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梅贻琦应清华校长周诒春之聘，到清华教物理。聘约三年，第一年工资345元，第二年345元，第三年365元。当时他只有26岁，比很多学生都年轻。
工作半年后，梅贻琦回天津见恩师张伯苓，表示自己沉默寡言，不善辞令，对教书没有什么兴趣，想换一个工作。
张伯苓一听，很是不悦，问:“你教多久了?”
梅贻琦答:“半年了。”
“才半年，怎么就知道自己没兴趣?年轻人要有点耐性。回去教书!”谁知这一训，就训出了位世界闻名的大学校长。
梅贻琦晚年对夫人韩咏华回忆此事说：“这可倒好，这一忍耐，几十年、一辈子下来了。”
梅贻琦的寡言少语使一般人或以为他严肃，或以为他谦和，或以为他没有主见。实际上，梅贻琦的主见也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他曾经和学生就“缓考”的事情发生过一次冲突。
1933年1月6日，学生自治会向学校要求缓考，理由并不是抗日救亡紧急，而是儒弱犬儒的“平津动摇、人心骚动，日方态度未明，时局瞬息万变，同学爱国有心，避危乏术，忧心忡忡，不可终日……”
梅贻琦断然拒绝了这种要求，回应道:“今国势危迫，不能以躬执干以卫国家民族者，必须于可能范围内努力进行其应作之工作。若以赤手空拳为尽先避难之口实，则平津数百万之市民孰非赤手空拳者，若皆闻风先避，则鱼烂土崩，人不亡我，我先自亡矣。”
他还发出《告同学书》:“当我们民族生命在呼吸之顷，我们如果不能多做事，至少不要少做事。假如你们真去拼命，我们极端赞成你们不读书。假如你们担任了后方的切实工作，我们决不反对你们告假。且平心静气、忠实地想一想:有，不必说;没有，你们就该做你们每天做的事，绝对不应该少做，不做……我们不忍看你们的行动趋于极端，更不忍社会对于清华学生失了期望，所以我们用最诚恳的态度进一忠言，而且这忠言也许就是最后。”
这几乎是宽厚谨慎的梅贻琦对学生最强硬的一次，他并不是反对学生参与政治活动，而是不喜欢学生在大时代面前自私和畏葸。
梅贻琦也并非不懂幽默，曾有人问他，那么多校长来来去去，为何只有他能在大师云集的清华大学立足？梅贻琦回答:“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人愿意倒梅(霉)!”
他的寡言也并非没人欣赏，陈寅恪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作为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会毫不犹豫地保护学生、老师。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学生们的抗日情绪非常激昂。“一二・九”运动后，数千名军警闯入清华大学逮捕学生。
清华大学教授叶公超后来回忆，当时他和(教授)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等聚集在梅贻琦家中商议怎么应付。几乎每个人都说了许多话，唯有梅贻琦静默不发一言。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之久，他还是一句话不说。
冯友兰问梅贻琦:“校长你看怎么样?”梅贻琦还是不说话。
叶公超忍不住说:“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
梅贻琦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
那一夜，全校熄灯，军警摸黑走遍各个宿舍，却发现宿舍楼几乎人去楼空，只好在天亮前胡乱抓了20多个学生。后来，学生们怀疑军警手里的名单是校方提供的，所以把教务长架到大礼堂前质问，并有学生扬言要打。
此时，身着一件深灰色长袍的梅贻琦慢步走来，登上台阶，对着两三百名学生，半分钟未发一言，然后用平时的语气慢吞吞地说:“要打，就打我!”
第二天，梅贻琦召集全校同学讲话。他说:“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
停了下，梅贻琦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
最后，梅贻琦表示:“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梅贻琦慎于发言，遇到问题时，也总是先征求对方意见:“你看怎么样?”当对方同意，他就会说“我看就这样办吧!”
如对方不同意，他就会语气和缓地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好。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
因为梅贻琦说话非常少，且非常慢，学生曾做打油诗来模仿他说话的语气:
大概或者也许是，
不过我们不敢说。
可是学校总认为，
恐怕仿佛不见得。
事后很多年再回看，才发现梅贻琦的每一个踟蹰与斟酌背后，是多么坚定。
#历史人物##民国##历史故事#
工作半年后，梅贻琦回天津见恩师张伯苓，表示自己沉默寡言，不善辞令，对教书没有什么兴趣，想换一个工作。
张伯苓一听，很是不悦，问:“你教多久了?”
梅贻琦答:“半年了。”
“才半年，怎么就知道自己没兴趣?年轻人要有点耐性。回去教书!”谁知这一训，就训出了位世界闻名的大学校长。
梅贻琦晚年对夫人韩咏华回忆此事说：“这可倒好，这一忍耐，几十年、一辈子下来了。”
梅贻琦的寡言少语使一般人或以为他严肃，或以为他谦和，或以为他没有主见。实际上，梅贻琦的主见也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他曾经和学生就“缓考”的事情发生过一次冲突。
1933年1月6日，学生自治会向学校要求缓考，理由并不是抗日救亡紧急，而是儒弱犬儒的“平津动摇、人心骚动，日方态度未明，时局瞬息万变，同学爱国有心，避危乏术，忧心忡忡，不可终日……”
梅贻琦断然拒绝了这种要求，回应道:“今国势危迫，不能以躬执干以卫国家民族者，必须于可能范围内努力进行其应作之工作。若以赤手空拳为尽先避难之口实，则平津数百万之市民孰非赤手空拳者，若皆闻风先避，则鱼烂土崩，人不亡我，我先自亡矣。”
他还发出《告同学书》:“当我们民族生命在呼吸之顷，我们如果不能多做事，至少不要少做事。假如你们真去拼命，我们极端赞成你们不读书。假如你们担任了后方的切实工作，我们决不反对你们告假。且平心静气、忠实地想一想:有，不必说;没有，你们就该做你们每天做的事，绝对不应该少做，不做……我们不忍看你们的行动趋于极端，更不忍社会对于清华学生失了期望，所以我们用最诚恳的态度进一忠言，而且这忠言也许就是最后。”
这几乎是宽厚谨慎的梅贻琦对学生最强硬的一次，他并不是反对学生参与政治活动，而是不喜欢学生在大时代面前自私和畏葸。
梅贻琦也并非不懂幽默，曾有人问他，那么多校长来来去去，为何只有他能在大师云集的清华大学立足？梅贻琦回答:“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人愿意倒梅(霉)!”
他的寡言也并非没人欣赏，陈寅恪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作为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会毫不犹豫地保护学生、老师。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学生们的抗日情绪非常激昂。“一二・九”运动后，数千名军警闯入清华大学逮捕学生。
清华大学教授叶公超后来回忆，当时他和(教授)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等聚集在梅贻琦家中商议怎么应付。几乎每个人都说了许多话，唯有梅贻琦静默不发一言。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之久，他还是一句话不说。
冯友兰问梅贻琦:“校长你看怎么样?”梅贻琦还是不说话。
叶公超忍不住说:“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
梅贻琦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
那一夜，全校熄灯，军警摸黑走遍各个宿舍，却发现宿舍楼几乎人去楼空，只好在天亮前胡乱抓了20多个学生。后来，学生们怀疑军警手里的名单是校方提供的，所以把教务长架到大礼堂前质问，并有学生扬言要打。
此时，身着一件深灰色长袍的梅贻琦慢步走来，登上台阶，对着两三百名学生，半分钟未发一言，然后用平时的语气慢吞吞地说:“要打，就打我!”
第二天，梅贻琦召集全校同学讲话。他说:“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
停了下，梅贻琦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
最后，梅贻琦表示:“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梅贻琦慎于发言，遇到问题时，也总是先征求对方意见:“你看怎么样?”当对方同意，他就会说“我看就这样办吧!”
如对方不同意，他就会语气和缓地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好。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
因为梅贻琦说话非常少，且非常慢，学生曾做打油诗来模仿他说话的语气:
大概或者也许是，
不过我们不敢说。
可是学校总认为，
恐怕仿佛不见得。
事后很多年再回看，才发现梅贻琦的每一个踟蹰与斟酌背后，是多么坚定。
#历史人物##民国##历史故事#
1915年，梅贻琦应清华校长周诒春之聘，到清华教物理。聘约三年，第一年工资345元，第二年345元，第三年365元。当时他只有26岁，比很多学生都年轻。
工作半年后，梅贻琦回天津见恩师张伯苓，表示自己沉默寡言，不善辞令，对教书没有什么兴趣，想换一个工作。
张伯苓一听，很是不悦，问:“你教多久了?”
梅贻琦答:“半年了。”
“才半年，怎么就知道自己没兴趣?年轻人要有点耐性。回去教书!”谁知这一训，就训出了位世界闻名的大学校长。
梅贻琦晚年对夫人韩咏华回忆此事说：“这可倒好，这一忍耐，几十年、一辈子下来了。”
梅贻琦的寡言少语使一般人或以为他严肃，或以为他谦和，或以为他没有主见。实际上，梅贻琦的主见也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他曾经和学生就“缓考”的事情发生过一次冲突。
1933年1月6日，学生自治会向学校要求缓考，理由并不是抗日救亡紧急，而是儒弱犬儒的“平津动摇、人心骚动，日方态度未明，时局瞬息万变，同学爱国有心，避危乏术，忧心忡忡，不可终日……”
梅贻琦断然拒绝了这种要求，回应道:“今国势危迫，不能以躬执干以卫国家民族者，必须于可能范围内努力进行其应作之工作。若以赤手空拳为尽先避难之口实，则平津数百万之市民孰非赤手空拳者，若皆闻风先避，则鱼烂土崩，人不亡我，我先自亡矣。”
他还发出《告同学书》:“当我们民族生命在呼吸之顷，我们如果不能多做事，至少不要少做事。假如你们真去拼命，我们极端赞成你们不读书。假如你们担任了后方的切实工作，我们决不反对你们告假。且平心静气、忠实地想一想:有，不必说;没有，你们就该做你们每天做的事，绝对不应该少做，不做……我们不忍看你们的行动趋于极端，更不忍社会对于清华学生失了期望，所以我们用最诚恳的态度进一忠言，而且这忠言也许就是最后。”
这几乎是宽厚谨慎的梅贻琦对学生最强硬的一次，他并不是反对学生参与政治活动，而是不喜欢学生在大时代面前自私和畏葸。
梅贻琦也并非不懂幽默，曾有人问他，那么多校长来来去去，为何只有他能在大师云集的清华大学立足？梅贻琦回答:“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人愿意倒梅(霉)!”
他的寡言也并非没人欣赏，陈寅恪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作为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会毫不犹豫地保护学生、老师。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学生们的抗日情绪非常激昂。“一二・九”运动后，数千名军警闯入清华大学逮捕学生。
清华大学教授叶公超后来回忆，当时他和(教授)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等聚集在梅贻琦家中商议怎么应付。几乎每个人都说了许多话，唯有梅贻琦静默不发一言。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之久，他还是一句话不说。
冯友兰问梅贻琦:“校长你看怎么样?”梅贻琦还是不说话。
叶公超忍不住说:“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
梅贻琦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
那一夜，全校熄灯，军警摸黑走遍各个宿舍，却发现宿舍楼几乎人去楼空，只好在天亮前胡乱抓了20多个学生。后来，学生们怀疑军警手里的名单是校方提供的，所以把教务长架到大礼堂前质问，并有学生扬言要打。
此时，身着一件深灰色长袍的梅贻琦慢步走来，登上台阶，对着两三百名学生，半分钟未发一言，然后用平时的语气慢吞吞地说:“要打，就打我!”
第二天，梅贻琦召集全校同学讲话。他说:“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
停了下，梅贻琦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
最后，梅贻琦表示:“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梅贻琦慎于发言，遇到问题时，也总是先征求对方意见:“你看怎么样?”当对方同意，他就会说“我看就这样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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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或者也许是，
不过我们不敢说。
可是学校总认为，
恐怕仿佛不见得。
事后很多年再回看，才发现梅贻琦的每一个踟蹰与斟酌背后，是多么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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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半年后，梅贻琦回天津见恩师张伯苓，表示自己沉默寡言，不善辞令，对教书没有什么兴趣，想换一个工作。
张伯苓一听，很是不悦，问:“你教多久了?”
梅贻琦答:“半年了。”
“才半年，怎么就知道自己没兴趣?年轻人要有点耐性。回去教书!”谁知这一训，就训出了位世界闻名的大学校长。
梅贻琦晚年对夫人韩咏华回忆此事说：“这可倒好，这一忍耐，几十年、一辈子下来了。”
梅贻琦的寡言少语使一般人或以为他严肃，或以为他谦和，或以为他没有主见。实际上，梅贻琦的主见也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他曾经和学生就“缓考”的事情发生过一次冲突。
1933年1月6日，学生自治会向学校要求缓考，理由并不是抗日救亡紧急，而是儒弱犬儒的“平津动摇、人心骚动，日方态度未明，时局瞬息万变，同学爱国有心，避危乏术，忧心忡忡，不可终日……”
梅贻琦断然拒绝了这种要求，回应道:“今国势危迫，不能以躬执干以卫国家民族者，必须于可能范围内努力进行其应作之工作。若以赤手空拳为尽先避难之口实，则平津数百万之市民孰非赤手空拳者，若皆闻风先避，则鱼烂土崩，人不亡我，我先自亡矣。”
他还发出《告同学书》:“当我们民族生命在呼吸之顷，我们如果不能多做事，至少不要少做事。假如你们真去拼命，我们极端赞成你们不读书。假如你们担任了后方的切实工作，我们决不反对你们告假。且平心静气、忠实地想一想:有，不必说;没有，你们就该做你们每天做的事，绝对不应该少做，不做……我们不忍看你们的行动趋于极端，更不忍社会对于清华学生失了期望，所以我们用最诚恳的态度进一忠言，而且这忠言也许就是最后。”
这几乎是宽厚谨慎的梅贻琦对学生最强硬的一次，他并不是反对学生参与政治活动，而是不喜欢学生在大时代面前自私和畏葸。
梅贻琦也并非不懂幽默，曾有人问他，那么多校长来来去去，为何只有他能在大师云集的清华大学立足？梅贻琦回答:“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人愿意倒梅(霉)!”
他的寡言也并非没人欣赏，陈寅恪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作为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会毫不犹豫地保护学生、老师。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学生们的抗日情绪非常激昂。“一二・九”运动后，数千名军警闯入清华大学逮捕学生。
清华大学教授叶公超后来回忆，当时他和(教授)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等聚集在梅贻琦家中商议怎么应付。几乎每个人都说了许多话，唯有梅贻琦静默不发一言。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之久，他还是一句话不说。
冯友兰问梅贻琦:“校长你看怎么样?”梅贻琦还是不说话。
叶公超忍不住说:“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
梅贻琦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
那一夜，全校熄灯，军警摸黑走遍各个宿舍，却发现宿舍楼几乎人去楼空，只好在天亮前胡乱抓了20多个学生。后来，学生们怀疑军警手里的名单是校方提供的，所以把教务长架到大礼堂前质问，并有学生扬言要打。
此时，身着一件深灰色长袍的梅贻琦慢步走来，登上台阶，对着两三百名学生，半分钟未发一言，然后用平时的语气慢吞吞地说:“要打，就打我!”
第二天，梅贻琦召集全校同学讲话。他说:“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
停了下，梅贻琦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
最后，梅贻琦表示:“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梅贻琦慎于发言，遇到问题时，也总是先征求对方意见:“你看怎么样?”当对方同意，他就会说“我看就这样办吧!”
如对方不同意，他就会语气和缓地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好。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
因为梅贻琦说话非常少，且非常慢，学生曾做打油诗来模仿他说话的语气:
大概或者也许是，
不过我们不敢说。
可是学校总认为，
恐怕仿佛不见得。
事后很多年再回看，才发现梅贻琦的每一个踟蹰与斟酌背后，是多么坚定。
#微博公开课#
可以说是入职一年半来听到的第一节正式英语课
感慨老师的课堂操控能力 教学思路 师生互动
感慨学生的口语水平以及大方自信
更感慨的是我自己的现状
受不到外界的刺激与压力，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有在认真教书，但没有认真提升自己
身边人决定你的高度
我是个没有意志力的人
我又是个很容易没自信否定自己的人
带四五六年级英语兼韵律操
每天特别忙特别充实也有点累
但我好像就是个没有思想的工作傀儡
真的迷茫了…
感慨老师的课堂操控能力 教学思路 师生互动
感慨学生的口语水平以及大方自信
更感慨的是我自己的现状
受不到外界的刺激与压力，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有在认真教书，但没有认真提升自己
身边人决定你的高度
我是个没有意志力的人
我又是个很容易没自信否定自己的人
带四五六年级英语兼韵律操
每天特别忙特别充实也有点累
但我好像就是个没有思想的工作傀儡
真的迷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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