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季度GDP低于预期，和“拉闸限电”有关系吗？】10月18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前三季度经济数据。
初步核算，GDP前三季度同比增长9.8%；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18.3%，二季度7.9%，三季度为4.9%。
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中国前三季度的总体表现，在主要经济体中依然是最耀眼的。
与此同时，第三季度4.9%的增长低于此前预期，在“拉闸限电”、恒大危机等一系列事件之后，这一数据也引发关注。
如何解读最新的经济数据？哪些因素造成三季度增长不如预期？宏观调控应从哪些方向着力？
对此，补壹刀采访了几位相关专家。
问题一：如何评价前三季度中国经济的综合表现？
姚景源（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对于前三季度的国民经济情况，首先应该全面看待，而不是拘泥于某一个数字，从宏观经济的四大指标来看，国民经济总体仍然保持恢复态势。
从经济增速上来看，前三个季度我们的经济增速是9.8%，今年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设定的经济增速是6%以上，现在看我们全年经济增速保持8%是没有问题的；
从就业上来看，我们前三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口1045万人，完成全年目标95%，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低于全年5.5%左右的调控目标；
从物价水平来看，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0.6%，也低于我们年初定的3%左右的物价调控目标；
从国际收支角度来看，前三季度，货物出口同比增长22.7%，进口同比增长22.6%，基本实现收支平衡，利用外资同比增长22.3%。
当然，在国内外一系列错综复杂因素的挑战下，经济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从二季度7.9%的增速到三季度 4.9%的增速回落值得我们注意和重视。
问题二：哪些原因造成三季度增长低于预期？
张燕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缺芯少电”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汽车芯片的主要供应商在欧美，欧美的汽车芯片供应链因新冠疫情中断，使得全球汽车生产和销售受到严重影响。而智能手机芯片供应受到美国保护主义的严重影响。
这几个因素叠加起来，我们看到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只有3.1%，对工业企业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一些外媒认为供应链紧张也影响了中国三季度经济增长。应该说中国的的供应链恢复得非常好，主要问题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的“塞港”问题，拜登下达总统令要求西海岸港口加班加点运转，必须要和亚洲国家的港口一样一天24小时一周七天连轴转。但是这道命令也没有办法得到贯彻，因为码头工人罢工导致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工人。在这种情况下，从上海到洛杉矶一个标准集装箱的运输费用上涨了3倍。
何伟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三季度的数据确实不如预期，主要原因还是工业生产放慢，服务业增长放缓，这是当前客观存在的经济困难，原因一个是拉闸限电，其次是外部供应链中断，另外我们的一些政策到位需要时间，4季度数据会好一点。
问题三：近来国家对部分行业进行的市场监管，以及“拉闸限电”等因素是否影响了经济数据？
张燕生：反垄断是全球性现象，各国都在对互联网垄断企业做出规制，中国是其中一个部分，作为互联网平台公司发展得最快的国家之一，除了个别头部企业，中国互联网企业整体受反垄断影响不大。从国家来讲，引导头部企业走出垄断偏好是有助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
煤炭价格的上涨是个全球性因素，造成了全球煤电库存的紧张，印度135个火电厂平均库存只有4天，我国主要港口进口动力煤价格从今年3月到9月增幅超过100%。极端天气也加剧了燃料紧张。在我国现有煤电体制下，煤电矛盾影响各地采取有限用电政策，对一些经济发达地方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有些地方确实存在“一刀切”的问题。
姚景源：经济回落的原因错综复杂，主要是阶段性、结构性矛盾和周期性因素叠加在一起。阶段性的矛盾，比如煤炭的供应等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很多时候看到问题就等于解决了一大半。周期性的问题不能太着急，像全球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们要逐步地进行调整。
对于下阶段经济发展来讲，最重要的是稳住预期和大家的信心。应当说，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我们有充足的宏观调整能力和手段去解决。
问题四：从哪些方向着力将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第三季度也不代表全年发展，接下来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取决于货币政策。宏观政策要管理和引导市场预期，因为大家对接下来的经济怎么看会影响我们的需求。现在数据还可以是因为出口形势还不错，一直超预期，但是国内的消费和投资需求都受到不稳定市场预期的影响。
通观前三季度，最出色的还是贸易部门，在全球疫情和封锁的背景下，中国出口一枝独秀，这很不容易。尽管这段时间在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层面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中国的出口依然保持了快速增长，而且重头的出口对象还是发达国家。所以我认为短期来说的话，或者说从近期看，出口部门的势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全年的表现最终会取决于国内需求管理政策能不能到位，能不能调整到跟市场预期比较接近的水平。
现在看的话，货币政策还是偏紧了一点，当然我们有债务风险的考虑。我认为现在利率下调空间还比较大，稍微宽松一点的货币政策将有助于提升需求，因为接下来的一两年，我们的外贸很难一直保持这么好的水平，最终还是要把国内需求给提上来。
姚景源：如果对前三季度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会发现投资下降的幅度比较大。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3%，但是前三季度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只增长了1.5%，扣除价格因素基本上相当于负增长。在加快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我们是有资源的，比如尽快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十四五期间我国规划了102个大项目，这些都是经过充分论证的优质项目，如果尽快启动会对经济起到一定带动作用。而且，到8月份我们的地方政府专项债总共才发行了1.8万亿元，大约占全年总量的50%，往年同一时期地方政府专项债大概能发行到90%，在这一部分我们也是有空间的。
另外，目前物价基本稳定的情况给我们的货币政策调整带来了空间。四季度可以考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在我们调研的过程中发现企业的流动性还是偏紧张，如果我们的存款准备金率可以下调一个百分点，将释放出上万亿的流动性。
财政政策也可以进行适度调整。今年前8个月我们的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8.4%，财政支出同比增长3.6%，财政政策的调整也有空间，可以适当考虑加大政府财政支出。
何伟文：能源短缺不光是中国的事情，欧洲更严重，这需要全世界齐心协力去缓解。就中国而言，三季度的水电下降得比较多，要保证电力供应，另外对房地产行业的治理要防止大起大落，此外，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需要共同的法律来贯彻，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另外还要很好地解决债务问题，不光是企业债务，还有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也需要关注，在强调工业发展的时候，不要只盯着高新技术产业，传统行业发展同样需要关注。
问题五：如何预测中国今年的全年经济表现？
姚景源：今年全球经济都不好过，IMF刚刚把全世界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5%下调到4.9%，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三季度以来整体都是放缓的。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下调幅度相比还算比较小，。主要国际组织预期2021年中国经济仍然能够保持在8%左右较高的增速，也说明中国经济具有强劲的韧性和巨大的潜力。
何伟文：我们要承认问题的存在，对问题精准采取措施，但另也不应过于悲观，要看到前三季度同比增加9.8%，等于为全年贡献了7%的增长，只要四季度不低于4%，全年超过8%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中国的进出口数据还是非常好的。
本文转自补壹刀公众号
初步核算，GDP前三季度同比增长9.8%；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18.3%，二季度7.9%，三季度为4.9%。
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中国前三季度的总体表现，在主要经济体中依然是最耀眼的。
与此同时，第三季度4.9%的增长低于此前预期，在“拉闸限电”、恒大危机等一系列事件之后，这一数据也引发关注。
如何解读最新的经济数据？哪些因素造成三季度增长不如预期？宏观调控应从哪些方向着力？
对此，补壹刀采访了几位相关专家。
问题一：如何评价前三季度中国经济的综合表现？
姚景源（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对于前三季度的国民经济情况，首先应该全面看待，而不是拘泥于某一个数字，从宏观经济的四大指标来看，国民经济总体仍然保持恢复态势。
从经济增速上来看，前三个季度我们的经济增速是9.8%，今年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设定的经济增速是6%以上，现在看我们全年经济增速保持8%是没有问题的；
从就业上来看，我们前三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口1045万人，完成全年目标95%，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低于全年5.5%左右的调控目标；
从物价水平来看，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0.6%，也低于我们年初定的3%左右的物价调控目标；
从国际收支角度来看，前三季度，货物出口同比增长22.7%，进口同比增长22.6%，基本实现收支平衡，利用外资同比增长22.3%。
当然，在国内外一系列错综复杂因素的挑战下，经济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从二季度7.9%的增速到三季度 4.9%的增速回落值得我们注意和重视。
问题二：哪些原因造成三季度增长低于预期？
张燕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缺芯少电”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汽车芯片的主要供应商在欧美，欧美的汽车芯片供应链因新冠疫情中断，使得全球汽车生产和销售受到严重影响。而智能手机芯片供应受到美国保护主义的严重影响。
这几个因素叠加起来，我们看到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只有3.1%，对工业企业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一些外媒认为供应链紧张也影响了中国三季度经济增长。应该说中国的的供应链恢复得非常好，主要问题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的“塞港”问题，拜登下达总统令要求西海岸港口加班加点运转，必须要和亚洲国家的港口一样一天24小时一周七天连轴转。但是这道命令也没有办法得到贯彻，因为码头工人罢工导致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工人。在这种情况下，从上海到洛杉矶一个标准集装箱的运输费用上涨了3倍。
何伟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三季度的数据确实不如预期，主要原因还是工业生产放慢，服务业增长放缓，这是当前客观存在的经济困难，原因一个是拉闸限电，其次是外部供应链中断，另外我们的一些政策到位需要时间，4季度数据会好一点。
问题三：近来国家对部分行业进行的市场监管，以及“拉闸限电”等因素是否影响了经济数据？
张燕生：反垄断是全球性现象，各国都在对互联网垄断企业做出规制，中国是其中一个部分，作为互联网平台公司发展得最快的国家之一，除了个别头部企业，中国互联网企业整体受反垄断影响不大。从国家来讲，引导头部企业走出垄断偏好是有助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
煤炭价格的上涨是个全球性因素，造成了全球煤电库存的紧张，印度135个火电厂平均库存只有4天，我国主要港口进口动力煤价格从今年3月到9月增幅超过100%。极端天气也加剧了燃料紧张。在我国现有煤电体制下，煤电矛盾影响各地采取有限用电政策，对一些经济发达地方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有些地方确实存在“一刀切”的问题。
姚景源：经济回落的原因错综复杂，主要是阶段性、结构性矛盾和周期性因素叠加在一起。阶段性的矛盾，比如煤炭的供应等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很多时候看到问题就等于解决了一大半。周期性的问题不能太着急，像全球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们要逐步地进行调整。
对于下阶段经济发展来讲，最重要的是稳住预期和大家的信心。应当说，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我们有充足的宏观调整能力和手段去解决。
问题四：从哪些方向着力将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第三季度也不代表全年发展，接下来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取决于货币政策。宏观政策要管理和引导市场预期，因为大家对接下来的经济怎么看会影响我们的需求。现在数据还可以是因为出口形势还不错，一直超预期，但是国内的消费和投资需求都受到不稳定市场预期的影响。
通观前三季度，最出色的还是贸易部门，在全球疫情和封锁的背景下，中国出口一枝独秀，这很不容易。尽管这段时间在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层面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中国的出口依然保持了快速增长，而且重头的出口对象还是发达国家。所以我认为短期来说的话，或者说从近期看，出口部门的势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全年的表现最终会取决于国内需求管理政策能不能到位，能不能调整到跟市场预期比较接近的水平。
现在看的话，货币政策还是偏紧了一点，当然我们有债务风险的考虑。我认为现在利率下调空间还比较大，稍微宽松一点的货币政策将有助于提升需求，因为接下来的一两年，我们的外贸很难一直保持这么好的水平，最终还是要把国内需求给提上来。
姚景源：如果对前三季度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会发现投资下降的幅度比较大。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3%，但是前三季度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只增长了1.5%，扣除价格因素基本上相当于负增长。在加快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我们是有资源的，比如尽快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十四五期间我国规划了102个大项目，这些都是经过充分论证的优质项目，如果尽快启动会对经济起到一定带动作用。而且，到8月份我们的地方政府专项债总共才发行了1.8万亿元，大约占全年总量的50%，往年同一时期地方政府专项债大概能发行到90%，在这一部分我们也是有空间的。
另外，目前物价基本稳定的情况给我们的货币政策调整带来了空间。四季度可以考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在我们调研的过程中发现企业的流动性还是偏紧张，如果我们的存款准备金率可以下调一个百分点，将释放出上万亿的流动性。
财政政策也可以进行适度调整。今年前8个月我们的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8.4%，财政支出同比增长3.6%，财政政策的调整也有空间，可以适当考虑加大政府财政支出。
何伟文：能源短缺不光是中国的事情，欧洲更严重，这需要全世界齐心协力去缓解。就中国而言，三季度的水电下降得比较多，要保证电力供应，另外对房地产行业的治理要防止大起大落，此外，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需要共同的法律来贯彻，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另外还要很好地解决债务问题，不光是企业债务，还有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也需要关注，在强调工业发展的时候，不要只盯着高新技术产业，传统行业发展同样需要关注。
问题五：如何预测中国今年的全年经济表现？
姚景源：今年全球经济都不好过，IMF刚刚把全世界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5%下调到4.9%，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三季度以来整体都是放缓的。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下调幅度相比还算比较小，。主要国际组织预期2021年中国经济仍然能够保持在8%左右较高的增速，也说明中国经济具有强劲的韧性和巨大的潜力。
何伟文：我们要承认问题的存在，对问题精准采取措施，但另也不应过于悲观，要看到前三季度同比增加9.8%，等于为全年贡献了7%的增长，只要四季度不低于4%，全年超过8%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中国的进出口数据还是非常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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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诚信】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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