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三件早期雕版印刷佛经修复与保护》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
此为国图古籍馆馆长陈红彦女史所赠。从此书的编委会所列名单来看，参与该书撰稿者有十数人之多，陈馆长告诉我，他们编撰此书的原因跟多年前国家修复《赵城金藏》有一定关系。《赵城金藏》的修复乃是中国古籍修复史上的一个大工程，但当时的修复方法及具体过程没有留下文字记载，现在想来是一个大遗憾。而几年前，国家图书馆买到了三件早期雕版佛经，因为原经品相较差，故该馆在修复这三件佛经时，接受《赵城金藏》的教训，留下详尽的修复档案，而这些档案就成为了编纂该书的基础。
本书的第一章由佛教典籍专家李际宁先生撰写，此文乃是从敦煌藏经洞发现唐咸通九年（868）《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起，此经是世界范围内有明确纪年的最早雕版印刷品，可惜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2014年，北京保利拍卖公司从民间征集到三件晚唐五代到北宋初年的雕版印刷品，其中《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有五代后唐天成二年（927）刻书款，此年款比咸通九年晚59年，为现在明确纪年雕版印刷品中排名第二，而国图通过行使优待购买权，将此三件早期印刷品一并收归国家。我在拍卖前也曾经仔细看过这三部经，并得知有几位大力者均欲将此收入囊中，但最终还是花落国图。
接下来李先生探讨了雕版概念的最初意义，他以卡特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中的所言，认为雕版印刷起源于印章，而后讲到了国图所藏的捺印佛像，之后一一叙述从唐咸通九年到宋太平兴国六年之间，16件早期印刷品的情况，其所讲最为详尽者，当为咸通九年的《金刚经》，该文中提及：
据英国国家图书馆修复师马克博士介绍，该件自藏经洞发现之初，已经破裂严重，卷背大约有三层古人修补黏贴的纸张。入藏大英博物馆后，又有破裂，又经托裱。古今先后共达五层。1970年代，该件与大批敦煌遗书一起，移交英国国家图书馆。约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该馆由古籍修复专家马克博士主持该件修复工作，到2009年底，该件全部修复保护工作完成。
一卷经竟然修了十年，我惊叹于英国人做事之认真，同时也觉得以这种速度修复，恐怕再过一万年也修不完中国残损的历史典籍。在聊天时，我向陈红彦提及此事，她说马克博士修复这件《金刚经》十分慎重，天气不好了不修，甚至心情不好了也不修，因为马克认为心情不好时修复文物，容易将坏情绪带入修复之中。但我依然以中国人的思维对来表示质疑：如果他消极怠工，那岂不是将修复之事旷日持久的拖延下去？
对于这卷《金刚经》，我见过多种高仿品，遗憾的是至今未曾看到过原物。而李际宁先生在见到原物后，进行了仔细的查看，他注意到此经所用纸张的帘纹似隐似现，不易观察到，这说明此纸的纤维较长。同时他还注意到，此经用纸透过光看过去，可以看到模模糊糊的絮状物，他向马克博士请教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结果，马克告诉他：
他们做过一些检测，在本件《金刚经》的纤维中发现有其他纸张的成份。这个结论，使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这件雕版佛经，可能使用了“还魂纸”。也就是说，这件早期的印刷本，使用了一种与写经不同的、经得起刷印的“专用”纸张经。
通过对《金刚经》的仔细观察，李际宁最终得出三个结论，第一个结论为
这件《金刚经》的雕刻工匠，能够惟妙惟肖地将人物表情、服饰的动感雕刻出来，能够将写工的笔意生动地雕刻出来，说明在版画雕刻、经文雕刻方面，雕版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和高超。
而后李际宁又谈到了国图所得三件早期雕版印刷经的情况，他注意到《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刻有“雕经人王仁珂”，李先生认为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雕版刻工，“写本时代，经卷上往往有抄经者落名，既是一种做功德的方式，也有计件收取费用的含义。以后，这种形式沿用到刻本上。”这更加凸显了该经的价值所在该书的第二章乃是由胡泊、李屹东、崔志宾所撰，本章回顾了国图对佛经类文献修复的问题，重点谈到了《赵城金藏》的来由及修复观念，其中提及1950年5月在第一次关于《赵城金藏》的座谈会上，当时的善本部主任赵万里先生在发言中的观点：“过去本馆装修的观点是将每一书完全改为新装，此办法始而觉得很好，其后则发现它不对。一本书有它的时代背景，所以自廿三年后决定不再改装，以保持原样。”这表明当时在修复《赵城金藏》时，就本者修旧如旧的观点，尽量保留《赵城金藏》的原始文物信息。文中引用了杜伟生先生在《〈赵城金藏〉修复工作始末》文中谈到的修复《赵城金藏》时的九个步骤：
蒸：将因霉变粘在一起的经卷包上毛巾，外面再裹上纸，放在特制的笼屉里蒸。揭：将蒸过的经卷外层轻轻揭开，揭不开再蒸，直到书叶全部揭开为止。托：在揭开的书叶面粘贴一层纸，上墙绷平。裁方：将托好的书叶裁成四方形。接纸：将书叶按顺序粘连在一起。上褙：在书叶背面粘上褙纸，上墙绷平。砑光：在褙纸上打蜡，用石头砑光。裁齐：裁齐经卷的上下两边。装天地杆：在经卷首尾两端加装天地杆。
但是，本书也谈到了在修复《赵城金藏》过程中的一些不足，杜伟生在文中总结中五点教训，其中之一就是该经在长达16年的修复过程中，没有留下修复档案。其实任何事情都是前疏后密，经验都是逐渐总结出来的，而本书的出版就是修复经验总结的重视 ，而本书的《后记》中，则全部谈论的是如何一部一部的来修复这三件早期佛经的具体过程，这种实操方案对修复工作者而言，提供了直观的操作方法。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
此为国图古籍馆馆长陈红彦女史所赠。从此书的编委会所列名单来看，参与该书撰稿者有十数人之多，陈馆长告诉我，他们编撰此书的原因跟多年前国家修复《赵城金藏》有一定关系。《赵城金藏》的修复乃是中国古籍修复史上的一个大工程，但当时的修复方法及具体过程没有留下文字记载，现在想来是一个大遗憾。而几年前，国家图书馆买到了三件早期雕版佛经，因为原经品相较差，故该馆在修复这三件佛经时，接受《赵城金藏》的教训，留下详尽的修复档案，而这些档案就成为了编纂该书的基础。
本书的第一章由佛教典籍专家李际宁先生撰写，此文乃是从敦煌藏经洞发现唐咸通九年（868）《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起，此经是世界范围内有明确纪年的最早雕版印刷品，可惜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2014年，北京保利拍卖公司从民间征集到三件晚唐五代到北宋初年的雕版印刷品，其中《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有五代后唐天成二年（927）刻书款，此年款比咸通九年晚59年，为现在明确纪年雕版印刷品中排名第二，而国图通过行使优待购买权，将此三件早期印刷品一并收归国家。我在拍卖前也曾经仔细看过这三部经，并得知有几位大力者均欲将此收入囊中，但最终还是花落国图。
接下来李先生探讨了雕版概念的最初意义，他以卡特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中的所言，认为雕版印刷起源于印章，而后讲到了国图所藏的捺印佛像，之后一一叙述从唐咸通九年到宋太平兴国六年之间，16件早期印刷品的情况，其所讲最为详尽者，当为咸通九年的《金刚经》，该文中提及：
据英国国家图书馆修复师马克博士介绍，该件自藏经洞发现之初，已经破裂严重，卷背大约有三层古人修补黏贴的纸张。入藏大英博物馆后，又有破裂，又经托裱。古今先后共达五层。1970年代，该件与大批敦煌遗书一起，移交英国国家图书馆。约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该馆由古籍修复专家马克博士主持该件修复工作，到2009年底，该件全部修复保护工作完成。
一卷经竟然修了十年，我惊叹于英国人做事之认真，同时也觉得以这种速度修复，恐怕再过一万年也修不完中国残损的历史典籍。在聊天时，我向陈红彦提及此事，她说马克博士修复这件《金刚经》十分慎重，天气不好了不修，甚至心情不好了也不修，因为马克认为心情不好时修复文物，容易将坏情绪带入修复之中。但我依然以中国人的思维对来表示质疑：如果他消极怠工，那岂不是将修复之事旷日持久的拖延下去？
对于这卷《金刚经》，我见过多种高仿品，遗憾的是至今未曾看到过原物。而李际宁先生在见到原物后，进行了仔细的查看，他注意到此经所用纸张的帘纹似隐似现，不易观察到，这说明此纸的纤维较长。同时他还注意到，此经用纸透过光看过去，可以看到模模糊糊的絮状物，他向马克博士请教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结果，马克告诉他：
他们做过一些检测，在本件《金刚经》的纤维中发现有其他纸张的成份。这个结论，使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这件雕版佛经，可能使用了“还魂纸”。也就是说，这件早期的印刷本，使用了一种与写经不同的、经得起刷印的“专用”纸张经。
通过对《金刚经》的仔细观察，李际宁最终得出三个结论，第一个结论为
这件《金刚经》的雕刻工匠，能够惟妙惟肖地将人物表情、服饰的动感雕刻出来，能够将写工的笔意生动地雕刻出来，说明在版画雕刻、经文雕刻方面，雕版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和高超。
而后李际宁又谈到了国图所得三件早期雕版印刷经的情况，他注意到《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刻有“雕经人王仁珂”，李先生认为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雕版刻工，“写本时代，经卷上往往有抄经者落名，既是一种做功德的方式，也有计件收取费用的含义。以后，这种形式沿用到刻本上。”这更加凸显了该经的价值所在该书的第二章乃是由胡泊、李屹东、崔志宾所撰，本章回顾了国图对佛经类文献修复的问题，重点谈到了《赵城金藏》的来由及修复观念，其中提及1950年5月在第一次关于《赵城金藏》的座谈会上，当时的善本部主任赵万里先生在发言中的观点：“过去本馆装修的观点是将每一书完全改为新装，此办法始而觉得很好，其后则发现它不对。一本书有它的时代背景，所以自廿三年后决定不再改装，以保持原样。”这表明当时在修复《赵城金藏》时，就本者修旧如旧的观点，尽量保留《赵城金藏》的原始文物信息。文中引用了杜伟生先生在《〈赵城金藏〉修复工作始末》文中谈到的修复《赵城金藏》时的九个步骤：
蒸：将因霉变粘在一起的经卷包上毛巾，外面再裹上纸，放在特制的笼屉里蒸。揭：将蒸过的经卷外层轻轻揭开，揭不开再蒸，直到书叶全部揭开为止。托：在揭开的书叶面粘贴一层纸，上墙绷平。裁方：将托好的书叶裁成四方形。接纸：将书叶按顺序粘连在一起。上褙：在书叶背面粘上褙纸，上墙绷平。砑光：在褙纸上打蜡，用石头砑光。裁齐：裁齐经卷的上下两边。装天地杆：在经卷首尾两端加装天地杆。
但是，本书也谈到了在修复《赵城金藏》过程中的一些不足，杜伟生在文中总结中五点教训，其中之一就是该经在长达16年的修复过程中，没有留下修复档案。其实任何事情都是前疏后密，经验都是逐渐总结出来的，而本书的出版就是修复经验总结的重视 ，而本书的《后记》中，则全部谈论的是如何一部一部的来修复这三件早期佛经的具体过程，这种实操方案对修复工作者而言，提供了直观的操作方法。
花生专家万书波： 向下一个高产纪录进发
2018-12-10 09:23:09 来源: 中国科技网-科技日报 作者: 王延斌
万书波，山东省栖霞市人，山东省农业科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家花生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多年来，他主要从事花生栽培生理方面的研究工作，在花生高产与品质栽培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成果。
60岁的山东农民孟祥伟种了30年花生，他从前一直坚信“一穴两粒播种才能保证出苗率，这是实现高产的唯一途径”。但最近几年，他的观念变了。
在4亩普通高产田上，孟祥伟第一次选择每穴只播一粒种子，将双粒播种穴距由16厘米改为单粒精播穴距10厘米，结果出人意料——亩产竟高达752.6公斤，创造了我国花生实收单产的新纪录。在随后的2015年，全国农技推广中心组织国内有关专家对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山东省农科院）的春花生单粒精播技术高产攻关田进行了1亩实打验收，亩产达782.6公斤，再次打破我国花生实收单产纪录。
对新纪录的创造者——山东省农科院研究员万书波及其团队来说，这样的纪录并不陌生。除了不断传来的新纪录，最近万书波还迎来了一个喜讯：他荣获2018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在其近40年的科研生涯中，万书波带队研发、推广了93项农业部主推技术、7项山东省主推技术、24项行业标准、47项地方标准，将科研成果播种在祖国大地。
“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这是我的初心。”万书波说。
以单粒精播代替双粒穴播
按照传统种植方法，花生每穴双粒种植，较单粒种植可有效防止缺苗断垄情况的发生。但万书波不这么想，经过调研他发现一穴双粒不仅用种量大、成本高，而且在高密度条件下群体和个体矛盾突出，同穴两株中必然有一株生长和结荚受到较大影响。“个体生产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造成群体质量下降，产量也就难以提高。”因此他认为，应以单粒精播代替双粒穴播。这一设想看似简单大胆，实则有其科学依据。
花生单产不高一直是制约我国食用油脂产业发展和农民种植花生积极性的瓶颈问题。数据显示，近五年我国花生平均亩产约为230公斤；花生种植强省山东的平均亩产也仅在285公斤上下。
万书波认为，“科技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
近年来，万书波团队在单粒精播技术模式、增产机理、配套技术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创建了以单粒精播技术为关键核心、配套钙肥调控和“三防三促”技术的花生单粒精播高产栽培技术体系，并在山东、新疆、湖南、吉林等多地进行试验示范，单粒精播比双粒播种每亩减少用种4000粒左右，亩用种量减少约20%，但产量增加超过8%。
形成粮油均衡增产新模式
山东是粮油生产、畜牧饲养大省，但自2000年以来，该省的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了855万亩，主要油料作物花生的种植面积减少了280万亩。作为农业科研人，万书波团队意识到：一方面本省玉米产量较大，导致出现供过于求、库存积压等现象；另一方面由于花生等油料作物产量有限，山东每年需要进口或从外省调入数百万吨饲料用粮和榨油原料。
“缺粮、缺油、缺饲料，同时施肥过量、农药超标、环境恶化让我们陷入了‘粮食怪圈’。”万书波说，“破解这个难题是我们科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连续8年，万书波带队走南闯北，在山东、河北等地的不同生态区开展“玉米/花生间作模式”大面积试验示范。他们通过压缩玉米株行距挤出宽带间作花生，同时在种植模式、品种筛选、农机配套等方面探索新技术，最终探索出在机械化种植条件下的粮油均衡增产技术新模式。
这是一种什么模式？原来，万书波是对栽培模式进行了调整。“高肥力地块适宜选玉米与花生为3比6的种植模式，中肥力地块适宜选3比4模式；每亩密度玉米为4000株、花生为7000穴至9000穴……”万书波说。
略显晦涩的术语中，蕴含着农业科研的特殊之处。那就是每次高产背后，既需要高产的种子和特殊的种植技巧，也需要配套的化肥、农药的革新等。
技术好不好，农民说了算，再高精尖的技术，最终还要看它在田间地头的表现。
经过8年试验，万书波及其团队创建的“玉米/花生间作模式”已近成熟，在保证玉米稳产的同时可实现每亩增产花生130公斤以上，此外相关的农机农艺也已准备就绪，具备了大面积推广条件。可以说，“玉米/花生间作模式”已被推上了“风口”，进入了快速推广期。
撕掉花生的低产标签
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花生平均亩产不足100公斤，在传统观念中花生是低产作物，但万书波偏不信这个邪。
“连作障碍是导致花生低产的原因之一。”万书波说，严重时花生连作3年可减产30%，攻克连作障碍对提高花生产量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10年的定位试验，他首次证明化感物质是造成花生连作障碍的关键因素，揭示了其对植株生长发育和微生物区系的化感作用；他还证明了根际微生物种群失衡、根系化感物质自毒、磷钾硼营养元素缺乏、土壤酶活性降低是造成连作障碍的主要成因，创建出以“冬闲换茬、翻转深耕、施用专用肥”为核心的连作花生高产栽培技术，万亩核心区平均亩产达452.6公斤，较对照组增产17.4%。
覆膜花生中期易徒长，后期易早衰，产量稳定性差。经过长时间的探索，他发现了土壤、肥料、根瘤菌三种氮源对产量的贡献，探明了氮磷钾钙和控释肥对衰老与产量的调控机理，提出了延长叶面积峰值持续期和增加后期光合产物积累是实现花生高产稳产的有效途径，确定了高产精量施肥技术指标。
在此基础上，他创建了以“减氮增磷、增施钙肥、适期早控”为核心的覆膜花生高产栽培技术，高产攻关田实收亩产698.7公斤，2万亩核心区平均亩产556.5公斤，20万亩示范区平均亩产508.5公斤，实现大面积亩产过千斤的突破。
“很多科技人员下基层不够，整天待在实验室，一年才去基地三四次，更有甚者不知道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成熟。这对‘实践出真知’的农业科学来说，是要不得的。”谈到科研作风，万书波有自己的坚守和信条：做学问先做人，必须德才兼备。
万书波在花生试验田王祥峰摄
2018-12-10 09:23:09 来源: 中国科技网-科技日报 作者: 王延斌
万书波，山东省栖霞市人，山东省农业科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家花生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多年来，他主要从事花生栽培生理方面的研究工作，在花生高产与品质栽培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成果。
60岁的山东农民孟祥伟种了30年花生，他从前一直坚信“一穴两粒播种才能保证出苗率，这是实现高产的唯一途径”。但最近几年，他的观念变了。
在4亩普通高产田上，孟祥伟第一次选择每穴只播一粒种子，将双粒播种穴距由16厘米改为单粒精播穴距10厘米，结果出人意料——亩产竟高达752.6公斤，创造了我国花生实收单产的新纪录。在随后的2015年，全国农技推广中心组织国内有关专家对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山东省农科院）的春花生单粒精播技术高产攻关田进行了1亩实打验收，亩产达782.6公斤，再次打破我国花生实收单产纪录。
对新纪录的创造者——山东省农科院研究员万书波及其团队来说，这样的纪录并不陌生。除了不断传来的新纪录，最近万书波还迎来了一个喜讯：他荣获2018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在其近40年的科研生涯中，万书波带队研发、推广了93项农业部主推技术、7项山东省主推技术、24项行业标准、47项地方标准，将科研成果播种在祖国大地。
“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这是我的初心。”万书波说。
以单粒精播代替双粒穴播
按照传统种植方法，花生每穴双粒种植，较单粒种植可有效防止缺苗断垄情况的发生。但万书波不这么想，经过调研他发现一穴双粒不仅用种量大、成本高，而且在高密度条件下群体和个体矛盾突出，同穴两株中必然有一株生长和结荚受到较大影响。“个体生产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造成群体质量下降，产量也就难以提高。”因此他认为，应以单粒精播代替双粒穴播。这一设想看似简单大胆，实则有其科学依据。
花生单产不高一直是制约我国食用油脂产业发展和农民种植花生积极性的瓶颈问题。数据显示，近五年我国花生平均亩产约为230公斤；花生种植强省山东的平均亩产也仅在285公斤上下。
万书波认为，“科技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
近年来，万书波团队在单粒精播技术模式、增产机理、配套技术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创建了以单粒精播技术为关键核心、配套钙肥调控和“三防三促”技术的花生单粒精播高产栽培技术体系，并在山东、新疆、湖南、吉林等多地进行试验示范，单粒精播比双粒播种每亩减少用种4000粒左右，亩用种量减少约20%，但产量增加超过8%。
形成粮油均衡增产新模式
山东是粮油生产、畜牧饲养大省，但自2000年以来，该省的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了855万亩，主要油料作物花生的种植面积减少了280万亩。作为农业科研人，万书波团队意识到：一方面本省玉米产量较大，导致出现供过于求、库存积压等现象；另一方面由于花生等油料作物产量有限，山东每年需要进口或从外省调入数百万吨饲料用粮和榨油原料。
“缺粮、缺油、缺饲料，同时施肥过量、农药超标、环境恶化让我们陷入了‘粮食怪圈’。”万书波说，“破解这个难题是我们科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连续8年，万书波带队走南闯北，在山东、河北等地的不同生态区开展“玉米/花生间作模式”大面积试验示范。他们通过压缩玉米株行距挤出宽带间作花生，同时在种植模式、品种筛选、农机配套等方面探索新技术，最终探索出在机械化种植条件下的粮油均衡增产技术新模式。
这是一种什么模式？原来，万书波是对栽培模式进行了调整。“高肥力地块适宜选玉米与花生为3比6的种植模式，中肥力地块适宜选3比4模式；每亩密度玉米为4000株、花生为7000穴至9000穴……”万书波说。
略显晦涩的术语中，蕴含着农业科研的特殊之处。那就是每次高产背后，既需要高产的种子和特殊的种植技巧，也需要配套的化肥、农药的革新等。
技术好不好，农民说了算，再高精尖的技术，最终还要看它在田间地头的表现。
经过8年试验，万书波及其团队创建的“玉米/花生间作模式”已近成熟，在保证玉米稳产的同时可实现每亩增产花生130公斤以上，此外相关的农机农艺也已准备就绪，具备了大面积推广条件。可以说，“玉米/花生间作模式”已被推上了“风口”，进入了快速推广期。
撕掉花生的低产标签
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花生平均亩产不足100公斤，在传统观念中花生是低产作物，但万书波偏不信这个邪。
“连作障碍是导致花生低产的原因之一。”万书波说，严重时花生连作3年可减产30%，攻克连作障碍对提高花生产量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10年的定位试验，他首次证明化感物质是造成花生连作障碍的关键因素，揭示了其对植株生长发育和微生物区系的化感作用；他还证明了根际微生物种群失衡、根系化感物质自毒、磷钾硼营养元素缺乏、土壤酶活性降低是造成连作障碍的主要成因，创建出以“冬闲换茬、翻转深耕、施用专用肥”为核心的连作花生高产栽培技术，万亩核心区平均亩产达452.6公斤，较对照组增产17.4%。
覆膜花生中期易徒长，后期易早衰，产量稳定性差。经过长时间的探索，他发现了土壤、肥料、根瘤菌三种氮源对产量的贡献，探明了氮磷钾钙和控释肥对衰老与产量的调控机理，提出了延长叶面积峰值持续期和增加后期光合产物积累是实现花生高产稳产的有效途径，确定了高产精量施肥技术指标。
在此基础上，他创建了以“减氮增磷、增施钙肥、适期早控”为核心的覆膜花生高产栽培技术，高产攻关田实收亩产698.7公斤，2万亩核心区平均亩产556.5公斤，20万亩示范区平均亩产508.5公斤，实现大面积亩产过千斤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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