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建忠
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编辑 / 赵馨 ⊙ 校对 / 段瑞
泻黄散治疗脾中伏火
泻黄散出自宋代医家钱乙所著《小儿药证直诀》：“泻黄散，又名泻脾散，治脾热弄舌。藿香叶七钱，山栀子仁一钱，石膏五钱，甘草三两，防风四两(去芦，切焙)。上锉，同蜜酒微炒香，为细末，每服一钱至二钱，水一盏，煎至五分，温服清汁，无时。”在《小儿药证直诀》中，尚有两处见到泻黄散，一处是“目内证”下：“黄者，脾热，泻黄散主之”。另一处是“弄舌”下：“脾脏微热，令舌络微紧，时时舒舌。治之勿用冷药及下之，当少与泻黄散渐服之。”从原文中我们可以读到，泻黄散主治“脾热”。脾热的具体表现是小儿“弄舌”，尚有目内黄。
后世方书多谈脾虚、脾寒及脾湿者，极少谈脾热。只有在谈到泻黄散的主治时，才会提到一个似乎属于该方的一个专用名词：“伏火”，或称“脾中伏火”，或称“脾经伏火”，或称“脾胃伏火”。火或热，与伏火的区别在于：前者上达外散，后者郁伏不散。治疗上，前者清中需泻，后者清中需散。也许，泻黄散的主治由“脾热”演变成后世的“脾中伏火”，是后世医家为了解读方中防风、藿香的使用，以方测证的结果。那么，“脾中伏火”的具体表现有哪些呢？
《医方集解》指出，泻黄散“治脾胃伏火，口燥唇干，口疮口臭，烦渴易饥，热在肌肉。”从理论上讲，脾主肌肉、四肢，脾开窍于口，唇为脾之外候，脾恶湿，主运化水湿等。脾中伏火的具体表现应该多见于唇、口、肌肉、四肢之处的火热类病变，也可合有湿邪。从历代医家的记载来看，多见唇口干燥，唇红唇肿、唇疮脱屑、口疮龈肿、弄舌舌裂，以及好发于口、舌、唇、面、四肢之疮疹。
金元医家李东垣创立“阴火学说”。泻黄散所治之热自然不属于“阴火”范畴，但二者似乎有一共性，就是都属郁滞之火，用李东垣的话说是“热伏地中”，治疗都需要升散。
泻黄散中防风的作用
方歌中有“泻黄散中用防风”一句。防风，在原方中用量独重。王旭高说：“重用防风者，能发脾中之伏火，又能于土中泻木也。”
脾热，治以泻脾，重用防风(约占全方总量的二分之一稍弱)，无论如何作解，似乎并不符合临床。尽管“伏火”需散，但伏火毕竟是火，与“伏寒”不同，治以辛温为主，确有以热增热之弊。
张山雷在《小儿药证直诀笺正》泻黄散方下对方中使用防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方为脾胃蕴热而设，山栀、石膏，是其主宰；佐以藿香，芳香快脾，所以振动其生机。甘草大甘，已非实热者必用之药，而防风实不可解，又且独重，其义云何，是恐有误。乃望文生义者，且曰取其升阳，又曰以散伏火。须知病是火热，安有升散以煽其焰之理，汪讱庵书，最是误人。且诸药分量，各本皆异，轻重太不相称，盖沿误久矣!”又说：“后人更有所谓泻黄饮者，云治风热在于脾经，口唇热裂。药则防风之外，更有白芷、升麻，燥烈温升，大可骇咤。则即因钱氏方有防风而更进一层。东坡所谓李斯师荀卿而尤甚者也。”
论中提到两个观点：一是方中防风独重，恐有误；二是治热不该用防风升散。
关于治热用升散，实为临床常用之法。一方面，治疗伏热、郁热，在清热药中佐用升散药，能明显提高疗效；另一方面，治疗火热证症状表现在头面部者，即使邪热没有明显的伏与郁，在清热的同时佐用升散药，也能明显提高疗效。这两种用法，升散药都为佐用。如以升散药为主，则有“升散以煽其焰”之弊。
关于防风独重，笔者认同传抄有误。《小儿药证直诀》是由“宣教郎大梁闫孝忠”整理而成，阎并非以医为业，而其成书过程是：“余家所传者，才十余方……于亲旧间，始得说证数十条。后六年，又得杂方……比于京师，复见别本。然旋著旋传，皆杂乱。初无纪律，互有得失，因得参校焉。其先后则次之，重复则削之，讹谬则正之，俚语则易之。”(见“闫孝忠序”)可见本书并非钱乙本人按次第写成，而是由他人辗转传抄、杂乱组合又经校正而成。成书已然如此，而在其流传过程中，“自元以还，多亡失窜易，既得《玉函经》刻之，二此又求之三十年，近始获焉。手自厘正，还其旧贯，次第开行。”(见“重刻钱氏小儿药证直诀序”)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书中的泻黄散，与钱乙笔下的泻黄散是可以不同的，包括药物，包括剂量。何况张山雷也提到“诸药分量，各本皆异。”
另，《汤液本草》在防风条下言：“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乃二经之行经药。”把泻黄散中的防风理解为治脾之引经药，似无不可。当然，这绝非钱乙制方之本意，钱乙尚不知药物有归经之说。 https://t.cn/RBS4O7q
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编辑 / 赵馨 ⊙ 校对 / 段瑞
泻黄散治疗脾中伏火
泻黄散出自宋代医家钱乙所著《小儿药证直诀》：“泻黄散，又名泻脾散，治脾热弄舌。藿香叶七钱，山栀子仁一钱，石膏五钱，甘草三两，防风四两(去芦，切焙)。上锉，同蜜酒微炒香，为细末，每服一钱至二钱，水一盏，煎至五分，温服清汁，无时。”在《小儿药证直诀》中，尚有两处见到泻黄散，一处是“目内证”下：“黄者，脾热，泻黄散主之”。另一处是“弄舌”下：“脾脏微热，令舌络微紧，时时舒舌。治之勿用冷药及下之，当少与泻黄散渐服之。”从原文中我们可以读到，泻黄散主治“脾热”。脾热的具体表现是小儿“弄舌”，尚有目内黄。
后世方书多谈脾虚、脾寒及脾湿者，极少谈脾热。只有在谈到泻黄散的主治时，才会提到一个似乎属于该方的一个专用名词：“伏火”，或称“脾中伏火”，或称“脾经伏火”，或称“脾胃伏火”。火或热，与伏火的区别在于：前者上达外散，后者郁伏不散。治疗上，前者清中需泻，后者清中需散。也许，泻黄散的主治由“脾热”演变成后世的“脾中伏火”，是后世医家为了解读方中防风、藿香的使用，以方测证的结果。那么，“脾中伏火”的具体表现有哪些呢？
《医方集解》指出，泻黄散“治脾胃伏火，口燥唇干，口疮口臭，烦渴易饥，热在肌肉。”从理论上讲，脾主肌肉、四肢，脾开窍于口，唇为脾之外候，脾恶湿，主运化水湿等。脾中伏火的具体表现应该多见于唇、口、肌肉、四肢之处的火热类病变，也可合有湿邪。从历代医家的记载来看，多见唇口干燥，唇红唇肿、唇疮脱屑、口疮龈肿、弄舌舌裂，以及好发于口、舌、唇、面、四肢之疮疹。
金元医家李东垣创立“阴火学说”。泻黄散所治之热自然不属于“阴火”范畴，但二者似乎有一共性，就是都属郁滞之火，用李东垣的话说是“热伏地中”，治疗都需要升散。
泻黄散中防风的作用
方歌中有“泻黄散中用防风”一句。防风，在原方中用量独重。王旭高说：“重用防风者，能发脾中之伏火，又能于土中泻木也。”
脾热，治以泻脾，重用防风(约占全方总量的二分之一稍弱)，无论如何作解，似乎并不符合临床。尽管“伏火”需散，但伏火毕竟是火，与“伏寒”不同，治以辛温为主，确有以热增热之弊。
张山雷在《小儿药证直诀笺正》泻黄散方下对方中使用防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方为脾胃蕴热而设，山栀、石膏，是其主宰；佐以藿香，芳香快脾，所以振动其生机。甘草大甘，已非实热者必用之药，而防风实不可解，又且独重，其义云何，是恐有误。乃望文生义者，且曰取其升阳，又曰以散伏火。须知病是火热，安有升散以煽其焰之理，汪讱庵书，最是误人。且诸药分量，各本皆异，轻重太不相称，盖沿误久矣!”又说：“后人更有所谓泻黄饮者，云治风热在于脾经，口唇热裂。药则防风之外，更有白芷、升麻，燥烈温升，大可骇咤。则即因钱氏方有防风而更进一层。东坡所谓李斯师荀卿而尤甚者也。”
论中提到两个观点：一是方中防风独重，恐有误；二是治热不该用防风升散。
关于治热用升散，实为临床常用之法。一方面，治疗伏热、郁热，在清热药中佐用升散药，能明显提高疗效；另一方面，治疗火热证症状表现在头面部者，即使邪热没有明显的伏与郁，在清热的同时佐用升散药，也能明显提高疗效。这两种用法，升散药都为佐用。如以升散药为主，则有“升散以煽其焰”之弊。
关于防风独重，笔者认同传抄有误。《小儿药证直诀》是由“宣教郎大梁闫孝忠”整理而成，阎并非以医为业，而其成书过程是：“余家所传者，才十余方……于亲旧间，始得说证数十条。后六年，又得杂方……比于京师，复见别本。然旋著旋传，皆杂乱。初无纪律，互有得失，因得参校焉。其先后则次之，重复则削之，讹谬则正之，俚语则易之。”(见“闫孝忠序”)可见本书并非钱乙本人按次第写成，而是由他人辗转传抄、杂乱组合又经校正而成。成书已然如此，而在其流传过程中，“自元以还，多亡失窜易，既得《玉函经》刻之，二此又求之三十年，近始获焉。手自厘正，还其旧贯，次第开行。”(见“重刻钱氏小儿药证直诀序”)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书中的泻黄散，与钱乙笔下的泻黄散是可以不同的，包括药物，包括剂量。何况张山雷也提到“诸药分量，各本皆异。”
另，《汤液本草》在防风条下言：“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乃二经之行经药。”把泻黄散中的防风理解为治脾之引经药，似无不可。当然，这绝非钱乙制方之本意，钱乙尚不知药物有归经之说。 https://t.cn/RBS4O7q
常诵经文咒章，能获得这两种不可思议功德#道教知识#
在早期的经韵授度过程里，不管是经韵本身抑或是法术施行，有治病疗疾、治理国家和修炼成仙等根本目的。
一、治病疗疾
对经韵唱诵的治病疗疾的功效，《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有如下记载：
元始天尊悬坐空浮五色狮子之上。说经一遍，诸天大圣同时称善。是时，一国男女聋病，耳皆开聪。说经二遍，盲者目明。说经三遍，哑者能言。说经四遍，跛疴积逮，皆能起行。说经五遍，久病固疾，一时复行。说经六遍，发白反黑，齿落更生。说经七遍，老者反壮，少者皆强。说经八遍，妇人怀妊，鸟兽含胎，已生未生，皆得生成。说经九遍，地藏发泄，金玉露行。说经十遍，枯骨更生，皆起成人。是时，一国是男是女，莫不倾心，皆受护度，咸得长生。
可见，元始天尊之经韵唱诵功效涉及聋者耳聪、盲者目明、哑者能言、跛者能行、白发返黑、老壮少强等诸多方面。
下面，我们摘录一则法师启示的疾病医治章文，通过对章文的简要分析，进一步来看经韵唱诵在治病疗疾方面的神圣功效。《疾病医治章》：
具法位，上言云云：顷日已来，染疾恐没溺生路诣。臣求乞章奏。三天曹愿，为拔赎比，旬日已来，寒暑不节，腠理失所。或当风卧冷，致招此疾。或五刑三灾谪罚，但以愚塞不知，将何省理。上请五方生气，以济医治。特愿太上无极大道、太上老君、诸君丈人、天师君、三师君夫人、慈父圣母留恩省念，赐以道气，覆阴某身。
谨谒天曹上手、天医太医君吏十二人，下为某身随病所在，即为救疗。上请治病功曹十五人，为某上请天曹，削除某前世今生所犯罪源，五臓之中、四肢百脉，皆蒙愈差。次请东方青生气、南方赤生气、西方白生气、北方黑生气、中央黄生气，并下某身中。又上请解考君、度命君、益算君、防民君、诛殃祸君、游罗大将军、地境大将军各收邪精故气，疫毒之鬼，令病者痊复。云云所请，天官依三会言功，迁赏不负，效信恩惟。太上分别云云。
此处所引“疾病医治章”首先说明了疾病的来源在于“寒暑不节、腠理失所”；其次，奉请各路神尊，以生五气、赈济医治；最后，因病者痊愈，而三会行赏。
在此过程中，始终都贯穿着神的旨意，即法师以经韵唱诵的方式奏请神尊；进而在神尊的护卫下，法师以咒章唱念的方式驱魔除邪；最后，法师念诵谢辞，以示对神尊治病除疾之谢忱。可见，咒章唱诵是法师治病疗疾的一项重要道法。
在道教看来，经文咒章的唱诵过程本属身心修炼之门径。
如《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言：“凡诵经者，须先行定法，后着耳彻听，天尊诵经之声，琅琅然如钟声”。
依其声之大小，有心、微、密诵之别。心诵者，内心存神而诵之；微诵者，仅自己可闻其声也；密诵者，诵之出声而外人莫听其声也。道教诵经除用声讲究外，亦重气之运用，即上丹之气谓神诵；中丹之气谓心诵；下丹之气谓气诵。这种气、声的结合，再加之叩齿、咽液等法术的综合作用，便能导人于一种专注无欲、气神畅通的玄虚境界。
二、修炼成仙
修炼成仙成为师徒经韵授度的又一目的。在道教典籍中，相关经韵唱诵之修炼成仙功效的记载颇为多见。下面我们摘录《太上洞玄灵宝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经》中，关于唱诵道德五千文之炼养功能的相关记载，来看念诵经韵与得道成仙的关系。
太极真人曰：道德五千文，经之大也，是道也。故通乎天地人，万物从之，以终始也。上士受诵为太上仙王，中士受诵为飞仙，下士受诵生转轮圣王家，不经地狱，常生福国。命过之时，天帝云车迎其魂神，安处福堂也。此度人无数，量不可具言也。昔有妇人受诵是经，夫恒恒怒之，终亦不退，妇遂白日升天。夫死入地狱，受考历岁，妇飞行看之，令读道德经。今当见救时，天人飞下，太山府君即呼问之，其具答：常为妇人所礼教。于是，经妇人飞升，我故缘昔恩求救耳。
府君曰：子本虽不学，要是常礼大道，敬信经法，今可送着福堂，给其厨食千年，汝当生人中，受诵是经。男人曰：我若得生人道，必宗受是经，以求度世。却千年生人中，十三岁始好五千文，从师受诵口诀。高才聪明，国王礼聘，不就乃白日飞仙，其先敬经，贤妻相度，缘此宿恩也。昔有贤明道士，斋于静室，不能得中食。时，俗姓男女敬乐大法，感此道士忍饥而诵经，日日为设中食，时往德经。道士哀其敬信，以传男子女人，教以口诀。各诵之万遍，太上龙舆下迎，白日升天。此例甚多，非可悉记也。
道德五千文可谓道教至经，引文中太极真人讲述了唱诵此经的飞仙之道。
其具体事例有：
妇人受诵，白日飞升；
妇人之夫，受妇礼教，而送入福堂；
俗姓男女，诵诀万遍，而太上下迎。
无论是庶民百姓，或者信道诸士，只要勤诵道德五千文，皆可飞升入福堂，而免受地狱之苦。只不过，不同层级的修炼者所达仙界等级不同而已，即“上士得道，升为天官；中士得道，栖居昆仑；下士得道，长生世间”。 https://t.cn/Evk4evd
在早期的经韵授度过程里，不管是经韵本身抑或是法术施行，有治病疗疾、治理国家和修炼成仙等根本目的。
一、治病疗疾
对经韵唱诵的治病疗疾的功效，《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有如下记载：
元始天尊悬坐空浮五色狮子之上。说经一遍，诸天大圣同时称善。是时，一国男女聋病，耳皆开聪。说经二遍，盲者目明。说经三遍，哑者能言。说经四遍，跛疴积逮，皆能起行。说经五遍，久病固疾，一时复行。说经六遍，发白反黑，齿落更生。说经七遍，老者反壮，少者皆强。说经八遍，妇人怀妊，鸟兽含胎，已生未生，皆得生成。说经九遍，地藏发泄，金玉露行。说经十遍，枯骨更生，皆起成人。是时，一国是男是女，莫不倾心，皆受护度，咸得长生。
可见，元始天尊之经韵唱诵功效涉及聋者耳聪、盲者目明、哑者能言、跛者能行、白发返黑、老壮少强等诸多方面。
下面，我们摘录一则法师启示的疾病医治章文，通过对章文的简要分析，进一步来看经韵唱诵在治病疗疾方面的神圣功效。《疾病医治章》：
具法位，上言云云：顷日已来，染疾恐没溺生路诣。臣求乞章奏。三天曹愿，为拔赎比，旬日已来，寒暑不节，腠理失所。或当风卧冷，致招此疾。或五刑三灾谪罚，但以愚塞不知，将何省理。上请五方生气，以济医治。特愿太上无极大道、太上老君、诸君丈人、天师君、三师君夫人、慈父圣母留恩省念，赐以道气，覆阴某身。
谨谒天曹上手、天医太医君吏十二人，下为某身随病所在，即为救疗。上请治病功曹十五人，为某上请天曹，削除某前世今生所犯罪源，五臓之中、四肢百脉，皆蒙愈差。次请东方青生气、南方赤生气、西方白生气、北方黑生气、中央黄生气，并下某身中。又上请解考君、度命君、益算君、防民君、诛殃祸君、游罗大将军、地境大将军各收邪精故气，疫毒之鬼，令病者痊复。云云所请，天官依三会言功，迁赏不负，效信恩惟。太上分别云云。
此处所引“疾病医治章”首先说明了疾病的来源在于“寒暑不节、腠理失所”；其次，奉请各路神尊，以生五气、赈济医治；最后，因病者痊愈，而三会行赏。
在此过程中，始终都贯穿着神的旨意，即法师以经韵唱诵的方式奏请神尊；进而在神尊的护卫下，法师以咒章唱念的方式驱魔除邪；最后，法师念诵谢辞，以示对神尊治病除疾之谢忱。可见，咒章唱诵是法师治病疗疾的一项重要道法。
在道教看来，经文咒章的唱诵过程本属身心修炼之门径。
如《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言：“凡诵经者，须先行定法，后着耳彻听，天尊诵经之声，琅琅然如钟声”。
依其声之大小，有心、微、密诵之别。心诵者，内心存神而诵之；微诵者，仅自己可闻其声也；密诵者，诵之出声而外人莫听其声也。道教诵经除用声讲究外，亦重气之运用，即上丹之气谓神诵；中丹之气谓心诵；下丹之气谓气诵。这种气、声的结合，再加之叩齿、咽液等法术的综合作用，便能导人于一种专注无欲、气神畅通的玄虚境界。
二、修炼成仙
修炼成仙成为师徒经韵授度的又一目的。在道教典籍中，相关经韵唱诵之修炼成仙功效的记载颇为多见。下面我们摘录《太上洞玄灵宝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经》中，关于唱诵道德五千文之炼养功能的相关记载，来看念诵经韵与得道成仙的关系。
太极真人曰：道德五千文，经之大也，是道也。故通乎天地人，万物从之，以终始也。上士受诵为太上仙王，中士受诵为飞仙，下士受诵生转轮圣王家，不经地狱，常生福国。命过之时，天帝云车迎其魂神，安处福堂也。此度人无数，量不可具言也。昔有妇人受诵是经，夫恒恒怒之，终亦不退，妇遂白日升天。夫死入地狱，受考历岁，妇飞行看之，令读道德经。今当见救时，天人飞下，太山府君即呼问之，其具答：常为妇人所礼教。于是，经妇人飞升，我故缘昔恩求救耳。
府君曰：子本虽不学，要是常礼大道，敬信经法，今可送着福堂，给其厨食千年，汝当生人中，受诵是经。男人曰：我若得生人道，必宗受是经，以求度世。却千年生人中，十三岁始好五千文，从师受诵口诀。高才聪明，国王礼聘，不就乃白日飞仙，其先敬经，贤妻相度，缘此宿恩也。昔有贤明道士，斋于静室，不能得中食。时，俗姓男女敬乐大法，感此道士忍饥而诵经，日日为设中食，时往德经。道士哀其敬信，以传男子女人，教以口诀。各诵之万遍，太上龙舆下迎，白日升天。此例甚多，非可悉记也。
道德五千文可谓道教至经，引文中太极真人讲述了唱诵此经的飞仙之道。
其具体事例有：
妇人受诵，白日飞升；
妇人之夫，受妇礼教，而送入福堂；
俗姓男女，诵诀万遍，而太上下迎。
无论是庶民百姓，或者信道诸士，只要勤诵道德五千文，皆可飞升入福堂，而免受地狱之苦。只不过，不同层级的修炼者所达仙界等级不同而已，即“上士得道，升为天官；中士得道，栖居昆仑；下士得道，长生世间”。 https://t.cn/Evk4evd
贾峰：王蒙《青卞隐居图》赏析
贾峰 中国美术
元代画坛领袖赵孟頫曾有诗云：“何当便理南归棹，呼酒登楼看卞山。”几十年后，即1366年，其外孙王蒙创作出一幅在中国山水画史上影响力巨大的作品——《青卞隐居图》。董其昌在该画的绫纸上题写：“天下第一王叔明画。此图神气淋漓，纵横潇洒，实山樵（王蒙）平生第一得意山水，倪元镇退舍宜矣。”从董对此图冠以“第一”的评价中，不难看出《青卞隐居图》在山水画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价值。
一、创作背景
《青卞隐居图》作于元至正二十六年（即1366年）。此时，王蒙已是第二次隐居黄鹤山中，他一生都在隐逸与出仕之间做着思想斗争。在黄鹤山中隐居二十余年后，又出任元朝的理问一职，元政权覆灭之际，他再次回归山林，以观后变。他显然没有倪瓒那般洒脱与坚定，散尽家财，终身避世。相反，他的内心一定是激荡不安的，生不逢时的苦闷抑郁可以想象。因而，我们看到《青卞隐居图》不再像其早期的《东山草堂图》那样安详宁静了，反而多了些繁复曲折。实际上，此时的卞山只是画家向往的一方世外桃源，树石飞瀑虽壮美无比，但处处都是作者心中的沧桑。元代推行的“荫叙”制度，原先“儒为席上珍”的文人士大夫成了第九等，介乎娼丐间。丧失了传统文人士大夫修齐治平的鸿鹄之志，转而“游于艺”，将自己难以言说的士人情怀寄托于丹青之上。这样的心境，又有这样的山水，于是便有了这样的图景。
二百五十年后，董其昌行舟至卞山下，赞王蒙该画“能为此山传神写照”。
二、繁密之意象
元人作山水讲求抒写“心性”，从“心性”中架构山水意象。王蒙用“繁密”的意象取胜，同时又不偏离山水本体的物象之理，从而提炼出一种新的山水画表现语言，这种新的符号化语言从艺术的本体来看，是道与技的和谐，使艺术创作的灵魂在更为自由、自在的情境中得以彻底展现。
“元四家”中，倪瓒与王蒙在审美趣味上形成了强烈对比，二者一简一繁，这种繁与简只是一种表象的差异，其本质却异途同归。正如清代钱杜所云：“云林似简而繁、山樵似繁而简。”倪云林的《秋亭嘉树图》也是表现隐逸题材的山水作品，以清旷、幽深之象取长，而王蒙在《青卞隐居图》中山重水复、层峦密林的布局，将自己装进一个远离人烟的洞天山水之中，以突显其“隐”的心境。因此，他要用“繁线密点”将画面气韵与形式美感有机地统一起来，用繁密的皴擦，再加以“水晕墨章”的渲染来营造“隐”的意象，从而宣泄内心仕与隐的矛盾情绪，达到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之境界。
三、解索皴法与牛毛皴法
在山水画中，皴法起着重要作用和特殊意义，古有斧披皴、披麻皴、云头皴等。王蒙用繁线密点之技，创造出了解索皴法，后又创牛毛皴法。
清人唐岱在《绘事发微》中写道：“王叔明喜用长皴，皴山峦准头。用笔多弯曲似解索。”解索皴是由披麻皴变化而来，因笔法线条似解开的绳索而得名，呈上紧下松或是上松下紧之状，此法在该图中上部山石中有充分的展现。清代王概说他是“用古篆隶法杂入皴中，如金钴镂石，鹤嘴画沙。故尖而不稚，劲而不板，圆而不成毛团，方而不露圭角。”打开五代画家董源的《潇湘图》就不难发现，王蒙的解索皴发端于董源的披麻皴，干湿、浓淡、虚实、皴染皆一脉相承。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王蒙在前辈画家的基础上，丰富了他们常用的披麻皴法，恰当地表达了自己对自然物理的审美感受，形成了富有个人语言的新皴法。
牛毛皴又从解索皴发展而来，用细如牛毛的笔法线条将山顶、崖、壁反复皴擦，纵横交错，杂而不乱，密而不闷，浓墨淡墨交替结合，使画面层次更加分明多变。最后用焦墨点出苔点，这种苔点法在《潇湘图》中同样一目了然，二者都是用来表现远山顶上的树木繁茂之态，与此同时也丰富了画面的点线构成，强化了整体的视觉张力。
四、奇异之空间
王蒙在构图上多取法于五代及北宋诸家，以纵式立轴在狭长的画幅中，以高远法构图，山脚峰顶，自下而上，呈“之”字形取势布景，气势撼人。山脚怪石突兀，溪流潺潺，一组组树木密密层层布满画面下方三分之一的空间，前后重叠，气脉相互贯通。山上有座瀑布，两旁各夹着形貌怪异的山头，有虚有实，忽凹忽凸，交汇出现在观者面前，顷刻间使画面产生动感，犹如一条游龙飞腾而上。因此，这种画面构成也叫“龙脉式”。画作右下角，有位白衣男子策杖而行，但是树林上方则出现了陡峭的山峦，阻断了去路，使山林的曲折幽深之气更加形象。
元代山水画家都试图创造一个可观、可游、可居的理想境地，以表达自己的人生格调与避世情怀。《青卞隐居图》的山水形态布局，山重水复，峰岭盘旋，路径隐蔽曲折，在真实的自然中实际上很少存在。其创造的是一种视觉幻境，用画笔营造出一种奇异的空间幻觉，给观者以超自然的视觉冲击。
此图画面空间的处理，被后世画家继承并进一步向前推进。吴门画派领袖文徵明就全面吸收其作品中的用墨特点和空间分割形式。尤其晚期的作品出现了更加玄幻的变化，如《云壑观泉图》中层岩重叠，崇岭危岩中飞泉急泻，水平面七转八折，由下至上几经出没，流贯画面上下。
五、后世之影响
《青卞隐居图》是王蒙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此图的山水空间分割疏密得当，意境营造形式新颖，笔墨技巧丰富多样，对明清乃至近现代绘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张大千说：“元四家中黄鹤山樵法门最大，明清作者无不师之，即不羁如方外二石（石涛、石溪），亦不能越其藩篱也”。明清的山水几乎是文人水墨一统天下，无论是吴门画派，还是松江画派都以黄公望和王蒙的作品作为主要的师法对象。如沈周的代表作品《庐山高》直接受《青卞隐居图》的影响，采用“密式”构图，山石先用淡墨勾出，再施以重墨皴擦加以变化。即使是以“搜尽奇峰打草稿”为艺术创作座右铭的石涛也绕不开这幅作品的直接影响，在石涛《信着芒鞋作浪游图》中就大量借鉴了“苔点法”的技法。到了近现代，黄秋园、吴冠中等人都曾从此图的点线技法中获得过灵感。
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山水画至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又一变也。”王蒙在《青卞隐居图》中将解索皴、牛毛皴、“水晕墨章”、“苔点法”等技法发挥到了极致，极大地丰富了山水画的表现技法和形式语言。其“繁线密点”的章法和玄幻多变的空间分割更是在中国山水画史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开一代新风。
贾峰 中国美术
元代画坛领袖赵孟頫曾有诗云：“何当便理南归棹，呼酒登楼看卞山。”几十年后，即1366年，其外孙王蒙创作出一幅在中国山水画史上影响力巨大的作品——《青卞隐居图》。董其昌在该画的绫纸上题写：“天下第一王叔明画。此图神气淋漓，纵横潇洒，实山樵（王蒙）平生第一得意山水，倪元镇退舍宜矣。”从董对此图冠以“第一”的评价中，不难看出《青卞隐居图》在山水画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价值。
一、创作背景
《青卞隐居图》作于元至正二十六年（即1366年）。此时，王蒙已是第二次隐居黄鹤山中，他一生都在隐逸与出仕之间做着思想斗争。在黄鹤山中隐居二十余年后，又出任元朝的理问一职，元政权覆灭之际，他再次回归山林，以观后变。他显然没有倪瓒那般洒脱与坚定，散尽家财，终身避世。相反，他的内心一定是激荡不安的，生不逢时的苦闷抑郁可以想象。因而，我们看到《青卞隐居图》不再像其早期的《东山草堂图》那样安详宁静了，反而多了些繁复曲折。实际上，此时的卞山只是画家向往的一方世外桃源，树石飞瀑虽壮美无比，但处处都是作者心中的沧桑。元代推行的“荫叙”制度，原先“儒为席上珍”的文人士大夫成了第九等，介乎娼丐间。丧失了传统文人士大夫修齐治平的鸿鹄之志，转而“游于艺”，将自己难以言说的士人情怀寄托于丹青之上。这样的心境，又有这样的山水，于是便有了这样的图景。
二百五十年后，董其昌行舟至卞山下，赞王蒙该画“能为此山传神写照”。
二、繁密之意象
元人作山水讲求抒写“心性”，从“心性”中架构山水意象。王蒙用“繁密”的意象取胜，同时又不偏离山水本体的物象之理，从而提炼出一种新的山水画表现语言，这种新的符号化语言从艺术的本体来看，是道与技的和谐，使艺术创作的灵魂在更为自由、自在的情境中得以彻底展现。
“元四家”中，倪瓒与王蒙在审美趣味上形成了强烈对比，二者一简一繁，这种繁与简只是一种表象的差异，其本质却异途同归。正如清代钱杜所云：“云林似简而繁、山樵似繁而简。”倪云林的《秋亭嘉树图》也是表现隐逸题材的山水作品，以清旷、幽深之象取长，而王蒙在《青卞隐居图》中山重水复、层峦密林的布局，将自己装进一个远离人烟的洞天山水之中，以突显其“隐”的心境。因此，他要用“繁线密点”将画面气韵与形式美感有机地统一起来，用繁密的皴擦，再加以“水晕墨章”的渲染来营造“隐”的意象，从而宣泄内心仕与隐的矛盾情绪，达到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之境界。
三、解索皴法与牛毛皴法
在山水画中，皴法起着重要作用和特殊意义，古有斧披皴、披麻皴、云头皴等。王蒙用繁线密点之技，创造出了解索皴法，后又创牛毛皴法。
清人唐岱在《绘事发微》中写道：“王叔明喜用长皴，皴山峦准头。用笔多弯曲似解索。”解索皴是由披麻皴变化而来，因笔法线条似解开的绳索而得名，呈上紧下松或是上松下紧之状，此法在该图中上部山石中有充分的展现。清代王概说他是“用古篆隶法杂入皴中，如金钴镂石，鹤嘴画沙。故尖而不稚，劲而不板，圆而不成毛团，方而不露圭角。”打开五代画家董源的《潇湘图》就不难发现，王蒙的解索皴发端于董源的披麻皴，干湿、浓淡、虚实、皴染皆一脉相承。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王蒙在前辈画家的基础上，丰富了他们常用的披麻皴法，恰当地表达了自己对自然物理的审美感受，形成了富有个人语言的新皴法。
牛毛皴又从解索皴发展而来，用细如牛毛的笔法线条将山顶、崖、壁反复皴擦，纵横交错，杂而不乱，密而不闷，浓墨淡墨交替结合，使画面层次更加分明多变。最后用焦墨点出苔点，这种苔点法在《潇湘图》中同样一目了然，二者都是用来表现远山顶上的树木繁茂之态，与此同时也丰富了画面的点线构成，强化了整体的视觉张力。
四、奇异之空间
王蒙在构图上多取法于五代及北宋诸家，以纵式立轴在狭长的画幅中，以高远法构图，山脚峰顶，自下而上，呈“之”字形取势布景，气势撼人。山脚怪石突兀，溪流潺潺，一组组树木密密层层布满画面下方三分之一的空间，前后重叠，气脉相互贯通。山上有座瀑布，两旁各夹着形貌怪异的山头，有虚有实，忽凹忽凸，交汇出现在观者面前，顷刻间使画面产生动感，犹如一条游龙飞腾而上。因此，这种画面构成也叫“龙脉式”。画作右下角，有位白衣男子策杖而行，但是树林上方则出现了陡峭的山峦，阻断了去路，使山林的曲折幽深之气更加形象。
元代山水画家都试图创造一个可观、可游、可居的理想境地，以表达自己的人生格调与避世情怀。《青卞隐居图》的山水形态布局，山重水复，峰岭盘旋，路径隐蔽曲折，在真实的自然中实际上很少存在。其创造的是一种视觉幻境，用画笔营造出一种奇异的空间幻觉，给观者以超自然的视觉冲击。
此图画面空间的处理，被后世画家继承并进一步向前推进。吴门画派领袖文徵明就全面吸收其作品中的用墨特点和空间分割形式。尤其晚期的作品出现了更加玄幻的变化，如《云壑观泉图》中层岩重叠，崇岭危岩中飞泉急泻，水平面七转八折，由下至上几经出没，流贯画面上下。
五、后世之影响
《青卞隐居图》是王蒙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此图的山水空间分割疏密得当，意境营造形式新颖，笔墨技巧丰富多样，对明清乃至近现代绘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张大千说：“元四家中黄鹤山樵法门最大，明清作者无不师之，即不羁如方外二石（石涛、石溪），亦不能越其藩篱也”。明清的山水几乎是文人水墨一统天下，无论是吴门画派，还是松江画派都以黄公望和王蒙的作品作为主要的师法对象。如沈周的代表作品《庐山高》直接受《青卞隐居图》的影响，采用“密式”构图，山石先用淡墨勾出，再施以重墨皴擦加以变化。即使是以“搜尽奇峰打草稿”为艺术创作座右铭的石涛也绕不开这幅作品的直接影响，在石涛《信着芒鞋作浪游图》中就大量借鉴了“苔点法”的技法。到了近现代，黄秋园、吴冠中等人都曾从此图的点线技法中获得过灵感。
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山水画至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又一变也。”王蒙在《青卞隐居图》中将解索皴、牛毛皴、“水晕墨章”、“苔点法”等技法发挥到了极致，极大地丰富了山水画的表现技法和形式语言。其“繁线密点”的章法和玄幻多变的空间分割更是在中国山水画史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开一代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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