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爱穿针织衫吗# 《没人能拒绝针织衫的诱惑》文 |达达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对盖茨比衣橱里的衬衫有这样的描述，“像砖头一样12个一摞叠起来⋯⋯纯亚麻的，厚蚕丝的，细法兰绒的，⋯⋯条纹的，涡卷纹的，都有印度蓝的姓名花押。”
显然他有点囤积过度了，但无可否认，成叠的衬衫看在眼里是一大快慰。没有男人会嫌衬衫太多，那是一年四季的份额。而无论男女，专属于秋天的份额必须算针织衫一个：针织马甲、针织开衫、针织短裙，甚至是奶奶风编织包，没人能拒绝针织的诱惑。
为什么有点传统，时不时有点土气的针织衫总在时尚的轮盘里徘徊？学术一些的解释说，针织衫熨贴、柔软的质感给予人的心理慰藉，是其他服装无法比拟的（出自《历史的针脚》作者、时装史研究者露西·阿德灵顿）。感性一些的解释说，针织衫在编制一个关于身体的梦，在梦里，自由的身体正在形成：它有臂膀、有双腿、有腹部、有足尖……它伴随着大海的气息，伴随着空间的浩渺（出自法国小说家埃莱娜·西苏）。
有人称针织衫就像第二层肌肤，如此紧密地贴合身体，穿上身有种感知自由的过程。正是如此，1924年，香奈儿女士在为芭蕾舞剧《蓝色列车》设计戏服时贯穿了针织元素。这部芭蕾舞剧的其他“主创”也颇有来头，编剧是法国诗人尚·考克多，舞台背幕与节目单的绘制是毕加索。在最后的彩排阶段，香奈儿直接在舞者身上给戏服做“减法”，以便让他们的肢体毫无顾忌地伸展。就像她曾说过的，“永远摘除，绝不添加……没有什么比身体的自由更美……”。
针织衫的拥趸里有不少风格偶像，有轶闻称奥黛丽·赫本曾一口气买了14件各种颜色的针织衫，并在1966年在为美国版《Vogue》拍摄杂志封面的时候，选了一件海军蓝色的。
近期一点的男士代表则是英国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爵士。丹尼尔因演出《魅影缝匠》被提名2017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接受《W》杂志采访时，他穿了一件深蓝色针织衫，那是一件根据父辈传下来的甘希（Gansey）毛衣织法的复刻品。穿着“朴素”针织衫上封面的他们仿佛在说“我不是在扮演任何人”。
疫情之后，针织衫再度回潮又伴随了一些情感因素。去年英国男星哈利·史泰尔斯所穿的花格拼接毛线开衫引发了全球年轻人织毛衣的狂潮，随即他的毛衣被伦敦V&A博物馆收藏。有评论人称，那件拼接毛线开衫结合了时下两种最被需要的情绪，乐观和抚慰。
英国跳水王子汤姆·戴利也是织毛衣狂潮中的一员，他专门为晒作品开设了Instagram账号，那些花花绿绿的针织品有为他为4岁的儿子织的毛线帽、有为母亲的猫织的猫沙发，也有为自己织的开衫、背心甚至泳裤……它们都是戴利传达爱意的媒介。在戴利看来，跳水压力太大了，针织让人感到身心放松。难怪针织衫成为近年来chill（轻松、自在）风格的主打单品。
符号语言
在古希腊神话中，阿里阿德涅的线团帮助雅典王子忒修斯杀死怪物之后走出迷宫，虽然线团的成分和原本的用途不得而知，但从只言片语中可以推测针织技法由来已久。
伦敦博物馆馆藏中有一件查尔斯一世被处刑时穿的针织外套（1649年），由锦缎按平针法织成，并带有流苏装饰，技艺相当成熟。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男性需要经过漫长的学徒生涯才能获准加入针织的相关学会。随着针织技艺的普及，女人们则把一边针织一边闲聊当成了聚会形式，并贡献了很多与法国大革命相关的小说片段。狄更斯笔下人物还会将被处刑的人的名字变换成某种密码，织在衣服里。
现实中是否真有人把密码编织进毛衣不得而知，不过据说爱尔兰阿伦群岛的每一个家族编织的手法都不尽相同，如此一来，遇到罹难的人可以从毛衣的编织手法来区分出是谁家的渔民惨遭不幸。
对于针织衫来说，最有趣的不是具体织些什么图案，而是特定样式所反映的历史。比如，渔民最先把它当作内衣穿着，后来才慢慢变成外露服装，这导致水手式的设计和构造方式，无一不与功能息息相关。它首先利用了羊毛脂的保暖性，通过最传统而古老的方式增强防水——用精纺、强捻的五股羊毛线，密密实实织起来。特殊的起针、贴身的松紧度、微微开叉的下摆、微卷但仍能包紧的领口，都为了让水手式毛衣防风保暖，同时便于海上活动。
战争改变了人们对于服装性别和阶级的定义，香奈儿女士最早看中了针织面料的性能，设计出现代感的裙装、外套和夹克。加之夏帕瑞丽等设计师的努力，穿针织衫的女士被认为比穿毛衣的男士时尚多了。
电视剧《广告狂人》还原了上世纪60年代职业女性的装束——铅笔裙、圆领衬衫，再搭上一件开襟毛衫，两件式的搭配不仅传达出Jackie O式的简洁大方，如若突遇降温，外衫也能御寒。正是这种风格使欧洲针织衫进入了黄金年代，包括格蕾丝·凯莉在内的女明星都爱穿两件式菱形格纹开衫现身。
男士的高领毛衣则比开衫更具时尚话语权。加拿大摄影师尤瑟夫·卡希（Yousuf Karsh）为海明威拍摄的肖像看起来和当代维京冒险家十分相似，同样的浓密络腮胡和粗放的高领毛衣，不过海明威本人就喜欢这么穿。
在电影《大逃亡》中，史蒂夫·麦奎因在德瑞边境中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被他裹在纯黑皮夹克之下的阿兰式毛衣从此进入潮流漩涡。和马龙·白兰度、詹姆斯·迪恩一样，麦奎因曾作为年轻人的风格偶像受尽追捧，他那件高领针织衫也成为了继白T恤、机车夹克之后的符号性单品。
在过去，时尚的传导都是自上而下的，男士高领毛衣则反其道而行，从“平民”出身跻身高阶时尚。后来的牛仔裤、法兰绒村衫、派克大衣和工装靴的都是如此。Ermenegildo Zegna和Berluti这种以取悦商务男士为使命的男装让高领针织衫取代衬衫，直接与商务西装搭配，即便没有了严谨的领带，依旧不乏正式感。难怪007詹姆斯·邦德总是用高领针织衫打底，脱下夹克换上西装，就能消失在写字楼中，对于特工来说，变装都方便了。
女士针织衫的审美变革则离不开“针织女王”索尼亚·里基尔。她的“穷男孩”针织衫——高袖窿的罗纹套头衫，重新定义的了针织衫的轮廓。“五月风暴”一边让她的店铺暂停营业，一边让她的设计走出了橱窗。1968年的《Vogue》评论道，索尼亚·里基尔体现了“曲线毕露的、贴身的伟大线条”。那些在过去看来离经叛道的衣服，成了鼓励人们追逐自由的表达。伦敦设计师玛丽·官也是同道中人，她在同一时期忙于制作热裤和迷你裙，让女性不受服装的限制。
索尼亚喜欢让服装跟随身体移动，她在设计中引入大量引入条纹，因为贴身条纹能跟随身体的运动增强视觉效果。与圣罗兰表达性感的方式（透明衬衫配无尾晚礼服）不同，索尼亚的性感来自女性的视角，让人穿着舒适。她的设计比日本设计师更早地运用了极简主义，比比利时设计师更早地想到了空间的反转。在她之后，针织作为一种语言被麦昆用来演绎柔顺和撕裂，被阿莱亚引入高级定制。
如今，新世代的设计师承袭了这种语言。中国设计师Rui Zhou（本届LVMH青年设计师大赛中Karl Lagerfeld Prize得主）让柔软的针织面料呈现出不规则的镂空设计，宣扬无差别的美感；Chet Lo表现的则是怪诞，将极细的半透明鱼线通过3D打印塑造出，身上长满了尖刺，酷似海胆和榴莲的外形，加上霓虹色系透出Y2K 的千禧年复古调。
就像那些总是是画同一主题的画家们，他们一直画，一直画，每一张都是不同的样子。同样是针织衫，在不同的时代的空气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情绪。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对盖茨比衣橱里的衬衫有这样的描述，“像砖头一样12个一摞叠起来⋯⋯纯亚麻的，厚蚕丝的，细法兰绒的，⋯⋯条纹的，涡卷纹的，都有印度蓝的姓名花押。”
显然他有点囤积过度了，但无可否认，成叠的衬衫看在眼里是一大快慰。没有男人会嫌衬衫太多，那是一年四季的份额。而无论男女，专属于秋天的份额必须算针织衫一个：针织马甲、针织开衫、针织短裙，甚至是奶奶风编织包，没人能拒绝针织的诱惑。
为什么有点传统，时不时有点土气的针织衫总在时尚的轮盘里徘徊？学术一些的解释说，针织衫熨贴、柔软的质感给予人的心理慰藉，是其他服装无法比拟的（出自《历史的针脚》作者、时装史研究者露西·阿德灵顿）。感性一些的解释说，针织衫在编制一个关于身体的梦，在梦里，自由的身体正在形成：它有臂膀、有双腿、有腹部、有足尖……它伴随着大海的气息，伴随着空间的浩渺（出自法国小说家埃莱娜·西苏）。
有人称针织衫就像第二层肌肤，如此紧密地贴合身体，穿上身有种感知自由的过程。正是如此，1924年，香奈儿女士在为芭蕾舞剧《蓝色列车》设计戏服时贯穿了针织元素。这部芭蕾舞剧的其他“主创”也颇有来头，编剧是法国诗人尚·考克多，舞台背幕与节目单的绘制是毕加索。在最后的彩排阶段，香奈儿直接在舞者身上给戏服做“减法”，以便让他们的肢体毫无顾忌地伸展。就像她曾说过的，“永远摘除，绝不添加……没有什么比身体的自由更美……”。
针织衫的拥趸里有不少风格偶像，有轶闻称奥黛丽·赫本曾一口气买了14件各种颜色的针织衫，并在1966年在为美国版《Vogue》拍摄杂志封面的时候，选了一件海军蓝色的。
近期一点的男士代表则是英国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爵士。丹尼尔因演出《魅影缝匠》被提名2017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接受《W》杂志采访时，他穿了一件深蓝色针织衫，那是一件根据父辈传下来的甘希（Gansey）毛衣织法的复刻品。穿着“朴素”针织衫上封面的他们仿佛在说“我不是在扮演任何人”。
疫情之后，针织衫再度回潮又伴随了一些情感因素。去年英国男星哈利·史泰尔斯所穿的花格拼接毛线开衫引发了全球年轻人织毛衣的狂潮，随即他的毛衣被伦敦V&A博物馆收藏。有评论人称，那件拼接毛线开衫结合了时下两种最被需要的情绪，乐观和抚慰。
英国跳水王子汤姆·戴利也是织毛衣狂潮中的一员，他专门为晒作品开设了Instagram账号，那些花花绿绿的针织品有为他为4岁的儿子织的毛线帽、有为母亲的猫织的猫沙发，也有为自己织的开衫、背心甚至泳裤……它们都是戴利传达爱意的媒介。在戴利看来，跳水压力太大了，针织让人感到身心放松。难怪针织衫成为近年来chill（轻松、自在）风格的主打单品。
符号语言
在古希腊神话中，阿里阿德涅的线团帮助雅典王子忒修斯杀死怪物之后走出迷宫，虽然线团的成分和原本的用途不得而知，但从只言片语中可以推测针织技法由来已久。
伦敦博物馆馆藏中有一件查尔斯一世被处刑时穿的针织外套（1649年），由锦缎按平针法织成，并带有流苏装饰，技艺相当成熟。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男性需要经过漫长的学徒生涯才能获准加入针织的相关学会。随着针织技艺的普及，女人们则把一边针织一边闲聊当成了聚会形式，并贡献了很多与法国大革命相关的小说片段。狄更斯笔下人物还会将被处刑的人的名字变换成某种密码，织在衣服里。
现实中是否真有人把密码编织进毛衣不得而知，不过据说爱尔兰阿伦群岛的每一个家族编织的手法都不尽相同，如此一来，遇到罹难的人可以从毛衣的编织手法来区分出是谁家的渔民惨遭不幸。
对于针织衫来说，最有趣的不是具体织些什么图案，而是特定样式所反映的历史。比如，渔民最先把它当作内衣穿着，后来才慢慢变成外露服装，这导致水手式的设计和构造方式，无一不与功能息息相关。它首先利用了羊毛脂的保暖性，通过最传统而古老的方式增强防水——用精纺、强捻的五股羊毛线，密密实实织起来。特殊的起针、贴身的松紧度、微微开叉的下摆、微卷但仍能包紧的领口，都为了让水手式毛衣防风保暖，同时便于海上活动。
战争改变了人们对于服装性别和阶级的定义，香奈儿女士最早看中了针织面料的性能，设计出现代感的裙装、外套和夹克。加之夏帕瑞丽等设计师的努力，穿针织衫的女士被认为比穿毛衣的男士时尚多了。
电视剧《广告狂人》还原了上世纪60年代职业女性的装束——铅笔裙、圆领衬衫，再搭上一件开襟毛衫，两件式的搭配不仅传达出Jackie O式的简洁大方，如若突遇降温，外衫也能御寒。正是这种风格使欧洲针织衫进入了黄金年代，包括格蕾丝·凯莉在内的女明星都爱穿两件式菱形格纹开衫现身。
男士的高领毛衣则比开衫更具时尚话语权。加拿大摄影师尤瑟夫·卡希（Yousuf Karsh）为海明威拍摄的肖像看起来和当代维京冒险家十分相似，同样的浓密络腮胡和粗放的高领毛衣，不过海明威本人就喜欢这么穿。
在电影《大逃亡》中，史蒂夫·麦奎因在德瑞边境中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被他裹在纯黑皮夹克之下的阿兰式毛衣从此进入潮流漩涡。和马龙·白兰度、詹姆斯·迪恩一样，麦奎因曾作为年轻人的风格偶像受尽追捧，他那件高领针织衫也成为了继白T恤、机车夹克之后的符号性单品。
在过去，时尚的传导都是自上而下的，男士高领毛衣则反其道而行，从“平民”出身跻身高阶时尚。后来的牛仔裤、法兰绒村衫、派克大衣和工装靴的都是如此。Ermenegildo Zegna和Berluti这种以取悦商务男士为使命的男装让高领针织衫取代衬衫，直接与商务西装搭配，即便没有了严谨的领带，依旧不乏正式感。难怪007詹姆斯·邦德总是用高领针织衫打底，脱下夹克换上西装，就能消失在写字楼中，对于特工来说，变装都方便了。
女士针织衫的审美变革则离不开“针织女王”索尼亚·里基尔。她的“穷男孩”针织衫——高袖窿的罗纹套头衫，重新定义的了针织衫的轮廓。“五月风暴”一边让她的店铺暂停营业，一边让她的设计走出了橱窗。1968年的《Vogue》评论道，索尼亚·里基尔体现了“曲线毕露的、贴身的伟大线条”。那些在过去看来离经叛道的衣服，成了鼓励人们追逐自由的表达。伦敦设计师玛丽·官也是同道中人，她在同一时期忙于制作热裤和迷你裙，让女性不受服装的限制。
索尼亚喜欢让服装跟随身体移动，她在设计中引入大量引入条纹，因为贴身条纹能跟随身体的运动增强视觉效果。与圣罗兰表达性感的方式（透明衬衫配无尾晚礼服）不同，索尼亚的性感来自女性的视角，让人穿着舒适。她的设计比日本设计师更早地运用了极简主义，比比利时设计师更早地想到了空间的反转。在她之后，针织作为一种语言被麦昆用来演绎柔顺和撕裂，被阿莱亚引入高级定制。
如今，新世代的设计师承袭了这种语言。中国设计师Rui Zhou（本届LVMH青年设计师大赛中Karl Lagerfeld Prize得主）让柔软的针织面料呈现出不规则的镂空设计，宣扬无差别的美感；Chet Lo表现的则是怪诞，将极细的半透明鱼线通过3D打印塑造出，身上长满了尖刺，酷似海胆和榴莲的外形，加上霓虹色系透出Y2K 的千禧年复古调。
就像那些总是是画同一主题的画家们，他们一直画，一直画，每一张都是不同的样子。同样是针织衫，在不同的时代的空气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情绪。
【党史上的今天——9月21日】1933年9月21日 邓中夏牺牲
1933年9月21日，中共著名工人运动领导人邓中夏被杀害。
邓中夏，1894年生，湖南省宜章县人。1920年10月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参与创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
邓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湘鄂西省委书记、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中国革命互济会党团书记等职。
1925年，邓中夏在广州和苏兆征共同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带领工人们与帝国主义英勇斗争长达16个月，在我国工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1928年，邓中夏前往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在莫斯科期间，他撰写了著名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
5月15日在上海法租界被捕。8月，邓中夏因身份暴露，被引渡给中国当局。
1937年9月21日 毛泽东：红军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1937年9月21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率八路军总部到达太原。当晚，北方局与总部负责人一起共同讨论了华北抗战形势和八路军行动方针。
同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再一次强调红军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
1945年9月21日 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扩兵与编组野战军的指示》
1945年9月21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扩兵与编组野战军的指示》。
通过编组野战军或野战兵团，从组织体制上完成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这是一次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人民团体代表参加的，协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事宜的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有：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解放军、全国总工会、青年团、全国妇联、学联以及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宗教界等方面代表662人。
会议讨论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将北平改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等56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同时，还选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由18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举行，标志着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标志着爱国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在组织上完全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全世界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1949年9月21日 毛泽东发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讲话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
他在陈述了中国目前的军事形势和政协会议的由来及其作用之后，指出：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被人侮辱的民族了。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1988年9月21日 邓小平提议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1988年9月21日，邓小平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时提出，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他指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新的政治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经得住考验的不是霸权政治，不是集团政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都需要这些原则。
1990年9月21日 徐向前因病逝世
1990年9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徐向前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徐向前青年时期受五四运动影响，参加进步活动。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广州起义，后转往海陆丰地区，与彭湃等领导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任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徐向前同志在创建红军、开展武装斗争和开辟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表现出非凡的组织领导和军事指挥才能，为党建立一支英勇善战的主力红军作出了贡献。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积极拥护中央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作出了特殊贡献。
会宁会师后，中央军委指示，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率部继续西进，与敌血战河西走廊，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校长。他与刘伯承、邓小平等一起领导开辟晋冀豫和冀南抗日根据地；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皖北八路军各部队，坚持和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培养了一大批抗日军政人才。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兵团（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书记，指挥了运城、临汾、晋中、太原战役，山西获得完全解放。徐向前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运筹帷幄，指挥有方，智勇兼备，果断灵活，善于以弱敌强，以少胜多，运动歼敌。
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以自己的战争实践和理论，为丰富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他为巩固国防、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和建设民兵预备役力量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67年2月，与几位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大义凛然，强烈谴责和揭露林彪、江青等人的反党乱军阴谋。
徐向前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党史网、新华社
1933年9月21日，中共著名工人运动领导人邓中夏被杀害。
邓中夏，1894年生，湖南省宜章县人。1920年10月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参与创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
邓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湘鄂西省委书记、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中国革命互济会党团书记等职。
1925年，邓中夏在广州和苏兆征共同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带领工人们与帝国主义英勇斗争长达16个月，在我国工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1928年，邓中夏前往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在莫斯科期间，他撰写了著名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
5月15日在上海法租界被捕。8月，邓中夏因身份暴露，被引渡给中国当局。
1937年9月21日 毛泽东：红军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1937年9月21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率八路军总部到达太原。当晚，北方局与总部负责人一起共同讨论了华北抗战形势和八路军行动方针。
同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再一次强调红军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
1945年9月21日 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扩兵与编组野战军的指示》
1945年9月21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扩兵与编组野战军的指示》。
通过编组野战军或野战兵团，从组织体制上完成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这是一次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人民团体代表参加的，协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事宜的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有：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解放军、全国总工会、青年团、全国妇联、学联以及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宗教界等方面代表662人。
会议讨论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将北平改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等56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同时，还选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由18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举行，标志着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标志着爱国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在组织上完全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全世界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1949年9月21日 毛泽东发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讲话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
他在陈述了中国目前的军事形势和政协会议的由来及其作用之后，指出：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被人侮辱的民族了。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1988年9月21日 邓小平提议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1988年9月21日，邓小平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时提出，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他指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新的政治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经得住考验的不是霸权政治，不是集团政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都需要这些原则。
1990年9月21日 徐向前因病逝世
1990年9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徐向前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徐向前青年时期受五四运动影响，参加进步活动。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广州起义，后转往海陆丰地区，与彭湃等领导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任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徐向前同志在创建红军、开展武装斗争和开辟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表现出非凡的组织领导和军事指挥才能，为党建立一支英勇善战的主力红军作出了贡献。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积极拥护中央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作出了特殊贡献。
会宁会师后，中央军委指示，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率部继续西进，与敌血战河西走廊，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校长。他与刘伯承、邓小平等一起领导开辟晋冀豫和冀南抗日根据地；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皖北八路军各部队，坚持和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培养了一大批抗日军政人才。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兵团（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书记，指挥了运城、临汾、晋中、太原战役，山西获得完全解放。徐向前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运筹帷幄，指挥有方，智勇兼备，果断灵活，善于以弱敌强，以少胜多，运动歼敌。
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以自己的战争实践和理论，为丰富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他为巩固国防、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和建设民兵预备役力量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67年2月，与几位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大义凛然，强烈谴责和揭露林彪、江青等人的反党乱军阴谋。
徐向前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党史网、新华社
汉齐盐鲁豉共壶
焦新帅
此器灰陶质、传出古都洛阳。器物长19.2公分，宽10.5公分，高15公分，空腹长方体，器腹内间有隔壁，分为不可通连的两部分，器身上并排开有两圆孔，孔高出器身2公分，口径6.4公分，呈略翻卷状。器身正面四边及中间有边栏与界格，左右均分刻划隶书铭文“齐盐”、“鲁豉”，底部为素面，背与左右分刻划边栏和菱形花纹。图案铭文皆湿刻，即器物为未干陶坯在烧制之前刻划，器身六面棱角皆作抹角处理，甚为精致。
此器乃汉代盛放盐、豉两种调味品的饮食用具，其未有任何使用痕迹，一如新制，故应为充当殉葬品的冥器是也。何谓“共壶”？通过四字铭文其意显见，即同时储存盐和豉的连体壶，齐盐鲁豉即指齐国生产的盐与鲁国生产的豆豉。《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臣请处蜀郡严道邛邮，遣其子母从居，县为筑盖家室，皆廪食给薪菜盐豉炊食器席蓐。”清吴伟业《哭志衍》诗：“盐豉下鱼羹，椒兰糝鳧臛。”潘飞声《袁仲濂判官招集第一楼》诗：“沙鸟风帆归画幌，刀鱼盐豉上晶盘。”此中可见盐和豉是古人生活中的常用调味品。
两汉乐府《古艳歌》有云：“白盐海东来，美豉出鲁门。”可见齐国生产的盐与鲁国所产的豉为当时的美品，备受时人推崇，流行一时。西晋孙楚《出歌》亦有诗云：“白盐出河东，美豉出鲁渊。”南朝梁何逊《七召》罗列天下美食，所撰臻美调味品即有“海椒鲁豉，河盐蜀姜。”
古人先民将盐豉共置一器之中极为常见，此中更可显见先民的生活智慧，《太平御览·饮食部》卷十三载：“豉，《史记》曰：蘖面盐豉千答。徐广曰：或作‘合’，器名。”谢承《后汉书》载：“羊续为南阳太守，盐豉共一角。”《太平御览》引“一角”作“壶”字，此处记载了生活极为简谱的羊续饮食简单，常常是在一个调味壶中盛放盐豉，他使用的壶应与斯壶相近。此器在两汉时期并无固定名称，有曰“壶”、“筩”，又有谓之“椭”者，《急就篇》云：“椭，小桶也，所以盛盐豉；按凡狭长之器皆得曰椭。”《广韵》载：“椭，器之狭长。”这些不同的称呼皆是各地依其形态而形成的。
豉，食品名，即豆豉，用黄豆煮熟霉制而成，常用以调味。许慎《说文解字》曰：“豉，配盐幽尗也。”“配盐”指的是用盐来盐渍、发酵；《急就篇》颜注：“豉者，幽豆而为之也。”释意完全相近，皆强调一个“幽”字，“幽”指的是放置在室内昏暗避光之地，而且发酵用的坛子本身需要密封，密封后的坛子，。这些都是制作豆豉的最基本方法。《广雅》说饮食曰：“寝、䤁、郁、廦、幽也。”幽与鬱同义。以豆鬱之，其味苦。《楚辞·招魂》曰：“大苦咸酸，辛甘行些。”王逸注云：“大苦，豉也。辛谓椒姜也。甘谓饴密也。言取豉汁调和以椒姜咸酢，和以饴蜜，则辛甘之味皆发而行也。”《释名》载“豉，嗜也。五味调和，须之而成，乃可甘嗜。故齐人谓豉声同嗜也。”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载作豉法：“先作暖荫屋，坎地深三二尺。屋必以草盖，瓦则不佳。密泥塞屋牖，无令风及虫鼠入也。开小户，仅得容人出入。厚作篱以闭户。四月、五月为上时，七月二十日后八月为中时；余月亦皆得作，然冬夏大寒大热，极难调适。”齐鲁大地有生产豆豉的历史传承，且技术领先，此中无不透露着鲁国的豆豉生产水平与时人对豆豉的钟爱之情，齐人谓“豉”声同“嗜”更显现先民之嗜豉之风。
盐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也是古代国之命脉，我国历史上主张盐铁制，官府经营盐铁，寓税于价，《管子·海王》载：“唯官山海为可耳”。《盐铁论·贫富》曰：“食湖池，管山海”。盐为古代调味品之代表，在我国史籍中屡见不鲜，《尚书·说命》载：“若作和羹，尔惟盐梅。”齐国产盐历史久矣，《尚书·禹贡》有载：“海岱惟青州······厥贡盐、、海物惟错。”青州即齐国古地，春秋之时，齐国盛产海盐。《管子·地数》载：“齐有渠展之盐······君伐菹薪煮秭水为盐。”可知齐国之盐盛名。《礼记·曲礼》载：“醯醢之美，而煎盐尚之，贵天产也。”此处之煎盐即海水煮盐，可想见古人以海盐为尚。《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皇帝内经·素问》载：“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莱州曾出土我国存世最大的东汉青铜玺印“右盐主官”即可一证也，齐盐不仅满足了时人的生活需求，也成就了齐国的霸业。
此器制模后，胚体表面水分尚未挥发，陶体还处于易于塑形的阶段，因此，湿胎刻划铭文书写性更强，能保留书写的流畅性，因后者可叠加至前者线条之上，所以细微处也可见到书写的步骤与“笔路”，四字铭文应用较细竹、木类削制工具划刻而成，一如用笔代刀，单刀而就。四字开合有度，洒脱自然，有张有弛，动静鲜明，有着极高的艺术水准。此中可见节奏之明快，前二字静若处子，“鲁”字渐开张，直至末字大开大合，右半部“支”部分更是左右跋扈，如一件草书作品般达到高点，好不精彩，激荡人心。
铭文“齐”字下多出四点，很接近“齋”字，则是因为汉时“齐”“齋”为通假字，东汉《肥致碑》中的：“君师魏郡张吴，齐晏子。”的齐即作“齋”字，又如1954年在山东沂南北寨村出土的画像石墓榜题铭文“齐桓公”亦如此。“鲁”字的四点也增多了一笔，再看“豉”字的左半部又少了两笔，这些在两汉陪葬品铭文中较为常见，这些制作工匠匆匆而就多有荒率不顾。此铭绝精之地是“豉”字的“支”部捺笔，可谓是画龙点睛之举，唯此笔作双钩如白描状，其不仅起到力能扛鼎的画面感，也使得整体隶书气息愈加浓烈，这样的双钩刻法在山东和四川江苏一带画像石题记中有数例，如徐州画像石博物馆所藏《东汉永元十六年刻石》、山东肥城栾镇村所出《张文思画像石题记》皆如斯，而于陶器铭文中甚少，此器之珍可作管窥矣。
齐盐鲁豉可见在两汉时期已然成为好盐豉的代表，也成了好调味品的象征，备受时人青睐，故在事死如事生的汉代，人们会将寓意最好的器物作为陪葬品，即表达孝心和最美好的祈愿。从此器之中也可窥得古代齐鲁两国盐豉的生产水平，以及在当时社会生活之中的深远影响，不仅带给我们浓厚的文化钩沉，也带给我们极高的艺术滋养。 https://t.cn/RxBHUwf
焦新帅
此器灰陶质、传出古都洛阳。器物长19.2公分，宽10.5公分，高15公分，空腹长方体，器腹内间有隔壁，分为不可通连的两部分，器身上并排开有两圆孔，孔高出器身2公分，口径6.4公分，呈略翻卷状。器身正面四边及中间有边栏与界格，左右均分刻划隶书铭文“齐盐”、“鲁豉”，底部为素面，背与左右分刻划边栏和菱形花纹。图案铭文皆湿刻，即器物为未干陶坯在烧制之前刻划，器身六面棱角皆作抹角处理，甚为精致。
此器乃汉代盛放盐、豉两种调味品的饮食用具，其未有任何使用痕迹，一如新制，故应为充当殉葬品的冥器是也。何谓“共壶”？通过四字铭文其意显见，即同时储存盐和豉的连体壶，齐盐鲁豉即指齐国生产的盐与鲁国生产的豆豉。《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臣请处蜀郡严道邛邮，遣其子母从居，县为筑盖家室，皆廪食给薪菜盐豉炊食器席蓐。”清吴伟业《哭志衍》诗：“盐豉下鱼羹，椒兰糝鳧臛。”潘飞声《袁仲濂判官招集第一楼》诗：“沙鸟风帆归画幌，刀鱼盐豉上晶盘。”此中可见盐和豉是古人生活中的常用调味品。
两汉乐府《古艳歌》有云：“白盐海东来，美豉出鲁门。”可见齐国生产的盐与鲁国所产的豉为当时的美品，备受时人推崇，流行一时。西晋孙楚《出歌》亦有诗云：“白盐出河东，美豉出鲁渊。”南朝梁何逊《七召》罗列天下美食，所撰臻美调味品即有“海椒鲁豉，河盐蜀姜。”
古人先民将盐豉共置一器之中极为常见，此中更可显见先民的生活智慧，《太平御览·饮食部》卷十三载：“豉，《史记》曰：蘖面盐豉千答。徐广曰：或作‘合’，器名。”谢承《后汉书》载：“羊续为南阳太守，盐豉共一角。”《太平御览》引“一角”作“壶”字，此处记载了生活极为简谱的羊续饮食简单，常常是在一个调味壶中盛放盐豉，他使用的壶应与斯壶相近。此器在两汉时期并无固定名称，有曰“壶”、“筩”，又有谓之“椭”者，《急就篇》云：“椭，小桶也，所以盛盐豉；按凡狭长之器皆得曰椭。”《广韵》载：“椭，器之狭长。”这些不同的称呼皆是各地依其形态而形成的。
豉，食品名，即豆豉，用黄豆煮熟霉制而成，常用以调味。许慎《说文解字》曰：“豉，配盐幽尗也。”“配盐”指的是用盐来盐渍、发酵；《急就篇》颜注：“豉者，幽豆而为之也。”释意完全相近，皆强调一个“幽”字，“幽”指的是放置在室内昏暗避光之地，而且发酵用的坛子本身需要密封，密封后的坛子，。这些都是制作豆豉的最基本方法。《广雅》说饮食曰：“寝、䤁、郁、廦、幽也。”幽与鬱同义。以豆鬱之，其味苦。《楚辞·招魂》曰：“大苦咸酸，辛甘行些。”王逸注云：“大苦，豉也。辛谓椒姜也。甘谓饴密也。言取豉汁调和以椒姜咸酢，和以饴蜜，则辛甘之味皆发而行也。”《释名》载“豉，嗜也。五味调和，须之而成，乃可甘嗜。故齐人谓豉声同嗜也。”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载作豉法：“先作暖荫屋，坎地深三二尺。屋必以草盖，瓦则不佳。密泥塞屋牖，无令风及虫鼠入也。开小户，仅得容人出入。厚作篱以闭户。四月、五月为上时，七月二十日后八月为中时；余月亦皆得作，然冬夏大寒大热，极难调适。”齐鲁大地有生产豆豉的历史传承，且技术领先，此中无不透露着鲁国的豆豉生产水平与时人对豆豉的钟爱之情，齐人谓“豉”声同“嗜”更显现先民之嗜豉之风。
盐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也是古代国之命脉，我国历史上主张盐铁制，官府经营盐铁，寓税于价，《管子·海王》载：“唯官山海为可耳”。《盐铁论·贫富》曰：“食湖池，管山海”。盐为古代调味品之代表，在我国史籍中屡见不鲜，《尚书·说命》载：“若作和羹，尔惟盐梅。”齐国产盐历史久矣，《尚书·禹贡》有载：“海岱惟青州······厥贡盐、、海物惟错。”青州即齐国古地，春秋之时，齐国盛产海盐。《管子·地数》载：“齐有渠展之盐······君伐菹薪煮秭水为盐。”可知齐国之盐盛名。《礼记·曲礼》载：“醯醢之美，而煎盐尚之，贵天产也。”此处之煎盐即海水煮盐，可想见古人以海盐为尚。《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皇帝内经·素问》载：“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莱州曾出土我国存世最大的东汉青铜玺印“右盐主官”即可一证也，齐盐不仅满足了时人的生活需求，也成就了齐国的霸业。
此器制模后，胚体表面水分尚未挥发，陶体还处于易于塑形的阶段，因此，湿胎刻划铭文书写性更强，能保留书写的流畅性，因后者可叠加至前者线条之上，所以细微处也可见到书写的步骤与“笔路”，四字铭文应用较细竹、木类削制工具划刻而成，一如用笔代刀，单刀而就。四字开合有度，洒脱自然，有张有弛，动静鲜明，有着极高的艺术水准。此中可见节奏之明快，前二字静若处子，“鲁”字渐开张，直至末字大开大合，右半部“支”部分更是左右跋扈，如一件草书作品般达到高点，好不精彩，激荡人心。
铭文“齐”字下多出四点，很接近“齋”字，则是因为汉时“齐”“齋”为通假字，东汉《肥致碑》中的：“君师魏郡张吴，齐晏子。”的齐即作“齋”字，又如1954年在山东沂南北寨村出土的画像石墓榜题铭文“齐桓公”亦如此。“鲁”字的四点也增多了一笔，再看“豉”字的左半部又少了两笔，这些在两汉陪葬品铭文中较为常见，这些制作工匠匆匆而就多有荒率不顾。此铭绝精之地是“豉”字的“支”部捺笔，可谓是画龙点睛之举，唯此笔作双钩如白描状，其不仅起到力能扛鼎的画面感，也使得整体隶书气息愈加浓烈，这样的双钩刻法在山东和四川江苏一带画像石题记中有数例，如徐州画像石博物馆所藏《东汉永元十六年刻石》、山东肥城栾镇村所出《张文思画像石题记》皆如斯，而于陶器铭文中甚少，此器之珍可作管窥矣。
齐盐鲁豉可见在两汉时期已然成为好盐豉的代表，也成了好调味品的象征，备受时人青睐，故在事死如事生的汉代，人们会将寓意最好的器物作为陪葬品，即表达孝心和最美好的祈愿。从此器之中也可窥得古代齐鲁两国盐豉的生产水平，以及在当时社会生活之中的深远影响，不仅带给我们浓厚的文化钩沉，也带给我们极高的艺术滋养。 https://t.cn/RxBHU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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