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场了洛阳第一期观后感# 《登场了洛阳》是一档人文探索节目 。本期探索团集体演绎考古人奋斗往事，向考古人致敬、向考古一百周年致敬！不论是前线作业的乡民工人，还是鉴史御今的专家学者，都是值得尊敬的考古工作者！ 第一期考古人许宏 老师和赵海涛老师奉献热爱于考古事业，坚守考古工作20余年。耐心地讲解文物故事、细致地指导考古细节，这就是中国考古人的精神！节目里真的可以学到好好多历史知识，真的是涨知识了[赞][赞][赞]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内蒙古一位老人，在垃圾场里翻到了7斤金疙瘩，熔掉后提纯了4斤纯黄金，以1200元卖出。但等到专家推测后，说出这些铁棍至少价值3个亿！等我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可惜了这些“铁棍”了。
众所周知，现代的我们要想了解古代，尤其是距今越久的年代，越是需要更准确的材料来研究。尽管古人有留下许多古籍，但由于古籍是人书写的，所以难免会掺杂着个人的主观情感。
因而，在很多时候，考古专家都是借助文物，再结合史料来研究历史。这种方式得出来的研究成果的可信度也是比较高的。
但由于种种因素，很多历史长河中遗留的文物，往往都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甚至有的也会出现在国外。这就导致很多不认识文物或者对文物不敏感的人，即使遇到了文物，也不会上交给文物局，最终导致文物会被破坏或再次丢失。
而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在内蒙古就有一位老人，在垃圾场中捡到了一根生了锈的铁棍。并且在铁棍的上面还镶嵌着一些金疙瘩。这可把老人高兴坏了，凭借多年的直觉，他又在周围翻找了一番，果不其然，又找到了一堆铁棍。
于是，老人便将这些铁棍装入麻袋，统统带回了家中。回到家后，老人就将这些铁棍进行了一番清洗。
清洗完后，老人也发现了铁棍上面有着一些图案花纹，但老人也没有往文物上想，当即就兴致冲冲地将铁棍上的黄金给弄了下来，并带去了储蓄所，准备换钱。
但储蓄所的人员觉得这黄金并不是很纯净，不答应收购。无奈之下，老人只好和工作人员一起将黄金疙瘩给熔化，并进行了提炼，一番操作过后，原本重达7斤的金疙瘩，只剩下了4斤。
最终，在储蓄所员工的不断讨价还价下，老人以1200元卖出了黄金。而1200元在党史那个年代也可谓是一笔巨款了。
而老人这突然获得1200元巨款的事情也传了出去，文物局听说了老人是捡到了什么铁棍，将上面的金子扣下，才卖出1200元。多年的从业直觉，令他们觉得这铁管来历应该不一般，很可能是文物。
于是，他们。来到了老人的家中做调查，并且将铁棍拿走研究。经过一番研究过后，专家发现这铁棍，是匈奴时期的某一种器物，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市场价值应该至少三个亿。
但由于老人的疏忽，导致这具有文献价值的铁棍，最终变成了一堆废铁。
所以当我们普通人捡到了一些很可能是文物的物品，我们应该第一时间就通知文物部门，而不是自作主张拿去变卖或者丢弃。这样做的后果将会对我们研究历史有一定的损失。
#艺术公开课##这就是中国风##遇见艺术#
众所周知，现代的我们要想了解古代，尤其是距今越久的年代，越是需要更准确的材料来研究。尽管古人有留下许多古籍，但由于古籍是人书写的，所以难免会掺杂着个人的主观情感。
因而，在很多时候，考古专家都是借助文物，再结合史料来研究历史。这种方式得出来的研究成果的可信度也是比较高的。
但由于种种因素，很多历史长河中遗留的文物，往往都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甚至有的也会出现在国外。这就导致很多不认识文物或者对文物不敏感的人，即使遇到了文物，也不会上交给文物局，最终导致文物会被破坏或再次丢失。
而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在内蒙古就有一位老人，在垃圾场中捡到了一根生了锈的铁棍。并且在铁棍的上面还镶嵌着一些金疙瘩。这可把老人高兴坏了，凭借多年的直觉，他又在周围翻找了一番，果不其然，又找到了一堆铁棍。
于是，老人便将这些铁棍装入麻袋，统统带回了家中。回到家后，老人就将这些铁棍进行了一番清洗。
清洗完后，老人也发现了铁棍上面有着一些图案花纹，但老人也没有往文物上想，当即就兴致冲冲地将铁棍上的黄金给弄了下来，并带去了储蓄所，准备换钱。
但储蓄所的人员觉得这黄金并不是很纯净，不答应收购。无奈之下，老人只好和工作人员一起将黄金疙瘩给熔化，并进行了提炼，一番操作过后，原本重达7斤的金疙瘩，只剩下了4斤。
最终，在储蓄所员工的不断讨价还价下，老人以1200元卖出了黄金。而1200元在党史那个年代也可谓是一笔巨款了。
而老人这突然获得1200元巨款的事情也传了出去，文物局听说了老人是捡到了什么铁棍，将上面的金子扣下，才卖出1200元。多年的从业直觉，令他们觉得这铁管来历应该不一般，很可能是文物。
于是，他们。来到了老人的家中做调查，并且将铁棍拿走研究。经过一番研究过后，专家发现这铁棍，是匈奴时期的某一种器物，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市场价值应该至少三个亿。
但由于老人的疏忽，导致这具有文献价值的铁棍，最终变成了一堆废铁。
所以当我们普通人捡到了一些很可能是文物的物品，我们应该第一时间就通知文物部门，而不是自作主张拿去变卖或者丢弃。这样做的后果将会对我们研究历史有一定的损失。
#艺术公开课##这就是中国风##遇见艺术#
（转）陈克伦：汪先生最重要的是他培养了我陶瓷鉴定，另外他很早就引入新的科技手段来论证学术观点，这点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影响深远。
我大学是在厦门大学念的考古专业，但是我比较感兴趣的是陶瓷考古，因为当时教我们宋元考古的老师很关注这一点。而且我在福建念大学，福建窑址很多，念书的时候我们就去过建窑考察，厦门附近还有同安窑，我都去过。大学毕业后被分到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的青瓷非常出名，我又对青瓷产生兴趣。两年以后我考上了复旦大学文博硕士，我们是由复旦大学和上海博物馆联合培养的，当时我的导师杨宽先生已经去美国了，我就选了上博的导师，跟随汪庆正先生研究陶瓷，汪先生也只选了我一个学生，当时都是有正式的拜师仪式的。
汪先生第一次授课，让我简明扼要得把中国陶瓷史讲述一遍。我才讲到一半，他就说“你可以不用讲了，你讲的都对。”
他还让我阅读上海博物馆的专业书籍。汪馆长说过一句话，对我影响非常大，他说，对于文物研究来说，一定要首先会看东西，然后才会写文章。我们博物馆的学者和大学的学者最大的区别就是会看东西，大学的学者洋洋洒洒写几万字的论文，如果论据是错的，那么整个文章就废掉了。所以要锻炼自己的眼力是非常重要的。
汪先生当时虽然已经担任副馆长，工作非常繁忙，但每个礼拜会有两个半天从库房提出20余件文物，一件一件上手仔细看，以时代先后、不同地区、不同窑口的器物分别观摩。开始是先由汪先生讲解，我作一些认知的总结；后来汪先生要我先讲，他再作一些补充，主要是看看我在鉴定方面是否有“悟性”。
汝窑窑址久寻不得。1931年日本学者到河南临汝寻找汝窑;1950年中国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冯先铭先生到临汝、宝丰、鲁山考察窑址;20世纪50至70年代，河南省文物考古学者和北京故的专家多次为寻找汝窑到临汝及附近一带考察，终没有真正发现汝窑窑址。1986年10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在陕西西安召开年会，河南省宝丰县陶瓷工艺厂王留现向一些专家展示了他在宝丰清凉寺采集的1件青釉瓷洗，引起了与会专家的重视。在这一线索下，上博汪馆长于当年年底两次派人前往清凉寺窑址调查，找到了与传世汝窑一样的瓷片标本及窑具。1987年初在上海《文汇报》发布了发现北宋汝窑的消息，并于1987年10月出版《汝窑的发现》一书，认定宝丰清凉寺瓷窑遗址为汝官窑窑场。1987年10月和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清凉寺汝窑窑址进行了钻探和试掘，确认窑址范围并发现了典型的汝窑标本，从而证实了汝窑遗址的地点。当年清凉寺采集的这件标本后来还被上博收藏了，我们把它的口沿修好放在展厅展出。
汪馆长研究问题的角度跟别人也不太一样，他在国内陶瓷鉴定方面很早引入新的科技手段。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的科技手段是很丰富的。比如涉及陶瓷器的断代、窑口等争议性问题，大家各执一词，这时候就用科学仪器来帮忙，用科技数据来说话。
陈克伦：是的，我在书中谈到很多有争议的学术问题，都是用一些科技方法来论证。我们在这一方面起步是比较早的。
比如北宋官窑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记载，北宋官窑在河南开封，但至今尚未发现窑址。由于寻访一直没有结果，于是有学者认为文献记载的所谓“北宋官窑”实际上就是汝窑，对此，汪先生始终持反对态度。1999年夏天，河南有人把在汝州城内张公巷一处建筑工地发现的青瓷标本送来上海请汪先生鉴定，引起了汪先生的极大关注，它们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4件相传1940年代河南开封出土的青瓷标本无论在胎釉、造型、工艺等方面都完全一致，与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亚历山大碗”也基本相似。
张公巷窑发现之后，有学者认为窑址距清凉寺汝窑窑址不远，应该属于汝窑的一支；考古发掘者则从窑址中发现有金代、元代的标本，认为张公巷窑的年代属于金代或者元代。为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汪先生把上博收藏的标本和张公巷窑出土的标本一起交给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进行科学测试，结果发现两者胎、釉的化学成分类同，可以认为是同一个窑址的产品，有可能是北宋官窑的产品，如果确是如此，那么张公巷窑的发现就有可能解决仅见于文献记载而不见实物的北宋官窑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
以后我继续研究汝州张公巷窑与清凉寺汝窑的关系，与汪先生一样，除了利用考古资料之外，还利用科技手段测试清凉寺汝窑、汝州张公巷窑和上博青瓷标本，得出的结论是：张公巷窑与上博青瓷标本的胎、釉化学组成，不仅常量元素基本一致，而且可以判断原料产地的微量元素也相同；它们与清凉寺汝窑则存在较大的差别，这些差别导致了两者在外观上的不同。虽然两地相距约40公里并不远，但是产品有明显差别，严格地说还不能归为一类，这就进一步证明了汪先生的判断。另外。运用热释光对标本的年代进行测试，得出结论：张公巷窑的年代和汝窑的年代相差不多，如果清凉寺汝窑属北宋产品，那么张公巷的时代也不会到金代，更不会是元代。宋 哥窑葵口盘 上海博物馆藏
https://t.cn/A6MhPUsK
我大学是在厦门大学念的考古专业，但是我比较感兴趣的是陶瓷考古，因为当时教我们宋元考古的老师很关注这一点。而且我在福建念大学，福建窑址很多，念书的时候我们就去过建窑考察，厦门附近还有同安窑，我都去过。大学毕业后被分到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的青瓷非常出名，我又对青瓷产生兴趣。两年以后我考上了复旦大学文博硕士，我们是由复旦大学和上海博物馆联合培养的，当时我的导师杨宽先生已经去美国了，我就选了上博的导师，跟随汪庆正先生研究陶瓷，汪先生也只选了我一个学生，当时都是有正式的拜师仪式的。
汪先生第一次授课，让我简明扼要得把中国陶瓷史讲述一遍。我才讲到一半，他就说“你可以不用讲了，你讲的都对。”
他还让我阅读上海博物馆的专业书籍。汪馆长说过一句话，对我影响非常大，他说，对于文物研究来说，一定要首先会看东西，然后才会写文章。我们博物馆的学者和大学的学者最大的区别就是会看东西，大学的学者洋洋洒洒写几万字的论文，如果论据是错的，那么整个文章就废掉了。所以要锻炼自己的眼力是非常重要的。
汪先生当时虽然已经担任副馆长，工作非常繁忙，但每个礼拜会有两个半天从库房提出20余件文物，一件一件上手仔细看，以时代先后、不同地区、不同窑口的器物分别观摩。开始是先由汪先生讲解，我作一些认知的总结；后来汪先生要我先讲，他再作一些补充，主要是看看我在鉴定方面是否有“悟性”。
汝窑窑址久寻不得。1931年日本学者到河南临汝寻找汝窑;1950年中国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冯先铭先生到临汝、宝丰、鲁山考察窑址;20世纪50至70年代，河南省文物考古学者和北京故的专家多次为寻找汝窑到临汝及附近一带考察，终没有真正发现汝窑窑址。1986年10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在陕西西安召开年会，河南省宝丰县陶瓷工艺厂王留现向一些专家展示了他在宝丰清凉寺采集的1件青釉瓷洗，引起了与会专家的重视。在这一线索下，上博汪馆长于当年年底两次派人前往清凉寺窑址调查，找到了与传世汝窑一样的瓷片标本及窑具。1987年初在上海《文汇报》发布了发现北宋汝窑的消息，并于1987年10月出版《汝窑的发现》一书，认定宝丰清凉寺瓷窑遗址为汝官窑窑场。1987年10月和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清凉寺汝窑窑址进行了钻探和试掘，确认窑址范围并发现了典型的汝窑标本，从而证实了汝窑遗址的地点。当年清凉寺采集的这件标本后来还被上博收藏了，我们把它的口沿修好放在展厅展出。
汪馆长研究问题的角度跟别人也不太一样，他在国内陶瓷鉴定方面很早引入新的科技手段。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的科技手段是很丰富的。比如涉及陶瓷器的断代、窑口等争议性问题，大家各执一词，这时候就用科学仪器来帮忙，用科技数据来说话。
陈克伦：是的，我在书中谈到很多有争议的学术问题，都是用一些科技方法来论证。我们在这一方面起步是比较早的。
比如北宋官窑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记载，北宋官窑在河南开封，但至今尚未发现窑址。由于寻访一直没有结果，于是有学者认为文献记载的所谓“北宋官窑”实际上就是汝窑，对此，汪先生始终持反对态度。1999年夏天，河南有人把在汝州城内张公巷一处建筑工地发现的青瓷标本送来上海请汪先生鉴定，引起了汪先生的极大关注，它们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4件相传1940年代河南开封出土的青瓷标本无论在胎釉、造型、工艺等方面都完全一致，与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亚历山大碗”也基本相似。
张公巷窑发现之后，有学者认为窑址距清凉寺汝窑窑址不远，应该属于汝窑的一支；考古发掘者则从窑址中发现有金代、元代的标本，认为张公巷窑的年代属于金代或者元代。为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汪先生把上博收藏的标本和张公巷窑出土的标本一起交给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进行科学测试，结果发现两者胎、釉的化学成分类同，可以认为是同一个窑址的产品，有可能是北宋官窑的产品，如果确是如此，那么张公巷窑的发现就有可能解决仅见于文献记载而不见实物的北宋官窑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
以后我继续研究汝州张公巷窑与清凉寺汝窑的关系，与汪先生一样，除了利用考古资料之外，还利用科技手段测试清凉寺汝窑、汝州张公巷窑和上博青瓷标本，得出的结论是：张公巷窑与上博青瓷标本的胎、釉化学组成，不仅常量元素基本一致，而且可以判断原料产地的微量元素也相同；它们与清凉寺汝窑则存在较大的差别，这些差别导致了两者在外观上的不同。虽然两地相距约40公里并不远，但是产品有明显差别，严格地说还不能归为一类，这就进一步证明了汪先生的判断。另外。运用热释光对标本的年代进行测试，得出结论：张公巷窑的年代和汝窑的年代相差不多，如果清凉寺汝窑属北宋产品，那么张公巷的时代也不会到金代，更不会是元代。宋 哥窑葵口盘 上海博物馆藏
https://t.cn/A6MhPUsK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