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岁天坛医院知名专家，开了个科普面馆[疑问][思考]
——“做一些我们能做的，让老百姓能看懂我们的漫画，听懂我们的科普。”
“这个萝卜味道还可以，如果把花生油换成橄榄油会更好、更健康。”在“阿缪面馆”里，缪中荣夹起一块萝卜品尝，慢条斯理地说。
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人形猫肖像画，主人公瘦高身材，着一身青袍，五官仅用几笔勾勒，神似缪中荣。
缪中荣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介入中心主任，“猫大夫医学科普”等公众号创始人。因姓氏读音与“喵”相同，人送雅号“猫大夫”。
（见图1：缪中荣与漫画形象“猫大夫”。图/受访者提供）
他还有个特殊的身份：“阿缪面馆”的“代言人”“灵感来源”。相熟的朋友取用了他“猫大夫”的IP，于2020年11月开了这家面馆，主打正宗“兰州味”，距离天坛医院百米远。
面馆不仅管填饱肚子，还负责“填满脑子”。缪中荣将其定位为“医学科普面馆”，设科普图书角，与同事每周开办一次科普讲座，也给患者、医生们一个歇脚、聚会的地方。
（见图2：阿缪面馆。图/受访者提供）
“猫大夫”并不从一开始就是猫大夫。他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甘肃白银的一个山区，外婆心灵手巧，擅长裁衣。他自小跟着外婆长大，会绣花、用做馒头的红颜料临摹花被上的牡丹。他也和其他男孩一样，爱看金庸和其他武侠小说，幻想着有一天能拯救苍生、济世安民。
高考时，他考上兰州医学院，后来成了一名外科大夫。30岁那年，又考上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现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外科学博士，师从“中国神经介入治疗第一人”凌锋。
介入诊疗技术于上世纪80年代被引起我国，后逐渐发展成与内科、外科并列的第三大临床学科——介入科。该技术在医学影像设备引导下，于皮肤上作直径几毫米的微小切口，通过人体原有的腔道，利用导管、导丝等器材进行诊疗，可谓是“针尖上的舞蹈”。
介入手术对肿瘤、血管等疾病创伤小、疗效好。但对医生来说，手术过程不太美妙。为减少介入手术中射线对人体的影响，他每一场都必须披上十几斤重的铅衣，同时还要用手指捻动导丝、进行细微的操作，一场手术下来汗流浃背，铅衣一披就是十数年。
（见图3：介入手术中的缪中荣。图/新华网）
作为国内较早一批介入科医生，缪中荣曾在10年间日均做4-5台介入手术。最多时，一天做了24台手术。最难的一次，他要在一条堵塞的脑血管内放置5个支架。
《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2018》指出，脑卒中是我国成年人致死和致残的首位原因，每5位死亡者中就有1人死于脑卒中。该病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高经济负担五大特点。
虽然用先进精细的介入技术拯救了无数脑卒中患者的生命，可缪中荣深知，对于“三高率”日趋增长的中国人来说，预防才是降低脑卒中风险的根本措施。
“再精美的手术，也无法帮助一个积重难返的病人。并且，伪科普在舆论场横行，患者对疾病、医学技术的不理解也会严重影响医患关系。”缪中荣说，“这种无助感随着工作时间越久，就越积越重，转而成为了紧迫感。”
于是在51岁这年，缪中荣决定出一本给大众看的预防脑卒中书籍，而且要以漫画的形式——虽然他常常以画图的形式给患者讲解病情、手术过程，但他认为，应该还要用更有趣、更易懂的方式去和大众沟通。他请来漫画家朱超合作，后者完全不懂医学，他便一张张画图、沟通，微信消息达到数万条。
（见图4：缪中荣和朱超的部分微信沟通内容。图/受访者提供）
2015年12月29日“世界卒中日”这天，《漫画脑卒中》正式发行。书中设置了数个可爱的漫画形象，系统介绍脑卒中知识，简单有趣，通俗易懂，广受欢迎。该书发行后，被翻译成数种语言，被科技部评定为“2016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等组织颁奖肯定。
（见图5：《漫画脑卒中》发布，导演宁浩（右）倾力推荐。图/受访者提供）
凭借这本优质的漫画，专业的、非专业的奖项拿了一圈，缪中荣感到自己做得仍不够。他发现，在这个智能手机当道的时代，人们已经很少看书，因此科普要以人民群众乐于接受的形式，“钻”入大众的视线里。
2016年，缪中荣开启了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医师何义舟的合作，打造线上医学科普漫画品牌“小大夫漫画”“熊猫医生漫画”。一开始，他每天早上5：30起床，花十分钟写科普故事，何义舟负责画，当天发布。逐渐地，各科室发来的投稿越来越多，缪中荣便从作者的身份转换到主编，每天花30分钟审稿。
2017年底，缪中荣又创办了“猫大夫医学科普”。“猫大夫”的形象几经更替，最终固定为一个五官淡雅、身着长袍的侠医形象。科普漫画每天早上7点前发布，降“三高”、正确睡姿、防秃……主题贴近大众生活，几乎每天都会有读者评论，看猫大夫医学科普已变成每日的必修，还会收藏、分享给家人和朋友。
“我国在医联体建设、分级诊疗、医生教育等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建设医生个人品牌作为新信息时代传播医学知识的重要手段，显得尤为重要。”在中华医学会科学普及分会、腾讯健康与缪中荣合作举办的“新信息时代如何建立医生个人品牌”主题活动上，有医生从“猫大夫”科普系列中得到启发。
（见图6：图/受访者提供）
成为医学界的“科普典范”后，缪中荣仍在不断创新科普的形式。2020年，他从三年来与何义舟共同创作的漫画中精选出90多篇，集结为《疾病的真相：熊猫医生科普日记》一书，覆盖肿瘤、高血压、静脉曲张等大众关心的健康问题。
最近，原本每天发一篇漫画的公众号“猫大夫医学科普”开始偶尔尝试用短视频讲解的形式，有退休的读者表示这样了解知识方便多了，也有妈妈说“还是喜欢漫画，周末跟8岁娃一起翻漫画台历（‘猫大夫’文创产品），他看得很开心，不知不觉就翻了几十页。”无论如何，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猫大夫宇宙”里，“二师兄”何义舟常与缪中荣形影不离。他们坐在像古风客栈一样的阿缪面馆里品茶论道，向客官们讲解着医学知识，一如线下他们想做的那样。不同的是，在真实的阿缪面馆医学科普讲座里，有直播镜头对着他们，受众远不止一桌或一店。
（见图7：漫画与现实中的阿缪面馆。图/受访者提供）
目前，“猫大夫”的受众以35-45岁的女性为主，粉丝超过50万。未来，缪中荣希望团队能有更多支持力量，提高内容的原创性、丰富性，拓展受众的性别、年龄层次。健康科普正在被国家层面大力推行，他也希望这些科普都能够接地气，少一些形式，多一些乐趣。“做一些我们能做的，让老百姓能看懂我们的漫画，听懂我们的科普。”
某种意义上，他正在向年少时的济世侠客梦靠近。不过，漫画中的“猫侠医”并不风流潇洒，他微微佝偻着身子，担着两箱行李，走在陡峭的长路上，“科普之路，任重道远”。
（见图8：图/微信公众号“猫大夫医学科普”）
——“做一些我们能做的，让老百姓能看懂我们的漫画，听懂我们的科普。”
“这个萝卜味道还可以，如果把花生油换成橄榄油会更好、更健康。”在“阿缪面馆”里，缪中荣夹起一块萝卜品尝，慢条斯理地说。
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人形猫肖像画，主人公瘦高身材，着一身青袍，五官仅用几笔勾勒，神似缪中荣。
缪中荣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介入中心主任，“猫大夫医学科普”等公众号创始人。因姓氏读音与“喵”相同，人送雅号“猫大夫”。
（见图1：缪中荣与漫画形象“猫大夫”。图/受访者提供）
他还有个特殊的身份：“阿缪面馆”的“代言人”“灵感来源”。相熟的朋友取用了他“猫大夫”的IP，于2020年11月开了这家面馆，主打正宗“兰州味”，距离天坛医院百米远。
面馆不仅管填饱肚子，还负责“填满脑子”。缪中荣将其定位为“医学科普面馆”，设科普图书角，与同事每周开办一次科普讲座，也给患者、医生们一个歇脚、聚会的地方。
（见图2：阿缪面馆。图/受访者提供）
“猫大夫”并不从一开始就是猫大夫。他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甘肃白银的一个山区，外婆心灵手巧，擅长裁衣。他自小跟着外婆长大，会绣花、用做馒头的红颜料临摹花被上的牡丹。他也和其他男孩一样，爱看金庸和其他武侠小说，幻想着有一天能拯救苍生、济世安民。
高考时，他考上兰州医学院，后来成了一名外科大夫。30岁那年，又考上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现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外科学博士，师从“中国神经介入治疗第一人”凌锋。
介入诊疗技术于上世纪80年代被引起我国，后逐渐发展成与内科、外科并列的第三大临床学科——介入科。该技术在医学影像设备引导下，于皮肤上作直径几毫米的微小切口，通过人体原有的腔道，利用导管、导丝等器材进行诊疗，可谓是“针尖上的舞蹈”。
介入手术对肿瘤、血管等疾病创伤小、疗效好。但对医生来说，手术过程不太美妙。为减少介入手术中射线对人体的影响，他每一场都必须披上十几斤重的铅衣，同时还要用手指捻动导丝、进行细微的操作，一场手术下来汗流浃背，铅衣一披就是十数年。
（见图3：介入手术中的缪中荣。图/新华网）
作为国内较早一批介入科医生，缪中荣曾在10年间日均做4-5台介入手术。最多时，一天做了24台手术。最难的一次，他要在一条堵塞的脑血管内放置5个支架。
《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2018》指出，脑卒中是我国成年人致死和致残的首位原因，每5位死亡者中就有1人死于脑卒中。该病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高经济负担五大特点。
虽然用先进精细的介入技术拯救了无数脑卒中患者的生命，可缪中荣深知，对于“三高率”日趋增长的中国人来说，预防才是降低脑卒中风险的根本措施。
“再精美的手术，也无法帮助一个积重难返的病人。并且，伪科普在舆论场横行，患者对疾病、医学技术的不理解也会严重影响医患关系。”缪中荣说，“这种无助感随着工作时间越久，就越积越重，转而成为了紧迫感。”
于是在51岁这年，缪中荣决定出一本给大众看的预防脑卒中书籍，而且要以漫画的形式——虽然他常常以画图的形式给患者讲解病情、手术过程，但他认为，应该还要用更有趣、更易懂的方式去和大众沟通。他请来漫画家朱超合作，后者完全不懂医学，他便一张张画图、沟通，微信消息达到数万条。
（见图4：缪中荣和朱超的部分微信沟通内容。图/受访者提供）
2015年12月29日“世界卒中日”这天，《漫画脑卒中》正式发行。书中设置了数个可爱的漫画形象，系统介绍脑卒中知识，简单有趣，通俗易懂，广受欢迎。该书发行后，被翻译成数种语言，被科技部评定为“2016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等组织颁奖肯定。
（见图5：《漫画脑卒中》发布，导演宁浩（右）倾力推荐。图/受访者提供）
凭借这本优质的漫画，专业的、非专业的奖项拿了一圈，缪中荣感到自己做得仍不够。他发现，在这个智能手机当道的时代，人们已经很少看书，因此科普要以人民群众乐于接受的形式，“钻”入大众的视线里。
2016年，缪中荣开启了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医师何义舟的合作，打造线上医学科普漫画品牌“小大夫漫画”“熊猫医生漫画”。一开始，他每天早上5：30起床，花十分钟写科普故事，何义舟负责画，当天发布。逐渐地，各科室发来的投稿越来越多，缪中荣便从作者的身份转换到主编，每天花30分钟审稿。
2017年底，缪中荣又创办了“猫大夫医学科普”。“猫大夫”的形象几经更替，最终固定为一个五官淡雅、身着长袍的侠医形象。科普漫画每天早上7点前发布，降“三高”、正确睡姿、防秃……主题贴近大众生活，几乎每天都会有读者评论，看猫大夫医学科普已变成每日的必修，还会收藏、分享给家人和朋友。
“我国在医联体建设、分级诊疗、医生教育等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建设医生个人品牌作为新信息时代传播医学知识的重要手段，显得尤为重要。”在中华医学会科学普及分会、腾讯健康与缪中荣合作举办的“新信息时代如何建立医生个人品牌”主题活动上，有医生从“猫大夫”科普系列中得到启发。
（见图6：图/受访者提供）
成为医学界的“科普典范”后，缪中荣仍在不断创新科普的形式。2020年，他从三年来与何义舟共同创作的漫画中精选出90多篇，集结为《疾病的真相：熊猫医生科普日记》一书，覆盖肿瘤、高血压、静脉曲张等大众关心的健康问题。
最近，原本每天发一篇漫画的公众号“猫大夫医学科普”开始偶尔尝试用短视频讲解的形式，有退休的读者表示这样了解知识方便多了，也有妈妈说“还是喜欢漫画，周末跟8岁娃一起翻漫画台历（‘猫大夫’文创产品），他看得很开心，不知不觉就翻了几十页。”无论如何，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猫大夫宇宙”里，“二师兄”何义舟常与缪中荣形影不离。他们坐在像古风客栈一样的阿缪面馆里品茶论道，向客官们讲解着医学知识，一如线下他们想做的那样。不同的是，在真实的阿缪面馆医学科普讲座里，有直播镜头对着他们，受众远不止一桌或一店。
（见图7：漫画与现实中的阿缪面馆。图/受访者提供）
目前，“猫大夫”的受众以35-45岁的女性为主，粉丝超过50万。未来，缪中荣希望团队能有更多支持力量，提高内容的原创性、丰富性，拓展受众的性别、年龄层次。健康科普正在被国家层面大力推行，他也希望这些科普都能够接地气，少一些形式，多一些乐趣。“做一些我们能做的，让老百姓能看懂我们的漫画，听懂我们的科普。”
某种意义上，他正在向年少时的济世侠客梦靠近。不过，漫画中的“猫侠医”并不风流潇洒，他微微佝偻着身子，担着两箱行李，走在陡峭的长路上，“科普之路，任重道远”。
（见图8：图/微信公众号“猫大夫医学科普”）
#千古回眸[超话]# 李琪，字台秀。五代祖憕，天寶末，禮部尚書、東都留守。安祿山陷東都，遇害，累贈太尉，謚曰忠懿。憕孫寀，元和朝，位至給事中。寀子敬方，文宗朝，諫議大夫。敬方子縠，廣明中，為晉公王鐸都統判官，以收復功為諫議大夫。
琪即縠之子也，年十三，詞賦詩頌大為王鐸所知，然亦疑其假手。一日，鐸召縠讌于公署，密遣人以漢祖得三傑賦題就其第試之，琪援筆立成。賦尾云：「得士則昌，非賢罔共。龍頭之友斯貴，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項氏之敗亡，一范增而不能用。」鐸覽而駭之，曰：「此兒大器也，將擅文價。」
琪總角謁鐸，鐸顧曰：「適蜀中詔到，用夏州拓跋思恭為收復都統，可作一詩否？」即秉筆立製，云：「飛騎經巴棧，洪恩及夏臺。將從天上去，人自日邊來。此處金門遠，何時玉輦迴。蚤平關右賊，莫待詔書催。」鐸益奇之，因執琪手曰「此真鳳毛也。」時年十四。明年，丁母憂，因流寓青、魯。然糠照薪，俾夜作晝，覽書數千卷，間為詩賦。唐僖宗再幸梁、洋，竊賦云：「哀痛不下詔，登封誰上書。」
昭宗時，李谿父子以文學知名。琪年十八，袖賦一軸謁谿。谿覽賦驚異，倒屣迎門，出琪調啞鐘、捧日等賦，謂琪曰：「余嘗患近年文士辭賦，皆數句之後，未見賦題，吾子入句見題，偶屬典麗，吁！可畏也。」琪由是益知名，舉進士第。天復初，應博學宏詞，居第四等，授武功縣尉，辟轉運巡官，遷左拾遺、殿中侍御史。自琪為諫官憲職，凡時政有所不便，必封章論列，文章秀麗，覽之者忘倦。
琪兄珽，亦登進士第，才藻富贍，兄弟齊名，而尤為梁祖所知，以珽為崇政學士。琪自左補闕入為翰林學士，案北夢瑣言云：梁李相國琪，唐末以文學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遷，衣冠蕩析，琪藏跡于荊、楚間，自晦其跡，號華原李長官。其堂兄光符宰宜都，嘗厭薄之。琪寂寞，每臨流踞石，摘樹葉而試草制詞，吁嗟怏悵，而投葉水中。
梁祖受禪，徵入，拜翰林學士。今考梁書李珽傳，珽歷為成汭、趙匡凝掌書記，蓋昭宗末年，珽、琪兄弟皆客荊、楚，後乃受知于梁祖也。累遷戶部侍郎、翰林承旨。梁祖西抗邠、岐，北攻澤、潞，出師燕、趙，經畧四方，暫無寕歲，而琪以學士居帳中，專掌文翰，下筆稱旨，寵遇踰倫。自是，琪之名播于海內。琪重然諾，憐才獎善，家門雍睦。貞明、龍德中，厯兵、禮、吏侍郎，受命與馮錫嘉、張充、郄殷象同撰梁太祖實錄三十卷，遷御史中丞，累擢尚書左丞、中書門下平章事。時琪與蕭頃同為宰相，頃性畏慎深密，琪倜儻負氣，不拘小節，中書奏覆，多行其志，而頃專掎摭其咎。會琪除吏，是試攝名銜，改「攝」為「守」，為頃所奏，梁帝大怒，將投諸荒裔，而為趙巖輩所援，罷相，為太子少保。
莊宗入汴，素聞琪名，累欲大任。同光初，厯太常卿、吏部尚書。三年秋，天下大水，國計不充，莊宗詔百寮許上封事，陳經國之要。琪因上疏曰：
臣聞王者富有兆民，深居九重，所重患者，百姓凋耗而不知，四海困窮而莫救，下情不得上達，羣臣不敢指言。今陛下以水潦之災，軍食乏闕，焦勞罪己，迫切疚懷，避正殿以責躬，訪多士而求理，則何思而不獲，何議而不臧？止在改而行之，足以擇其善者。
臣聞古人有言曰：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理也。有其穀則國力備，定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為國之急務也。軒黃已前，不可詳記。自堯湮洪水，禹作司空，于時辨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稅，其時戶一千三百餘萬，定墾地約九百二十萬頃，最為太平之盛。及商革夏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畝，種公田一畝，水旱同之，亦什一之義也。洎乎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約百里之國，提封萬井，出車百乘，戎馬四百匹。四百原作四千，今據漢書改正。畿內兵車萬乘，馬四萬匹，以田法論之，亦什一之制也。故當成、康之世，比堯、舜之朝，戶口更增二十餘萬，非他術也，蓋三代以前，皆量入以為出，計農以立軍，雖逢水旱之災，而有凶荒之備。
降及秦、漢，重稅工商，急關市之征，倍舟車之算，人戶既以減耗，古制猶以兼行，按此時戶口，尚有千二百餘萬，墾田亦八百萬頃。至乎三國並興，兩晉之後，則農夫少于軍眾，戰馬多于耕牛，供軍須奪于農糧，秣馬必侵于牛草，于是天下戶口只有二百四十餘萬。洎隋文之代，兩漢比隆，及煬帝之年，又三分去一。
我唐太宗文皇帝，以四夷初定，百姓未豐，延訪羣臣，各陳所見，惟魏徵獨勸文皇力行王道，由是輕徭薄賦，不奪農時，進賢良，悅忠直，天下粟價，〈豆斗〉直兩錢。自貞觀至于開元，將及一千九百萬戶，五千三百萬口，墾田一千四百萬頃，比之堯、舜，又極增加。是知救人瘼者，以重歛為病源；料兵食者，以惠農為軍政。仲尼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臣之此言，是魏徵所以勸文皇也，伏惟深留宸鑒。如以六軍方闕，不可輕徭，兩稅之餘，猶須重歛，則但不以折納為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紐配為名，止以正耗加納，猶應感悅，未至流亡。况今東作是時，羸牛將駕，數州之地，千里運糧，有此差徭，必妨春種，今秋若無糧草，何以贍軍。
臣伏思漢文帝時，欲人務農，乃募人入粟，得拜爵及贖罪，景帝亦如之。後漢安帝時，水旱不足，三公奏請，富人入粟，得關內侯及公卿以下散官。本朝乾元中，亦曾如此。今陛下縱不欲入粟授官，願明降制旨下諸道，合差百姓轉倉之處，有能出力運官物到京師，五百石以上，白身授以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遷授，欠選者便與放選。千石以上至萬石，不拘文武，明示賞酬。免令方春農人流散，斯亦救民轉倉贍軍之一術也。
莊宗深重之，尋命為國計使，垂為輔相，俄遇蕭牆之難而止。
及明宗即位，豆盧革、韋說得罪，任圜陳奏，請命琪為相，為孔循、鄭珏排沮，乃相崔協。琪時為御史大夫，安重誨于臺門前專殺殿直馬延。雖曾彈奏，而依違詞旨，不敢正言其罪，以是託疾，三上章請老，朝旨不允，除授尚書左僕射。自是之後，尤為宰執所忌，凡有奏陳，靡不望風橫沮。天成末，明宗自汴州還洛，琪為東都留司官班首，奏請至偃師奉迎。時琪奏中有「敗契丹之凶黨，破真定之逆城」之言，詔曰：契丹即為凶黨，真定不是逆城，李琪罰一月俸。又嘗奉敕撰霍彥威神道碑文。琪，梁之故相也，敘彥威仕梁厯任，不言其偽。中書奏曰：「不分真偽，是混功名，望令改撰。」詔從之。多此類也。
琪雖博學多才，拙于遵養時晦，知時不可為，然猶多岐取進，動而見排，由己不能鎮靜也。以太子太傅致仕。案：太傅歐陽史作少傅。長興中，卒于福善里第，時年六十。子貞，官至邑宰。琪以在內署時所為制詔，編為十卷，目曰金門集，大行于世。
#读书笔记##历史那些事#
琪即縠之子也，年十三，詞賦詩頌大為王鐸所知，然亦疑其假手。一日，鐸召縠讌于公署，密遣人以漢祖得三傑賦題就其第試之，琪援筆立成。賦尾云：「得士則昌，非賢罔共。龍頭之友斯貴，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項氏之敗亡，一范增而不能用。」鐸覽而駭之，曰：「此兒大器也，將擅文價。」
琪總角謁鐸，鐸顧曰：「適蜀中詔到，用夏州拓跋思恭為收復都統，可作一詩否？」即秉筆立製，云：「飛騎經巴棧，洪恩及夏臺。將從天上去，人自日邊來。此處金門遠，何時玉輦迴。蚤平關右賊，莫待詔書催。」鐸益奇之，因執琪手曰「此真鳳毛也。」時年十四。明年，丁母憂，因流寓青、魯。然糠照薪，俾夜作晝，覽書數千卷，間為詩賦。唐僖宗再幸梁、洋，竊賦云：「哀痛不下詔，登封誰上書。」
昭宗時，李谿父子以文學知名。琪年十八，袖賦一軸謁谿。谿覽賦驚異，倒屣迎門，出琪調啞鐘、捧日等賦，謂琪曰：「余嘗患近年文士辭賦，皆數句之後，未見賦題，吾子入句見題，偶屬典麗，吁！可畏也。」琪由是益知名，舉進士第。天復初，應博學宏詞，居第四等，授武功縣尉，辟轉運巡官，遷左拾遺、殿中侍御史。自琪為諫官憲職，凡時政有所不便，必封章論列，文章秀麗，覽之者忘倦。
琪兄珽，亦登進士第，才藻富贍，兄弟齊名，而尤為梁祖所知，以珽為崇政學士。琪自左補闕入為翰林學士，案北夢瑣言云：梁李相國琪，唐末以文學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遷，衣冠蕩析，琪藏跡于荊、楚間，自晦其跡，號華原李長官。其堂兄光符宰宜都，嘗厭薄之。琪寂寞，每臨流踞石，摘樹葉而試草制詞，吁嗟怏悵，而投葉水中。
梁祖受禪，徵入，拜翰林學士。今考梁書李珽傳，珽歷為成汭、趙匡凝掌書記，蓋昭宗末年，珽、琪兄弟皆客荊、楚，後乃受知于梁祖也。累遷戶部侍郎、翰林承旨。梁祖西抗邠、岐，北攻澤、潞，出師燕、趙，經畧四方，暫無寕歲，而琪以學士居帳中，專掌文翰，下筆稱旨，寵遇踰倫。自是，琪之名播于海內。琪重然諾，憐才獎善，家門雍睦。貞明、龍德中，厯兵、禮、吏侍郎，受命與馮錫嘉、張充、郄殷象同撰梁太祖實錄三十卷，遷御史中丞，累擢尚書左丞、中書門下平章事。時琪與蕭頃同為宰相，頃性畏慎深密，琪倜儻負氣，不拘小節，中書奏覆，多行其志，而頃專掎摭其咎。會琪除吏，是試攝名銜，改「攝」為「守」，為頃所奏，梁帝大怒，將投諸荒裔，而為趙巖輩所援，罷相，為太子少保。
莊宗入汴，素聞琪名，累欲大任。同光初，厯太常卿、吏部尚書。三年秋，天下大水，國計不充，莊宗詔百寮許上封事，陳經國之要。琪因上疏曰：
臣聞王者富有兆民，深居九重，所重患者，百姓凋耗而不知，四海困窮而莫救，下情不得上達，羣臣不敢指言。今陛下以水潦之災，軍食乏闕，焦勞罪己，迫切疚懷，避正殿以責躬，訪多士而求理，則何思而不獲，何議而不臧？止在改而行之，足以擇其善者。
臣聞古人有言曰：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理也。有其穀則國力備，定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為國之急務也。軒黃已前，不可詳記。自堯湮洪水，禹作司空，于時辨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稅，其時戶一千三百餘萬，定墾地約九百二十萬頃，最為太平之盛。及商革夏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畝，種公田一畝，水旱同之，亦什一之義也。洎乎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約百里之國，提封萬井，出車百乘，戎馬四百匹。四百原作四千，今據漢書改正。畿內兵車萬乘，馬四萬匹，以田法論之，亦什一之制也。故當成、康之世，比堯、舜之朝，戶口更增二十餘萬，非他術也，蓋三代以前，皆量入以為出，計農以立軍，雖逢水旱之災，而有凶荒之備。
降及秦、漢，重稅工商，急關市之征，倍舟車之算，人戶既以減耗，古制猶以兼行，按此時戶口，尚有千二百餘萬，墾田亦八百萬頃。至乎三國並興，兩晉之後，則農夫少于軍眾，戰馬多于耕牛，供軍須奪于農糧，秣馬必侵于牛草，于是天下戶口只有二百四十餘萬。洎隋文之代，兩漢比隆，及煬帝之年，又三分去一。
我唐太宗文皇帝，以四夷初定，百姓未豐，延訪羣臣，各陳所見，惟魏徵獨勸文皇力行王道，由是輕徭薄賦，不奪農時，進賢良，悅忠直，天下粟價，〈豆斗〉直兩錢。自貞觀至于開元，將及一千九百萬戶，五千三百萬口，墾田一千四百萬頃，比之堯、舜，又極增加。是知救人瘼者，以重歛為病源；料兵食者，以惠農為軍政。仲尼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臣之此言，是魏徵所以勸文皇也，伏惟深留宸鑒。如以六軍方闕，不可輕徭，兩稅之餘，猶須重歛，則但不以折納為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紐配為名，止以正耗加納，猶應感悅，未至流亡。况今東作是時，羸牛將駕，數州之地，千里運糧，有此差徭，必妨春種，今秋若無糧草，何以贍軍。
臣伏思漢文帝時，欲人務農，乃募人入粟，得拜爵及贖罪，景帝亦如之。後漢安帝時，水旱不足，三公奏請，富人入粟，得關內侯及公卿以下散官。本朝乾元中，亦曾如此。今陛下縱不欲入粟授官，願明降制旨下諸道，合差百姓轉倉之處，有能出力運官物到京師，五百石以上，白身授以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遷授，欠選者便與放選。千石以上至萬石，不拘文武，明示賞酬。免令方春農人流散，斯亦救民轉倉贍軍之一術也。
莊宗深重之，尋命為國計使，垂為輔相，俄遇蕭牆之難而止。
及明宗即位，豆盧革、韋說得罪，任圜陳奏，請命琪為相，為孔循、鄭珏排沮，乃相崔協。琪時為御史大夫，安重誨于臺門前專殺殿直馬延。雖曾彈奏，而依違詞旨，不敢正言其罪，以是託疾，三上章請老，朝旨不允，除授尚書左僕射。自是之後，尤為宰執所忌，凡有奏陳，靡不望風橫沮。天成末，明宗自汴州還洛，琪為東都留司官班首，奏請至偃師奉迎。時琪奏中有「敗契丹之凶黨，破真定之逆城」之言，詔曰：契丹即為凶黨，真定不是逆城，李琪罰一月俸。又嘗奉敕撰霍彥威神道碑文。琪，梁之故相也，敘彥威仕梁厯任，不言其偽。中書奏曰：「不分真偽，是混功名，望令改撰。」詔從之。多此類也。
琪雖博學多才，拙于遵養時晦，知時不可為，然猶多岐取進，動而見排，由己不能鎮靜也。以太子太傅致仕。案：太傅歐陽史作少傅。長興中，卒于福善里第，時年六十。子貞，官至邑宰。琪以在內署時所為制詔，編為十卷，目曰金門集，大行于世。
#读书笔记##历史那些事#
《对于中日古建筑研究、保护与发展传承的一点思考》（上）
我除了对古建筑本身感兴趣，一直也对古建筑研究史、保护与传承十分关心。中日古建筑研究与保护都在现代或者在历史上存在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显而易见，有些问题则一直没有纠正过来，而令我更好奇的是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刚好最近看了几篇关于东亚古建筑研究史的论文，我就简单地谈一谈这些问题的来源及影响，主要涉及中日古建筑，半岛古建筑研究史目前（除了早期历史）我还不太了解。
首先先说一下中日古建筑界的现状：从建筑史研究角度看，中日水平差不多；古建筑保护方面，中国差日本几条大街（可能有的人不认同，但先别着急）；古建筑发展传承方面，部分由于历史的机缘性，中国与日本差距依然很大。
一、建筑史研究
近代的东亚古建筑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古建筑的一些调查与记录。在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对东亚古建筑的看法深受“东方主义”的影响——萨义德认为它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这种思想影响下产生的对于东亚古建筑最有影响力的评价出自佛莱彻尔的《世界建筑史》，在书中，他将正统的西方建筑文化的主线，以“历史性风格”(The HistoricalStyle)为主题，从埃及、希腊、罗马，到中世纪、文艺复兴等一一描述，而将中国、日本、印度等地的古建筑定义为“非历史性风格”(The Non-Historical Style)”。所谓著名的“建筑之树”也出现在佛莱彻尔第四版《世界建筑史》中，中国建筑、日本建筑、印度建筑都没有列入建筑之树的主干中（图1），东方建筑只不过是早期文明的次要分支，是非传统的。对此观点反对最为强烈的是以伊东忠太为代表的日本建筑史研究者,这也成为日本学者开始研究东方建筑最主要的动机之一。
最开始研究东亚古建筑的本土学者是日本学者。日本建筑学教育最早并不教授东亚建筑史，只开设西洋建筑史与印度建筑史，日本建筑史的研究则开始于19世纪90年代初。伊东忠太对于法隆寺的研究是日本古建筑研究的发端之一——但在研究之初他就定下了一个伪命题。由于受到明治时代脱亚入欧思想和上述“东方主义”的影响，伊东忠太在研究之初就认定法隆寺的建筑风格来源于古希腊，但他在研究中也认识到直接跟古希腊建筑攀亲戚也不是很容易的，因此他转而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后来伊东氏对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也都是为了证明中国是古希腊建筑传往日本途中的一个跳板，好在在后来学者研究中这种观点被逐渐纠正了。19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建筑史研究的一大成就在于对全日本遗存的古建筑做了普查，日本大多数高古建筑在当时的普查中被发现。这十年中日本以关野贞为代表的建筑史学家对一些古建筑进行了修缮，积累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在19世纪90年代，日本建筑师三桥四郎对东北古建筑做了调查（图2），成为第一个踏查了中国的日本建筑学人。20世纪的头三十年则是日本建筑学者对中国进行调查的热门时期，伊东忠太（图3）、关野贞、冢本靖、常盘大定等知名学者先后对中国古建筑进行了多次较为细致的调查，不过他们的具体侧重点又有所不同。伊东主要目的是寻找支持日本古建筑西来论的论据（伊东氏后来根据他在中国多年的调查编写了《中国建筑史》，这是第一本较为严谨全面的中国建筑史，但这本书的内容到南北朝就戛然而止了），关野贞的调查更注重对古建筑严谨细致的记录。而不可避免的是，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带有殖民主义色彩，尤其是伊东忠太。伊东在他的《中国建筑装饰》中对中国古建筑多有毫无根据的挖苦（图4），并且认为中国在唐以后就已衰落，唯独日本是亚洲诸伟大文化的综合继承者（图5，这也可以叫“泛亚主义”，这种思想对今日国人的观念仍然有较大影响）。不管如何，在这一时期日本可以说主导了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使中国古建筑研究迈上新台阶，（包括对日本古建筑的研究）也有力地回击了世界建筑史学界对于东亚古建筑的非公正评判。
近代中国人自己对于古建筑的研究始于上世纪20年代。当时西方学者与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古建筑已经有了较多研究，但仍然停留于“有什么”这个层面，并没有回答“是什么”。中国早期古建筑研究的主力军无疑是营造学社，而当梁思成、林徽因与刘敦桢加入学社后，学社的研究水平突飞猛进。梁、林、刘三人均毕业于世界著名建筑院校，当他们研究中国古建筑时也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研究方法。因此，中国人自己研究建筑史的历史从一开端就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傅熹年认为“《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1932）文中所体现出的通过实地调查测绘并与《营造法式》印证，进而探究古代建筑遗构中所包含技术、艺术因素的研究方法，使之成为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引领风气之先的一篇重要论文,其学术水准不仅一举超过了当时欧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国建筑的水平，而且就透过形式深入探讨古代建筑设计规律而言，也超过了日本人当时对日本建筑研究的深度。”由此可见，中国人研究古建筑的水平在早期已经可以与日本人相当，在这之后直到今天，个人认为中日学者对于建筑史的研究水平也是相差不大的。
二、古建筑保护
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情。
为什么我敢说“中国远不如日本”呢？我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吧。
日本在修理古建筑时,每一个修理项目都必须编写系统地记载修理内容的修理报告书（不能说全部都有，但至少法律规定重文及以上要出）,而且必须公开发行,这被定为义务,必须执行。目前,日本的修理报告书已经出版了大约1500册(修理的建筑栋数应比册数多百分之十)。在修理报告书里,清楚地记录着建筑的历史,过去的做法以及修理履历等信息。报告书中还登载大量的、精度相当高的图纸。其中,不仅有修理前的图纸、修理后的图纸,也包括修理过程中的图纸以及修理前后的照片。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确切地向后人传达修理时的情况。而中国对于很多根本没有编写修缮报告书（只有少数国保编写了修缮报告书）或者极为简略，不能反映整个修缮流程。
既然中日古建筑保护水平差距这么大，那么我一直也在想为什么会形成今天这种局面，我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先不说民族精神这类形而上的东西，我认为历史环境对中日古建筑保护理念的形成影响很大。很多事物，其形成初期的发展对其日后的发展影响极大。日本开始古建筑研究与保护是在19世纪90年代，这个时候明治维新已经开展了很多年，日本国内外环境较为稳定，早期的日本建筑学者有充足的财力、物力、时间和稳定的工作环境以供他们修缮保护古建筑，这些都为日本日后的古建筑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日本最早一批修缮的古建筑有法隆寺、唐招提寺金堂等，诚然，当时古建筑的修缮理念在今天看来有很大问题，出过不少修缮惨案，但正是在这种高频繁的修缮工作中日本学者吸取经验教训，掌握了完备的修缮方法，也形成了精细修缮（令我比较欣赏的是日本在修缮一些重要古建筑时候顺便会对建筑基址进行考古发掘）、出书公开整个修缮流程的良好传统，完整修缮报告书能看到的人较少，但是很多寺庙与政府机关官网上关于修缮流程的介绍和简易报告（国内网上则几乎公开的）。日本的修缮报告书少则几百页，多则几千页，可以精确到每个构件，每一道修缮流程。我看过的最早的修缮报告书是昭和十年的（图7），即使在这个时期，日本的修缮报告书也比今天中国很多古建筑修缮报告要强了。另外，日本对于早期木构的调查基本上在一百年前已经完成，而中国早期木构在近些年仍然陆续发现。
中国人自己开始古建筑研究时正是动荡年代，营造学社虽然参与过一些古建筑修缮，但基本都是小打小闹，民国的古建筑修缮水平相较于古代也无太大进步，可以说中国古建筑修缮没有打好基础。在早期既没有打好基础，建国后的三十年间又把日本人修缮古建筑犯过的错误全部再犯了一遍，直到最近还在犯错：拆旧建新屡见不鲜、福建民居构件不断被盗、山西省文物认养的丑事等等，这何时是个头！而且中国很多古建筑（如东大殿）非要等到岌岌可危的时候才（计划）修，难道就没有一点未雨绸缪的意识吗？ 中国一些重要古建筑修缮技艺确实不比日本差，因为集中了国内最好的专家和工匠，但是整体水平相差甚远。除此之外中国文保落后的原因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展开了。
参考论文见评论区。
我除了对古建筑本身感兴趣，一直也对古建筑研究史、保护与传承十分关心。中日古建筑研究与保护都在现代或者在历史上存在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显而易见，有些问题则一直没有纠正过来，而令我更好奇的是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刚好最近看了几篇关于东亚古建筑研究史的论文，我就简单地谈一谈这些问题的来源及影响，主要涉及中日古建筑，半岛古建筑研究史目前（除了早期历史）我还不太了解。
首先先说一下中日古建筑界的现状：从建筑史研究角度看，中日水平差不多；古建筑保护方面，中国差日本几条大街（可能有的人不认同，但先别着急）；古建筑发展传承方面，部分由于历史的机缘性，中国与日本差距依然很大。
一、建筑史研究
近代的东亚古建筑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古建筑的一些调查与记录。在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对东亚古建筑的看法深受“东方主义”的影响——萨义德认为它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这种思想影响下产生的对于东亚古建筑最有影响力的评价出自佛莱彻尔的《世界建筑史》，在书中，他将正统的西方建筑文化的主线，以“历史性风格”(The HistoricalStyle)为主题，从埃及、希腊、罗马，到中世纪、文艺复兴等一一描述，而将中国、日本、印度等地的古建筑定义为“非历史性风格”(The Non-Historical Style)”。所谓著名的“建筑之树”也出现在佛莱彻尔第四版《世界建筑史》中，中国建筑、日本建筑、印度建筑都没有列入建筑之树的主干中（图1），东方建筑只不过是早期文明的次要分支，是非传统的。对此观点反对最为强烈的是以伊东忠太为代表的日本建筑史研究者,这也成为日本学者开始研究东方建筑最主要的动机之一。
最开始研究东亚古建筑的本土学者是日本学者。日本建筑学教育最早并不教授东亚建筑史，只开设西洋建筑史与印度建筑史，日本建筑史的研究则开始于19世纪90年代初。伊东忠太对于法隆寺的研究是日本古建筑研究的发端之一——但在研究之初他就定下了一个伪命题。由于受到明治时代脱亚入欧思想和上述“东方主义”的影响，伊东忠太在研究之初就认定法隆寺的建筑风格来源于古希腊，但他在研究中也认识到直接跟古希腊建筑攀亲戚也不是很容易的，因此他转而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后来伊东氏对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也都是为了证明中国是古希腊建筑传往日本途中的一个跳板，好在在后来学者研究中这种观点被逐渐纠正了。19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建筑史研究的一大成就在于对全日本遗存的古建筑做了普查，日本大多数高古建筑在当时的普查中被发现。这十年中日本以关野贞为代表的建筑史学家对一些古建筑进行了修缮，积累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在19世纪90年代，日本建筑师三桥四郎对东北古建筑做了调查（图2），成为第一个踏查了中国的日本建筑学人。20世纪的头三十年则是日本建筑学者对中国进行调查的热门时期，伊东忠太（图3）、关野贞、冢本靖、常盘大定等知名学者先后对中国古建筑进行了多次较为细致的调查，不过他们的具体侧重点又有所不同。伊东主要目的是寻找支持日本古建筑西来论的论据（伊东氏后来根据他在中国多年的调查编写了《中国建筑史》，这是第一本较为严谨全面的中国建筑史，但这本书的内容到南北朝就戛然而止了），关野贞的调查更注重对古建筑严谨细致的记录。而不可避免的是，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带有殖民主义色彩，尤其是伊东忠太。伊东在他的《中国建筑装饰》中对中国古建筑多有毫无根据的挖苦（图4），并且认为中国在唐以后就已衰落，唯独日本是亚洲诸伟大文化的综合继承者（图5，这也可以叫“泛亚主义”，这种思想对今日国人的观念仍然有较大影响）。不管如何，在这一时期日本可以说主导了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使中国古建筑研究迈上新台阶，（包括对日本古建筑的研究）也有力地回击了世界建筑史学界对于东亚古建筑的非公正评判。
近代中国人自己对于古建筑的研究始于上世纪20年代。当时西方学者与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古建筑已经有了较多研究，但仍然停留于“有什么”这个层面，并没有回答“是什么”。中国早期古建筑研究的主力军无疑是营造学社，而当梁思成、林徽因与刘敦桢加入学社后，学社的研究水平突飞猛进。梁、林、刘三人均毕业于世界著名建筑院校，当他们研究中国古建筑时也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研究方法。因此，中国人自己研究建筑史的历史从一开端就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傅熹年认为“《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1932）文中所体现出的通过实地调查测绘并与《营造法式》印证，进而探究古代建筑遗构中所包含技术、艺术因素的研究方法，使之成为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引领风气之先的一篇重要论文,其学术水准不仅一举超过了当时欧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国建筑的水平，而且就透过形式深入探讨古代建筑设计规律而言，也超过了日本人当时对日本建筑研究的深度。”由此可见，中国人研究古建筑的水平在早期已经可以与日本人相当，在这之后直到今天，个人认为中日学者对于建筑史的研究水平也是相差不大的。
二、古建筑保护
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情。
为什么我敢说“中国远不如日本”呢？我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吧。
日本在修理古建筑时,每一个修理项目都必须编写系统地记载修理内容的修理报告书（不能说全部都有，但至少法律规定重文及以上要出）,而且必须公开发行,这被定为义务,必须执行。目前,日本的修理报告书已经出版了大约1500册(修理的建筑栋数应比册数多百分之十)。在修理报告书里,清楚地记录着建筑的历史,过去的做法以及修理履历等信息。报告书中还登载大量的、精度相当高的图纸。其中,不仅有修理前的图纸、修理后的图纸,也包括修理过程中的图纸以及修理前后的照片。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确切地向后人传达修理时的情况。而中国对于很多根本没有编写修缮报告书（只有少数国保编写了修缮报告书）或者极为简略，不能反映整个修缮流程。
既然中日古建筑保护水平差距这么大，那么我一直也在想为什么会形成今天这种局面，我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先不说民族精神这类形而上的东西，我认为历史环境对中日古建筑保护理念的形成影响很大。很多事物，其形成初期的发展对其日后的发展影响极大。日本开始古建筑研究与保护是在19世纪90年代，这个时候明治维新已经开展了很多年，日本国内外环境较为稳定，早期的日本建筑学者有充足的财力、物力、时间和稳定的工作环境以供他们修缮保护古建筑，这些都为日本日后的古建筑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日本最早一批修缮的古建筑有法隆寺、唐招提寺金堂等，诚然，当时古建筑的修缮理念在今天看来有很大问题，出过不少修缮惨案，但正是在这种高频繁的修缮工作中日本学者吸取经验教训，掌握了完备的修缮方法，也形成了精细修缮（令我比较欣赏的是日本在修缮一些重要古建筑时候顺便会对建筑基址进行考古发掘）、出书公开整个修缮流程的良好传统，完整修缮报告书能看到的人较少，但是很多寺庙与政府机关官网上关于修缮流程的介绍和简易报告（国内网上则几乎公开的）。日本的修缮报告书少则几百页，多则几千页，可以精确到每个构件，每一道修缮流程。我看过的最早的修缮报告书是昭和十年的（图7），即使在这个时期，日本的修缮报告书也比今天中国很多古建筑修缮报告要强了。另外，日本对于早期木构的调查基本上在一百年前已经完成，而中国早期木构在近些年仍然陆续发现。
中国人自己开始古建筑研究时正是动荡年代，营造学社虽然参与过一些古建筑修缮，但基本都是小打小闹，民国的古建筑修缮水平相较于古代也无太大进步，可以说中国古建筑修缮没有打好基础。在早期既没有打好基础，建国后的三十年间又把日本人修缮古建筑犯过的错误全部再犯了一遍，直到最近还在犯错：拆旧建新屡见不鲜、福建民居构件不断被盗、山西省文物认养的丑事等等，这何时是个头！而且中国很多古建筑（如东大殿）非要等到岌岌可危的时候才（计划）修，难道就没有一点未雨绸缪的意识吗？ 中国一些重要古建筑修缮技艺确实不比日本差，因为集中了国内最好的专家和工匠，但是整体水平相差甚远。除此之外中国文保落后的原因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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