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发力取长补短 京津冀打造物联网全链条发展集聚区
来源:河北日报
联合发力 优势互补 取长补短
京津冀打造物联网全链条发展集聚区
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高度集成和综合运用，是继计算机和互联网之后，世界信息产业的第三次浪潮，对社会的影响也越发深远。
在4月23日石家庄市举办的2021京津冀物联网产业对接活动中，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京津冀物联网产业发展白皮书（2021）》提出，在京津冀一体化战略背景下，三地政府联合发力、优势互补、取长补短，致力于打造物联网全要素支撑、全链条发展的集聚区。
京津冀物联网产业规模占比保持上升
“北京市将发展物联网产业作为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核心驱动力。”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党委书记蒋艳表示。
北京聚集整合创新资源，提升持续创新能力。该市积累了丰富的物联网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资源，形成了物联网“感、传、智、用”四层整体产业链条。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物联网产业产值达到千亿级，物联网企业总数超过3000家，其中规模以上的物联网企业超过500家。在应用示范方面，北京市全面规划了十大重点领域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初步建成首个城市物联网应用支撑平台。
天津以产业园区为抓手，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链。
天津市积极推动物联网产业发展，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培育，在芯片研发、射频识别标签、专用传感器、应用解决方案设计、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领域已具备一定的规模，初步形成感知、超算、芯片、解决方案、系统集成等较完整的产业链。该市在智慧交通、智慧物流、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领域开展物联网应用，取得了良好应用示范效果。在产业园区方面，天津形成了滨海新区高新区、滨海新区开发区和滨海新区保税区三大园区。
河北注重产业顶层设计，应用类企业特色突出。
河北省高度重视物联网产业发展，目前形成了关键芯片与器件、传感器、网络传输、应用软件开发、智能硬件制造、系统集成及应用服务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物联网从业企业100余家，其中绝大多数为集成应用类企业，小部分为研发类企业。
研发创新方面，河北形成了中电科第13、54所的通信软件与专用集成电路设计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高密度集成电路封装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国家半导体器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国家级研发创新平台等创新机构。
截至2020年11月，京津冀三地在A股市场共有物联网概念上市公司43家，占全国物联网概念上市公司的比重为19.19%。去年前三季度，这43家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4550.23亿元，同比增长5.75%，占全国物联网概念上市公司营业收入的24.14%，同比增加0.64个百分点。
蒋艳认为，京津冀物联网产业规模占比保持上升，但京津冀龙头企业优势并不明显，三地龙头企业以国有企业为主。
整合优势资源，协同打造物联网产业发展优势
在蒋艳看来，京津冀物联网产业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形成了各自发展特色，并正在整合优势资源推进区域内物联网产业进一步发展。
区域协同战略为产业发展提供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充分发挥三地优势，取长补短，实现协同发展提供了支撑。北京在研发实力、金融配套、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具备优势，天津在研发、制造等方面具备较强实力，北京和天津优势企业可以利用河北成本较低的土地、广阔的市场、丰富的劳动力以及充足的资源，到河北投资设厂或者开发合作项目，实现创新成果和资本的输出，带动河北协同发展。
三地产业发展基础良好。京津冀地区是我国重要的集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的城市集群，是国内重要的重工业生产制造基地。依托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拥有大量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物联网技术研发实力雄厚，传输网络密集，重工业发展强劲，物联网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三地政府支持产业发展。京津冀三地政府正全力推进打造全国性物联网全要素支撑、全链条发展的产业集聚区，成为物联网产业创新中心、物联网应用先行区、物联网创新改革综合试验区、物联网产业创新高地。
技术研发及标准研制优势明显。拥有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众多高等科研院校，以及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等组织，综合科研实力强劲，在视频监控、无线智能传感器网络通信技术、微型传感器、传感器终端机、移动基站等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
产业链条基本完善。拥有中星微电子、大唐电信、清华同方、时代凌宇、昆仑海岸等业务领域涉及物联网感知、传输、智能处理、应用各架构层的物联网企业，在核心芯片研发、关键零部件及模组制造、整机生产、系统集成以及软件设计等领域，均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
产业应用发展取得一定成效。北京、天津、河北在物联网应用示范方面已经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主要聚焦在城市应急管理、社会安全、物流、市政市容管理应用、环境监测监管、水资源管理、安全生产监管、节能减排检测监管、医疗卫生及农产品和产品监管等领域。
打造京津冀物联网产业国际竞争力
尽管京津冀物联网产业发展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京津冀物联网产业发展也存在资源布局不平衡、地区发展特色不突出、产业链各环节实力不均、龙头企业引领带动力不足、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
“为此，白皮书指出京津冀物联网产业在进一步明确三地发展定位的基础上，重点推进区域统筹协调、构建产业发展生态等工作，从而实现物联网产业的协同发展。”蒋艳解读道。
明确产业发展定位。北京可立足高端创新资源和人才聚集优势，聚焦产业链高精尖环节进行研发创新，成为自主创新、原始创新的重要源头，推动创新成果在津冀区域转化应用，实现创新资源辐射外溢不断提升。天津可发挥既有产业基础和科研优势，建成重要的软件基地和主要的电子技术研发基地、生产基地。河北可利用环京津区位、市场、技术及产业基础优势，加强上下游合作，承接京津科技成果到河北孵化转化，重点发展生产制造环节。同时整合区域创新资源，优化创新机制，开展产学研合作，提升创新能力。
强化区域统筹协调。统筹推进物联网产业技术创新、产业培育、应用示范、标准研制、基地建设、公共服务、信息安全等的协调发展，形成产业链配套和区域分工合作以及资源共享、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探索跨区域实施“链长制”管理，形成产业链整体优势。按照“强链、延链、补链”要求对三地物联网领域特色优势环节进行重点扶持，补齐短板，实现产业自主可控，提升国际竞争力。
构建产业发展生态。积极引进和培育关联性大、带动性强的大企业、大集团，以及具有“专、精、特、新”特征的成长性较强的中小企业，发挥其辐射、示范、信息扩散和销售网络的产业龙头作用，对产业重点领域给予优惠政策，引导区域物联网产业向符合未来发展趋势和地区发展实际的方向前进。
此外，还包括培育国家级物联网产业示范基地，坚持创新驱动产业发展，强化规模化示范应用。（记者米彦泽）
责任编辑:耿杰飞https://t.cn/A6VhIXxJ
来源:河北日报
联合发力 优势互补 取长补短
京津冀打造物联网全链条发展集聚区
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高度集成和综合运用，是继计算机和互联网之后，世界信息产业的第三次浪潮，对社会的影响也越发深远。
在4月23日石家庄市举办的2021京津冀物联网产业对接活动中，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京津冀物联网产业发展白皮书（2021）》提出，在京津冀一体化战略背景下，三地政府联合发力、优势互补、取长补短，致力于打造物联网全要素支撑、全链条发展的集聚区。
京津冀物联网产业规模占比保持上升
“北京市将发展物联网产业作为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核心驱动力。”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党委书记蒋艳表示。
北京聚集整合创新资源，提升持续创新能力。该市积累了丰富的物联网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资源，形成了物联网“感、传、智、用”四层整体产业链条。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物联网产业产值达到千亿级，物联网企业总数超过3000家，其中规模以上的物联网企业超过500家。在应用示范方面，北京市全面规划了十大重点领域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初步建成首个城市物联网应用支撑平台。
天津以产业园区为抓手，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链。
天津市积极推动物联网产业发展，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培育，在芯片研发、射频识别标签、专用传感器、应用解决方案设计、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领域已具备一定的规模，初步形成感知、超算、芯片、解决方案、系统集成等较完整的产业链。该市在智慧交通、智慧物流、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领域开展物联网应用，取得了良好应用示范效果。在产业园区方面，天津形成了滨海新区高新区、滨海新区开发区和滨海新区保税区三大园区。
河北注重产业顶层设计，应用类企业特色突出。
河北省高度重视物联网产业发展，目前形成了关键芯片与器件、传感器、网络传输、应用软件开发、智能硬件制造、系统集成及应用服务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物联网从业企业100余家，其中绝大多数为集成应用类企业，小部分为研发类企业。
研发创新方面，河北形成了中电科第13、54所的通信软件与专用集成电路设计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高密度集成电路封装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国家半导体器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国家级研发创新平台等创新机构。
截至2020年11月，京津冀三地在A股市场共有物联网概念上市公司43家，占全国物联网概念上市公司的比重为19.19%。去年前三季度，这43家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4550.23亿元，同比增长5.75%，占全国物联网概念上市公司营业收入的24.14%，同比增加0.64个百分点。
蒋艳认为，京津冀物联网产业规模占比保持上升，但京津冀龙头企业优势并不明显，三地龙头企业以国有企业为主。
整合优势资源，协同打造物联网产业发展优势
在蒋艳看来，京津冀物联网产业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形成了各自发展特色，并正在整合优势资源推进区域内物联网产业进一步发展。
区域协同战略为产业发展提供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充分发挥三地优势，取长补短，实现协同发展提供了支撑。北京在研发实力、金融配套、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具备优势，天津在研发、制造等方面具备较强实力，北京和天津优势企业可以利用河北成本较低的土地、广阔的市场、丰富的劳动力以及充足的资源，到河北投资设厂或者开发合作项目，实现创新成果和资本的输出，带动河北协同发展。
三地产业发展基础良好。京津冀地区是我国重要的集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的城市集群，是国内重要的重工业生产制造基地。依托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拥有大量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物联网技术研发实力雄厚，传输网络密集，重工业发展强劲，物联网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三地政府支持产业发展。京津冀三地政府正全力推进打造全国性物联网全要素支撑、全链条发展的产业集聚区，成为物联网产业创新中心、物联网应用先行区、物联网创新改革综合试验区、物联网产业创新高地。
技术研发及标准研制优势明显。拥有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众多高等科研院校，以及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等组织，综合科研实力强劲，在视频监控、无线智能传感器网络通信技术、微型传感器、传感器终端机、移动基站等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
产业链条基本完善。拥有中星微电子、大唐电信、清华同方、时代凌宇、昆仑海岸等业务领域涉及物联网感知、传输、智能处理、应用各架构层的物联网企业，在核心芯片研发、关键零部件及模组制造、整机生产、系统集成以及软件设计等领域，均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
产业应用发展取得一定成效。北京、天津、河北在物联网应用示范方面已经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主要聚焦在城市应急管理、社会安全、物流、市政市容管理应用、环境监测监管、水资源管理、安全生产监管、节能减排检测监管、医疗卫生及农产品和产品监管等领域。
打造京津冀物联网产业国际竞争力
尽管京津冀物联网产业发展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京津冀物联网产业发展也存在资源布局不平衡、地区发展特色不突出、产业链各环节实力不均、龙头企业引领带动力不足、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
“为此，白皮书指出京津冀物联网产业在进一步明确三地发展定位的基础上，重点推进区域统筹协调、构建产业发展生态等工作，从而实现物联网产业的协同发展。”蒋艳解读道。
明确产业发展定位。北京可立足高端创新资源和人才聚集优势，聚焦产业链高精尖环节进行研发创新，成为自主创新、原始创新的重要源头，推动创新成果在津冀区域转化应用，实现创新资源辐射外溢不断提升。天津可发挥既有产业基础和科研优势，建成重要的软件基地和主要的电子技术研发基地、生产基地。河北可利用环京津区位、市场、技术及产业基础优势，加强上下游合作，承接京津科技成果到河北孵化转化，重点发展生产制造环节。同时整合区域创新资源，优化创新机制，开展产学研合作，提升创新能力。
强化区域统筹协调。统筹推进物联网产业技术创新、产业培育、应用示范、标准研制、基地建设、公共服务、信息安全等的协调发展，形成产业链配套和区域分工合作以及资源共享、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探索跨区域实施“链长制”管理，形成产业链整体优势。按照“强链、延链、补链”要求对三地物联网领域特色优势环节进行重点扶持，补齐短板，实现产业自主可控，提升国际竞争力。
构建产业发展生态。积极引进和培育关联性大、带动性强的大企业、大集团，以及具有“专、精、特、新”特征的成长性较强的中小企业，发挥其辐射、示范、信息扩散和销售网络的产业龙头作用，对产业重点领域给予优惠政策，引导区域物联网产业向符合未来发展趋势和地区发展实际的方向前进。
此外，还包括培育国家级物联网产业示范基地，坚持创新驱动产业发展，强化规模化示范应用。（记者米彦泽）
责任编辑:耿杰飞https://t.cn/A6VhIXxJ
【解读《吉林省法律援助条例》】
一、哪类人群可享受法律援助？
《吉林省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包括总则、法律援助范围和形式、法律援助申请和受理、法律援助实施、法律援助人员和受援人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以及附则，共七章五十一条。
什么是法律援助？什么人可以享受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又可以提供哪些援助？
从《条例》可以看出，法律援助是国家建立的保障经济困难公民和特殊案件当事人获得必要的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
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应当依法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业务标准的法律服务。在律师事务所执业的律师每年应当办理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案件，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情况作为执业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
那么，到底哪些人可以享受法律援助呢？《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家庭人均收入未达到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公民和家庭人均收入未达到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最低工资标准1.5倍的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军人军属，申请法律援助且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受理范围，法律援助机构应当给予法律援助。
此外，吉林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要求和本省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需要，对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予以调整。
二、哪些事项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条例》规定，当公民对需要代理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那么，到底哪些事项，公民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这些具体的事项包括：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或者因劳动争议请求给付经济补偿、赔偿金的；主张因见义勇为或者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因交通事故、工伤、医疗、食品药品安全、环境污染、产品质量等造成人身损害或者财产损失，请求赔偿或者补偿的；因婚姻、继承及其财产纠纷主张民事权益的；因遭受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和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等侵害主张合法权益的；因购买使用农业生产资料受到侵害主张合法权益的；因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主张合法权益的；主张享受义务教育权利的；法律、法规、国家和省政府规定的其他法律援助事项。
此外，在刑事诉讼中，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辩护人、代理人的公民，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三、除困难群众这些人也可享受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受助的群体，不仅仅局限于有经济困难的社会群体中，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特定情况下，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可以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由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申请法律援助。
这些情况包括：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属于一级或者二级智力残疾的；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经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此外，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自知悉该情形之日起三日内，书面通知所在地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所属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些情形包括：未成年人；盲、聋、哑人；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人。
四、部分情形法律机构可按时限指派法律援助人员
《条例》还规定，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在开庭十五日前书面通知所在地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所属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人民法院缺席审判刑事案件，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十五日前书面通知所在地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所属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强制医疗案件中的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十五日前书面通知所在地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所属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不服司法机关生效裁判或者决定，具有法定申诉理由及明确事实依据，并经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决定受理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机构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看守所等场所派驻值班律师，为没有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
五、法律援助该如何申请？
法律援助可以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等援助方式，那么，法律援助到底该如何申请呢？
《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法律援助一般由申请人向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所属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
但是有特殊情形的，如：申请事项涉及诉讼或者仲裁的，向该案件管辖机关或者办理机构所在地的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所属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申请事项涉及义务机关、义务人、被请求人的，向该义务机关、义务人、被请求人住所地或者法律事项发生地的县级司法行政部门所属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审理的案件涉及法律援助的，向省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所属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
需要注意的是，申请人向两个以上有受理权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由先受理的法律援助机构办理。
申请人无法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的，即：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申请。申请人无法定代理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不履行申请义务的，由其住所地村（居）民委员会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组织或者人员代为申请。
申请人为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员、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可以通过办理案件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或者所在的监狱、看守所、强制隔离戒毒所转交申请，也可以由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代为申请。
六、申请法律援助该准备哪些材料？
申请法律援助，有哪些步骤？又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
《条例》规定，公民申请法律援助时，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填写申请表；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或者代为转交申请的有关机构工作人员代为填写并作书面记录，由申请人确认。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交的材料有：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明，代理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并载明代理人的基本情况；申请人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相关单位出具的申请人及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经济状况证明，申请人向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主张权益的，无须提交家庭成员经济状况证明，但应当出具本人的经济状况证明以及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材料。
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法律援助人员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或者法律援助事项已办结后无新的事实、证据的，不得就同一事项再次申请法律援助。
《条例》还人性化地规定，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法律援助条件，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先行提供法律援助。这些情形包括：距法定时效届满不足七日，需要及时提起诉讼、行政复议或者申请仲裁的；需要立即申请财产保全、证据保全或者先予执行的以及有其他紧急或者特殊情形的。法律援助机构先行给予法律援助的，受援人应当在七日内补交规定的申请材料。
七、法律援助有这些不同方式
法律援助的方式，根据不同事项也不尽相同，到底都有哪些方式？
《条例》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根据不同申请事项，采取不同方式提供法律援助。这些方式包括：刑事辩护和刑事诉讼代理；民事、行政诉讼、行政复议代理；仲裁和其他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解答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形式。
法律援助，也能被终止。《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法律援助：
受援人的经济收入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受援人以提供虚假申请材料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案件依法终止审理或者被撤销的；受援人自行委托其他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但应当通知辩护的情形除外；受援人利用法律援助从事违法活动的；受援人故意隐瞒与案件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证据的；受援人拒不签署应当由其本人签字的法律文书和有关材料，导致法律援助事项无法办理的；获得先予援助的受援人未按规定补交材料的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终止的其他情形。
当然，受援人也享有一定的权利，即：了解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的情况；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对其个人信息保密；有证据证明法律援助人员未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的，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另行指派法律援助人员；对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司法行政部门投诉或者举报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八、放宽经济困难标准扩大援助范围
《吉林省法律援助条例》，是吉林省首部规范和促进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也是吉林省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治理效能的一项重要举措。
《条例》放宽了经济困难标准，降低法律援助门槛：将吉林省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放宽到最低工资标准；部分特殊群体，包括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军人军属，经济困难标准放宽到最低工资标准的1.5倍，这是目前全国较低的法律援助门槛。
《条例》还扩大了法律援助事项范围，在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法律援助事项范围的基础上，将中央《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中涉及的事项规定到地方性法规中，包括劳动保障、婚姻家庭、食品药品、教育医疗环境污染等与民生紧密相关的事项及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等涉农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将行政复议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将值班律师制度和受理申诉案件首次纳入吉林省法律援助工作中，充分保障了经济困难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此外，《条例》还规定了比较完备的法律援助申请和受理程序规定。也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援助实施制度，明确了各级政府和相关组织的责任，并对保障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合法权益作出规定。
九、《条例》填补吉林省法律援助立法的空白
《吉林省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实施，对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法律援助是保障经济困难公民和特殊案件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是社会公共法律服务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的民生工程。《条例》的颁布实施，为规范吉林省法律援助有关工作制度、促进全省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填补了吉林省法律援助立法的空白。
《条例》增加了将行政复议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在缺席审判刑事案件中提供法律援助，人民法院对于法律援助案件的诉讼费用予以缓收、减收、免收等内容，引导和促进各有关部门在法律援助工作中不断提升为群众服务的水平。
《条例》的颁布实施，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条例把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回应民生诉求，完善便民利民措施，努力为困难群众提供及时便利、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将涉及困难群体的矛盾纠纷纳入法治化轨道解决，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使符合条件的公民都能获得法律援助，平等享受法律保护，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一、哪类人群可享受法律援助？
《吉林省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包括总则、法律援助范围和形式、法律援助申请和受理、法律援助实施、法律援助人员和受援人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以及附则，共七章五十一条。
什么是法律援助？什么人可以享受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又可以提供哪些援助？
从《条例》可以看出，法律援助是国家建立的保障经济困难公民和特殊案件当事人获得必要的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
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应当依法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业务标准的法律服务。在律师事务所执业的律师每年应当办理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案件，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情况作为执业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
那么，到底哪些人可以享受法律援助呢？《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家庭人均收入未达到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公民和家庭人均收入未达到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最低工资标准1.5倍的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军人军属，申请法律援助且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受理范围，法律援助机构应当给予法律援助。
此外，吉林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要求和本省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需要，对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予以调整。
二、哪些事项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条例》规定，当公民对需要代理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那么，到底哪些事项，公民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这些具体的事项包括：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或者因劳动争议请求给付经济补偿、赔偿金的；主张因见义勇为或者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因交通事故、工伤、医疗、食品药品安全、环境污染、产品质量等造成人身损害或者财产损失，请求赔偿或者补偿的；因婚姻、继承及其财产纠纷主张民事权益的；因遭受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和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等侵害主张合法权益的；因购买使用农业生产资料受到侵害主张合法权益的；因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主张合法权益的；主张享受义务教育权利的；法律、法规、国家和省政府规定的其他法律援助事项。
此外，在刑事诉讼中，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辩护人、代理人的公民，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三、除困难群众这些人也可享受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受助的群体，不仅仅局限于有经济困难的社会群体中，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特定情况下，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可以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由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申请法律援助。
这些情况包括：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属于一级或者二级智力残疾的；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经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此外，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自知悉该情形之日起三日内，书面通知所在地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所属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些情形包括：未成年人；盲、聋、哑人；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人。
四、部分情形法律机构可按时限指派法律援助人员
《条例》还规定，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在开庭十五日前书面通知所在地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所属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人民法院缺席审判刑事案件，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十五日前书面通知所在地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所属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强制医疗案件中的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十五日前书面通知所在地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所属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不服司法机关生效裁判或者决定，具有法定申诉理由及明确事实依据，并经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决定受理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机构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看守所等场所派驻值班律师，为没有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
五、法律援助该如何申请？
法律援助可以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等援助方式，那么，法律援助到底该如何申请呢？
《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法律援助一般由申请人向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所属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
但是有特殊情形的，如：申请事项涉及诉讼或者仲裁的，向该案件管辖机关或者办理机构所在地的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所属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申请事项涉及义务机关、义务人、被请求人的，向该义务机关、义务人、被请求人住所地或者法律事项发生地的县级司法行政部门所属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审理的案件涉及法律援助的，向省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所属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
需要注意的是，申请人向两个以上有受理权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由先受理的法律援助机构办理。
申请人无法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的，即：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申请。申请人无法定代理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不履行申请义务的，由其住所地村（居）民委员会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组织或者人员代为申请。
申请人为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员、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可以通过办理案件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或者所在的监狱、看守所、强制隔离戒毒所转交申请，也可以由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代为申请。
六、申请法律援助该准备哪些材料？
申请法律援助，有哪些步骤？又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
《条例》规定，公民申请法律援助时，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填写申请表；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或者代为转交申请的有关机构工作人员代为填写并作书面记录，由申请人确认。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交的材料有：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明，代理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并载明代理人的基本情况；申请人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相关单位出具的申请人及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经济状况证明，申请人向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主张权益的，无须提交家庭成员经济状况证明，但应当出具本人的经济状况证明以及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材料。
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法律援助人员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或者法律援助事项已办结后无新的事实、证据的，不得就同一事项再次申请法律援助。
《条例》还人性化地规定，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法律援助条件，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先行提供法律援助。这些情形包括：距法定时效届满不足七日，需要及时提起诉讼、行政复议或者申请仲裁的；需要立即申请财产保全、证据保全或者先予执行的以及有其他紧急或者特殊情形的。法律援助机构先行给予法律援助的，受援人应当在七日内补交规定的申请材料。
七、法律援助有这些不同方式
法律援助的方式，根据不同事项也不尽相同，到底都有哪些方式？
《条例》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根据不同申请事项，采取不同方式提供法律援助。这些方式包括：刑事辩护和刑事诉讼代理；民事、行政诉讼、行政复议代理；仲裁和其他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解答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形式。
法律援助，也能被终止。《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法律援助：
受援人的经济收入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受援人以提供虚假申请材料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案件依法终止审理或者被撤销的；受援人自行委托其他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但应当通知辩护的情形除外；受援人利用法律援助从事违法活动的；受援人故意隐瞒与案件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证据的；受援人拒不签署应当由其本人签字的法律文书和有关材料，导致法律援助事项无法办理的；获得先予援助的受援人未按规定补交材料的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终止的其他情形。
当然，受援人也享有一定的权利，即：了解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的情况；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对其个人信息保密；有证据证明法律援助人员未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的，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另行指派法律援助人员；对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司法行政部门投诉或者举报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八、放宽经济困难标准扩大援助范围
《吉林省法律援助条例》，是吉林省首部规范和促进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也是吉林省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治理效能的一项重要举措。
《条例》放宽了经济困难标准，降低法律援助门槛：将吉林省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放宽到最低工资标准；部分特殊群体，包括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军人军属，经济困难标准放宽到最低工资标准的1.5倍，这是目前全国较低的法律援助门槛。
《条例》还扩大了法律援助事项范围，在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法律援助事项范围的基础上，将中央《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中涉及的事项规定到地方性法规中，包括劳动保障、婚姻家庭、食品药品、教育医疗环境污染等与民生紧密相关的事项及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等涉农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将行政复议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将值班律师制度和受理申诉案件首次纳入吉林省法律援助工作中，充分保障了经济困难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此外，《条例》还规定了比较完备的法律援助申请和受理程序规定。也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援助实施制度，明确了各级政府和相关组织的责任，并对保障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合法权益作出规定。
九、《条例》填补吉林省法律援助立法的空白
《吉林省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实施，对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法律援助是保障经济困难公民和特殊案件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是社会公共法律服务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的民生工程。《条例》的颁布实施，为规范吉林省法律援助有关工作制度、促进全省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填补了吉林省法律援助立法的空白。
《条例》增加了将行政复议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在缺席审判刑事案件中提供法律援助，人民法院对于法律援助案件的诉讼费用予以缓收、减收、免收等内容，引导和促进各有关部门在法律援助工作中不断提升为群众服务的水平。
《条例》的颁布实施，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条例把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回应民生诉求，完善便民利民措施，努力为困难群众提供及时便利、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将涉及困难群体的矛盾纠纷纳入法治化轨道解决，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使符合条件的公民都能获得法律援助，平等享受法律保护，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据中国古动物馆统计，截至2018年6月，全球已有超过2200个地点发掘出土包括了骨、足迹、恐龙蛋等恐龙化石。在被命名的千余种恐龙中，我国命名恐龙290种，数量位居全世界第一。中国正在用丰富的化石资源和强大的研究能力，重现真正的“侏罗纪世界”。
四川盆地拥有较完整的侏罗纪中早期陆地层，出土的化石样本极大地丰富了侏罗纪时期的恐龙演化链。河南西峡出土的恐龙蛋化石数量众多，种类遍布7科9属18种。广东南雄恐龙化石群同时保存有恐龙化石、蛋化石和足迹化石，为研究白垩纪末期生物灭绝、地质灾变等科学问题提供了重要证据。而中华龙鸟、尾羽龙等一系列带羽毛恐龙化石在辽西面世，使得百余年的科学假设“鸟类起源于恐龙”在中国得以越来越多的论证。
多彩恐龙世界的背后，是我国三代恐龙学家过去一百年间的辛勤耕耘。我国的恐龙发掘研究起步晚，且在起步阶段一直为外国学者所主导。1930年以后，以杨钟健先生为代表的第一代恐龙学家发掘命名原蜥脚类禄丰龙并将其复原展出。中国学者的恐龙研究就此开启。
第二代恐龙学家以董枝明先生和赵喜进先生为代表。前者是四川自贡大山铺动物群发掘第一人，填补了全球侏罗纪中期的化石研究空白，后者主持山东诸城龙骨涧发掘，此地出土的大型角龙化石，对白垩纪晚期恐龙迁徙规律的研究意义重大。第三代恐龙学家在梳理恐龙与鸟类关系的证据链方面成果斐然。其中，徐星博士于2000年致信纠正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关于“辽宁古盗鸟”的报道错误，并在《自然》杂志撰文命名该化石为新物种“赵氏小盗龙”，成为古生物学历史上最著名的事件之一。
如今，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发现了恐龙的生存印记。而CT和同步辐射成像技术、稳定同位素学方法等先进测量分析技术的发展，使得我国的恐龙研究如虎添翼，从化石出土到测算论证的时间缩短，探索更加深入多元。邢立达博士就是通过显微CT分析技术，在一枚琥珀中发现了白垩纪中期手盗龙的真身。此外，面对工业的快速发展，古生物学家们除了要适应艰苦的野外考察，还要尽全力守护出现在建筑工地的古生物遗迹。“我们正在快速行动，争取在糟糕的情况发生之前拿到更多数据。”邢立达博士说。
2018年3月22日，主导辽西热河生物群研究的古生物学家张弥曼女士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中国的古生物研究又一次获得了世界的肯定。未来，随着我国遗迹保护立法的健全以及对古生物科学考察的投入加大，越来越多的化石将破土重见天日，向今人讲述亘古的生命故事。
四川盆地拥有较完整的侏罗纪中早期陆地层，出土的化石样本极大地丰富了侏罗纪时期的恐龙演化链。河南西峡出土的恐龙蛋化石数量众多，种类遍布7科9属18种。广东南雄恐龙化石群同时保存有恐龙化石、蛋化石和足迹化石，为研究白垩纪末期生物灭绝、地质灾变等科学问题提供了重要证据。而中华龙鸟、尾羽龙等一系列带羽毛恐龙化石在辽西面世，使得百余年的科学假设“鸟类起源于恐龙”在中国得以越来越多的论证。
多彩恐龙世界的背后，是我国三代恐龙学家过去一百年间的辛勤耕耘。我国的恐龙发掘研究起步晚，且在起步阶段一直为外国学者所主导。1930年以后，以杨钟健先生为代表的第一代恐龙学家发掘命名原蜥脚类禄丰龙并将其复原展出。中国学者的恐龙研究就此开启。
第二代恐龙学家以董枝明先生和赵喜进先生为代表。前者是四川自贡大山铺动物群发掘第一人，填补了全球侏罗纪中期的化石研究空白，后者主持山东诸城龙骨涧发掘，此地出土的大型角龙化石，对白垩纪晚期恐龙迁徙规律的研究意义重大。第三代恐龙学家在梳理恐龙与鸟类关系的证据链方面成果斐然。其中，徐星博士于2000年致信纠正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关于“辽宁古盗鸟”的报道错误，并在《自然》杂志撰文命名该化石为新物种“赵氏小盗龙”，成为古生物学历史上最著名的事件之一。
如今，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发现了恐龙的生存印记。而CT和同步辐射成像技术、稳定同位素学方法等先进测量分析技术的发展，使得我国的恐龙研究如虎添翼，从化石出土到测算论证的时间缩短，探索更加深入多元。邢立达博士就是通过显微CT分析技术，在一枚琥珀中发现了白垩纪中期手盗龙的真身。此外，面对工业的快速发展，古生物学家们除了要适应艰苦的野外考察，还要尽全力守护出现在建筑工地的古生物遗迹。“我们正在快速行动，争取在糟糕的情况发生之前拿到更多数据。”邢立达博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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