访，及信札往来诸纷扰。民国启元，高鹤年居士，绐去数篇文稿，登《佛学丛报》，不敢用印光名，以印光常称常惭愧僧，故署名常惭。徐蔚如居士，及周孟由，谬为见赏，打听三四年，了无知者。后孟由来山拜谒，遂祈归依，持去数篇废稿，寄于蔚如，乃于京师排印，名《印光法师文钞》。以致遍刺雅目，愈增惭愧耳，时为民国七年。八年，又搜罗若干篇作续编，并初编同排之。九年，令上海商务印书馆，排作两册，留板，十年春出书。光又于扬州，将九年所排者，刻一书册板，作四册。十一年，又于商务印书馆，排作四册，当时诸居士任者有二万部。而商务印书馆印以出售者，不在此数。十四年冬，又令中华书局排增广本，亦作四册，比先增百余叶，今年夏出书。以工潮等，其价甚昂，只印二千。原订打四付纸板，二归本局，二归于光。乃令杭州浙江印刷公司，先印一万，以后续印，一任因缘。
圆净居士李荣祥，近数年来，专心佛学，于《起信》、《楞严》、《圆觉》，各为疏解。光谓青年人宜先着实用念佛功夫，待其业消智朗，障尽福崇时，再行发挥，自可阐明佛意，宣传宇宙。当时彼尚不以为然，后以用心过度，形神日衰，始知光言不谬。乃复详阅《文钞》，不胜欢喜，遂摘录要义，分门别类，编作一册，拟用报纸印一千册，以应急欲即阅者（以先曾逐次登居士林林刊，故屡有催促令印之者）。及光五月至申，乃与其妻，同受归依。八月书出，不久送完。函索者纷至沓来，遂令漕河泾监狱署排作书本。陈荻洲居士愿任排工，并打四付纸板费，又任印二千册，一时任者，将近二万。其所录之出处，某卷某叶，一一备载，庶可以《文钞》全文相对阅。由其于诸文中截取要义，汇归一类，故每有文义稍同，而不即删削者，冀阅者受反复劝勖之益，冀其直下断疑生信也。其出处卷，及叶数，皆依《增广文钞》。以《增广文钞》，作永久流通之本，余则久后必无再印之举也。又以《文钞》繁广，初机或难于简别其易晓了而合机宜者，欲令先得其门径，从兹着实进修，自至其极，免致望洋兴叹，或至退屈之虞。因录《文钞》选读篇目，附于《嘉言录》目录之后，庶未曾研究佛学之人，得以坐进斯道矣。因为叙其所以然，以期阅者共知。
所愿见者闻者，勿以所说皆平实庸常而弃之，以求其高深玄妙者。夫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如来之道，戒定慧而已。能于平实庸常之事而实行之，行之及极，其高深玄妙之理，岂待别求。否则高深玄妙，但属口头活计，生死到来，一毫也用不着，愿阅者悉注意焉。
民国十六年丁卯，夏历腊月八日，古莘常惭愧僧释印光谨撰。
大师论衣制云：五戒，所搭之衣，按律，是五条直条，无一长一短之横纹，名缦衣。今人多不怕罪过，不肯依法。即在家五戒，每搭一长一短之五衣，或两长一短之七衣，皆为违律。在家人，即依法缦衣，亦只礼拜持诵、敬礼三宝时可搭，不宜常搭。出家人，从前五衣，是狭短的，如一条大手巾样，故可常不离身，名作务衣。今之五衣，与七衣同长大，做事则不能搭，此古今之殊制也。
——李圆净居士编，圆涛法师白话译
【声音】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
近数年来之中国，可谓言论时代也已矣。近数年来中国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凡发言者不可不求其论据于历史，凡实行者愈不可不鉴其因果于历史，吾故为《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欲与举国言论家一商榷焉。
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惟心醉狭义的革命。故吾今所研究，亦在此狭义的革命。
十九世纪者，全世界革命之时代也，而吾中国亦介立其间，曾为一次之大革命也。
顾革命同而其革命之结果不同。所谓结果者，非成败之云也。欧洲中原之革命军，败者强半，而其所收结果，与成焉者未或异也。胡乃中国而独若此？西哲有言：“历史者，民族性质之缫演物也。”吾缘恶果以溯恶因，吾不得不于此焉诇之。
中国革命史与泰西革命史比较，其特色有七：一曰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泰西之革命，皆团体革命也。英人千六百四十六年之役，冲其锋者为国会军；美人千七百七十六年之役，主其事者为十三省议会；又如法国三度之革命，则皆议员大多数之发起而市民从而附和也；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后，欧洲中原诸地之革命，莫非由上流团体主持其间也。
综而论之，则自希腊、罗马以迄近世革命之大举百十见，罔非平民团体与贵族团体相阋争也。独吾中国不然，数千年来革命之迹，不绝于史乘，而求其主动之革命团体，无一可见。惟董卓之役，关东州郡会合，推袁绍为盟主以起义，庶几近之，然不旋踵而同盟涣矣。自余若张角之天书，徐鸿儒之白莲教，洪秀全之天主教，虽处心积虑，历有年所，聚众稍夥，然后从事，类皆由一二私人之权术，于团体之义仍无当也。其在现世，若哥老、三合之徒，就外观视之，俨然一团体，然察其实情，无有也。
且其结集已数百年，而革命之实，竟不克一举也。此后或别有枭雄者起，乃走附焉而受其利用，则非吾所敢言；若此团体之必不能以独力革命，则吾所敢言也。故数千年莽莽相寻之革命，其蓄谋焉，戮力焉，喋血焉，奏凯焉者，靡不出于一二私人，此我国革命与泰西革命最相违之点也。
二曰有野心的革命而无自卫的革命。革命之正义，必其起于不得已者也。曷云乎不得已？自从事革命者，未之前闻。
若楚汉间之革命，固云父老苦秦苛法，然陈涉不过曰：“苟富贵，毋相忘”；项羽不过曰：“彼可取而代也”；汉高不过曰：“某业所就，孰与仲多”？其野心自初起时而已然矣。此外若赵氏之南越，窦氏之河西，马氏之湖南，钱氏之吴越，李氏之西夏，其动机颇起于自卫，然于大局固无关矣。
故中国百数十次之革命，自其客观的言之，似皆不得已；自其主观的言之，皆非有所谓不得已者存也。何也？无论若何好名目，皆不过野心家之一手段也。
三曰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泰西革命之主动，大率在中等社会，盖上等社会则其所革者，而下等社会又无革之思想、无革之能力也。今将中国革命史上之事实类表之，则：表例说明：（一）凡在本朝任一方镇，拥土地人民以为凭借者，皆谓之上等社会；（二）凡欺人孤儿寡妇，假名禅让以窃国者，不以入革命之列。
准此以谈，则数千年历史上，求所谓中等社会之革命者，舍周共和时代国人流王于彘之一事，此后盖閔乎未有闻也。
（或疑中等与下等之界线颇难划，同为无所凭借，则中与下等耳，于何辨之？曰：起事者为善良之市民，命之曰中等；其为盗贼，命之曰下等。或由下等而渐进为中等，不能计也，或裹胁善良之市民，亦不能计也。）夫泰西史上之新时代，大率以生计问题为枢纽焉，即胎孕革命者，此亦其重要之一原因也。故中等社会，常以本身利害之关系，遂奋起而立于革命之场。若中国则生计之与政治，向固绝对影响者存也，故彼中革命一最要之机关，而我独阙如也。
四曰革命之地段。吾欲假名泰西之革命曰单纯革命，假名中国之革命（历史上的）曰复杂革命。长期国会时之英国，除克林威尔一派外，无他革命军也；独立时之美国，除华盛顿一派外，无他革命军也。自余各国前事，大都类是（其成者每类是，反之而各地蜂起者每不成。）中国不然。秦末之革命，与项羽、汉高相先后者，则陈涉、吴广也，武臣也，葛婴也，周市也，田儋也，景驹也，韩广也，吴芮也，如是者数十辈。西汉末之革命，与光武相先后者，则樊崇也，徐宣、谢禄、杨音也，刁子都也，王郎也，秦丰也，平原女子迟昭平也，王常、成丹也，王匡、王凤也，朱鲔、张印也。陈牧、廖湛也，李宪也，公孙述也，隗嚣也，窦融也，卢芳也，彭宠也，张步也，刘永、董宪也，如是者数十辈。东汉末之革命，与曹操、刘备、孙权相先后者，则黄巾十余大部也，董卓也，北宫伯玉也，张燕也，李傕、郭汜也，袁绍也，袁术也，吕布也，公孙瓒也，张鲁也，刘璋也，韩遂、马腾也，陶谦也，张绣也，刘表也，公孙渊也，如是者数十辈。隋末之革命，与李唐相先后者，则王薄、孟让也，窦建德也，张金称、高士达也，郝孝德也，杨玄感也，刘元进也，杜伏威、辅公袥也，宇文化及也，李弘芝也，翟让、李密也，徐圆朗也，梁师都也，王世充也，刘武周也，薛举也，李轨也，郭子和也，朱粲也，林士弘也，高开道也，刘黑闼也，如是者数十辈。自余各朝之鼎革大都类是。（以胪列此等人名，干燥无味，故后代阙之。）即如最近洪杨之役，前乎彼者，广西群盗，既已积年；后乎彼者，捻、回、苗、夷，蜂起交迫，犹前代也。由是观之，中国无革命则已，苟其有之，则必百数十之革命军同时并起，原野厌肉，川谷阗血，全国糜烂，靡有孑遗，然后仅获底定。苟不尔者，则如汉之翟义，魏之毋丘俭，唐之徐敬业，并其破坏之目的亦不得达，更无论成立也。故泰西革命，被革命之祸者不过一方面，而食其利者全国；中国革命，则被革命之祸者全国，而食其利者并不得一方面。中国人闻革命而占栗，皆此之由。
五曰革命之时日。泰西之革命，其所敌者在旧政府，旧政府一倒，而革命之潮落矣，所有事者，新政府成立善后之政略而已，其若法兰西之变为恐怖时代者，盖仅见也，故其革命之时日不长。中国不然，非群雄并起，天下鼎沸，则旧政府必不可得倒，如是者有年；既倒之后，新政府思所以削平群雄，绥靖鼎沸，如是者复有年。故吾中国每一度大革命，长者数十年，短者亦十余年。试表列之（表略）
由是观之，中国革命时日之长，真有令人失惊者。且犹有当注意者一事，则旧政府既倒以后，其乱亡之时日，更长于未倒以前是也。（其间惟元明之交，其现象出常例外，则由革命军太无力，久不能倒旧政府耳，其性质非有以异于前代也。）当其初革伊始，未尝不曰，吾之目的，在倒旧政府而已。及其机之既动，则以悬崖转石之势，波波相续，峰峰不断，驯至数十年、百年而未有已。泰西新名词曰“强权强权”，强权之行，殆野蛮交涉之通例，而中国其尤甚者也；中国之革命时代，其尤甚者也。如斗蟀然，百蟀处于笼，越若干日而毙其半，越若干日而毙其六七，越若干日而毙其八九，更越若干若干日，群蟀悉毙，仅余其一，然后斗之事息。中国数千年之革命，殆皆若是。故其人民，襁褓已生金革之里，垂老犹厌鼙鼓之声，朝避猛虎夕长蛇，新鬼烦冤旧鬼哭，此其事影响于社会之进步者，最酷且烈。夫中国通称三十年为一世，谓人类死生递嬗之常期也。
其在平和时代，前人逝而后人直补其缺，社会之能力，始继续而不断；若其间有青黄不接之顷，则进化之功用，或遂中止焉矣。英国博士福亚氏，尝以统计上学理，论人口死亡之率，谓：“英国生产者一百万人中，其十五岁至四十五岁间，以肺痨病死者七万二千三百九十七人。譬如每人以三十年间力作所得，平均可得二百磅，则是肺痨一症，使英国全国之总殖损失千四百四十七万九千四百镑也。”此等语随机指点，已有足令人瞿然惊者。然此犹生计上直接之损害也，若语其间接者，则壮者死亡离散，而生殖力之损耗，有去无来，人道或几乎息。观中国历史上汉末、隋末、唐末之人口，比于前代全盛时，十仅存一，（参观《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篇。）此岂尽由于杀戮耶？亦生殖力之锐减为之原也。坐是之故，其所影响者，若生计上，若学术上，若道德上，若风俗上，前此经若干年之群演，而始达于某级程度者，至是忽一切中绝，混然复还于天造草昧之态状，文明之凝滞不进，皆此之由。泰西革命，蒙革命之害者不过一二年，而食其利者数百岁，故一度革命，而文明之程度进一级。中国革命，蒙革命之害者动百数十岁，而食其利者不得一二年，故一度革命，而所积累以得之文明，与之俱亡。此真东西得失之林哉！
六曰革命家与革命家之交涉。泰西革命家，其所认为公敌者，惟现存之恶政府而已，自他皆非所敌也；若法国革命后，而有各党派之相残，则其例外仅见者也。中国不然，百数十之革命军并起，同道互戕，于旧政府之外，而为敌者各百数十焉，此鼎革时代之通例，无庸枚举者也。
此犹曰异党派者为然也。然其在同党，或有事初起而相屠者，如武臣之于陈涉，陈友谅之于徐寿辉之类是也；或有事将成而相屠者，如刘裕之于刘毅，李密之于翟让之类是也；或有事已成而相屠者，如汉高祖、明太祖之于其宿将功臣皆是也；求其同心戮力、全始全终者，自汉光武以外，殆无一人。夫岂必远征前代，即如最近洪杨之役，革命之进行，尚未及半，而韦昌辉与石达开同杀杨秀清矣，昌辉旋复谋杀达开矣，诸将复共杀昌辉矣。军至金陵，喘卢甫定，而最初歃血聚义之东、西、南、北、翼五王，或死或亡，无复一存矣。其后陈玉成被卖于苗沛霖，而上游始得安枕；谭绍洸被杀于郜云官等，而苏州始下，金陵随之而亡。岂必官军之能强，毋亦革命家之太不济也。吾前进屡言，非有高尚、严正、纯洁之道德心者，不可以行革命，亦谓此而已，亦谓此而已。彼时洪杨等固无力以倒北京政府也，借令有之，试思其后此与张总愚、赖汶洸辈之交涉何如？与苗沛霖辈之交涉何如？即与其部下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辈之交涉何如？此诸党魁之各各互相交涉又何如？其必缫演前代血腥之覆轨，无待蓍蔡矣。此真吾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洗涤之奇辱也。
七曰革命时代外族势力之消长。呜呼！吾观法国大革命后，经过恐怖时代，巴黎全市，血污充塞，而各国联军干涉，犹能以独力抵抗，不移时而出拿破仑，大行复仇主义以震慑欧陆。吾因是以反观中国，吾不自知其汗浃背而泪承睫矣。中国每当国内革命时代，即外族势力侵入之时代也。综观历史上革命与外族之关系，可分为五种：一曰革命军借外族之力以倒旧政府者，如申侯之以犬戎亡周，李世民这以突厥亡隋，石敬瑭之以燕云十六州赂契丹等类是也。
二曰旧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军者，如郭子仪之以吐蕃、回纥讨安史，李鸿章之以戈登灭洪秀全等类是也。
三曰旧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军而彼此两毙者，如吴三桂以满洲亡李闯，而并以亡明是也。
四曰革命军借外族之力以倒政府而彼此两毙者，如成都王颖以刘渊为大单于，同抗王室，卒不能成，而遂以亡晋是也。
五曰革命军败后，引外族以为政府患者，如汉初陈豨、卢绾辈，东汉初卢芳辈之导匈奴，唐初刘黑闼、梁师都辈之导突厥等类是也。
此皆其直接关系也。若语其间接者，则如刘项阋而冒顿坐大，八王乱而十六国势成，安史扰而蕃鹘自强，五代棼而契丹全盛，闯献毒氛遍中原，而满洲遂尽收关外部落，此则未假其力以前，而先有以养其势者矣。呜呼！以汉高之悍鸷，而忍垢于白登之役；以唐太之神武，而遣憾于高丽之师；我国史之污点，其何日之能雪耶？即如最近数十年间西力之东渐，固由帝国主义自然膨胀之力，而常胜军之关系，亦宁浅薄耶？
识者观此，毛发俱栗矣。
（后文看图）
近数年来之中国，可谓言论时代也已矣。近数年来中国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凡发言者不可不求其论据于历史，凡实行者愈不可不鉴其因果于历史，吾故为《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欲与举国言论家一商榷焉。
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惟心醉狭义的革命。故吾今所研究，亦在此狭义的革命。
十九世纪者，全世界革命之时代也，而吾中国亦介立其间，曾为一次之大革命也。
顾革命同而其革命之结果不同。所谓结果者，非成败之云也。欧洲中原之革命军，败者强半，而其所收结果，与成焉者未或异也。胡乃中国而独若此？西哲有言：“历史者，民族性质之缫演物也。”吾缘恶果以溯恶因，吾不得不于此焉诇之。
中国革命史与泰西革命史比较，其特色有七：一曰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泰西之革命，皆团体革命也。英人千六百四十六年之役，冲其锋者为国会军；美人千七百七十六年之役，主其事者为十三省议会；又如法国三度之革命，则皆议员大多数之发起而市民从而附和也；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后，欧洲中原诸地之革命，莫非由上流团体主持其间也。
综而论之，则自希腊、罗马以迄近世革命之大举百十见，罔非平民团体与贵族团体相阋争也。独吾中国不然，数千年来革命之迹，不绝于史乘，而求其主动之革命团体，无一可见。惟董卓之役，关东州郡会合，推袁绍为盟主以起义，庶几近之，然不旋踵而同盟涣矣。自余若张角之天书，徐鸿儒之白莲教，洪秀全之天主教，虽处心积虑，历有年所，聚众稍夥，然后从事，类皆由一二私人之权术，于团体之义仍无当也。其在现世，若哥老、三合之徒，就外观视之，俨然一团体，然察其实情，无有也。
且其结集已数百年，而革命之实，竟不克一举也。此后或别有枭雄者起，乃走附焉而受其利用，则非吾所敢言；若此团体之必不能以独力革命，则吾所敢言也。故数千年莽莽相寻之革命，其蓄谋焉，戮力焉，喋血焉，奏凯焉者，靡不出于一二私人，此我国革命与泰西革命最相违之点也。
二曰有野心的革命而无自卫的革命。革命之正义，必其起于不得已者也。曷云乎不得已？自从事革命者，未之前闻。
若楚汉间之革命，固云父老苦秦苛法，然陈涉不过曰：“苟富贵，毋相忘”；项羽不过曰：“彼可取而代也”；汉高不过曰：“某业所就，孰与仲多”？其野心自初起时而已然矣。此外若赵氏之南越，窦氏之河西，马氏之湖南，钱氏之吴越，李氏之西夏，其动机颇起于自卫，然于大局固无关矣。
故中国百数十次之革命，自其客观的言之，似皆不得已；自其主观的言之，皆非有所谓不得已者存也。何也？无论若何好名目，皆不过野心家之一手段也。
三曰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泰西革命之主动，大率在中等社会，盖上等社会则其所革者，而下等社会又无革之思想、无革之能力也。今将中国革命史上之事实类表之，则：表例说明：（一）凡在本朝任一方镇，拥土地人民以为凭借者，皆谓之上等社会；（二）凡欺人孤儿寡妇，假名禅让以窃国者，不以入革命之列。
准此以谈，则数千年历史上，求所谓中等社会之革命者，舍周共和时代国人流王于彘之一事，此后盖閔乎未有闻也。
（或疑中等与下等之界线颇难划，同为无所凭借，则中与下等耳，于何辨之？曰：起事者为善良之市民，命之曰中等；其为盗贼，命之曰下等。或由下等而渐进为中等，不能计也，或裹胁善良之市民，亦不能计也。）夫泰西史上之新时代，大率以生计问题为枢纽焉，即胎孕革命者，此亦其重要之一原因也。故中等社会，常以本身利害之关系，遂奋起而立于革命之场。若中国则生计之与政治，向固绝对影响者存也，故彼中革命一最要之机关，而我独阙如也。
四曰革命之地段。吾欲假名泰西之革命曰单纯革命，假名中国之革命（历史上的）曰复杂革命。长期国会时之英国，除克林威尔一派外，无他革命军也；独立时之美国，除华盛顿一派外，无他革命军也。自余各国前事，大都类是（其成者每类是，反之而各地蜂起者每不成。）中国不然。秦末之革命，与项羽、汉高相先后者，则陈涉、吴广也，武臣也，葛婴也，周市也，田儋也，景驹也，韩广也，吴芮也，如是者数十辈。西汉末之革命，与光武相先后者，则樊崇也，徐宣、谢禄、杨音也，刁子都也，王郎也，秦丰也，平原女子迟昭平也，王常、成丹也，王匡、王凤也，朱鲔、张印也。陈牧、廖湛也，李宪也，公孙述也，隗嚣也，窦融也，卢芳也，彭宠也，张步也，刘永、董宪也，如是者数十辈。东汉末之革命，与曹操、刘备、孙权相先后者，则黄巾十余大部也，董卓也，北宫伯玉也，张燕也，李傕、郭汜也，袁绍也，袁术也，吕布也，公孙瓒也，张鲁也，刘璋也，韩遂、马腾也，陶谦也，张绣也，刘表也，公孙渊也，如是者数十辈。隋末之革命，与李唐相先后者，则王薄、孟让也，窦建德也，张金称、高士达也，郝孝德也，杨玄感也，刘元进也，杜伏威、辅公袥也，宇文化及也，李弘芝也，翟让、李密也，徐圆朗也，梁师都也，王世充也，刘武周也，薛举也，李轨也，郭子和也，朱粲也，林士弘也，高开道也，刘黑闼也，如是者数十辈。自余各朝之鼎革大都类是。（以胪列此等人名，干燥无味，故后代阙之。）即如最近洪杨之役，前乎彼者，广西群盗，既已积年；后乎彼者，捻、回、苗、夷，蜂起交迫，犹前代也。由是观之，中国无革命则已，苟其有之，则必百数十之革命军同时并起，原野厌肉，川谷阗血，全国糜烂，靡有孑遗，然后仅获底定。苟不尔者，则如汉之翟义，魏之毋丘俭，唐之徐敬业，并其破坏之目的亦不得达，更无论成立也。故泰西革命，被革命之祸者不过一方面，而食其利者全国；中国革命，则被革命之祸者全国，而食其利者并不得一方面。中国人闻革命而占栗，皆此之由。
五曰革命之时日。泰西之革命，其所敌者在旧政府，旧政府一倒，而革命之潮落矣，所有事者，新政府成立善后之政略而已，其若法兰西之变为恐怖时代者，盖仅见也，故其革命之时日不长。中国不然，非群雄并起，天下鼎沸，则旧政府必不可得倒，如是者有年；既倒之后，新政府思所以削平群雄，绥靖鼎沸，如是者复有年。故吾中国每一度大革命，长者数十年，短者亦十余年。试表列之（表略）
由是观之，中国革命时日之长，真有令人失惊者。且犹有当注意者一事，则旧政府既倒以后，其乱亡之时日，更长于未倒以前是也。（其间惟元明之交，其现象出常例外，则由革命军太无力，久不能倒旧政府耳，其性质非有以异于前代也。）当其初革伊始，未尝不曰，吾之目的，在倒旧政府而已。及其机之既动，则以悬崖转石之势，波波相续，峰峰不断，驯至数十年、百年而未有已。泰西新名词曰“强权强权”，强权之行，殆野蛮交涉之通例，而中国其尤甚者也；中国之革命时代，其尤甚者也。如斗蟀然，百蟀处于笼，越若干日而毙其半，越若干日而毙其六七，越若干日而毙其八九，更越若干若干日，群蟀悉毙，仅余其一，然后斗之事息。中国数千年之革命，殆皆若是。故其人民，襁褓已生金革之里，垂老犹厌鼙鼓之声，朝避猛虎夕长蛇，新鬼烦冤旧鬼哭，此其事影响于社会之进步者，最酷且烈。夫中国通称三十年为一世，谓人类死生递嬗之常期也。
其在平和时代，前人逝而后人直补其缺，社会之能力，始继续而不断；若其间有青黄不接之顷，则进化之功用，或遂中止焉矣。英国博士福亚氏，尝以统计上学理，论人口死亡之率，谓：“英国生产者一百万人中，其十五岁至四十五岁间，以肺痨病死者七万二千三百九十七人。譬如每人以三十年间力作所得，平均可得二百磅，则是肺痨一症，使英国全国之总殖损失千四百四十七万九千四百镑也。”此等语随机指点，已有足令人瞿然惊者。然此犹生计上直接之损害也，若语其间接者，则壮者死亡离散，而生殖力之损耗，有去无来，人道或几乎息。观中国历史上汉末、隋末、唐末之人口，比于前代全盛时，十仅存一，（参观《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篇。）此岂尽由于杀戮耶？亦生殖力之锐减为之原也。坐是之故，其所影响者，若生计上，若学术上，若道德上，若风俗上，前此经若干年之群演，而始达于某级程度者，至是忽一切中绝，混然复还于天造草昧之态状，文明之凝滞不进，皆此之由。泰西革命，蒙革命之害者不过一二年，而食其利者数百岁，故一度革命，而文明之程度进一级。中国革命，蒙革命之害者动百数十岁，而食其利者不得一二年，故一度革命，而所积累以得之文明，与之俱亡。此真东西得失之林哉！
六曰革命家与革命家之交涉。泰西革命家，其所认为公敌者，惟现存之恶政府而已，自他皆非所敌也；若法国革命后，而有各党派之相残，则其例外仅见者也。中国不然，百数十之革命军并起，同道互戕，于旧政府之外，而为敌者各百数十焉，此鼎革时代之通例，无庸枚举者也。
此犹曰异党派者为然也。然其在同党，或有事初起而相屠者，如武臣之于陈涉，陈友谅之于徐寿辉之类是也；或有事将成而相屠者，如刘裕之于刘毅，李密之于翟让之类是也；或有事已成而相屠者，如汉高祖、明太祖之于其宿将功臣皆是也；求其同心戮力、全始全终者，自汉光武以外，殆无一人。夫岂必远征前代，即如最近洪杨之役，革命之进行，尚未及半，而韦昌辉与石达开同杀杨秀清矣，昌辉旋复谋杀达开矣，诸将复共杀昌辉矣。军至金陵，喘卢甫定，而最初歃血聚义之东、西、南、北、翼五王，或死或亡，无复一存矣。其后陈玉成被卖于苗沛霖，而上游始得安枕；谭绍洸被杀于郜云官等，而苏州始下，金陵随之而亡。岂必官军之能强，毋亦革命家之太不济也。吾前进屡言，非有高尚、严正、纯洁之道德心者，不可以行革命，亦谓此而已，亦谓此而已。彼时洪杨等固无力以倒北京政府也，借令有之，试思其后此与张总愚、赖汶洸辈之交涉何如？与苗沛霖辈之交涉何如？即与其部下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辈之交涉何如？此诸党魁之各各互相交涉又何如？其必缫演前代血腥之覆轨，无待蓍蔡矣。此真吾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洗涤之奇辱也。
七曰革命时代外族势力之消长。呜呼！吾观法国大革命后，经过恐怖时代，巴黎全市，血污充塞，而各国联军干涉，犹能以独力抵抗，不移时而出拿破仑，大行复仇主义以震慑欧陆。吾因是以反观中国，吾不自知其汗浃背而泪承睫矣。中国每当国内革命时代，即外族势力侵入之时代也。综观历史上革命与外族之关系，可分为五种：一曰革命军借外族之力以倒旧政府者，如申侯之以犬戎亡周，李世民这以突厥亡隋，石敬瑭之以燕云十六州赂契丹等类是也。
二曰旧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军者，如郭子仪之以吐蕃、回纥讨安史，李鸿章之以戈登灭洪秀全等类是也。
三曰旧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军而彼此两毙者，如吴三桂以满洲亡李闯，而并以亡明是也。
四曰革命军借外族之力以倒政府而彼此两毙者，如成都王颖以刘渊为大单于，同抗王室，卒不能成，而遂以亡晋是也。
五曰革命军败后，引外族以为政府患者，如汉初陈豨、卢绾辈，东汉初卢芳辈之导匈奴，唐初刘黑闼、梁师都辈之导突厥等类是也。
此皆其直接关系也。若语其间接者，则如刘项阋而冒顿坐大，八王乱而十六国势成，安史扰而蕃鹘自强，五代棼而契丹全盛，闯献毒氛遍中原，而满洲遂尽收关外部落，此则未假其力以前，而先有以养其势者矣。呜呼！以汉高之悍鸷，而忍垢于白登之役；以唐太之神武，而遣憾于高丽之师；我国史之污点，其何日之能雪耶？即如最近数十年间西力之东渐，固由帝国主义自然膨胀之力，而常胜军之关系，亦宁浅薄耶？
识者观此，毛发俱栗矣。
（后文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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