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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产业转型引发口罩市场新思考
4台口罩机飞速运转，每台机器旁边均有“全副武装”的工人熟练的重复着切割好的口罩成叠码齐的动作，有条不紊的整放在无菌台上。这个年，对于这家小型口罩企业来讲，似乎没有往常的年味，但却多了一份责任，机器24小时不停，人员两班倒，平时日产量在1万只左右，现在4台机器满负荷生产，每天产量提升至8万只。而这个场景，只是众多在疫情一线生产口罩的工作人员，灯火通明，不分昼夜赶工的一个缩影。
受到疫情冲击，2020年春节期间形成“一罩难求”的局面。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医用口罩的需求急剧攀升，碰巧赶上春节休假期产能下降，口罩供应短缺，以致后来出现口罩限购和预约购买等措施。口罩商可能做梦也没想到，口罩会在新年伊始以这种方式成为2020最抢手的年货。
一、需求篇：市场急剧扩张带来投机空间
近几年中国口罩产业产值及产量均保持约10%的高速稳定增长，而2020年的新冠病毒疫情，令口罩从非必备常态的产品转变为必备的临时防护用品，预计2020年口罩将领跑中国防护用品领域，中国口罩行业市场规模也将会在原有持续增长的基础上，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估值达到714.1亿元，预计在2021年又有一定幅度的回落，但整个口罩行业市场规模总体仍呈扩大趋势。
疫情的爆发使得我国口罩需求井喷式爆发，截止2020年2月10日，口罩企业复工率为76%，口罩产能约为1600万只。正常情况下我国口罩日产能为2000万只，医用外科口罩达220万只，N95口罩达60万只。我国有14亿人口，若按照普通人口罩两天一换来计算，每日需求量为7亿只，再考虑实际情况折合50%计算每日需求量为3.5亿只，即便复工率达到100%，日产能达到最大2000万只，缺口依然巨大。
目前不仅是中国，全球口罩等防疫物资资源面临缺口问题。在中国举国之力抗击新冠肺炎即将迎来转折性“拐点”时，这场威胁全人类社会发展的“浩劫”，才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刚刚开始。截至2月28日9时，韩国新增256例确诊病例，累计达到2022例，美国出现无法确定病源的病例，日本、德国等国确诊病例数也均有增加。作为世界最大的口罩生产和出口国，中国的年产量占全球约50%，现如今国外的口罩需求量持续增加，国内及国外口罩市场在短期内无法达到供需平衡，加之口罩等防御物资的需求是突发性需求的原因，任何一个国家的产能都难以支持这么大的需求，由此带来的国内外市场急剧扩张，一系列连锁反应使得口罩蓝海市场的前景与挑战并存。
二、前景篇：产业升级持续赋能口罩业发展
疫情期间，中国石化、五菱、比亚迪、富士康等全国各地有条件的企业为响应国家疫情防控的呼吁，纷纷扩产转产口罩，填补了短期内口罩供应的缺口。疫情过后，中国口罩行业的产能将面临压缩和调整，随着中国消费者防护意识的增强，人们对口罩的要求有所提高，而疫情期间临时增设的中低端口罩生产流水线，将面临闲置或处置的风险。2020下半年至2021年，疫情过后的口罩行业可能将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如何通过提高口罩品质、品牌价值以增加口罩产品的附加值和出口海外的竞争力是行业发展的关键。
疫情让全民认知整体提高，口罩将会从防护用品向日用品转变，口罩需求的品质也会不断提高，向专业化、品牌化发展。未来市场领域，只有不断研发改进高技术产品和核心原料（如多功能长寿命口罩，超细熔喷材料、纳米材料）并做好口罩品牌和渠道，才能保证中国口罩市场的长盛不衰。预计未来几年，中国会出现一批类似3M公司的口罩企业，各种品牌化的口罩将会崭露头角，家庭用口罩市场潜力巨大，中国口罩行业届时将会以这些企业为主导，进一步扩大口罩的出口规模。类比日本较为成熟的口罩市场来看，日本人口大概是中国的10%，但平均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的口罩年使用量相差几十倍。
中国已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口罩的品牌、专业度、创新、渠道、消费对象等多因素正合力影响口罩行业未来发展趋势。此次疫情过后，中国特别是一线城市对健康的认知逐渐提高，会逐渐把口罩作为日常用品，对口罩的需求量会不断增加，并向追求高品质口罩的方向发展。疫情现状下的消费升级，产业升级正带来新的需求，口罩生产的核心材料、技术研发刻不容缓，否则就像当年绿盾口罩凭着营销和渠道超越3M一样，只是昙花一现。随着国家，全社会对研发的不断投入，自带创新和知识产权意识的企业家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将日益提高，目前已有上海企业利用新型纳米材料研发并量产可循环使用的民用KN95级别防护口罩，假以时日我们一定会有类似3M这样的口罩大品牌出现，在国民需求推动下的产业升级也将不断促进中国口罩业的发展。
三、设备篇：口罩机，是奇货可居，还是被“打骨折”？
口罩的生产离不开原材料及口罩机。随着口罩成为稀缺货，口罩机的价钱也跟着水涨船高，市面上的口罩机从25万涨到120万，涨价380%！无独有偶，此次疫情并不是口罩机的第一次大幅涨价。
非典期间，中国一夜间冒出近百家口罩企业，导致原材料和口罩机价格大幅上涨。但这阵风只刮了一个月左右。很多人购买的设备甚至还没有开机，疫情就控制住了。导致口罩市场供大于求，这些作坊一年内都没有接到一个大订单，99%的企业在一两年内倒闭了，只能把当时高价收购的口罩机，打一折出售。非典结束后，口罩市场沉寂了很多年。直到2013年，我国频繁出现大面积雾霾天气，原本沉寂的口罩行业再次迎来发展机遇。2013—2015年雾霾比较严重的时候，企业在保留原来口罩产量的前提下，新开发了针对雾霾的口罩。雾霾期间，每天增加5万~10万只产量，一度供不应求。大量的企业纷纷投产口罩行业，2017年底，仅北京市场防护口罩的存量就达到2亿只，够北京人平均10个口罩。雾霾来了，很多资金注入，导致了产能过剩。随着国家治理雾霾的成效显著，空气质量明显好转，口罩滞销现象严重，也使得很多厂家纷纷停产转产，退出了市场。对于口罩生产上游的口罩机制造商，由于口罩机的制造经过设备零件制造、组装、调试以及交付一般需2个月的周期，且设备对资金成本占用较大，很多企业由于投产过多，货物积压，口罩机已经不是打折出售，而是只能接受“打骨折”的市场行情。
反观如今疫情期间的口罩机市场，原本25万元一套的设备现在要价120万，疫情一过，很多企业新买进的设备可能还没有来得及使用就搁置了，那时候去买一些二手货，就有可能打一折降至12万元。加之近五六年的自动化技术普及与成熟，以及原来机加工行业的繁荣，实际上中国国内市场上只要有需求，行业里都能快速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和产能供给出来，所以很快口罩机市场，同样也会重复当年CNC、3D玻璃热弯机的产能过剩行情。
怎样才能及时避免多年前口罩机成本的“一夜蒸发”的现象发生，我想非典和雾霾的经验已经告诉了我们。疫情终会过去，这种特殊时期的特殊行情，口罩机价格虚高于实际价值，肯定不会像去产能化后产能恢复需要时间、人力与资本的猪肉行情一样持续，选择时机出售口罩机是最明智的选择，否则终将会面对“有价无市”甚至“无价无市”的一天。
4台口罩机飞速运转，每台机器旁边均有“全副武装”的工人熟练的重复着切割好的口罩成叠码齐的动作，有条不紊的整放在无菌台上。这个年，对于这家小型口罩企业来讲，似乎没有往常的年味，但却多了一份责任，机器24小时不停，人员两班倒，平时日产量在1万只左右，现在4台机器满负荷生产，每天产量提升至8万只。而这个场景，只是众多在疫情一线生产口罩的工作人员，灯火通明，不分昼夜赶工的一个缩影。
受到疫情冲击，2020年春节期间形成“一罩难求”的局面。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医用口罩的需求急剧攀升，碰巧赶上春节休假期产能下降，口罩供应短缺，以致后来出现口罩限购和预约购买等措施。口罩商可能做梦也没想到，口罩会在新年伊始以这种方式成为2020最抢手的年货。
一、需求篇：市场急剧扩张带来投机空间
近几年中国口罩产业产值及产量均保持约10%的高速稳定增长，而2020年的新冠病毒疫情，令口罩从非必备常态的产品转变为必备的临时防护用品，预计2020年口罩将领跑中国防护用品领域，中国口罩行业市场规模也将会在原有持续增长的基础上，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估值达到714.1亿元，预计在2021年又有一定幅度的回落，但整个口罩行业市场规模总体仍呈扩大趋势。
疫情的爆发使得我国口罩需求井喷式爆发，截止2020年2月10日，口罩企业复工率为76%，口罩产能约为1600万只。正常情况下我国口罩日产能为2000万只，医用外科口罩达220万只，N95口罩达60万只。我国有14亿人口，若按照普通人口罩两天一换来计算，每日需求量为7亿只，再考虑实际情况折合50%计算每日需求量为3.5亿只，即便复工率达到100%，日产能达到最大2000万只，缺口依然巨大。
目前不仅是中国，全球口罩等防疫物资资源面临缺口问题。在中国举国之力抗击新冠肺炎即将迎来转折性“拐点”时，这场威胁全人类社会发展的“浩劫”，才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刚刚开始。截至2月28日9时，韩国新增256例确诊病例，累计达到2022例，美国出现无法确定病源的病例，日本、德国等国确诊病例数也均有增加。作为世界最大的口罩生产和出口国，中国的年产量占全球约50%，现如今国外的口罩需求量持续增加，国内及国外口罩市场在短期内无法达到供需平衡，加之口罩等防御物资的需求是突发性需求的原因，任何一个国家的产能都难以支持这么大的需求，由此带来的国内外市场急剧扩张，一系列连锁反应使得口罩蓝海市场的前景与挑战并存。
二、前景篇：产业升级持续赋能口罩业发展
疫情期间，中国石化、五菱、比亚迪、富士康等全国各地有条件的企业为响应国家疫情防控的呼吁，纷纷扩产转产口罩，填补了短期内口罩供应的缺口。疫情过后，中国口罩行业的产能将面临压缩和调整，随着中国消费者防护意识的增强，人们对口罩的要求有所提高，而疫情期间临时增设的中低端口罩生产流水线，将面临闲置或处置的风险。2020下半年至2021年，疫情过后的口罩行业可能将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如何通过提高口罩品质、品牌价值以增加口罩产品的附加值和出口海外的竞争力是行业发展的关键。
疫情让全民认知整体提高，口罩将会从防护用品向日用品转变，口罩需求的品质也会不断提高，向专业化、品牌化发展。未来市场领域，只有不断研发改进高技术产品和核心原料（如多功能长寿命口罩，超细熔喷材料、纳米材料）并做好口罩品牌和渠道，才能保证中国口罩市场的长盛不衰。预计未来几年，中国会出现一批类似3M公司的口罩企业，各种品牌化的口罩将会崭露头角，家庭用口罩市场潜力巨大，中国口罩行业届时将会以这些企业为主导，进一步扩大口罩的出口规模。类比日本较为成熟的口罩市场来看，日本人口大概是中国的10%，但平均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的口罩年使用量相差几十倍。
中国已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口罩的品牌、专业度、创新、渠道、消费对象等多因素正合力影响口罩行业未来发展趋势。此次疫情过后，中国特别是一线城市对健康的认知逐渐提高，会逐渐把口罩作为日常用品，对口罩的需求量会不断增加，并向追求高品质口罩的方向发展。疫情现状下的消费升级，产业升级正带来新的需求，口罩生产的核心材料、技术研发刻不容缓，否则就像当年绿盾口罩凭着营销和渠道超越3M一样，只是昙花一现。随着国家，全社会对研发的不断投入，自带创新和知识产权意识的企业家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将日益提高，目前已有上海企业利用新型纳米材料研发并量产可循环使用的民用KN95级别防护口罩，假以时日我们一定会有类似3M这样的口罩大品牌出现，在国民需求推动下的产业升级也将不断促进中国口罩业的发展。
三、设备篇：口罩机，是奇货可居，还是被“打骨折”？
口罩的生产离不开原材料及口罩机。随着口罩成为稀缺货，口罩机的价钱也跟着水涨船高，市面上的口罩机从25万涨到120万，涨价380%！无独有偶，此次疫情并不是口罩机的第一次大幅涨价。
非典期间，中国一夜间冒出近百家口罩企业，导致原材料和口罩机价格大幅上涨。但这阵风只刮了一个月左右。很多人购买的设备甚至还没有开机，疫情就控制住了。导致口罩市场供大于求，这些作坊一年内都没有接到一个大订单，99%的企业在一两年内倒闭了，只能把当时高价收购的口罩机，打一折出售。非典结束后，口罩市场沉寂了很多年。直到2013年，我国频繁出现大面积雾霾天气，原本沉寂的口罩行业再次迎来发展机遇。2013—2015年雾霾比较严重的时候，企业在保留原来口罩产量的前提下，新开发了针对雾霾的口罩。雾霾期间，每天增加5万~10万只产量，一度供不应求。大量的企业纷纷投产口罩行业，2017年底，仅北京市场防护口罩的存量就达到2亿只，够北京人平均10个口罩。雾霾来了，很多资金注入，导致了产能过剩。随着国家治理雾霾的成效显著，空气质量明显好转，口罩滞销现象严重，也使得很多厂家纷纷停产转产，退出了市场。对于口罩生产上游的口罩机制造商，由于口罩机的制造经过设备零件制造、组装、调试以及交付一般需2个月的周期，且设备对资金成本占用较大，很多企业由于投产过多，货物积压，口罩机已经不是打折出售，而是只能接受“打骨折”的市场行情。
反观如今疫情期间的口罩机市场，原本25万元一套的设备现在要价120万，疫情一过，很多企业新买进的设备可能还没有来得及使用就搁置了，那时候去买一些二手货，就有可能打一折降至12万元。加之近五六年的自动化技术普及与成熟，以及原来机加工行业的繁荣，实际上中国国内市场上只要有需求，行业里都能快速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和产能供给出来，所以很快口罩机市场，同样也会重复当年CNC、3D玻璃热弯机的产能过剩行情。
怎样才能及时避免多年前口罩机成本的“一夜蒸发”的现象发生，我想非典和雾霾的经验已经告诉了我们。疫情终会过去，这种特殊时期的特殊行情，口罩机价格虚高于实际价值，肯定不会像去产能化后产能恢复需要时间、人力与资本的猪肉行情一样持续，选择时机出售口罩机是最明智的选择，否则终将会面对“有价无市”甚至“无价无市”的一天。
真实一氪 | 日本吹哨人消声的背后：不专业的政客指挥，专业的官僚忖度
2月18日，日本传染病学家岩田健太朗登上了钻石公主号，并在当晚公布了一段14分钟的视频，指称邮轮已经沦为“悲惨世界”，厚生劳动省既未安排专业人士介入疫情，导致疫情在该邮轮上扩散。
此后，厚生劳动省全然否认岩田健太郎的视频内容，并称“这只是个人意见”，日本内阁二号人物官房长官菅义伟更是公开予以反驳，面对巨大的压力，岩田健太郎遂在20日删除了视频，并在社交媒体上对因此感到困扰的人“由衷的深表歉意”。
然而到2月23日，载员3711人的钻石公主号，船上已经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患者却高达691，感染率远远高于预期。同时日本政府面对已经蔓延全国，已经出现了多起未知感染源的新冠病毒确诊者，亦只能改变此前“新冠病毒死亡率并不高，不要因此影响奥运和经济”的宽松立场，在美国疾控将日本指为“新冠病毒进入社区流行阶段”的报告下，只能最终承认新冠病毒已经脱离日本政府构建的防疫网络的监视。
短短四天之内，日本政府承认现实的背后，却依然是全日本对疫情防控的“虚以应付”。
日本始终认为新冠病毒的死亡率并不高，只有重疫区的死亡率才高居3%左右，而如泰国、马来西亚这样的中等发达国家，不仅迄今0死亡，治愈率甚至都还超过50%，不值得小题大做，影响东京奥运会和日本得来不易的经济复兴——如今日本在安倍的带领下，已经进入完全就业时代，应届大学生就业率高达97%以上，平均100个求职者有一百六十多个职位可供挑选。
然而有日本媒体指出，东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曾做过流感模型的预演，设使一人患有流感，在携带病毒第四日乘坐地铁，则当天就会使30人感染，第六日会使700人被感染，等到第十日则会使十二万人被感染。
而流感病例的平均1人会感染约2人，新冠病毒的病例，平均1人会感染1.4-2.5人。
虽然东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的这一模型，是在无政府干预下的预演人数，可问题在于如今日本政府对于疫情的防控又采取了什么有效措施呢？
仅仅凭借，水际对策、体热监控和有疑似症状者的自主申告，恐怕管控效用几乎可谓约等于无——因为中国已经出现了多起无症状病例，甚至有武汉在前线治疫的女医生在发病前，都毫无迹象，可在发病后短短数小时就到了难以行走的地步。
那么何以负责疫情管控的厚生劳动省会敷衍以待呢？
厚生劳动省虽为一机构，其实可以看做两部分，一部分是中低层的官僚，一部分是由安倍内阁任命的长官。前者是专业对口的政府雇员，负责具体执行。后者则是民选内阁任命的现职议员。
如果按照正常民选政府的逻辑，在发生疫情后，为了不使选民抛弃本届政府，则理应采取果断措施应对疫情——又快又强力的例如意大利，稍慢亦强力的如韩国。
可日本政府迄今为止的行为却跟以上国家大相径庭。
原因就在于，日本内阁大臣需要的负责对象，其实不是选民，而是首相和自民党。因为日本自民党自战后以来就有一套成熟的党内升迁体系，该体系以“议员任期”为基本计功单位，当选众议员的次数越多，能够担任的官职就越高——当然如果一位议员有人提携，也能在门槛任期下获得超拔任用。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内阁的省厅长官往往就是空有资历迁转，却无专业应对能力的民选政治家——例如此前安倍内阁的东京奥运担当大臣樱田义孝就专业不对口，面对议员相关质询，竟然一问三不知，以至于他答出“我也不知道首相为什么选会我做奥运大臣”这样的话。
在近日的日本疫情辟谣里，厚生劳动省副大臣桥本岳也闹出类似的一幕，其人为了驳斥岩田健太郎所谓的没有专业人士介入和控制钻石公主号疫情，在社交平台上展出了一张船上的防疫措施照片，并配文“明明分别设有‘污染通道’和‘清洁通道’”，但尴尬的是，照片两通道的门背后却是一个通用的中厅...
因此，在内阁大臣对首相负责的情况下，自然难免在误判形势的情况下，让政治决定疫情防控了——安倍再度拜相三连任以来，凭借安倍经济学彻底终结了日本经济的失落时代，成就了经济的再度复兴，因此他也准备干完这一任就准备下野，而蓬勃的经济和东京奥运，既是他替自民党给日本人民的交代，亦是他为自民党后安倍时代继续执政的筹码。
因此安倍和自民党都不允许轻易发生动摇经济和东京奥运的情况出现。
那么不专业的政客轻视了疫情的防控，何以专业的厚生劳动省的公务员们亦敷衍了事，作壁上观呢？
自上世纪日本55年体制终结以后，日本历届政府不管是自民党还是其他党派，都致力于改革省厅官僚体系，极大的削弱了“55年体制”下的“禀议传统”，这就导致日本的中央政府的省厅公务员在改革后需要仰仗大臣长官的鼻息，否则轻则者闲置，重则影响仕途。
这就使得日本政府近年来大有上下唯唯诺诺之势，以至于舆论抨击，日本政坛大刮“忖度”之风，有腐坏政治之嫌。
所谓“忖度”，意指下员揣度上司的心思。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日本的防疫体系为何会在新冠病毒在全球渐成泛滥之势的情况下，还会存在空转的情况了——严格防疫，无疑不符合日本政府早先的“宽松立场”，有渲染社会紧张情绪，跟安倍内阁对着干的嫌疑。
日本第一例确诊患者在发病之后，就访医准备参检，但因为这位确诊的大巴车司机虽然跟武汉来人有接触，可根据日本设立的筛查条件，他接触的武汉人由于没有出现相关症状，所以他没有被检测的资格——好在，负责接诊他的医生，坚持要求检测，他才最终获得了确诊。
而他的案例亦使厚生劳动省备受非议，最终稿稍微放宽了点检测门槛，但也就是仅仅去掉了接触的武汉来人有发病症状一条而已。
当然，日本限制检测，跟日本此前每日的新冠病毒检测能力只有200人有关，不过日本对新冠病毒的病毒检测数量迟迟无法得到提升，又隐隐有日本政府及相关机构“上下照顾大局”的关系。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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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 真实星球 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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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日本传染病学家岩田健太朗登上了钻石公主号，并在当晚公布了一段14分钟的视频，指称邮轮已经沦为“悲惨世界”，厚生劳动省既未安排专业人士介入疫情，导致疫情在该邮轮上扩散。
此后，厚生劳动省全然否认岩田健太郎的视频内容，并称“这只是个人意见”，日本内阁二号人物官房长官菅义伟更是公开予以反驳，面对巨大的压力，岩田健太郎遂在20日删除了视频，并在社交媒体上对因此感到困扰的人“由衷的深表歉意”。
然而到2月23日，载员3711人的钻石公主号，船上已经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患者却高达691，感染率远远高于预期。同时日本政府面对已经蔓延全国，已经出现了多起未知感染源的新冠病毒确诊者，亦只能改变此前“新冠病毒死亡率并不高，不要因此影响奥运和经济”的宽松立场，在美国疾控将日本指为“新冠病毒进入社区流行阶段”的报告下，只能最终承认新冠病毒已经脱离日本政府构建的防疫网络的监视。
短短四天之内，日本政府承认现实的背后，却依然是全日本对疫情防控的“虚以应付”。
日本始终认为新冠病毒的死亡率并不高，只有重疫区的死亡率才高居3%左右，而如泰国、马来西亚这样的中等发达国家，不仅迄今0死亡，治愈率甚至都还超过50%，不值得小题大做，影响东京奥运会和日本得来不易的经济复兴——如今日本在安倍的带领下，已经进入完全就业时代，应届大学生就业率高达97%以上，平均100个求职者有一百六十多个职位可供挑选。
然而有日本媒体指出，东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曾做过流感模型的预演，设使一人患有流感，在携带病毒第四日乘坐地铁，则当天就会使30人感染，第六日会使700人被感染，等到第十日则会使十二万人被感染。
而流感病例的平均1人会感染约2人，新冠病毒的病例，平均1人会感染1.4-2.5人。
虽然东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的这一模型，是在无政府干预下的预演人数，可问题在于如今日本政府对于疫情的防控又采取了什么有效措施呢？
仅仅凭借，水际对策、体热监控和有疑似症状者的自主申告，恐怕管控效用几乎可谓约等于无——因为中国已经出现了多起无症状病例，甚至有武汉在前线治疫的女医生在发病前，都毫无迹象，可在发病后短短数小时就到了难以行走的地步。
那么何以负责疫情管控的厚生劳动省会敷衍以待呢？
厚生劳动省虽为一机构，其实可以看做两部分，一部分是中低层的官僚，一部分是由安倍内阁任命的长官。前者是专业对口的政府雇员，负责具体执行。后者则是民选内阁任命的现职议员。
如果按照正常民选政府的逻辑，在发生疫情后，为了不使选民抛弃本届政府，则理应采取果断措施应对疫情——又快又强力的例如意大利，稍慢亦强力的如韩国。
可日本政府迄今为止的行为却跟以上国家大相径庭。
原因就在于，日本内阁大臣需要的负责对象，其实不是选民，而是首相和自民党。因为日本自民党自战后以来就有一套成熟的党内升迁体系，该体系以“议员任期”为基本计功单位，当选众议员的次数越多，能够担任的官职就越高——当然如果一位议员有人提携，也能在门槛任期下获得超拔任用。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内阁的省厅长官往往就是空有资历迁转，却无专业应对能力的民选政治家——例如此前安倍内阁的东京奥运担当大臣樱田义孝就专业不对口，面对议员相关质询，竟然一问三不知，以至于他答出“我也不知道首相为什么选会我做奥运大臣”这样的话。
在近日的日本疫情辟谣里，厚生劳动省副大臣桥本岳也闹出类似的一幕，其人为了驳斥岩田健太郎所谓的没有专业人士介入和控制钻石公主号疫情，在社交平台上展出了一张船上的防疫措施照片，并配文“明明分别设有‘污染通道’和‘清洁通道’”，但尴尬的是，照片两通道的门背后却是一个通用的中厅...
因此，在内阁大臣对首相负责的情况下，自然难免在误判形势的情况下，让政治决定疫情防控了——安倍再度拜相三连任以来，凭借安倍经济学彻底终结了日本经济的失落时代，成就了经济的再度复兴，因此他也准备干完这一任就准备下野，而蓬勃的经济和东京奥运，既是他替自民党给日本人民的交代，亦是他为自民党后安倍时代继续执政的筹码。
因此安倍和自民党都不允许轻易发生动摇经济和东京奥运的情况出现。
那么不专业的政客轻视了疫情的防控，何以专业的厚生劳动省的公务员们亦敷衍了事，作壁上观呢？
自上世纪日本55年体制终结以后，日本历届政府不管是自民党还是其他党派，都致力于改革省厅官僚体系，极大的削弱了“55年体制”下的“禀议传统”，这就导致日本的中央政府的省厅公务员在改革后需要仰仗大臣长官的鼻息，否则轻则者闲置，重则影响仕途。
这就使得日本政府近年来大有上下唯唯诺诺之势，以至于舆论抨击，日本政坛大刮“忖度”之风，有腐坏政治之嫌。
所谓“忖度”，意指下员揣度上司的心思。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日本的防疫体系为何会在新冠病毒在全球渐成泛滥之势的情况下，还会存在空转的情况了——严格防疫，无疑不符合日本政府早先的“宽松立场”，有渲染社会紧张情绪，跟安倍内阁对着干的嫌疑。
日本第一例确诊患者在发病之后，就访医准备参检，但因为这位确诊的大巴车司机虽然跟武汉来人有接触，可根据日本设立的筛查条件，他接触的武汉人由于没有出现相关症状，所以他没有被检测的资格——好在，负责接诊他的医生，坚持要求检测，他才最终获得了确诊。
而他的案例亦使厚生劳动省备受非议，最终稿稍微放宽了点检测门槛，但也就是仅仅去掉了接触的武汉来人有发病症状一条而已。
当然，日本限制检测，跟日本此前每日的新冠病毒检测能力只有200人有关，不过日本对新冠病毒的病毒检测数量迟迟无法得到提升，又隐隐有日本政府及相关机构“上下照顾大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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