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5万个号源被浪费：黄牛不止，爽约助推！
预约诊疗为患者提供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出现个「怪象」：一边是患者抢不到号而高价找黄牛；另一边是医院因患者爽约，造成大量号源、医疗资源的浪费。
究其原因，除了患者个人缺乏契约精神外，网络黄牛技术外挂抢号后，却无法将号源及时转手卖出，造成号源的浪费，这同样脱不了干系。
此外，爽约成本之低、医院黑名单制度在法律上的不合规，让遏制爽约的些许举措稍显疲软。
面对不断进行技术突围的网络黄牛、实施预约诊疗后仍无法挂到号的患者，医院信息科正加足马力、斗智斗勇、开展「围剿反围剿」行动。
医院候诊室里，前来看病的患者有序坐成一排。
早晨7点半，挂号员按坐位顺序，给每人发了一张出诊登记单、一张预约单。初诊登记单上，需要填写病人的姓名、年龄等关键信息。
7点45分，挂号者将挂号费、以及刚刚填写好的初诊登记单和预约条交给挂号员。挂号员在兼作收据用的预约条上，盖上图章后返还给挂号者，就算挂上号了
这是1953年《北京日报》发表的《同仁医院实行「流动挂号法」》一文中，对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预约挂号场景的描述。
据记载，当时采用「流动挂号法」后，80个号用时20分钟，平均1分钟挂4个号，相较于最原始的挂号方式——1分钟挂1个号，挂号速度已经有所提升。
半个多世纪后，微信成为最常用的预约挂号方式，这得益于技术发展的同时，也体现预约诊疗制度在我国的发展。
预约挂号是预约诊疗中的一环，但从目前来看，预约挂号成为预约服务中使用较多、且较为首要的环节。
预约挂号经历了，从「流动挂号法」到单位预约、患者携带通知单就诊；电话预约、电脑挂号、再到移动挂号、人脸识别挂号等的一系列改变与完善。
「排队几小时，看病1分钟」的处境曾一度让患者心理失衡。「为什么我掏了钱，排队之久，医生1分钟就给我打发了」患者经常就此抱怨。
为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改善患者就医体验，2009年原卫生部颁布了《关于在公立医院进行预约诊疗服务工作的意见》，决定在公立医院率先施行预约诊疗服务工作。
11年时间，预约诊疗日渐成熟。据《2020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截至2020年底，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中，51.2%开展了预约诊疗。
值得注意的是，预约诊疗为百姓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出现一些「怪象」。
一边是病人挂不到号求助「网络黄牛」，另一边是一家医院每年因患者爽约而造成5万号源被浪费。
健康界研究院发布的《预约诊疗建设要点与举措研究》一文中提到，预约挂号仍是目前预约诊疗中占比最多的预约服务类型，与此同时，业界对患者爽约关注度最高。
所谓爽约，即在约定时间内，患者迟到或未报到，放了医生「鸽子」。
「我放过医生的鸽子，医生还专门打电话，扬言要把我拉入他们医院黑名单。」一位曾爽约的患者告诉健康界。
5万号源被浪费背后
医院信息科与「网络黄牛」斗智斗勇
南京儿童医院病人服务部主任郭岚峰曾向媒体表示，2019年，南京儿童医院一年5万号源预约未报到，也就是说每个月基本上4千个号源被浪费。
「按初步的估算，患者爽约率大概在2～3%，这么计算下来，一年差不多也有那么多号源被浪费。」重庆市中医院信息科主任彭梦晶告诉健康界。
一家医院一年浪费5万号源，这与多数病人挂不到号却要高价找黄牛，表面看来，似乎有些「格格不入」甚至荒诞。
上万号源被浪费，除了挂号者个人无契约精神外，同样与「网络黄牛」批量挂号，最终导致号源无法及时转出去，脱不了干系。
实际上，多数人并不知晓的是，批量号源被浪费的背后，医院信息科在与「网络黄牛」的斗智斗勇，开展一些列「反围剿」行动。
重庆市中医院信息科主任彭梦晶今年已经不止一次接到投诉邮件，患者抢不到号源，向市长热线投诉医院面对「网络黄牛」的不作为。
去年，重庆市中医院开始使用人脸识别挂号，照常理，实名制下的人脸识别对「网络黄牛」是个打击，但从今年彭梦晶多次接到投诉邮件来看，人脸识别系统或已「破防」。
「我了解到的是，我们医院的几个老中医，基本每个老中医，都有对应的黄牛，且黄牛有自己的技术团队，有的是几个黄牛用一个技术团队，有的是独用一个。」彭梦晶无奈地说。
对彭梦晶来说，这段时间如履薄冰，一边是病人挂不到号找市长投诉，另一边是抓到「网络黄牛」，即使有聊天截图、录音等证据也无法做出相应的惩戒措施。
「黄牛」组建的社群内，病人按照「眨眨眼、摇摇头」等一系列人脸识别流程录好视频，「黄牛」们利用技术，上传视频，用增替补的方式瞬间抢号。
彭梦晶坦言，目前正探讨，准备从技术上修补增项，增加现场更多互动环节，给「网络黄牛」设置技术障碍，减少因黄牛一键抢号无法及时转手而造成的号源浪费。
人脸识别挂号系统相对其他普通挂号系统而言安全程度较高，但大多已实施预约诊疗的医院，还未建立。
就在7月16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关于优化医保领域便民服务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指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推广运用人脸识别技术，实现参保人「刷脸」就医住院，杜绝「假病人」；医师「刷脸+定位」双重认证，杜绝「假医生」。
爽约患者纳入黑名单
「不痛不痒不合规」
挽回浪费的号源，专治爽约，各大医院早已行动。
健康界研究院就收录的181个已实施预约诊疗的医院样本进行分析显示，针对患者爽约，样本医院采取的应对措施普遍是建立信用制度、黑名单制度，对多次爽约的患者在预约权限上进行限制。
也就是说，患者如果半年内三次网络预约挂号不来就诊，将被纳入黑名单系统，并从最后一次违约时间开始，一年内取消患者网络上各种途径的预约挂号资格，患者只能当天在人工窗口挂号。
各医院有差异，但也只是在取消网络预约挂号资格，时间上的差别。
「对经常爽约的患者，我们医院只能对其当月在线挂号行为进行约束。」约束时间不能太久，这其实对患者的爽约行为并没有太大威慑力和约束力，彭梦晶坦言。
对爽约患者只设置一个月的挂号限制，这一做法，其实是有所顾虑，彭梦晶就爽约患者纳入医院黑名单还专门咨询过医院的法律顾问。「我们医院的法律顾问叫我不要做这个事情。」
从法律法规角度，目前对医院黑名单制度并没有相应的文件支撑，这也让「黑名单」制度在实施起来似乎不那么「动真格」。
此外，病人到医院看病有其特殊性，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系教授王岳认为，患者到医院看病，涉及一个基本的人权问题，所以「黑名单」制度不宜作为一种对患者违约的惩戒方式。
王岳表示，虽然不宜将爽约患者纳入医院黑名单，但可以通过财产上的一系列惩罚措施，来规范患者预约门诊的挂号行为。比如，对有爽约记录的患者收取违约金，如果第二次不再爽约，爽约金可以不扣除，从而减少爽约次数、规范预约门诊行为。
收回部分号源「返璞归真」
是否能有效遏制爽约行为？
长期以来，患者盲目追求专家号，普通挂号费相对较低，且一键挂号不用排队，这些预约行为上的便利性，让爽约成本越来越低。
2018年，某妇产医院普通门诊的爽约率（26.1%）高于专家/特需门诊（20.39%）。
拿北京举例，三甲医院普通门诊费用50，医保报销40，等于患者只需要自掏腰包10块，就如同某网络教育课程9.9元，买了即使不学也不觉得心疼。
医院黑名单制度如果对患者多次爽约威慑力还不够，那么收回部分号源，减少网络黄牛使用外挂机抢号，将部分号源释放至现场、门诊大厅临时滚动放号，这虽会增加一定的时间成本，但用来缓解部分爽约现象，也未尝不可。
所谓预约服务，为的是提升患者就医体验，而打击爽约也正是为了让号源能被有效利用，将号放给真正有就医需求的人，做到号有所用。
「目前我们在逐步收回号源，以前我们把一些专家全部挂上互联网，后来就导致很大一部分病人看不了病。现在我们被迫又从互联网慢慢走回来，反而现场的人工『黄牛』比较好治理。」彭梦晶说。
除此之外，不断变换抢号时间，出现多余号源不在网络上放开，在现场直接滚动放号，给现场真正有就医需求的人。
人是跑不过技术的，出现技术层面的「爽约」，很难制止。
从医院功能角度来看，将患者人数保持在一定数量上，理所当然，但要实施良好的诊疗，除了有优秀的医师，发挥强大诊疗阵容吸引患者外，良好的医疗设备、让每位患者有一定的诊疗时间，至关重要。
预约诊疗是提升医疗服务的一环，而挂号尤为关键，要让号，有所用。
来源：健康界
作者：罗春昊
预约诊疗为患者提供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出现个「怪象」：一边是患者抢不到号而高价找黄牛；另一边是医院因患者爽约，造成大量号源、医疗资源的浪费。
究其原因，除了患者个人缺乏契约精神外，网络黄牛技术外挂抢号后，却无法将号源及时转手卖出，造成号源的浪费，这同样脱不了干系。
此外，爽约成本之低、医院黑名单制度在法律上的不合规，让遏制爽约的些许举措稍显疲软。
面对不断进行技术突围的网络黄牛、实施预约诊疗后仍无法挂到号的患者，医院信息科正加足马力、斗智斗勇、开展「围剿反围剿」行动。
医院候诊室里，前来看病的患者有序坐成一排。
早晨7点半，挂号员按坐位顺序，给每人发了一张出诊登记单、一张预约单。初诊登记单上，需要填写病人的姓名、年龄等关键信息。
7点45分，挂号者将挂号费、以及刚刚填写好的初诊登记单和预约条交给挂号员。挂号员在兼作收据用的预约条上，盖上图章后返还给挂号者，就算挂上号了
这是1953年《北京日报》发表的《同仁医院实行「流动挂号法」》一文中，对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预约挂号场景的描述。
据记载，当时采用「流动挂号法」后，80个号用时20分钟，平均1分钟挂4个号，相较于最原始的挂号方式——1分钟挂1个号，挂号速度已经有所提升。
半个多世纪后，微信成为最常用的预约挂号方式，这得益于技术发展的同时，也体现预约诊疗制度在我国的发展。
预约挂号是预约诊疗中的一环，但从目前来看，预约挂号成为预约服务中使用较多、且较为首要的环节。
预约挂号经历了，从「流动挂号法」到单位预约、患者携带通知单就诊；电话预约、电脑挂号、再到移动挂号、人脸识别挂号等的一系列改变与完善。
「排队几小时，看病1分钟」的处境曾一度让患者心理失衡。「为什么我掏了钱，排队之久，医生1分钟就给我打发了」患者经常就此抱怨。
为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改善患者就医体验，2009年原卫生部颁布了《关于在公立医院进行预约诊疗服务工作的意见》，决定在公立医院率先施行预约诊疗服务工作。
11年时间，预约诊疗日渐成熟。据《2020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截至2020年底，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中，51.2%开展了预约诊疗。
值得注意的是，预约诊疗为百姓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出现一些「怪象」。
一边是病人挂不到号求助「网络黄牛」，另一边是一家医院每年因患者爽约而造成5万号源被浪费。
健康界研究院发布的《预约诊疗建设要点与举措研究》一文中提到，预约挂号仍是目前预约诊疗中占比最多的预约服务类型，与此同时，业界对患者爽约关注度最高。
所谓爽约，即在约定时间内，患者迟到或未报到，放了医生「鸽子」。
「我放过医生的鸽子，医生还专门打电话，扬言要把我拉入他们医院黑名单。」一位曾爽约的患者告诉健康界。
5万号源被浪费背后
医院信息科与「网络黄牛」斗智斗勇
南京儿童医院病人服务部主任郭岚峰曾向媒体表示，2019年，南京儿童医院一年5万号源预约未报到，也就是说每个月基本上4千个号源被浪费。
「按初步的估算，患者爽约率大概在2～3%，这么计算下来，一年差不多也有那么多号源被浪费。」重庆市中医院信息科主任彭梦晶告诉健康界。
一家医院一年浪费5万号源，这与多数病人挂不到号却要高价找黄牛，表面看来，似乎有些「格格不入」甚至荒诞。
上万号源被浪费，除了挂号者个人无契约精神外，同样与「网络黄牛」批量挂号，最终导致号源无法及时转出去，脱不了干系。
实际上，多数人并不知晓的是，批量号源被浪费的背后，医院信息科在与「网络黄牛」的斗智斗勇，开展一些列「反围剿」行动。
重庆市中医院信息科主任彭梦晶今年已经不止一次接到投诉邮件，患者抢不到号源，向市长热线投诉医院面对「网络黄牛」的不作为。
去年，重庆市中医院开始使用人脸识别挂号，照常理，实名制下的人脸识别对「网络黄牛」是个打击，但从今年彭梦晶多次接到投诉邮件来看，人脸识别系统或已「破防」。
「我了解到的是，我们医院的几个老中医，基本每个老中医，都有对应的黄牛，且黄牛有自己的技术团队，有的是几个黄牛用一个技术团队，有的是独用一个。」彭梦晶无奈地说。
对彭梦晶来说，这段时间如履薄冰，一边是病人挂不到号找市长投诉，另一边是抓到「网络黄牛」，即使有聊天截图、录音等证据也无法做出相应的惩戒措施。
「黄牛」组建的社群内，病人按照「眨眨眼、摇摇头」等一系列人脸识别流程录好视频，「黄牛」们利用技术，上传视频，用增替补的方式瞬间抢号。
彭梦晶坦言，目前正探讨，准备从技术上修补增项，增加现场更多互动环节，给「网络黄牛」设置技术障碍，减少因黄牛一键抢号无法及时转手而造成的号源浪费。
人脸识别挂号系统相对其他普通挂号系统而言安全程度较高，但大多已实施预约诊疗的医院，还未建立。
就在7月16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关于优化医保领域便民服务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指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推广运用人脸识别技术，实现参保人「刷脸」就医住院，杜绝「假病人」；医师「刷脸+定位」双重认证，杜绝「假医生」。
爽约患者纳入黑名单
「不痛不痒不合规」
挽回浪费的号源，专治爽约，各大医院早已行动。
健康界研究院就收录的181个已实施预约诊疗的医院样本进行分析显示，针对患者爽约，样本医院采取的应对措施普遍是建立信用制度、黑名单制度，对多次爽约的患者在预约权限上进行限制。
也就是说，患者如果半年内三次网络预约挂号不来就诊，将被纳入黑名单系统，并从最后一次违约时间开始，一年内取消患者网络上各种途径的预约挂号资格，患者只能当天在人工窗口挂号。
各医院有差异，但也只是在取消网络预约挂号资格，时间上的差别。
「对经常爽约的患者，我们医院只能对其当月在线挂号行为进行约束。」约束时间不能太久，这其实对患者的爽约行为并没有太大威慑力和约束力，彭梦晶坦言。
对爽约患者只设置一个月的挂号限制，这一做法，其实是有所顾虑，彭梦晶就爽约患者纳入医院黑名单还专门咨询过医院的法律顾问。「我们医院的法律顾问叫我不要做这个事情。」
从法律法规角度，目前对医院黑名单制度并没有相应的文件支撑，这也让「黑名单」制度在实施起来似乎不那么「动真格」。
此外，病人到医院看病有其特殊性，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系教授王岳认为，患者到医院看病，涉及一个基本的人权问题，所以「黑名单」制度不宜作为一种对患者违约的惩戒方式。
王岳表示，虽然不宜将爽约患者纳入医院黑名单，但可以通过财产上的一系列惩罚措施，来规范患者预约门诊的挂号行为。比如，对有爽约记录的患者收取违约金，如果第二次不再爽约，爽约金可以不扣除，从而减少爽约次数、规范预约门诊行为。
收回部分号源「返璞归真」
是否能有效遏制爽约行为？
长期以来，患者盲目追求专家号，普通挂号费相对较低，且一键挂号不用排队，这些预约行为上的便利性，让爽约成本越来越低。
2018年，某妇产医院普通门诊的爽约率（26.1%）高于专家/特需门诊（20.39%）。
拿北京举例，三甲医院普通门诊费用50，医保报销40，等于患者只需要自掏腰包10块，就如同某网络教育课程9.9元，买了即使不学也不觉得心疼。
医院黑名单制度如果对患者多次爽约威慑力还不够，那么收回部分号源，减少网络黄牛使用外挂机抢号，将部分号源释放至现场、门诊大厅临时滚动放号，这虽会增加一定的时间成本，但用来缓解部分爽约现象，也未尝不可。
所谓预约服务，为的是提升患者就医体验，而打击爽约也正是为了让号源能被有效利用，将号放给真正有就医需求的人，做到号有所用。
「目前我们在逐步收回号源，以前我们把一些专家全部挂上互联网，后来就导致很大一部分病人看不了病。现在我们被迫又从互联网慢慢走回来，反而现场的人工『黄牛』比较好治理。」彭梦晶说。
除此之外，不断变换抢号时间，出现多余号源不在网络上放开，在现场直接滚动放号，给现场真正有就医需求的人。
人是跑不过技术的，出现技术层面的「爽约」，很难制止。
从医院功能角度来看，将患者人数保持在一定数量上，理所当然，但要实施良好的诊疗，除了有优秀的医师，发挥强大诊疗阵容吸引患者外，良好的医疗设备、让每位患者有一定的诊疗时间，至关重要。
预约诊疗是提升医疗服务的一环，而挂号尤为关键，要让号，有所用。
来源：健康界
作者：罗春昊
人事分享：如何提高团队执行力？#hr#
人们总是乐于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企业如何才能获得成功，显而易见，这并没有正确的或标准的答案，如果非要确定一个较为准确的说法，那便是“执行力”，正如世界著名管理学大师Bossidy与 Charon在《执行力》一书中所言：员工没有执行力，企业哪有竞争力。
那么何谓执行力？
经过多年的企业实践与研究，华恒智信人力资源高级顾问赵磊老师认为：执行力一词源于企业培训中的相关提法，通常也会提到执行力、决策力、战斗力、凝聚力等，是一种广义层面的提法。
较为正式的定义认为，执行力是指贯彻战略意图，完成预定目标的操作能力，是把企业战略、规划转化成为效益、成果的关键，其中执行力包含完成任务的意愿，完成任务的能力以及完成任务的程度。
经过多年的国内外企业实践与研究，华恒智信研究团队认为，企业的执行力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1）领导层角度讲，制定的相关政策能不能有效落实。对于领导层来说，他所关注的执行力主要是看其制定的政策方正能够得到有效的落实。
（2）组织层面，公司制定的原则、规则，即管理方案、思路等是否能够执行。
（3）干部层面，企业制定的规范与手段，干部能不能执行。干部执行力的高低对于企业整个相关政策能否得到有效落实所重点关注的，因此干部能否能够执行企业制定的规范与手段，是企业执行力的重要体现之一。
其中第一个层面是从领导角度看，是上级对岗位的要求；第二个层面是从横向来看，是横向对组织管理细化的要求；第三个层面是从基层角度来看，是基层对企业改革意识的要求。
对于企业来说，良好而有效的执行能力，使企业获得成功的关键，企业若想提高企业执行力，在微观上首先要强化员工的责任意识，任何工作，员工如何没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无论怎样强化员工的执行力，都属于无稽之谈；
其次，提高员工技能，员工无法具备良好的执行力，往往因为素质能力达不到工作要求而产生的；最后，要发挥好考核和激励作用，“监督是执行力的灵魂”，人总是有惰性的，因此必要的监督和激励，往往会收获意外的效果。
而经过多年的企业实践与研究，华恒智信研究团认为在宏观上企业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进行，以改善企业执行力，提高企业绩效。
（1）从公司领导层看
为了提高企业的执行力，从公司的领导层看，企业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改善：
首先，从公司战略层面来看，领导决策准确与否，对员工执行力有很大影响。例如，当员工不知如何选择，向领导提出问题时，领导如果给出了错误的指导，那么当员工再遇到问题时，可能对领导的信任程度降低，从而削弱员工执行力。
其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有时候员工的能力、态度等不一定都能够胜任工作的要求，此时，领导的态度及目标设定对于员工执行力则有重要的影响。
例如领导要求员工进行扫地，要求他三个小时完成或者一分钟完成工作任务都是不恰当的，因为此时制定的目标过高或者过低，而过高或过低的任务目标都不利于员工执行力的提高。
最后，对于组织内部来讲，约束体系的完善，管理手段的完备及有效的追究机制等，都能够影响员工的执行力的改善。例如，矿难问题已经被许多大众多次提出，但矿难问题仍旧存在，归根结底是因为缺少相应的追究机制。
（2）从横向角度看
对于企业来说，目标的制定存在业绩导向，能力导向，价值导向或风险导向等类型。因此上层领导者在制定目标时可能是依据价值导向的。
但是被下级执行落实下去可能会变为业绩导向，这主要是因为企业中对于例外问题的处理原则没有转化为相应的企业文化，因此对于例外问题的处理，企业应该有相应的文化为保障，由此才能保证执行力的始终贯彻一致。
（3）从基层角度看
从基层的角度来看，企业执行力的欠缺，大多源于是由于主要干部的不职业带来的，所以应加强上级对中层管理干部的约束，由此才能提高相应的执行力。
总之，企业要想获得发展，必须要提高企业的执行力，就日本松下幸之助谈到对质量的执行力时说：对于产品质量来说，不是100分就是0分，没有任何的商量。
诚然，企业的战略方针制定的再好，如何没有强有力的贯彻执行力，它也就只是一张无用之纸，装饰得再漂亮，也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效果。
因此改善企业执行力，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关键一步，正如前文所谈到的，企业应该从公司领导层角度、横向角度以及基层角度三个方面着手进行改善企业执行力，使得领导制定的相关政策能够得到有效落实、公司制定的原则、规则。
即管理方案、思路等能够贯彻执行，并且企业的干部也能够有效执行企业制定的规范与手段，从而促进企业发展，提高企业绩效。
内容整理华恒智信，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第一时间处理，谢谢！
[话筒]测算其他城市社保费用、咨询企业社保代缴与社保账户托管、薪资代发、电子工资条、员工花名册等人事服务可进入壹人事官网：https://t.cn/A6hLYBfD
人们总是乐于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企业如何才能获得成功，显而易见，这并没有正确的或标准的答案，如果非要确定一个较为准确的说法，那便是“执行力”，正如世界著名管理学大师Bossidy与 Charon在《执行力》一书中所言：员工没有执行力，企业哪有竞争力。
那么何谓执行力？
经过多年的企业实践与研究，华恒智信人力资源高级顾问赵磊老师认为：执行力一词源于企业培训中的相关提法，通常也会提到执行力、决策力、战斗力、凝聚力等，是一种广义层面的提法。
较为正式的定义认为，执行力是指贯彻战略意图，完成预定目标的操作能力，是把企业战略、规划转化成为效益、成果的关键，其中执行力包含完成任务的意愿，完成任务的能力以及完成任务的程度。
经过多年的国内外企业实践与研究，华恒智信研究团队认为，企业的执行力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1）领导层角度讲，制定的相关政策能不能有效落实。对于领导层来说，他所关注的执行力主要是看其制定的政策方正能够得到有效的落实。
（2）组织层面，公司制定的原则、规则，即管理方案、思路等是否能够执行。
（3）干部层面，企业制定的规范与手段，干部能不能执行。干部执行力的高低对于企业整个相关政策能否得到有效落实所重点关注的，因此干部能否能够执行企业制定的规范与手段，是企业执行力的重要体现之一。
其中第一个层面是从领导角度看，是上级对岗位的要求；第二个层面是从横向来看，是横向对组织管理细化的要求；第三个层面是从基层角度来看，是基层对企业改革意识的要求。
对于企业来说，良好而有效的执行能力，使企业获得成功的关键，企业若想提高企业执行力，在微观上首先要强化员工的责任意识，任何工作，员工如何没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无论怎样强化员工的执行力，都属于无稽之谈；
其次，提高员工技能，员工无法具备良好的执行力，往往因为素质能力达不到工作要求而产生的；最后，要发挥好考核和激励作用，“监督是执行力的灵魂”，人总是有惰性的，因此必要的监督和激励，往往会收获意外的效果。
而经过多年的企业实践与研究，华恒智信研究团认为在宏观上企业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进行，以改善企业执行力，提高企业绩效。
（1）从公司领导层看
为了提高企业的执行力，从公司的领导层看，企业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改善：
首先，从公司战略层面来看，领导决策准确与否，对员工执行力有很大影响。例如，当员工不知如何选择，向领导提出问题时，领导如果给出了错误的指导，那么当员工再遇到问题时，可能对领导的信任程度降低，从而削弱员工执行力。
其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有时候员工的能力、态度等不一定都能够胜任工作的要求，此时，领导的态度及目标设定对于员工执行力则有重要的影响。
例如领导要求员工进行扫地，要求他三个小时完成或者一分钟完成工作任务都是不恰当的，因为此时制定的目标过高或者过低，而过高或过低的任务目标都不利于员工执行力的提高。
最后，对于组织内部来讲，约束体系的完善，管理手段的完备及有效的追究机制等，都能够影响员工的执行力的改善。例如，矿难问题已经被许多大众多次提出，但矿难问题仍旧存在，归根结底是因为缺少相应的追究机制。
（2）从横向角度看
对于企业来说，目标的制定存在业绩导向，能力导向，价值导向或风险导向等类型。因此上层领导者在制定目标时可能是依据价值导向的。
但是被下级执行落实下去可能会变为业绩导向，这主要是因为企业中对于例外问题的处理原则没有转化为相应的企业文化，因此对于例外问题的处理，企业应该有相应的文化为保障，由此才能保证执行力的始终贯彻一致。
（3）从基层角度看
从基层的角度来看，企业执行力的欠缺，大多源于是由于主要干部的不职业带来的，所以应加强上级对中层管理干部的约束，由此才能提高相应的执行力。
总之，企业要想获得发展，必须要提高企业的执行力，就日本松下幸之助谈到对质量的执行力时说：对于产品质量来说，不是100分就是0分，没有任何的商量。
诚然，企业的战略方针制定的再好，如何没有强有力的贯彻执行力，它也就只是一张无用之纸，装饰得再漂亮，也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效果。
因此改善企业执行力，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关键一步，正如前文所谈到的，企业应该从公司领导层角度、横向角度以及基层角度三个方面着手进行改善企业执行力，使得领导制定的相关政策能够得到有效落实、公司制定的原则、规则。
即管理方案、思路等能够贯彻执行，并且企业的干部也能够有效执行企业制定的规范与手段，从而促进企业发展，提高企业绩效。
内容整理华恒智信，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第一时间处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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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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