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何说起呢
1.为什么要来这里
老学长给我推荐的这个项目，说云鹏你或许经过这一个月的访问你会看遍人间悲欢世事兴衰，说我这一个月的经历或许会成为你以后漫漫长路上的至臻回忆，当然学长也告诉我或许会有北大的证书，会有薪酬等等一系列对我有益的事情。
15岁那年，跟着3个大朋友前往四川支教，整整30天过着与世隔绝世外桃源般的生活，那时只是觉得支教这件事很有趣，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
而那次支教也是十分慌乱，无计划无组织，无非就是以山村之外的人的目光俯下头去给小孩子讲一些他们向往的憧憬的却还没能力接触的新知识，告诉他们花花世界的繁华，讲述自己的光鲜亮丽。临走的时候的有几个小孩子拿着妈妈刚蒸好的红豆馅白面馒头要往我们口袋里放。
不可思议吧，红豆馅白面馒头已经是他们眼中很贵重的礼物了。
那段时间里，我逢人便会谈起我曾经的成就，彰显自己的爱心，不厌其烦的告诉身边的人我当初是多么多么勇敢，没有告诉爸妈我的去向，到了四川的一个名字都不知道的乡村后才跑到山顶打电话告诉爸爸自己去支教了。
而这两年，我幡然醒悟，明白当初的行为有多荒唐，愧疚于当初的支教出于种种的利己目的。我想，善举不应当过多的与自身的目的相关联。资助大学生上学、为贫困山区捐款、乡村支教等等，我们之所以做这些事，不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经历丰富自己的人生，不是为了给自己的脑海里撒下点缀，更不是为了引发关注引起他人的倾佩。我想，善举的唯一目的只应该是切切实实的帮助身处困境的人们。倘若我们帮助别人，最大的动机是获得成就感或是获得经历，那么这件事即便说算不上罪大恶极，也可以说是毫无意义。
记得上半年看到道德经里的一句话，说我们给予别人帮助，目的不是收获众人的敬仰和被帮助者的感谢，相反，我们更应该感谢那些接受我们帮助的人，是他们帮助我们实现了我们的人生价值，长路漫漫，苍乱杂贱，是他们把时间缝隙里乏索无味的时光换成了牵挂与满足。
如今我20岁，我对帮助这个词的幼稚理解大概如此吧。
回到最初，我为什么来到了这里？
我想真真切切的把了解他们的困难，想把每一个家庭的辛酸反映给国家。
我想，民族想要繁荣，国家想要鼎力，总要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千里赶路，不倦不疲，孜孜矻矻，脚踏实地的做一些似乎不被人理解甚至误解的事情。然而这些事情却是铸建一个强大民族的稳固基石，是将文明发扬光大的星星之火。
虽然我很难成为这般伟大的人，但我也在努力向他们靠近。
所以我便来到了这里。
2.我看到了什么
进入这个家庭，我们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民政部访员，虽然我们大家彼此并不认识，但此刻我们汇聚在了一起，我们一定是有共同的梦想共同的憧憬，一定想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或赤诚善良，或不甘平庸，但无论怎样，我们都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认真生活，或高谈阔论，或谨言慎行，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在遍历我们的青春，留下无悔的时光。
我们想成为一个闪闪发光的人
我们不想淹没在茫茫人海中
我们不想自己的大学四年碌碌无为
我们想看到未知的远方，真正的世界
所以我们才握紧彼此的手，一起迈向前方，不停不歇，在国家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中留下我们渺小却又独特的脚印。
我看到很多被飞来横祸摧垮的家庭，但他们仍然竭尽全力的生活，过得体面却艰辛。看到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他们相互搀扶，彼此身处困境却能相濡以沫，言语不多眼神中却充满对对方的爱意。看到母亲因为孩子的恶疾泣不成声，带着孩子破风趟雨四处寻医问药。也看到过一些浑浑噩噩，对窘迫生活抱着得过且过态度的人。
我有过同情有过无奈有过愤怒也有过悲叹。
我和许多独自扛着生活重担的单身父亲或单身母亲促膝长谈，他们或孤苦无依，或家人身患重病。其实啊，这些看似坚强的成年人有时候离崩溃的边缘只隔一线，击溃他们可能只是最后一粒沙子，可是他们还是隐忍着克制着。对孩子的爱和期望可以说是他们唯一的精神支柱。记忆深刻的是有一位单身父亲告诉我自己儿子永远是自己最大的骄傲时，眼角泛着泪珠映着太阳闪耀着光芒。
3.感想
如同求学一般，随着知识的摄入，自身的这个“圆圈”也变得更大，这时就会发现自己所不了解的领域也越来越多。
当我逐渐走进受访者的世界，走进他们的柴米油盐，一日三餐，走进他们的离合欢散，对他们有了更多的了解，虽有感同身受的痛楚和不禁的同情，可伴之而来却是深深地无奈。
面对母亲的轻泣，我也只能沉默，我害怕我的安慰会触动她的情绪，更因为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些苦难，我也没有太多底气劝他们说天高地阔，世人善良。我只能默默的陪着她，聆听她。我怕我随口而出的安慰敷衍了他们数年里积累的艰辛与不易，我也怕我的承诺给了他们缥缈的希望。
其实这短短的半个月，这些经历也许并不会让我的生活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他们的话一直在脑海深处回响，余音不绝。
总之，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也许如同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般渺小，而我们看到的也许只是冰山一角。
可我们明白我们不会停止脚步，我们知道救一人即救全世界，我们知道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让一个家庭重获新生。
愿他们深受世间温情
愿他们天黑有伴，下雨有屋檐，再无颠沛流离
1.为什么要来这里
老学长给我推荐的这个项目，说云鹏你或许经过这一个月的访问你会看遍人间悲欢世事兴衰，说我这一个月的经历或许会成为你以后漫漫长路上的至臻回忆，当然学长也告诉我或许会有北大的证书，会有薪酬等等一系列对我有益的事情。
15岁那年，跟着3个大朋友前往四川支教，整整30天过着与世隔绝世外桃源般的生活，那时只是觉得支教这件事很有趣，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
而那次支教也是十分慌乱，无计划无组织，无非就是以山村之外的人的目光俯下头去给小孩子讲一些他们向往的憧憬的却还没能力接触的新知识，告诉他们花花世界的繁华，讲述自己的光鲜亮丽。临走的时候的有几个小孩子拿着妈妈刚蒸好的红豆馅白面馒头要往我们口袋里放。
不可思议吧，红豆馅白面馒头已经是他们眼中很贵重的礼物了。
那段时间里，我逢人便会谈起我曾经的成就，彰显自己的爱心，不厌其烦的告诉身边的人我当初是多么多么勇敢，没有告诉爸妈我的去向，到了四川的一个名字都不知道的乡村后才跑到山顶打电话告诉爸爸自己去支教了。
而这两年，我幡然醒悟，明白当初的行为有多荒唐，愧疚于当初的支教出于种种的利己目的。我想，善举不应当过多的与自身的目的相关联。资助大学生上学、为贫困山区捐款、乡村支教等等，我们之所以做这些事，不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经历丰富自己的人生，不是为了给自己的脑海里撒下点缀，更不是为了引发关注引起他人的倾佩。我想，善举的唯一目的只应该是切切实实的帮助身处困境的人们。倘若我们帮助别人，最大的动机是获得成就感或是获得经历，那么这件事即便说算不上罪大恶极，也可以说是毫无意义。
记得上半年看到道德经里的一句话，说我们给予别人帮助，目的不是收获众人的敬仰和被帮助者的感谢，相反，我们更应该感谢那些接受我们帮助的人，是他们帮助我们实现了我们的人生价值，长路漫漫，苍乱杂贱，是他们把时间缝隙里乏索无味的时光换成了牵挂与满足。
如今我20岁，我对帮助这个词的幼稚理解大概如此吧。
回到最初，我为什么来到了这里？
我想真真切切的把了解他们的困难，想把每一个家庭的辛酸反映给国家。
我想，民族想要繁荣，国家想要鼎力，总要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千里赶路，不倦不疲，孜孜矻矻，脚踏实地的做一些似乎不被人理解甚至误解的事情。然而这些事情却是铸建一个强大民族的稳固基石，是将文明发扬光大的星星之火。
虽然我很难成为这般伟大的人，但我也在努力向他们靠近。
所以我便来到了这里。
2.我看到了什么
进入这个家庭，我们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民政部访员，虽然我们大家彼此并不认识，但此刻我们汇聚在了一起，我们一定是有共同的梦想共同的憧憬，一定想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或赤诚善良，或不甘平庸，但无论怎样，我们都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认真生活，或高谈阔论，或谨言慎行，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在遍历我们的青春，留下无悔的时光。
我们想成为一个闪闪发光的人
我们不想淹没在茫茫人海中
我们不想自己的大学四年碌碌无为
我们想看到未知的远方，真正的世界
所以我们才握紧彼此的手，一起迈向前方，不停不歇，在国家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中留下我们渺小却又独特的脚印。
我看到很多被飞来横祸摧垮的家庭，但他们仍然竭尽全力的生活，过得体面却艰辛。看到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他们相互搀扶，彼此身处困境却能相濡以沫，言语不多眼神中却充满对对方的爱意。看到母亲因为孩子的恶疾泣不成声，带着孩子破风趟雨四处寻医问药。也看到过一些浑浑噩噩，对窘迫生活抱着得过且过态度的人。
我有过同情有过无奈有过愤怒也有过悲叹。
我和许多独自扛着生活重担的单身父亲或单身母亲促膝长谈，他们或孤苦无依，或家人身患重病。其实啊，这些看似坚强的成年人有时候离崩溃的边缘只隔一线，击溃他们可能只是最后一粒沙子，可是他们还是隐忍着克制着。对孩子的爱和期望可以说是他们唯一的精神支柱。记忆深刻的是有一位单身父亲告诉我自己儿子永远是自己最大的骄傲时，眼角泛着泪珠映着太阳闪耀着光芒。
3.感想
如同求学一般，随着知识的摄入，自身的这个“圆圈”也变得更大，这时就会发现自己所不了解的领域也越来越多。
当我逐渐走进受访者的世界，走进他们的柴米油盐，一日三餐，走进他们的离合欢散，对他们有了更多的了解，虽有感同身受的痛楚和不禁的同情，可伴之而来却是深深地无奈。
面对母亲的轻泣，我也只能沉默，我害怕我的安慰会触动她的情绪，更因为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些苦难，我也没有太多底气劝他们说天高地阔，世人善良。我只能默默的陪着她，聆听她。我怕我随口而出的安慰敷衍了他们数年里积累的艰辛与不易，我也怕我的承诺给了他们缥缈的希望。
其实这短短的半个月，这些经历也许并不会让我的生活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他们的话一直在脑海深处回响，余音不绝。
总之，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也许如同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般渺小，而我们看到的也许只是冰山一角。
可我们明白我们不会停止脚步，我们知道救一人即救全世界，我们知道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让一个家庭重获新生。
愿他们深受世间温情
愿他们天黑有伴，下雨有屋檐，再无颠沛流离
#小南微享##防汛救灾｜南工学子“豫”你同行# 计算机与软件学院2019级徐兴强同学，假期在姐姐饭店帮忙，突遇新乡特大暴雨。
7月23日晚上，徐兴强看到蓝天救援指挥部急需被子的消息，他和姐姐立即拿出家里的2条被子前往。在救援现场，他看到很多志愿者在忙碌着，他心想“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和他们一起战斗，一起保卫家乡！”于是，徐兴强报名蓝天救援志愿者，在救援指挥部搬运物资工作至凌晨。晚上，徐兴强和姐姐决定做一件“大事”：为蓝天救援指挥部免费送饭。
24日上午徐兴强和姐姐用店里所有的食材，做了102碗米线，送到了蓝天救援指挥部。
25日早上，徐兴强和姐姐五点多起床到店里开始准备食材。在店中，徐兴强独自将180个肉夹馍做好。并在附近的群众的帮忙下，用店内所有食材，做了126碗凉皮。大家把肉夹馍和凉皮送到支援新乡的志愿者手中，送到世青国际小学和育才小学丰华校区，分发给安置的受灾群众。
徐兴强说：“这次洪灾，我看到很多共产党员冲在最前线，作为共青团员，我们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要担当民族复兴的重任，面对灾难，我也应该肩负责任，尽己所能，贡献力量。”
7月23日晚上，徐兴强看到蓝天救援指挥部急需被子的消息，他和姐姐立即拿出家里的2条被子前往。在救援现场，他看到很多志愿者在忙碌着，他心想“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和他们一起战斗，一起保卫家乡！”于是，徐兴强报名蓝天救援志愿者，在救援指挥部搬运物资工作至凌晨。晚上，徐兴强和姐姐决定做一件“大事”：为蓝天救援指挥部免费送饭。
24日上午徐兴强和姐姐用店里所有的食材，做了102碗米线，送到了蓝天救援指挥部。
25日早上，徐兴强和姐姐五点多起床到店里开始准备食材。在店中，徐兴强独自将180个肉夹馍做好。并在附近的群众的帮忙下，用店内所有食材，做了126碗凉皮。大家把肉夹馍和凉皮送到支援新乡的志愿者手中，送到世青国际小学和育才小学丰华校区，分发给安置的受灾群众。
徐兴强说：“这次洪灾，我看到很多共产党员冲在最前线，作为共青团员，我们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要担当民族复兴的重任，面对灾难，我也应该肩负责任，尽己所能，贡献力量。”
【多个实锤证明新冠病毒来源自然 驳斥“实验室泄露”阴谋论】
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二阶段病毒溯源计划，该计划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这一假设作为研究重点之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2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对此表示，这种提法，既违反常识也违背科学规律，中国政府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溯源计划的。
曾益新指出，新冠病毒溯源一定是个科学问题，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科学地开展病毒溯源，“但是我们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我们认为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病毒溯源的基础上来延伸，以世界卫生大会(WHA)73.1号决议作为指引，经过成员国充分讨论磋商后开展。对第一阶段病毒溯源时已经开展过的，尤其是已经有了明确结论的，不应该重复开展。”
7月4日，中国专家组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第二阶段溯源工作的中国建议，并与世卫组织专家交流。曾益新说：“在这个建议稿里体现了我们的考虑和核心观点，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
【实锤一：世界卫生组织第一阶段溯源(中国部分)结果：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
3月，世界卫生组织对外公开发布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的世界卫生组织—中国联合研究报告。参与此次溯源研究的中外联合专家组对新冠病毒从自然宿主通过冷链食品传人、直接从自然宿主传人、经中间宿主传人、实验室传人4个引入途径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的评估，评估的结论分成五级：极不可能、不可能、可能、比较可能、非常可能。
这份报告指出，新冠病毒通过实验室引入是“极不可能”(Extremely Unlikely)，这是中外专家组达成的一致共识。3月31日，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在国务院联防联控发布会上表示，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被视为一种“可能”到“比较可能”的途径；通过中间宿主引入，被视为一种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途径，“这是有一个区间的，尤其是中间宿主，是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通过冷链、食品链产品引入，被视为一种可能的途径”。
梁万年介绍，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是通过两个维度得出的结论。实验室引入只有两个最有可能的渠道：一个是人工合成，对此，科学家已经有明确的态度，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是泄漏，泄漏的最关键点是实验室有没有，“中外专家组专门到武汉病毒所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和相关研究人员包括相关管理人员对现场进行了考察。尤其我们对它规范流程、管理制度、安全制度的执行，包括武汉病毒所从事的研究项目、过去做的和正在做的一些项目的了解，最终得出结论——‘极不可能’”。
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袁志明在7月22日的发布会上强调：一、2019年12月30日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接触、保藏和研究过新冠病毒；二、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来没有设计、制造和泄漏新冠病毒；三、目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冠病毒的“零感染”。
袁志明补充说：“有媒体曾经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有3名研究人员曾于2019年的11月到医院就诊，其症状和新冠病毒是一致的’，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如果要搞清这个事实真相，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这些媒体记者告诉我们这三人的姓名，真相就可以水落石出了。其实我们很早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但直到现在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袁志明指出，面对目前仍然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唯有全球合作，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够有效地遏制病毒蔓延，才能让全球人民重新回到繁荣和谐的生活。武汉病毒研究所将秉承开放透明的态度，愿意和各位科学家一道继续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贡献。
【实锤二：《柳叶刀》发文：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7月5日，国际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文章《要确定SARS-CoV-2是如何传染给人类的，关键是科学，而不是猜测》(“Science, not speculation, is essential to determine how SARS-CoV-2 reached humans”)明确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理论。这篇文章由24名知名专家联合撰写。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必须使用科学方法获得的证据来帮助加深理解和作为解释现有问题的基础。这个过程并非没有错误，但它是可被自我纠正的，因为优秀的科学家努力不断提出新问题，应用新方法，并通过公开和透明的数据共享和持续对话来修正其结论。
这篇文章还指出：指控和猜测毫无帮助，因为它无助于获取更多信息，也不能帮助客观评估病毒到人类病原体的途径，而这些都可能有助于防止未来的大流行。相互指责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对国际合作有任何推动作用。新病毒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因此保持透明度和各地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早期预警系统。
2020年2月19日，《柳叶刀》发表文章《支持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和医疗专业人员抗击COVID-19的声明》(“Statement in support of the scientists,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and medical professionals of China combatting COVID-19”)，上述24位科学家参与其中。这篇文章指出，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人员和医疗人员努力、有效地迅速识别此次疫情背后的病原体，采取重大措施减少其影响，并与全球卫生界公开分享成果，这一努力是显著的，“我们签署这份声明，是为了声援所有在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中拯救生命、保护全球健康的中国科学家和卫生专业人员。我们大家都在一起，与中国同行站在最前线，共同应对这一新的病毒威胁。”
时隔一年多，这些科学家表示：“近期，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单独收到了询问，问我们是否仍然支持去年年初说的话，答案很明确：我们重申，我们对当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人民，以及此后在与病毒的无情和持续斗争中冒着个人风险竭尽全力工作的许多世界各地的卫生专业人员表示声援，我们的尊重和感激与日俱增。”
此外，7月7日，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在欧洲科学数据共享平台Zenodo上发表预印本文章，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于武汉实验室”；“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早期的病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联系”；“没有证据表明在大流行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或研究过新冠病毒的祖先”。
实锤三：“盲眼钟表匠”理论：新冠病毒无法被人工合成
7月16日，21位中国科学家和1位在中国工作的英国学者联名在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发表题为《论SARS-CoV-2的起源——盲人钟表匠的争论》(“On the origin of SARS-CoV-2—The blind watchmaker argument”)的观点文章，运用经典进化理论——“盲眼钟表匠”，有力论证了为何新冠病毒只可能来源于自然，而不可能由人为制造。
这篇文章指出，与2003年SARS病毒相比，新冠病毒对人类的适应性非常好，从动物宿主到人类的适应性转移已经更为广泛。根据“盲眼钟表匠”理论，这种适应性转变只能发生在当前大流行暴发之前，并且需要依靠逐步选择的帮助。在这种观点下，新冠病毒不可能是从大城市的动物市场进化而来的，在实验室里进化而来就更不可能了。
1794年，一个英国牧师威廉·佩利提出，自然界的各种生物都完美地适应着各自的生存环境，就像一块精巧的钟表。你无法想象它来自自然，在这背后一定有一个钟表匠(造物主)设计并制造了它。
英国的理查德·道金斯反驳了该观点，他曾在《盲眼钟表匠》中指出，达尔文发现了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动的过程：所有生物的存在与看似有目的的构造，都可以用一个过程解释，这就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自然选择没有目的，也没有“心眼(mind’s eye)”。它不为未来打算，也没有先见之明。如果自然选择就是自然界的钟表匠，那它一定是个盲眼的钟表匠。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吴仲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些人在宣扬“人为论”“阴谋论”“实验室泄漏论”时，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像新冠病毒这么完美适应人体的病毒，怎么可能来自于“盲目”的、漫无目的的大自然？这是科学思想上的可怕倒退——一下子退回了200多年前一个牧师的思维。
吴仲义表示，正因为新冠病毒是人类有史以来见证的最“完美”的病毒，它才必然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因为哪怕是最顶尖的人类科学家，当他想要“制造”一个完美适应人群的病毒时，他其实不知道要造什么样的东西。就好比哪怕最富有技术和经验的电子产品公司，想要一次性设计出一款全球最受欢迎的手机，也是不可能的——最“完美”的产品一定脱胎于市场的检验和反复的打磨。
吴仲义说：“我们推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相关病毒已经在野生动物和人群中经历了反复的互相感染，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积累了适应人体的突变。在入侵人间的过程中，病毒屡败屡战，直到演化成今天这种极其适应人群传播的状态。与普通感冒相关的人类冠状病毒(OC43、229E和NL63)的进化史也佐证了这一观点。这些冠状病毒在全球传播之前，已经在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相互感染与传播了数百年。”
曾经有印度学者发现新冠病毒里有部分序列和艾滋病毒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推测新冠病毒可能是人造的并写成论文，“但是这篇论文在预印版阶段就遭到国际同行的批驳，后来这个作者主动撤稿了”。
曾益新在7月22日国新办的发布会上也举例解释了新冠病毒无法被人类合成，因为在很多其他的病毒里都有类似的序列，所以不能凭这一点来推断新冠病毒是人造的。
曾益新补充说，还有更多专家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新冠病毒没有人工改造的痕迹，从根本上否定了人造病毒的可能性。
“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曾益新说，“溯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病毒的源头搞清楚，然后能够有效地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疫情再次发生。所以一定要本着科学原则，按科学规则推动这项工作，这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来源: 中国青年报）
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二阶段病毒溯源计划，该计划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这一假设作为研究重点之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2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对此表示，这种提法，既违反常识也违背科学规律，中国政府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溯源计划的。
曾益新指出，新冠病毒溯源一定是个科学问题，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科学地开展病毒溯源，“但是我们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我们认为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病毒溯源的基础上来延伸，以世界卫生大会(WHA)73.1号决议作为指引，经过成员国充分讨论磋商后开展。对第一阶段病毒溯源时已经开展过的，尤其是已经有了明确结论的，不应该重复开展。”
7月4日，中国专家组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第二阶段溯源工作的中国建议，并与世卫组织专家交流。曾益新说：“在这个建议稿里体现了我们的考虑和核心观点，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
【实锤一：世界卫生组织第一阶段溯源(中国部分)结果：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
3月，世界卫生组织对外公开发布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的世界卫生组织—中国联合研究报告。参与此次溯源研究的中外联合专家组对新冠病毒从自然宿主通过冷链食品传人、直接从自然宿主传人、经中间宿主传人、实验室传人4个引入途径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的评估，评估的结论分成五级：极不可能、不可能、可能、比较可能、非常可能。
这份报告指出，新冠病毒通过实验室引入是“极不可能”(Extremely Unlikely)，这是中外专家组达成的一致共识。3月31日，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在国务院联防联控发布会上表示，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被视为一种“可能”到“比较可能”的途径；通过中间宿主引入，被视为一种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途径，“这是有一个区间的，尤其是中间宿主，是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通过冷链、食品链产品引入，被视为一种可能的途径”。
梁万年介绍，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是通过两个维度得出的结论。实验室引入只有两个最有可能的渠道：一个是人工合成，对此，科学家已经有明确的态度，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是泄漏，泄漏的最关键点是实验室有没有，“中外专家组专门到武汉病毒所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和相关研究人员包括相关管理人员对现场进行了考察。尤其我们对它规范流程、管理制度、安全制度的执行，包括武汉病毒所从事的研究项目、过去做的和正在做的一些项目的了解，最终得出结论——‘极不可能’”。
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袁志明在7月22日的发布会上强调：一、2019年12月30日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接触、保藏和研究过新冠病毒；二、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来没有设计、制造和泄漏新冠病毒；三、目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冠病毒的“零感染”。
袁志明补充说：“有媒体曾经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有3名研究人员曾于2019年的11月到医院就诊，其症状和新冠病毒是一致的’，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如果要搞清这个事实真相，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这些媒体记者告诉我们这三人的姓名，真相就可以水落石出了。其实我们很早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但直到现在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袁志明指出，面对目前仍然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唯有全球合作，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够有效地遏制病毒蔓延，才能让全球人民重新回到繁荣和谐的生活。武汉病毒研究所将秉承开放透明的态度，愿意和各位科学家一道继续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贡献。
【实锤二：《柳叶刀》发文：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7月5日，国际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文章《要确定SARS-CoV-2是如何传染给人类的，关键是科学，而不是猜测》(“Science, not speculation, is essential to determine how SARS-CoV-2 reached humans”)明确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理论。这篇文章由24名知名专家联合撰写。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必须使用科学方法获得的证据来帮助加深理解和作为解释现有问题的基础。这个过程并非没有错误，但它是可被自我纠正的，因为优秀的科学家努力不断提出新问题，应用新方法，并通过公开和透明的数据共享和持续对话来修正其结论。
这篇文章还指出：指控和猜测毫无帮助，因为它无助于获取更多信息，也不能帮助客观评估病毒到人类病原体的途径，而这些都可能有助于防止未来的大流行。相互指责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对国际合作有任何推动作用。新病毒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因此保持透明度和各地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早期预警系统。
2020年2月19日，《柳叶刀》发表文章《支持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和医疗专业人员抗击COVID-19的声明》(“Statement in support of the scientists,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and medical professionals of China combatting COVID-19”)，上述24位科学家参与其中。这篇文章指出，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人员和医疗人员努力、有效地迅速识别此次疫情背后的病原体，采取重大措施减少其影响，并与全球卫生界公开分享成果，这一努力是显著的，“我们签署这份声明，是为了声援所有在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中拯救生命、保护全球健康的中国科学家和卫生专业人员。我们大家都在一起，与中国同行站在最前线，共同应对这一新的病毒威胁。”
时隔一年多，这些科学家表示：“近期，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单独收到了询问，问我们是否仍然支持去年年初说的话，答案很明确：我们重申，我们对当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人民，以及此后在与病毒的无情和持续斗争中冒着个人风险竭尽全力工作的许多世界各地的卫生专业人员表示声援，我们的尊重和感激与日俱增。”
此外，7月7日，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在欧洲科学数据共享平台Zenodo上发表预印本文章，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于武汉实验室”；“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早期的病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联系”；“没有证据表明在大流行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或研究过新冠病毒的祖先”。
实锤三：“盲眼钟表匠”理论：新冠病毒无法被人工合成
7月16日，21位中国科学家和1位在中国工作的英国学者联名在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发表题为《论SARS-CoV-2的起源——盲人钟表匠的争论》(“On the origin of SARS-CoV-2—The blind watchmaker argument”)的观点文章，运用经典进化理论——“盲眼钟表匠”，有力论证了为何新冠病毒只可能来源于自然，而不可能由人为制造。
这篇文章指出，与2003年SARS病毒相比，新冠病毒对人类的适应性非常好，从动物宿主到人类的适应性转移已经更为广泛。根据“盲眼钟表匠”理论，这种适应性转变只能发生在当前大流行暴发之前，并且需要依靠逐步选择的帮助。在这种观点下，新冠病毒不可能是从大城市的动物市场进化而来的，在实验室里进化而来就更不可能了。
1794年，一个英国牧师威廉·佩利提出，自然界的各种生物都完美地适应着各自的生存环境，就像一块精巧的钟表。你无法想象它来自自然，在这背后一定有一个钟表匠(造物主)设计并制造了它。
英国的理查德·道金斯反驳了该观点，他曾在《盲眼钟表匠》中指出，达尔文发现了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动的过程：所有生物的存在与看似有目的的构造，都可以用一个过程解释，这就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自然选择没有目的，也没有“心眼(mind’s eye)”。它不为未来打算，也没有先见之明。如果自然选择就是自然界的钟表匠，那它一定是个盲眼的钟表匠。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吴仲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些人在宣扬“人为论”“阴谋论”“实验室泄漏论”时，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像新冠病毒这么完美适应人体的病毒，怎么可能来自于“盲目”的、漫无目的的大自然？这是科学思想上的可怕倒退——一下子退回了200多年前一个牧师的思维。
吴仲义表示，正因为新冠病毒是人类有史以来见证的最“完美”的病毒，它才必然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因为哪怕是最顶尖的人类科学家，当他想要“制造”一个完美适应人群的病毒时，他其实不知道要造什么样的东西。就好比哪怕最富有技术和经验的电子产品公司，想要一次性设计出一款全球最受欢迎的手机，也是不可能的——最“完美”的产品一定脱胎于市场的检验和反复的打磨。
吴仲义说：“我们推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相关病毒已经在野生动物和人群中经历了反复的互相感染，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积累了适应人体的突变。在入侵人间的过程中，病毒屡败屡战，直到演化成今天这种极其适应人群传播的状态。与普通感冒相关的人类冠状病毒(OC43、229E和NL63)的进化史也佐证了这一观点。这些冠状病毒在全球传播之前，已经在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相互感染与传播了数百年。”
曾经有印度学者发现新冠病毒里有部分序列和艾滋病毒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推测新冠病毒可能是人造的并写成论文，“但是这篇论文在预印版阶段就遭到国际同行的批驳，后来这个作者主动撤稿了”。
曾益新在7月22日国新办的发布会上也举例解释了新冠病毒无法被人类合成，因为在很多其他的病毒里都有类似的序列，所以不能凭这一点来推断新冠病毒是人造的。
曾益新补充说，还有更多专家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新冠病毒没有人工改造的痕迹，从根本上否定了人造病毒的可能性。
“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曾益新说，“溯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病毒的源头搞清楚，然后能够有效地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疫情再次发生。所以一定要本着科学原则，按科学规则推动这项工作，这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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