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身边事# 【惠东鞋业定下发展小目标:打造世界制鞋业“未来工厂”】年产女鞋9.5亿双，出口6亿双，总产值310亿元，上交税收约占全县工业税收的30%……女鞋已成为惠州市惠东县外贸出口总值最大的产品。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该县鞋业制造走过了30多年历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家庭作坊生产到机械化流水线生产的发展历程。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作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附加值不高、生产成本逐年上涨、平台支撑力不足等问题逐渐显现，成为制约惠东鞋业发展的难题。
近日，惠东县中小企业局发布了《惠东县制鞋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5）》（下称《规划》），明确将通过稳定出口、扩大内需、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稳步提高惠东女鞋产品产销量，提高行业整体效益水平，计划2025年，该县鞋业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达1000亿元，年均增长不低于10%，出口额达100亿美元。
龙头+配套
从“生产基地”转型“总部经济”
目前，惠东拥有制鞋厂家6265家，是该县各行业中在册数最大、集群效应最突出的产业。然而，随着国内外市场环境变化，以模仿设计为主的鞋企还处于加工制造的发展阶段，走的仍是“以量取胜、低价竞争”的传统发展道路，企业效益仅为微薄的加工利润，整体竞争力不强，具有显著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带动能力的龙头企业屈指可数。
“要培育龙头企业，引导行业向价值链两端拓展，实现‘生产基地’向‘总部经济’的转型。”惠东县中小企业局副局长张宠华表示，惠东鞋业不缺加工制造环节，缺的是产业链两端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
张宠华指出，一方面要依赖龙头企业多年来积累的行业内资源，发挥业源关系优势，发展外贸服务业，拓展销售渠道；另一方面，则需要鼓励、引导企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有机融合、互动发展，向研发、创意、设计等技术、知识含量较高的服务企业发展。
鞋业龙头企业如何实现发展带动？《规划》指出，要引导中小微企业围绕龙头企业开展专业化协作配套，鼓励龙头企业不断将部分生产工艺、生产环节分离出来，带动配套企业专业化发展，支持中小微企业进入龙头企业的供应网络，到2025年基本形成“龙头+配套”的制鞋产业发展模式。此外，《规划》还鼓励龙头企业通过联合、并购和品牌经营、虚拟经营等方式整合中小微企业，并纳入到整体上市计划。
“要形成以产业链为纽带，以优势企业为龙头，影响和带动其他企业合作配套，构成以大企业为主导、中小企业专业化分工、相互配套协作、上下游产业链接紧密的产业组织体系。”张宠华说。
集聚发展
打造世界制鞋业“未来工厂”
目前，惠东鞋企中85%以上的厂家为个体户，通过手工作坊式生产，只有不到15%的厂家注册为企业，实行自动化流水线生产。其中，规上制鞋企业100多家，仅占鞋厂总数的4.5%。总的来说，制鞋企业大多数小而弱、流动资金不足、转型升级困难，由此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和安全生产的隐患。
对此，《规划》指出，将推进“低小散”“脏乱差”企业综合整治，以查无照、除隐患、严执法为切入点，建立完善长效工作机制，倒逼落后产能加快转型提升，整治期内仍达不到要求的，坚决予以关停并转。
面对风云莫测的市场变化，中小微鞋企是否只有被淘汰或被吞并的结果？张宠华表示，中小微企业是惠东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巨大的社会价值，如促进就业、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等，对这类企业的政策不能实行“一刀切”，“一些小企业经营压力大无法开工，但马上就有新的创业者接手生产线创造价值，企业发展真正缺的是政策和配套。”
如何给予中小微鞋企政策引导？《规划》指出，惠东将推进“小微园”建设工程，按照小微企业创业园建设规划的要求，围绕大岭、黄埠、吉隆三个主要制鞋产业集聚区，推进建设若干个“制鞋小微企业创业园”，并成立专家团队对该类企业进行全面孵化培育、扶持，包括加快企业“空间换地”步伐，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厂房改、扩、建等，通过引导小微企业入园集聚发展，打造世界制鞋业“未来工厂”。
值得一提的是，为强化资源产出导向，健全推动制鞋企业转型升级、绿色发展的倒逼效应，该县将推进企业分类评价制度，建立完善企业综合评价分类结果与资源要素配置激励奖惩相结合的联动机制。
“具体来说，就是根据电产比、电税比，结合全县电税比模块评价体系，对规上企业和用电量在一定量级以上的规下企业实施分类评价，并对A、B、C三类企业在用地、用电、用水、用能、排污、融资等资源要素上实行差别化政策。”张宠华说。
智能制造
建设“共享车间” 成立专业院校
“招工难”“用工贵”是惠东鞋企如今最头疼的难题。在解决用工的问题上，《规划》强调推进智能化发展，按照部分环节“机器换人”、自动化生产线、自动化生产线+工业机器人、机联网、厂联网要求，提升企业自动化、信息化水平，重点加快生产过程自动化进程。
为缓解企业单独投入设备成本的巨大压力，惠东还将探索建立“机器换人”产业技术联盟，重点推进“共享车间”建设。通过建立鞋业“机器换人”工程服务平台，吸引优质服务商入驻，提供制鞋企业先进制鞋设备、技术支持和设备改进等服务，提供专家诊断、方案设计、实施应用等内容，推进以企业联盟为主体的“共享车间”建设。
实际上，早在3年前，惠东便有鞋企引入了3D打印技术，通过3D打印机制作的女鞋，一台机器就可以从事6个工人的工作，极大降低了制鞋生产成本，同时提高了生产效率，且材料污染更小、成品做工精细。
“实现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变，并非简单的‘机器换人’。”张宠华指出，在机械化改造过程中，先进机器需要更高端的人才进行操作，如何培养和引进这类人才将是最大的难点，“目前来说，惠东鞋企不仅缺少普通工人，中层技术人员、管理人才、鞋产品设计师更加紧缺。”
前不久，惠州学院惠东时尚创意学院理事会成立大会召开，标志着“惠东时尚创意学院”建设工作拉开帷幕，未来将在培养创意人才、深化技术研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为惠东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与科技动能。“学院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开展，预计明年1月启动招生。”张宠华透露。
在夯实创新与时尚领域人力资源方面，《规划》明确，将引导企业进一步确立人才引进、培养、开发、使用的主体意识，充分发挥政府在引进与培养人才的服务作用，通过强化人才支撑，推进企业及产业创新发展，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政府政策扶持、行业组织促进的创新体系。
对此，惠东的目标是，到2025年，规模以上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2%以上，新产品产值率达30%以上，新增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5家以上，新增专利授权100项左右。每年重点支持1—3项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引进1—2家国内知名的鞋类设计创意企业（机构）和鞋类科技研发机构。
走出去
夯实品牌基础 推广鞋业文化
“惠东女鞋主要通过广州站西鞋业鞋材商圈及香港澳门等地的企业订单作为跳板进行对外贸易。”张宠华介绍说，随着近几年电子商务的发展，惠东鞋业电商产业迅速崛起，目前，已有4000多家电商专门从事鞋业销售，在阿里巴巴、淘宝、京东等知名平台注册的网店5000余家。“但相比订单模式，电商销售量仅占其中一小部分。”
“提升惠东女鞋行业地位，还需要不断加强渠道建设。”张宠华表示，制鞋企业要以拓展市场、扩大销售、促进产业持续稳定发展为目标，积极承接国内订单，逐步推进企业发展自主品牌，满足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升级需求，扩大国内市场，同时整合全球优势资源，形成国际化营销网络，开拓中东、俄罗斯、非洲、欧洲、东南亚、西亚和中南美等新兴市场。
为鼓励企业拓展市场，《规划》明确，将组织企业参加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等展览会和市场拓展活动；与香港贸易发展局等境内外的商会、协会开展合作，组织企业组团到国外参加展会等，并对展位费和整体广告宣传、公共布展等费用给予一定补贴。
去年，位于惠东县产业转移工业园的国家级鞋材及鞋产品质检中心落成，在全国5家针对鞋产品质检机构中，这是唯一一家坐落在县级地区的国家级质检中心，该中心除可以为鞋企提供质检服务外，还为品牌培育和研发生产提供高端全产业链的公共技术服务，打开了惠东女鞋直供高端及海外市场的大门，解决了企业销售的后顾之忧。
张宠华透露，为更好地擦亮“中国女鞋生产基地”这一金字招牌，该县还将计划打造鞋业文化馆，作为惠东女鞋名品的展销窗口，提供专业化作品展示、产品展览和交易的公共服务平台，以此引导时尚消费，发展网红直播营销，促进大众消费升级。
“我们预想，这座文化馆将建成一只鞋的模样，成为惠东城市的新地标，对外展示鞋业文化历史的同时，拉动旅游业发展。”张宠华说。via南方日报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作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附加值不高、生产成本逐年上涨、平台支撑力不足等问题逐渐显现，成为制约惠东鞋业发展的难题。
近日，惠东县中小企业局发布了《惠东县制鞋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5）》（下称《规划》），明确将通过稳定出口、扩大内需、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稳步提高惠东女鞋产品产销量，提高行业整体效益水平，计划2025年，该县鞋业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达1000亿元，年均增长不低于10%，出口额达100亿美元。
龙头+配套
从“生产基地”转型“总部经济”
目前，惠东拥有制鞋厂家6265家，是该县各行业中在册数最大、集群效应最突出的产业。然而，随着国内外市场环境变化，以模仿设计为主的鞋企还处于加工制造的发展阶段，走的仍是“以量取胜、低价竞争”的传统发展道路，企业效益仅为微薄的加工利润，整体竞争力不强，具有显著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带动能力的龙头企业屈指可数。
“要培育龙头企业，引导行业向价值链两端拓展，实现‘生产基地’向‘总部经济’的转型。”惠东县中小企业局副局长张宠华表示，惠东鞋业不缺加工制造环节，缺的是产业链两端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
张宠华指出，一方面要依赖龙头企业多年来积累的行业内资源，发挥业源关系优势，发展外贸服务业，拓展销售渠道；另一方面，则需要鼓励、引导企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有机融合、互动发展，向研发、创意、设计等技术、知识含量较高的服务企业发展。
鞋业龙头企业如何实现发展带动？《规划》指出，要引导中小微企业围绕龙头企业开展专业化协作配套，鼓励龙头企业不断将部分生产工艺、生产环节分离出来，带动配套企业专业化发展，支持中小微企业进入龙头企业的供应网络，到2025年基本形成“龙头+配套”的制鞋产业发展模式。此外，《规划》还鼓励龙头企业通过联合、并购和品牌经营、虚拟经营等方式整合中小微企业，并纳入到整体上市计划。
“要形成以产业链为纽带，以优势企业为龙头，影响和带动其他企业合作配套，构成以大企业为主导、中小企业专业化分工、相互配套协作、上下游产业链接紧密的产业组织体系。”张宠华说。
集聚发展
打造世界制鞋业“未来工厂”
目前，惠东鞋企中85%以上的厂家为个体户，通过手工作坊式生产，只有不到15%的厂家注册为企业，实行自动化流水线生产。其中，规上制鞋企业100多家，仅占鞋厂总数的4.5%。总的来说，制鞋企业大多数小而弱、流动资金不足、转型升级困难，由此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和安全生产的隐患。
对此，《规划》指出，将推进“低小散”“脏乱差”企业综合整治，以查无照、除隐患、严执法为切入点，建立完善长效工作机制，倒逼落后产能加快转型提升，整治期内仍达不到要求的，坚决予以关停并转。
面对风云莫测的市场变化，中小微鞋企是否只有被淘汰或被吞并的结果？张宠华表示，中小微企业是惠东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巨大的社会价值，如促进就业、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等，对这类企业的政策不能实行“一刀切”，“一些小企业经营压力大无法开工，但马上就有新的创业者接手生产线创造价值，企业发展真正缺的是政策和配套。”
如何给予中小微鞋企政策引导？《规划》指出，惠东将推进“小微园”建设工程，按照小微企业创业园建设规划的要求，围绕大岭、黄埠、吉隆三个主要制鞋产业集聚区，推进建设若干个“制鞋小微企业创业园”，并成立专家团队对该类企业进行全面孵化培育、扶持，包括加快企业“空间换地”步伐，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厂房改、扩、建等，通过引导小微企业入园集聚发展，打造世界制鞋业“未来工厂”。
值得一提的是，为强化资源产出导向，健全推动制鞋企业转型升级、绿色发展的倒逼效应，该县将推进企业分类评价制度，建立完善企业综合评价分类结果与资源要素配置激励奖惩相结合的联动机制。
“具体来说，就是根据电产比、电税比，结合全县电税比模块评价体系，对规上企业和用电量在一定量级以上的规下企业实施分类评价，并对A、B、C三类企业在用地、用电、用水、用能、排污、融资等资源要素上实行差别化政策。”张宠华说。
智能制造
建设“共享车间” 成立专业院校
“招工难”“用工贵”是惠东鞋企如今最头疼的难题。在解决用工的问题上，《规划》强调推进智能化发展，按照部分环节“机器换人”、自动化生产线、自动化生产线+工业机器人、机联网、厂联网要求，提升企业自动化、信息化水平，重点加快生产过程自动化进程。
为缓解企业单独投入设备成本的巨大压力，惠东还将探索建立“机器换人”产业技术联盟，重点推进“共享车间”建设。通过建立鞋业“机器换人”工程服务平台，吸引优质服务商入驻，提供制鞋企业先进制鞋设备、技术支持和设备改进等服务，提供专家诊断、方案设计、实施应用等内容，推进以企业联盟为主体的“共享车间”建设。
实际上，早在3年前，惠东便有鞋企引入了3D打印技术，通过3D打印机制作的女鞋，一台机器就可以从事6个工人的工作，极大降低了制鞋生产成本，同时提高了生产效率，且材料污染更小、成品做工精细。
“实现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变，并非简单的‘机器换人’。”张宠华指出，在机械化改造过程中，先进机器需要更高端的人才进行操作，如何培养和引进这类人才将是最大的难点，“目前来说，惠东鞋企不仅缺少普通工人，中层技术人员、管理人才、鞋产品设计师更加紧缺。”
前不久，惠州学院惠东时尚创意学院理事会成立大会召开，标志着“惠东时尚创意学院”建设工作拉开帷幕，未来将在培养创意人才、深化技术研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为惠东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与科技动能。“学院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开展，预计明年1月启动招生。”张宠华透露。
在夯实创新与时尚领域人力资源方面，《规划》明确，将引导企业进一步确立人才引进、培养、开发、使用的主体意识，充分发挥政府在引进与培养人才的服务作用，通过强化人才支撑，推进企业及产业创新发展，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政府政策扶持、行业组织促进的创新体系。
对此，惠东的目标是，到2025年，规模以上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2%以上，新产品产值率达30%以上，新增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5家以上，新增专利授权100项左右。每年重点支持1—3项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引进1—2家国内知名的鞋类设计创意企业（机构）和鞋类科技研发机构。
走出去
夯实品牌基础 推广鞋业文化
“惠东女鞋主要通过广州站西鞋业鞋材商圈及香港澳门等地的企业订单作为跳板进行对外贸易。”张宠华介绍说，随着近几年电子商务的发展，惠东鞋业电商产业迅速崛起，目前，已有4000多家电商专门从事鞋业销售，在阿里巴巴、淘宝、京东等知名平台注册的网店5000余家。“但相比订单模式，电商销售量仅占其中一小部分。”
“提升惠东女鞋行业地位，还需要不断加强渠道建设。”张宠华表示，制鞋企业要以拓展市场、扩大销售、促进产业持续稳定发展为目标，积极承接国内订单，逐步推进企业发展自主品牌，满足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升级需求，扩大国内市场，同时整合全球优势资源，形成国际化营销网络，开拓中东、俄罗斯、非洲、欧洲、东南亚、西亚和中南美等新兴市场。
为鼓励企业拓展市场，《规划》明确，将组织企业参加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等展览会和市场拓展活动；与香港贸易发展局等境内外的商会、协会开展合作，组织企业组团到国外参加展会等，并对展位费和整体广告宣传、公共布展等费用给予一定补贴。
去年，位于惠东县产业转移工业园的国家级鞋材及鞋产品质检中心落成，在全国5家针对鞋产品质检机构中，这是唯一一家坐落在县级地区的国家级质检中心，该中心除可以为鞋企提供质检服务外，还为品牌培育和研发生产提供高端全产业链的公共技术服务，打开了惠东女鞋直供高端及海外市场的大门，解决了企业销售的后顾之忧。
张宠华透露，为更好地擦亮“中国女鞋生产基地”这一金字招牌，该县还将计划打造鞋业文化馆，作为惠东女鞋名品的展销窗口，提供专业化作品展示、产品展览和交易的公共服务平台，以此引导时尚消费，发展网红直播营销，促进大众消费升级。
“我们预想，这座文化馆将建成一只鞋的模样，成为惠东城市的新地标，对外展示鞋业文化历史的同时，拉动旅游业发展。”张宠华说。via南方日报
【电商扶贫如何使更多利益留在农村】
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
最近几年，各种电商平台纷纷加入扶贫助农工作，阿里的“淘宝村”，京东的助农项目等都是典型代表，其中淘宝直播更是链接生产和消费的创新。可以说，电商平台的扶贫助农模式，极大地缩短了生产和消费的距离。中国电商的各种扶贫助农实践为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构成中国扶贫与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创新。拼多多在云南保山落地的“多多农园”项目，致力于通过改造咖啡的种植、加工、销售环节，带动农产品的销售，并长远推动产业升级。该项目覆盖两个贫困村，涉及建档立卡人口792人。明年起，贫困村将大面积替换种植高级咖啡品种，多家拼多多平台新锐咖啡品牌商，已提前预订该批产能。据了解，这个项目预设了从“做给农户看”到“带着农户干”再到“农户自己干”三个阶段。初期由拼多多提供产业扶持和营销扶持；中期形成较为稳定的第三方“代服务”机制；后期则逐渐退出，合作社全权掌控，并由当地政府确保利益分配依规进行。
在此，可以看出“多多农园”模式有四点创新。
第一点，通过“最初一公里”直连“最后一公里”来缩短产业链条，可以让消费者买得便宜，也能让农户收获更高价值，这是利益分配机制创新。这也是如阿里、京东等众多电商平台共有的特点。但是，拼多多依托其社交电商的特色能在短时间聚集巨量消费能力，这与鲜活农产品在短期内成熟需要产生瞬间巨量购买能力的特点相一致。所以，“多多农园”依托线上线下的配合比其他电商平台更具有消费效率，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鲜活农产品一旦成熟即需要短期迅速销售的难题。
产业扶贫往往存在一个难题：如果产业有效益，往往主要的利益都不在农民身上，如果这个产业没有效益，农货滞销，负担大多在农民身上。这也是困扰产业扶贫的重要问题。产业扶贫不同于一般的产业开发，其意义是希望最后的好处主要归农民，做到这点难度比较大。“多多农园”项目聚焦解决这个问题，那创新的意义就非常大。
现在有很多“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的形式，的确把农户组织起来带入了市场。千家万户的农户没办法独立对接消费者，一定要平台发挥作用，但多数时候，农民也没得到那么大的利益。乡村振兴需要产业兴旺，核心是什么？产业的利益要留在乡村。“多多农园”把产业链条的种植、加工、流通等环节的利益都尽量留在乡村，意义非常大。
把利益留在乡村，并不是说让产业链里的其他环节，其他从业者得不到利益，而是实现更合理的分配。在咖啡产业链里，上游农户只占全部利益的1%，所以要想办法改变产业链，用创新机制平衡农户的利益。现在就是通过“最初一公里”直连“最后一公里”这“两公里”来缩短产业链条。
第二点，拼多多对建档立卡户的瞄准机制进行了创新。由于农产品比较利益比较低，所以产业扶贫价值链最理想的状态是生产者和消费者是一个人，从而做到利益不流失。如果不是一个人，那么利益必须一致；如果利益不一致，就得让他们的权利对等；权利再不对等，那信息一定要对称。只有满足这四个条件，利益才能不仅留存在农村，而且更有效瞄准建档立卡户。
我在版纳河边村做扶贫、农民种南瓜。种了之后，外面的合作社进来，收购价7毛钱一公斤。农民搞了5亩地，化肥、种子等花了2400多块钱，最后只能卖1700块钱。辛苦一年还要亏本，但是不卖的话，南瓜就会烂掉或者喂猪，只能亏本卖。造成这个局面的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农民不知道外面到底多少钱，只能听外面的人说多少钱，这是乡村振兴、产业扶贫的大问题。
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值链不同。有些工业产品，如一部手机100块钱的成本，其终端售价可以到一万，在长长的产业链中包含着创新的价值。但农产品如果产业链拉长，会不断造成利润的分割，每个环节的盈利边际都特别低，每一位参与者都挣不到大钱。
“多多农园”开创了以档卡户为主体的上行模式，在此机制下，上下游的利益将形成持续且微妙的博弈与再平衡，博弈的结果无疑在整体上有利于农民。在此基础上，再去创造更精准的瞄准机制，这直接关系到扶贫能否真让穷人受益。
在扶贫的实践当中，只要在一个群体里有贫富差别并且没有特别的瞄准措施，穷人是很难真正受益的，扶贫并不是简单地卖掉农产品。恰恰相反，在一个有明显贫富差距的地方，帮他卖东西，往往会加大贫富差距，有能力的人卖得多，没能力的人卖得少。
现在全国都在扶贫，所有电商都在讲扶贫，而实际上，可能一部分并没有达成扶贫的目的。“多多农园”是一个瞄准型电商机制，直接瞄准到穷人。专业术语叫“穷人敏感性”，“多多农园”非常明显地把整个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把穷人利益最大化。
第三点，“多多农园”对农村人才留存问题进行了创新。
拼多多用“两公里”来衔接，中间是新农人、新农商。新农商不是找一个大学生来当新农人，新农人就是农民自己。这才是把人才留在乡村的概念。
这一点极其重要。乡村振兴的问题除了利益失衡，还包括人才缺失，几乎所有年轻人读书的目的都是离开农村，这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经历，西方也是如此。年轻人去城市，是去捕捉更多现代就业的机会，因为现代的技能、产业和价值都在城市。
从这个角度回看“多多农园”，其新业态、新农人、新农商，是在把技能、产业和价值留在农村，在农村培育现代农商企业，让更多人留下来。这的的确确涉及到很多乡村振兴和扶贫的重要的问题，非常有价值。
第四点，“多多农园”战略计划很深地植根于拼多多自己的商业模式中，这也是一种让自身的发展直接惠及乡村和穷人的模式创新。
现在部分企业做扶贫，往往是慈善行为，比如企业把钱交给地方政府，或者企业做社会责任，出资扶持当地的教育。“多多农园”是植根在电商业务里，从“新电商”的特点中孕育出的一个深具社会价值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一个非常具有前瞻性和社会影响力的投资，它在投资一个模式。拼多多是一个现代、年轻的企业，也是未来竞争力很强的企业。从现在起就把乡村和扶贫植根在企业发展基因里，这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要。通过企业内生动力，才能形成长久的社会效应。
现在的很多企业已经开始关注到了这个问题，有的企业也已经开始了实践。拼多多通过自身的企业发展模式瞄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中的利益分配机制问题、瞄准机制问题、人才问题、扶贫模式问题。这个模式如若成功，将推动很多农村发展方式发生转变，形成大的变革。（农民日报）
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
最近几年，各种电商平台纷纷加入扶贫助农工作，阿里的“淘宝村”，京东的助农项目等都是典型代表，其中淘宝直播更是链接生产和消费的创新。可以说，电商平台的扶贫助农模式，极大地缩短了生产和消费的距离。中国电商的各种扶贫助农实践为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构成中国扶贫与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创新。拼多多在云南保山落地的“多多农园”项目，致力于通过改造咖啡的种植、加工、销售环节，带动农产品的销售，并长远推动产业升级。该项目覆盖两个贫困村，涉及建档立卡人口792人。明年起，贫困村将大面积替换种植高级咖啡品种，多家拼多多平台新锐咖啡品牌商，已提前预订该批产能。据了解，这个项目预设了从“做给农户看”到“带着农户干”再到“农户自己干”三个阶段。初期由拼多多提供产业扶持和营销扶持；中期形成较为稳定的第三方“代服务”机制；后期则逐渐退出，合作社全权掌控，并由当地政府确保利益分配依规进行。
在此，可以看出“多多农园”模式有四点创新。
第一点，通过“最初一公里”直连“最后一公里”来缩短产业链条，可以让消费者买得便宜，也能让农户收获更高价值，这是利益分配机制创新。这也是如阿里、京东等众多电商平台共有的特点。但是，拼多多依托其社交电商的特色能在短时间聚集巨量消费能力，这与鲜活农产品在短期内成熟需要产生瞬间巨量购买能力的特点相一致。所以，“多多农园”依托线上线下的配合比其他电商平台更具有消费效率，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鲜活农产品一旦成熟即需要短期迅速销售的难题。
产业扶贫往往存在一个难题：如果产业有效益，往往主要的利益都不在农民身上，如果这个产业没有效益，农货滞销，负担大多在农民身上。这也是困扰产业扶贫的重要问题。产业扶贫不同于一般的产业开发，其意义是希望最后的好处主要归农民，做到这点难度比较大。“多多农园”项目聚焦解决这个问题，那创新的意义就非常大。
现在有很多“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的形式，的确把农户组织起来带入了市场。千家万户的农户没办法独立对接消费者，一定要平台发挥作用，但多数时候，农民也没得到那么大的利益。乡村振兴需要产业兴旺，核心是什么？产业的利益要留在乡村。“多多农园”把产业链条的种植、加工、流通等环节的利益都尽量留在乡村，意义非常大。
把利益留在乡村，并不是说让产业链里的其他环节，其他从业者得不到利益，而是实现更合理的分配。在咖啡产业链里，上游农户只占全部利益的1%，所以要想办法改变产业链，用创新机制平衡农户的利益。现在就是通过“最初一公里”直连“最后一公里”这“两公里”来缩短产业链条。
第二点，拼多多对建档立卡户的瞄准机制进行了创新。由于农产品比较利益比较低，所以产业扶贫价值链最理想的状态是生产者和消费者是一个人，从而做到利益不流失。如果不是一个人，那么利益必须一致；如果利益不一致，就得让他们的权利对等；权利再不对等，那信息一定要对称。只有满足这四个条件，利益才能不仅留存在农村，而且更有效瞄准建档立卡户。
我在版纳河边村做扶贫、农民种南瓜。种了之后，外面的合作社进来，收购价7毛钱一公斤。农民搞了5亩地，化肥、种子等花了2400多块钱，最后只能卖1700块钱。辛苦一年还要亏本，但是不卖的话，南瓜就会烂掉或者喂猪，只能亏本卖。造成这个局面的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农民不知道外面到底多少钱，只能听外面的人说多少钱，这是乡村振兴、产业扶贫的大问题。
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值链不同。有些工业产品，如一部手机100块钱的成本，其终端售价可以到一万，在长长的产业链中包含着创新的价值。但农产品如果产业链拉长，会不断造成利润的分割，每个环节的盈利边际都特别低，每一位参与者都挣不到大钱。
“多多农园”开创了以档卡户为主体的上行模式，在此机制下，上下游的利益将形成持续且微妙的博弈与再平衡，博弈的结果无疑在整体上有利于农民。在此基础上，再去创造更精准的瞄准机制，这直接关系到扶贫能否真让穷人受益。
在扶贫的实践当中，只要在一个群体里有贫富差别并且没有特别的瞄准措施，穷人是很难真正受益的，扶贫并不是简单地卖掉农产品。恰恰相反，在一个有明显贫富差距的地方，帮他卖东西，往往会加大贫富差距，有能力的人卖得多，没能力的人卖得少。
现在全国都在扶贫，所有电商都在讲扶贫，而实际上，可能一部分并没有达成扶贫的目的。“多多农园”是一个瞄准型电商机制，直接瞄准到穷人。专业术语叫“穷人敏感性”，“多多农园”非常明显地把整个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把穷人利益最大化。
第三点，“多多农园”对农村人才留存问题进行了创新。
拼多多用“两公里”来衔接，中间是新农人、新农商。新农商不是找一个大学生来当新农人，新农人就是农民自己。这才是把人才留在乡村的概念。
这一点极其重要。乡村振兴的问题除了利益失衡，还包括人才缺失，几乎所有年轻人读书的目的都是离开农村，这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经历，西方也是如此。年轻人去城市，是去捕捉更多现代就业的机会，因为现代的技能、产业和价值都在城市。
从这个角度回看“多多农园”，其新业态、新农人、新农商，是在把技能、产业和价值留在农村，在农村培育现代农商企业，让更多人留下来。这的的确确涉及到很多乡村振兴和扶贫的重要的问题，非常有价值。
第四点，“多多农园”战略计划很深地植根于拼多多自己的商业模式中，这也是一种让自身的发展直接惠及乡村和穷人的模式创新。
现在部分企业做扶贫，往往是慈善行为，比如企业把钱交给地方政府，或者企业做社会责任，出资扶持当地的教育。“多多农园”是植根在电商业务里，从“新电商”的特点中孕育出的一个深具社会价值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一个非常具有前瞻性和社会影响力的投资，它在投资一个模式。拼多多是一个现代、年轻的企业，也是未来竞争力很强的企业。从现在起就把乡村和扶贫植根在企业发展基因里，这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要。通过企业内生动力，才能形成长久的社会效应。
现在的很多企业已经开始关注到了这个问题，有的企业也已经开始了实践。拼多多通过自身的企业发展模式瞄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中的利益分配机制问题、瞄准机制问题、人才问题、扶贫模式问题。这个模式如若成功，将推动很多农村发展方式发生转变，形成大的变革。（农民日报）
【内外因素叠加 苏州制造业稳中求变 】开放条件下优化#制造业发展环境调查·苏州篇# 本报记者 毛晶慧 曹阳 龙昊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传统的苏州印记，是张继诗词中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是苏绣、评弹、园林；而现代的苏州印象，则是位居全国城市第7位的耀眼GDP。
作为中国乡镇企业的发源地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苏州率先形成了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型城市，其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已连续五年超过3万亿元，苏州已是全国第二大工业城市。随着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国内部分城市的强势崛起，苏州制造业走在了发展的“十字路口”。
外贸环境总体平稳挑战机遇并存
苏州作为外向型经济城市，经济结构具有显著的出口导向型特征。而美国是苏州最大的贸易市场、重要的外资来源和最集中的高科技境外投资目的地。“中美贸易摩擦将会对苏州经济的运行带来一些压力。”日前，苏州市政府研究室相关负责人向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坦言。
记者在苏州走访时发现，在中美贸易摩擦压力下，不少制造业企业出现了“抢订单”“逆增长”的现象，即美国客户提前将未来一段时间所需的产品下订单给中国的企业，所以，2018年苏州外贸进出口反而呈现出“稳中有升”的总体走势。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苏州全年实现进出口总额3541.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苏州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最大程度化解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的影响。”苏州市商务局外企处处长顾溪向调研组介绍了以下四点应对措施。
其一，以外资企业期待和需求为导向，精准施策破解“堵点”“痛点”，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其二，切实落实外资国民待遇。利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重大利好，借鉴复制上海等地先进做法，为外资主体平等享受准入后国民待遇提供更全面的制度保障；其三，切实提升企业服务水平，科学合理解决企业客观困难；其四，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指导外资企业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扩大服务进出口等方式有效应对贸易摩擦。
统一环保标准降低企业投资成本
“2018年江苏环保督查的力度比较大，关停了一些中小企业，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也受到了影响。”苏州一家新材料生产企业经营者告诉记者，让他们感到困惑的是，有的环保标准不统一，造成企业重复投资，成本增大。
据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了解，苏州作为制造业基地，存在着一些生态风险隐患，2018年苏州市按照省里部署，积极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但在污染治理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有的环保标准没有明确统一，有些政策出现朝令夕改的现象，导致企业在整改过程中存在困惑。
“不只是企业困惑，基层环保部门也困惑，上面只提政策要求，缺乏后续跟进配套措施。”苏州市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坦言。
对此，苏州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给出建议：其一，要严格标准发布，不能频繁调整，造成企业重复投资；其二，要科学规划配套基础设施，要和企业产能及污染物排放处置相匹配；其三，要明确各类工业区产业定位，从而实现污染物处置效益最大化；其四，加大科技创新，降低企业环境管理成本。
据悉，2018年，苏州市全年环保投入664亿元。据2018年苏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苏州市全年劝退、拒批不符合环保要求建设项目358个，涉及投资额32.9亿元。完成大气污染防治工程治理项目1256项。淘汰低端落后化工企业260家，整治“散乱污”企业（作坊）35425家。
“这些均为产业的转型发展腾挪了空间。”苏州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称。
着力融资难题
“三大平台”雪中送炭
“现在民营企业存在各种融资问题，有的企业不得不质押自己的资产来融资。”苏州一家民营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说。
“对此，苏州市出台了系统配套扶持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将更多资金投向小微企业，形成了具有苏州特色的综合金融服务机制，已取得初步成效。”苏州市金融办负责人刘钟潇告诉记者。
据刘钟潇介绍，苏州市通过财政奖励、贷款风险补偿等方式建立了“三大平台”服务机制。一是建立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二是建立地方企业征信系统，有效解决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难题；三是通过总行在苏州一级分支机构内部建立专营机构，对接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和征信平台，专门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绿色通道”服务。
据悉，在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上有二十项金融政策。其中，有一个“信保贷”产品，政府设立了规模10亿元的信用保证基金，与银行、担保公司(保险公司)以65∶20∶15的比例共担风险。因为是纯信用借款，企业不再需要向银行提供抵押物，诸如此类的政策措施解决了部分企业“不敢贷、不愿贷”的问题。
改革税收征管制度破解减税降费难题
记者在苏州调研时发现，除了融资问题，中小企业提及最多的还有减免税费方面的期盼。
“应该适当降低小规模纳税人享受免税优惠的门槛。”苏州市一家外贸加工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说，目前规定的月销售额不超过3万元的小微企业标准过低，没有充分考虑行业差距的因素。
据了解，目前政策规定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月销售额不超过3万元（按季纳税9万元），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月销售额不超过3万元（按季纳税9万元）的，可分别享受小微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优惠政策。
“这个标准的确有些低，部分行业的企业可能享受不到税收优惠政策。”国家税务总局苏州市税务局所得税科负责人杨岚对此建议，可适当提高小微企业享受免税优惠标准，让更多小微企业享受政策红利。
此外，有业内人士提出，将贷款利息纳入抵扣范围。据悉，根据营改增政策规定，纳税人接受贷款服务向贷款方支付的有关费用不能抵扣进项税额。这意味着，企业所支付的贷款利息和直接相关的其他费用在营改增之后需要交纳6%的增值税，且不能抵扣。这对于成长发展期、资金密集型企业而言，每年支付的利息费用通常是巨额的，这部分费用无法抵扣无疑会增加企业流转税负。
对此，苏州税务局杨岚建议，有针对性地选择部分国家鼓励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以及中小企业等纳税人，放开贷款服务抵扣政策，将贷款利息和直接相关费用纳入抵扣范围，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重点行业整体竞争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据调研组了解，2019年1月30日，江苏出台了贯彻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经苏州市税务局测算，落实减税政策预计将为全市小微企业减负40亿元以上。
创新驱动
探索绿色制造全新路径
苏州是乡镇企业的策源地之一，其率先在民营经济发展上迈出新步伐。“近年来，苏州市为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营造了充满活力的产业创新发展环境，让民营企业家有了‘定盘星’、吃了‘定心丸’。”苏州市经信委副主任黄雪勋对记者说。
据介绍，2015年，苏州经信委在江苏省率先建立了“苏州市专精特新企业导向指标评价体系”，实施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培育工程。试行3年多来，每年滚动入库培育企业1500余家。由苏州市培育、推荐申报的国家级单项冠军、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位列全省第一。
改革开放40年来，苏州在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已然是江苏省的先行军和排头兵，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呈现加速发展的良好势头。
在苏州谋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上，苏州市经信委探索出一条推动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全新路径。据黄雪勋介绍，2016年，苏州在全国率先建立工业企业资源集约利用大数据平台与工业企业综合评价体系，以市场和行政相结合的手段正向激励、反向倒逼企业节约集约利用资源，走可持续发展道路。2017年，这一做法被江苏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推广。
据记者了解，苏州市目前已完成对3万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和占地3亩以上的规下工业企业的综合评价，对企业进行分类施策（分为A、B、C、D类），即优先发展A类企业、支持发展B类企业、提升发展C类企业、限制发展D类企业，资源要素优先向创新能力强、质量效益好的企业倾斜。
据悉，到2020年，苏州市所有工业企业将纳入该综合评价体系。苏州市经信委副主任黄雪勋表示，该评价体系是把“亩产论英雄”和“创新论英雄”相结合，用科学的指标体系综合评价企业发展质量效益，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其目的就是引导企业绿色高效发展，把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更好结合起来，真正促进企业下定决心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黄雪勋说。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传统的苏州印记，是张继诗词中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是苏绣、评弹、园林；而现代的苏州印象，则是位居全国城市第7位的耀眼GDP。
作为中国乡镇企业的发源地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苏州率先形成了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型城市，其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已连续五年超过3万亿元，苏州已是全国第二大工业城市。随着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国内部分城市的强势崛起，苏州制造业走在了发展的“十字路口”。
外贸环境总体平稳挑战机遇并存
苏州作为外向型经济城市，经济结构具有显著的出口导向型特征。而美国是苏州最大的贸易市场、重要的外资来源和最集中的高科技境外投资目的地。“中美贸易摩擦将会对苏州经济的运行带来一些压力。”日前，苏州市政府研究室相关负责人向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坦言。
记者在苏州走访时发现，在中美贸易摩擦压力下，不少制造业企业出现了“抢订单”“逆增长”的现象，即美国客户提前将未来一段时间所需的产品下订单给中国的企业，所以，2018年苏州外贸进出口反而呈现出“稳中有升”的总体走势。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苏州全年实现进出口总额3541.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苏州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最大程度化解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的影响。”苏州市商务局外企处处长顾溪向调研组介绍了以下四点应对措施。
其一，以外资企业期待和需求为导向，精准施策破解“堵点”“痛点”，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其二，切实落实外资国民待遇。利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重大利好，借鉴复制上海等地先进做法，为外资主体平等享受准入后国民待遇提供更全面的制度保障；其三，切实提升企业服务水平，科学合理解决企业客观困难；其四，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指导外资企业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扩大服务进出口等方式有效应对贸易摩擦。
统一环保标准降低企业投资成本
“2018年江苏环保督查的力度比较大，关停了一些中小企业，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也受到了影响。”苏州一家新材料生产企业经营者告诉记者，让他们感到困惑的是，有的环保标准不统一，造成企业重复投资，成本增大。
据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了解，苏州作为制造业基地，存在着一些生态风险隐患，2018年苏州市按照省里部署，积极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但在污染治理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有的环保标准没有明确统一，有些政策出现朝令夕改的现象，导致企业在整改过程中存在困惑。
“不只是企业困惑，基层环保部门也困惑，上面只提政策要求，缺乏后续跟进配套措施。”苏州市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坦言。
对此，苏州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给出建议：其一，要严格标准发布，不能频繁调整，造成企业重复投资；其二，要科学规划配套基础设施，要和企业产能及污染物排放处置相匹配；其三，要明确各类工业区产业定位，从而实现污染物处置效益最大化；其四，加大科技创新，降低企业环境管理成本。
据悉，2018年，苏州市全年环保投入664亿元。据2018年苏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苏州市全年劝退、拒批不符合环保要求建设项目358个，涉及投资额32.9亿元。完成大气污染防治工程治理项目1256项。淘汰低端落后化工企业260家，整治“散乱污”企业（作坊）35425家。
“这些均为产业的转型发展腾挪了空间。”苏州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称。
着力融资难题
“三大平台”雪中送炭
“现在民营企业存在各种融资问题，有的企业不得不质押自己的资产来融资。”苏州一家民营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说。
“对此，苏州市出台了系统配套扶持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将更多资金投向小微企业，形成了具有苏州特色的综合金融服务机制，已取得初步成效。”苏州市金融办负责人刘钟潇告诉记者。
据刘钟潇介绍，苏州市通过财政奖励、贷款风险补偿等方式建立了“三大平台”服务机制。一是建立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二是建立地方企业征信系统，有效解决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难题；三是通过总行在苏州一级分支机构内部建立专营机构，对接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和征信平台，专门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绿色通道”服务。
据悉，在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上有二十项金融政策。其中，有一个“信保贷”产品，政府设立了规模10亿元的信用保证基金，与银行、担保公司(保险公司)以65∶20∶15的比例共担风险。因为是纯信用借款，企业不再需要向银行提供抵押物，诸如此类的政策措施解决了部分企业“不敢贷、不愿贷”的问题。
改革税收征管制度破解减税降费难题
记者在苏州调研时发现，除了融资问题，中小企业提及最多的还有减免税费方面的期盼。
“应该适当降低小规模纳税人享受免税优惠的门槛。”苏州市一家外贸加工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说，目前规定的月销售额不超过3万元的小微企业标准过低，没有充分考虑行业差距的因素。
据了解，目前政策规定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月销售额不超过3万元（按季纳税9万元），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月销售额不超过3万元（按季纳税9万元）的，可分别享受小微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优惠政策。
“这个标准的确有些低，部分行业的企业可能享受不到税收优惠政策。”国家税务总局苏州市税务局所得税科负责人杨岚对此建议，可适当提高小微企业享受免税优惠标准，让更多小微企业享受政策红利。
此外，有业内人士提出，将贷款利息纳入抵扣范围。据悉，根据营改增政策规定，纳税人接受贷款服务向贷款方支付的有关费用不能抵扣进项税额。这意味着，企业所支付的贷款利息和直接相关的其他费用在营改增之后需要交纳6%的增值税，且不能抵扣。这对于成长发展期、资金密集型企业而言，每年支付的利息费用通常是巨额的，这部分费用无法抵扣无疑会增加企业流转税负。
对此，苏州税务局杨岚建议，有针对性地选择部分国家鼓励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以及中小企业等纳税人，放开贷款服务抵扣政策，将贷款利息和直接相关费用纳入抵扣范围，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重点行业整体竞争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据调研组了解，2019年1月30日，江苏出台了贯彻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经苏州市税务局测算，落实减税政策预计将为全市小微企业减负40亿元以上。
创新驱动
探索绿色制造全新路径
苏州是乡镇企业的策源地之一，其率先在民营经济发展上迈出新步伐。“近年来，苏州市为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营造了充满活力的产业创新发展环境，让民营企业家有了‘定盘星’、吃了‘定心丸’。”苏州市经信委副主任黄雪勋对记者说。
据介绍，2015年，苏州经信委在江苏省率先建立了“苏州市专精特新企业导向指标评价体系”，实施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培育工程。试行3年多来，每年滚动入库培育企业1500余家。由苏州市培育、推荐申报的国家级单项冠军、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位列全省第一。
改革开放40年来，苏州在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已然是江苏省的先行军和排头兵，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呈现加速发展的良好势头。
在苏州谋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上，苏州市经信委探索出一条推动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全新路径。据黄雪勋介绍，2016年，苏州在全国率先建立工业企业资源集约利用大数据平台与工业企业综合评价体系，以市场和行政相结合的手段正向激励、反向倒逼企业节约集约利用资源，走可持续发展道路。2017年，这一做法被江苏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推广。
据记者了解，苏州市目前已完成对3万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和占地3亩以上的规下工业企业的综合评价，对企业进行分类施策（分为A、B、C、D类），即优先发展A类企业、支持发展B类企业、提升发展C类企业、限制发展D类企业，资源要素优先向创新能力强、质量效益好的企业倾斜。
据悉，到2020年，苏州市所有工业企业将纳入该综合评价体系。苏州市经信委副主任黄雪勋表示，该评价体系是把“亩产论英雄”和“创新论英雄”相结合，用科学的指标体系综合评价企业发展质量效益，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其目的就是引导企业绿色高效发展，把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更好结合起来，真正促进企业下定决心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黄雪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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