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浙大人，要做什么样的人？
27岁的浙大建筑工程学院硕博连读生宋透亮有一个答案。
就在这个春天，他做好决定，毕业后告别杭州，告别西湖。
这个家中的独子，还决定告别生活在江苏的父母，和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东部说再见。
他放弃了离家数千里的陕西省城固县，到这个国家连片贫困地区——秦巴山区，做一名基层公务员。
在浙大紫金港校区的一个咖啡吧，宋明亮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但不是一个匆忙的决定。
这也是他对一个问了他无数次的问题的回答。
五年前，宋透亮开始直面这个问题。那时，他从武汉一所大学的本科毕业，收到了浙大的研究生入学录取通知书。通知书最上方印着这样一段话：
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问问自己：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竺可桢
宋明亮第一次知道了竺可桢校长，知道了那是81年前，竺校长在1936年浙大秋季入学仪式上发出的提问。
竺可桢
在浙大求学的五年，宋明亮对这个问题思考了五年。
他也不断地通过社会理论寻找答案。2013年，他利用周末，坚持为杭州市郊的留守儿童义务支教6个月。2015年，他去浙江平湖市独山镇，4个月，踏访十多个村庄，收集大量第一手基层工作资料。2016年，他到四川宜宾开发区，调研建设领域民工工资发放问题，历时40余天。
他也不断地从老师那里寻找答案。学业导师董石麟院士的朴素、细致和严谨，副导师苏亮副教授对学生人生理想的呵护，他体悟到了。和社会实践导师、浙江省科技厅厅长周国辉的交往，让他看到了这位校友勤勉奋进、天下为公的品质。
宋明亮坦言，他想好了，在自己精力最好的时光，他将踏踏实实地服务西部基层群众。他感到特别幸福的是，他的女友，一个浙江余姚姑娘，浙大建筑工程学院的研究生，决心毕业后与他一起，同赴陕南工作。
他叙述自己最理想的状况是，几十年以后，能在乡村办一所学校，教书育人。
（2）
浙大人，要做什么样的人？
“当你走入浙大时，你不能不思考这个问题。”有一个叫阮俊华的浙大老师在给出自己的答案前，这样告诉我们。
立德树人。这是这位浙大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给自己的人生定位。1995年毕业于原浙江农业大学（1998年并入浙大）的阮俊华，留校，当过辅导员、团干部，早年到一个县做过3年的挂职干部。
他用18年的坚持，对自己的答案做了一个注脚。
自1999年始，阮俊华创建了“绿之源”、“绿色浙江”、“银丝带”、“黄土地”、“红领计划”、“青年博士志愿讲师团”、“紫领计划”等项目，向成百上千的青年学生传递责任担当和公益精神。他把这一系列公益育人平台命名为：彩虹人生。
浙江大学校园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从2010年12月至今，他在新浪博客网上，提前公布自己每周每日的工作时间，让学生了解他的根据时间安排，尽最大可能方便学生。
10年前，他创立“强鹰计划”，探索“导师带徒”式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新模式。如今，这个育人平台汇聚了130余位企业家、50余位党政领导干部，担任创业实践导师；吸收了888位浙大学子为学员，推动了100余位学员走上创业道路。
鹰，一只展翅飞翔的鹰，是浙大的校标。它寓意着浙大人的搏击、刚健。
今年4月30日，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学习或工作在纽约、硅谷、伦敦、墨尔本、东京、新加坡的“强鹰”人，千里迢迢，回到浙大校园，共庆“强鹰计划”十周年。
那天，年轻的“鹰”们，在浙大校园喊出一个豪迈的口号——
“从此你我像鹰，放眼寰球，志在天下！”
（3）
浙大人，要做什么样的人？
当竺可桢校长向全校师生提出这个问题时，中国并非一个太平的国，那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一年。
2017年春天，我们参观浙大校史馆，站在浙大西迁路线图前，想象着当年的艰苦斗争：1937年8月，日寇进攻上海，逼近杭州。9月，竺可桢校长带领师生离开杭州，横穿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6省，行程2600多公里，历时两年半，最终将校址迁到贵州省遵义、湄潭，并在当地办学7年。
“有一座叫遵义的小镇，那里可以见到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的浙江大学。遵义的房屋不足以容纳整个学校，浙大只能把校舍安排在年老失修的寺庙里，而那些科研人员居住于湄潭——遵义以东75公里处的一个美丽小镇……德高望重的学者，如院长们，尽管上了年纪，在不得不外出时，就必须攀上满载货物的军用卡车。”
这是当年的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考察了浙大后写下的文字。他对浙大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学术空气之浓、师生科研水平之高十分惊叹，盛赞浙大是“东方的剑桥”。
浙江大学校园
浙大人，要做什么样的人？先辈们做出了示范。
一批批的新浙大人，站在西迁图前沉思。
一批批的浙大学生，会选择假期重走西迁路，奔赴遵义、湄潭，怀念，或寻找，理想和力量。
陪同我们参观的年轻老师江宁宁，指着照片上的湄潭，如数家珍。当我们诧异她怎么如此熟悉那遥远的地方时，她解开了谜底。
江宁宁是浙江舟山人，2009年，从浙大法学院本科毕业后，她计划去支教一年。目的地是：湄潭。
那年夏天，8月中旬，浙大第3批赴湄潭的支教团——一行五人，乘火车从杭州出发，26 小时后到贵阳。随后，他们又坐汽车去湄潭。汽车在大山里钻了4小时。
海边来的江宁宁，第一次见识了大山的险峻。长途汽车急转弯时，看到窗外的万丈深渊，心都吊在嗓子眼。
到了湄潭，告诉出租车司机，去当地中学。司机就问，你们是浙大的吧？这问声中的亲切感让新来乍到的年轻人至今难忘。
小镇有竺可桢广场，有求是路，有求是高级中学。多熟悉的地方啊，虽然是第一次来。
让江宁宁记忆最深刻的是，她们去湄潭附近一个村小送衣被。那里只有十几个学生，一个老师。大冬天，江宁宁穿羽绒服，仍感到寒意。但那里的孩子衣着单薄，鞋子是破的，袜子没有。问老师需要什么，说还缺一架电子琴，上音乐课需要。
江宁宁说，湄潭支教一年，让她对这个国有了更深的了解，对自己应做什么样的人，有了更非常清晰的认识。
（4）
浙大人，要做什么样的人？
陶然，浙大中文系教授，每周二的晚上，在紫金港校区给非中文专业的本科生讲唐诗宋词。他给同学们讲李白、杜甫，讲陶渊明，讲苏东坡、陆游，在日积月累中，让大家知道，做怎样的中国人，做怎样的中国文化人。
在浙大，陶然的《唐诗经典研读》《宋词经典研读》《宋词研究》，被学生称为最受欢迎的通识课之一。有学生说，在浙大，想听陶教授的唐诗宋词课，就看你能不能“抢”到课了。
这是浙大人文教育传统的回归。
浙江大学校园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竺可桢主政浙大期间，理工科学生选读唐诗宋词，文科生去听微积分、物理学，不是什么罕有的事。
通识教育，是竺可桢的重要主张之一。 他在浙大一手抓科技教育和专业训练，另一手抓人文教育与精神涵养。
他延揽了苏步青、王淦昌、束星北等大批杰出科学家来浙大为学生传授自然之道，更礼聘马一浮 、梅光迪、张荫麟等文史大家为学生开启心灵知识，提示社会之理。
不知从何时起，教育的普遍化、功利化色彩越来越浓，过分强调专业分工，过于关注工具价值、技术教育的实用主义倾向越来越强。这种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变成了“材”，变成了“器”，可是忽略了怎么做人。
“一所好的大学，要引导学生去追求超越个人感官经验的科学精神、历史理性和人类情怀，它必须要肩负起追求学术真理、推动文化传承创新和砥砺思想方式的多重功能。”浙大副校长罗卫东在《大学通识课程系列教材》的总序中写下这段话。
罗卫东在序中写道，浙大作为中国最具综合性的大学，理应既注重学生的专业训练，更注重培养学生深厚的人文素养、独立的思想人格、广阔的历史视野。
这就需要通识教育。
浙江大学校园里的学生
十多年前，浙大开始构建通识课程体系。2010年开始，浙大成立通识教育专家委员会，重点建设一批通识核心课程。《先秦诸子导读》《唐诗经典研究》《文学与人生八讲》《希腊哲学的精神》……今天，浙大学生可选的通识课多达60余门。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虽从浙大毕业十余年，但杭州市温州商会秘书长陈光秒回忆起浙大时，脱口说出这句在浙大开始深深影响他人生的话。
这些年来，这个温州来的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悄悄地影响着身边的温州商人：他组织老板们做慈善，帮助年轻人创业。每天忙忙碌碌，但乐在其中。
这个名字中有光的浙大校友，在浙大读的是光学，大学期间就发誓要让自己的人生发出最亮的光。在校时，他就把大把的时间用于公益，服务同学。大学生活让他印象最深的是，连续几年参与组织浙大学生的毅行活动。
浙大毅行，始于2002年，由学生自发组织，但似乎没有人知道创始人是谁。从开始的几百人，到后来的上千人，再到最高峰时8000多人。经典路线是，从玉泉校区出发，沿着西湖群山的山间小道行走，一直走到钱塘江边的之江校区，走完全程需6至8小时。
这般规模的毅行，或许是浙大学生集体创下的世界大学之最。
（5）
浙大人，要做什么样的人？
菲利普.克林教授，一个美国工程院院士，千里迢迢，来到浙大，成了浙大人。他在解释来浙大的原因时，隐藏着一个答案：
“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能源、环境等共同问题并无国界之别。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中西高校的强强联合，共同探索新的教育模式，培养对东西方融汇贯通的杰出人才。”
2016年8月起，菲利普.克林教授开始全职担任浙大和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联合学院的执行院长。他的工作地点在浙大海宁国际校区。
浙大海宁国际校区，是个无中生有的校区。2013年2月，浙大决策层作出建设国际校区的决策，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服务国家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世界名校进程。
从浙大本部紫金港校区出发，沿沪杭高速往北，一小时车程后，到达海宁市。崭新的浙大海宁国际校区，就座落在这个城市的郊区。穿行在以红砖为主基调的钟楼、书院、长廊等古典风格校园建筑里，不时可见各类用中英双语书写的学术海报，学术气息和国际氛围扑面而来。
浙江大学海宁国际校区
新校区旨在引进世界一流名校。2016年，英国的爱丁堡大学、美国的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分别和浙大建立了联合学院，开始招收生物医学和工程学本科生。双方约定，共派管理人员，共派教学团队，共同制订并实施师资招聘方案，共同制定国际生招生策略和课程计划。
中外合作方还约定，联合学院学生全部在中国完成学业，无需留学，毕业后双方均授予本科学位证书。
“如果说，19世纪，德国的高等教育影响了世界；20世纪，美国的高等教育影响了世界；那么，21世纪，什么模式会影响世界？”浙大校长助理、海宁国际校区党工委书记傅强告诉我们，浙大希望在充分引进世界名校出色教育理念的基础上，探索中西方融合的新的教育模式，2017年4月8日下午，我们在参观“洋气”十足的浙大国际校区书院时，在一间阅览室，偶遇两位大一学生，来自山西太原的徐子洋和来自浙江温州的陈浩楠。
他俩是浙大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联合学院的学生，工程学专业，菲利普.克林教授的弟子。他俩正在预习，桌前摆着全英文的教科书。
我们只是随口问，在国际校区，最有印象的一堂课是什么？
两人竟齐刷刷地说，是不久前关于竺可桢校长一段话的课堂讨论。
见我们疑问，他俩索性当场背诵了这段话：
“大学教育的目标：绝不仅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这是1938年，浙大西迁途中，竺可桢院长在新生的开学典礼上说的话。
两位年轻的浙大学子可能不知道，他们的老校长竺可桢，107年前，飘洋过海，前往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留学。
竺可桢校长如果活到今天，他应该会欣慰，一个多世纪后，为了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他的母校愿意在中国大地和浙大一起办学，培养融汇中西的人才。
（6）
浙大人，要做什么样的人？
其实，这个问题已问了浙大人120年。
120年前，浙大创办的时代背景，就给出了答案。
1897年，浙江巡抚，一个叫廖寿丰的地方政府长官，经过深思熟虑，提笔给光绪皇帝写了一个奏折，报告了他和杭州知府林启及一批地方乡绅创办求是书院的计划。
是时，中日甲午战争后的第三年。中国面临列强侵略、民族危亡的困境，社会有识之士都在积极探求救国之策。教育救国，培养人才，冀以振兴中华，是当时社会舆论的最强音。
其盈是书院到浙江大学，120年来，校名几经变更：浙江求是大学堂，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国立浙江大学……
很少有人知道，陈独秀是浙大的校友：1898年春，这位未来的中共创始人之一，后来的北大文科学长，考进了求是书院。
陈独秀
很少有记者知道，“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邵飘萍，这位中国新闻事业的先驱，也是浙大的校友：1906年，他进入浙江高等学堂学习。
120年来，从浙大走出的名家英杰，星光灿烂。
2017年春，浙大校长吴朝晖，在紫金港校区和我们短暂叙谈。他说，浙大的历史是一部中国高等教育史的缩影。他坚信，不远的将来，浙大一定是世界一流大学。这位在浙大学习、工作三十余年的校长，我们相信，浙大的文化，浙大魂和神，已融入他的血脉。他温文尔雅，说话慢条斯理，但语气坚定地告诉我们：
浙大，决不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他叙述自己最理想的状况是，几十年以后，能在乡村办一所学校，教书育人。他感到特别幸福快乐的是，他的女友，一个浙江余姚姑娘，浙大建筑工程学院的研究生，决心毕业后与他一起，同赴陕南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