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经先秦两汉的漫长发展，到了魏晋六朝，自然山水逐渐进入到文人墨客的笔下，成为兼具物质性和人文性的审美对象，并深刻影响了文士的生活方式。在南朝时期，“山居”成为当时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这不仅与南方不断得到开发有关，也反映了南朝文人亲近自然山水、追求个性独立的审美观念的新变。#每天读国学#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中国文人画为何以禅宗为本
文人画以禅宗为宗，自晋唐之始重“神”与“气韵”，注重心灵的虚静，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为旨。文人画的写意笔法就如同写诗一样，它们都运用自己独特的“语言”来表现物象，文人画讲究“笔墨情趣”，物象是次要的，“笔墨”本身才是目的与载体。文人画重表现而非再现，是“印象”与表现的结合，体现了对描绘物象高度的集中、概括和提炼。
文人画承传禅宗对自性的大彻大悟，即“自性即弥陀”这一全新的主题关系。以发见自性与灵魂探究而根本彻悟。
禅宗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一种独特心灵体验方式、直指人心，认识心的本质。禅是“无神论”，不外求，而是向内心中求，佛曰：“佛即心，心即佛。”“明心见性”是佛学开悟的偈语，发见自性是文人画家大彻大悟的不二法门。发见自性的方法则是破“我执”，打破假我之执，排除虚假的社会幻象，发见真我，以此大彻大悟，从而能得大自在、大自由。
在文人画家笔下，画作不再单单是一种技法表现，而是以笔墨记录生命的真实，可以说文人画是画者的一种生活态度的表达，将个体生命放入一种永恒的生命流动中去记录生命真实的图像叙述，从而使个体生命超脱有限的人生苦痛，在无限的时间与空间之中寻找生命的存在意义，以此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体现了中国文人画的独特生存哲学。
中国文人画是写心的艺术。文人画作者大多有道、释、禅的人生观与文化心态。文人画家游离于权力中心之外，远离庙堂，寄情山野，表现为一种空间构图上的“心理距离”，与凡尘俗世拉开了距离，这正契合英国美学家布洛的“距离”说。如王维在《雪溪图》中，使用一河两岸的构图。
一河分隔此在凡尘与彼岸世界，表现的正是“空”的特质：人“空”，山“空”，水“空”，天“空”，体现的是一种禅宗的开悟方式。禅宗里将心比作一间屋子，心虚空方可纳万物，恰如屋子空了方能住人，心灵一片虚空、内外澄澈才可吞吐万千气象，体现了禅宗的灵台清明与虚空。可谓“惟虚无乃是实有”。而苏轼所叙“静故了群动，空能纳万物”正是对王维的一种呼应。
这种一河两岸的构图在元四家那里被承袭并表现至极致，吴镇的《渔父图》的恬淡空旷、赵孟頫的《秋江渔隐图》的寂寞凄清、倪瓒的《容斋图》的萧散疏淡，均以虚空为质，形成了一个清虚的天机世界。
文人画早在公元五世纪基本解决了透视的问题，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指出“张缟素以远映”，这种看似科学构图的弊端，提出“以大观小”的视点、“澄怀观道，卧以游之”的构图表现方式。
文人画在空间开合上，注重“以大观小”的空间叙述。每一个物象，山、水、木、溪流、屋、人等都是自足的，充满了内在的张力，它们都是一种独立的存在。这正契合中国文人画“气韵生动”表达的需要，不同的物象因“气韵”的无形黏连而贯穿一体，盎然生机。
文人画家在构图的空间意识表达上，多以“空”为旨，构图上经常出现大面积留白，这种构图上的“空”消解了外力，体现了顺应自然，与物象自在悠游的性灵之感，以虚空的画面来衬托虚静的内心。
庄子云：“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表现在创作之中，寂寞为精神、虚静为意象、恬淡为风格。对比西画的“满”，中国文人画以“空”为主导的绘画内容与意象，为画面铺开了虚静的色调。文人画中的大面积留白，以“空”“无”呈现作者画外之感想，在“空”之中捕捉物象的动态，在看似虚无的“神”与“气韵”之中构建有形的物象，以有形的物象来寄托不可言说的性灵。
枯木、乱石、朱竹、空亭、空屋等，这些绘画意象的空淡疏远与庄子的虚静、纯粹天真的美学契合，其“空”“无”恰恰为心的悠游提供了一个流动性的空间，正是中国山水画“澄怀味象”“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卧游观的体现。
不同于西方科学理性的焦点透视，文人画的视点是流动的，其所描绘的物象看似是一个个独立的不相关的个体，往往通过一个画眼而得“气韵”使之“活”，将万物串联一气，万物流动，自在活泼，从而顾盼生辉、欲散还连、和谐共生，形成一种“流动性”。物象是动态的视觉，是活的、是流动的，物象随画者视点的转移而移动，正可谓神与物游。
文人画重表现而非再现，是“印象”与表现的结合，体现了对描绘物象高度的集中、概括和提炼。因此，文人画在造型上“不求形似”，洗练概括、单纯简古，用笔天趣自然。
文人画用笔古淡，看似疏淡的线条表现，实则是用笔“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哲学关系表达。后世伪文人画大多信手涂抹模仿文人画的疏淡，殊不知文人画用笔看似疏淡实则沉重。文人画用墨高枯，淡雅素洁，皴法自在率真，用色古雅平淡，淡远重于瑰丽，具有浓厚的黑白二色的象征意味。晋唐虽然看似仟侬华丽，但仍以装饰意味为重。文人画罕用石青石绿渲染的青绿山水，往往是淡墨枯笔，寥寥数笔而尽得神韵，气象万千。
文人画以禅宗为宗，自晋唐之始重“神”与“气韵”，注重心灵的虚静，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为旨。文人画的写意笔法就如同写诗一样，它们都运用自己独特的“语言”来表现物象，文人画讲究“笔墨情趣”，物象是次要的，“笔墨”本身才是目的与载体。文人画重表现而非再现，是“印象”与表现的结合，体现了对描绘物象高度的集中、概括和提炼。
文人画承传禅宗对自性的大彻大悟，即“自性即弥陀”这一全新的主题关系。以发见自性与灵魂探究而根本彻悟。
禅宗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一种独特心灵体验方式、直指人心，认识心的本质。禅是“无神论”，不外求，而是向内心中求，佛曰：“佛即心，心即佛。”“明心见性”是佛学开悟的偈语，发见自性是文人画家大彻大悟的不二法门。发见自性的方法则是破“我执”，打破假我之执，排除虚假的社会幻象，发见真我，以此大彻大悟，从而能得大自在、大自由。
在文人画家笔下，画作不再单单是一种技法表现，而是以笔墨记录生命的真实，可以说文人画是画者的一种生活态度的表达，将个体生命放入一种永恒的生命流动中去记录生命真实的图像叙述，从而使个体生命超脱有限的人生苦痛，在无限的时间与空间之中寻找生命的存在意义，以此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体现了中国文人画的独特生存哲学。
中国文人画是写心的艺术。文人画作者大多有道、释、禅的人生观与文化心态。文人画家游离于权力中心之外，远离庙堂，寄情山野，表现为一种空间构图上的“心理距离”，与凡尘俗世拉开了距离，这正契合英国美学家布洛的“距离”说。如王维在《雪溪图》中，使用一河两岸的构图。
一河分隔此在凡尘与彼岸世界，表现的正是“空”的特质：人“空”，山“空”，水“空”，天“空”，体现的是一种禅宗的开悟方式。禅宗里将心比作一间屋子，心虚空方可纳万物，恰如屋子空了方能住人，心灵一片虚空、内外澄澈才可吞吐万千气象，体现了禅宗的灵台清明与虚空。可谓“惟虚无乃是实有”。而苏轼所叙“静故了群动，空能纳万物”正是对王维的一种呼应。
这种一河两岸的构图在元四家那里被承袭并表现至极致，吴镇的《渔父图》的恬淡空旷、赵孟頫的《秋江渔隐图》的寂寞凄清、倪瓒的《容斋图》的萧散疏淡，均以虚空为质，形成了一个清虚的天机世界。
文人画早在公元五世纪基本解决了透视的问题，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指出“张缟素以远映”，这种看似科学构图的弊端，提出“以大观小”的视点、“澄怀观道，卧以游之”的构图表现方式。
文人画在空间开合上，注重“以大观小”的空间叙述。每一个物象，山、水、木、溪流、屋、人等都是自足的，充满了内在的张力，它们都是一种独立的存在。这正契合中国文人画“气韵生动”表达的需要，不同的物象因“气韵”的无形黏连而贯穿一体，盎然生机。
文人画家在构图的空间意识表达上，多以“空”为旨，构图上经常出现大面积留白，这种构图上的“空”消解了外力，体现了顺应自然，与物象自在悠游的性灵之感，以虚空的画面来衬托虚静的内心。
庄子云：“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表现在创作之中，寂寞为精神、虚静为意象、恬淡为风格。对比西画的“满”，中国文人画以“空”为主导的绘画内容与意象，为画面铺开了虚静的色调。文人画中的大面积留白，以“空”“无”呈现作者画外之感想，在“空”之中捕捉物象的动态，在看似虚无的“神”与“气韵”之中构建有形的物象，以有形的物象来寄托不可言说的性灵。
枯木、乱石、朱竹、空亭、空屋等，这些绘画意象的空淡疏远与庄子的虚静、纯粹天真的美学契合，其“空”“无”恰恰为心的悠游提供了一个流动性的空间，正是中国山水画“澄怀味象”“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卧游观的体现。
不同于西方科学理性的焦点透视，文人画的视点是流动的，其所描绘的物象看似是一个个独立的不相关的个体，往往通过一个画眼而得“气韵”使之“活”，将万物串联一气，万物流动，自在活泼，从而顾盼生辉、欲散还连、和谐共生，形成一种“流动性”。物象是动态的视觉，是活的、是流动的，物象随画者视点的转移而移动，正可谓神与物游。
文人画重表现而非再现，是“印象”与表现的结合，体现了对描绘物象高度的集中、概括和提炼。因此，文人画在造型上“不求形似”，洗练概括、单纯简古，用笔天趣自然。
文人画用笔古淡，看似疏淡的线条表现，实则是用笔“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哲学关系表达。后世伪文人画大多信手涂抹模仿文人画的疏淡，殊不知文人画用笔看似疏淡实则沉重。文人画用墨高枯，淡雅素洁，皴法自在率真，用色古雅平淡，淡远重于瑰丽，具有浓厚的黑白二色的象征意味。晋唐虽然看似仟侬华丽，但仍以装饰意味为重。文人画罕用石青石绿渲染的青绿山水，往往是淡墨枯笔，寥寥数笔而尽得神韵，气象万千。
中国文人画为何以禅宗为本
文人画以禅宗为宗，自晋唐之始重“神”与“气韵”，注重心灵的虚静，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为旨。文人画的写意笔法就如同写诗一样，它们都运用自己独特的“语言”来表现物象，文人画讲究“笔墨情趣”，物象是次要的，“笔墨”本身才是目的与载体。文人画重表现而非再现，是“印象”与表现的结合，体现了对描绘物象高度的集中、概括和提炼。
文人画承传禅宗对自性的大彻大悟，即“自性即弥陀”这一全新的主题关系。以发见自性与灵魂探究而根本彻悟。
禅宗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一种独特心灵体验方式、直指人心，认识心的本质。禅是“无神论”，不外求，而是向内心中求，佛曰：“佛即心，心即佛。”“明心见性”是佛学开悟的偈语，发见自性是文人画家大彻大悟的不二法门。发见自性的方法则是破“我执”，打破假我之执，排除虚假的社会幻象，发见真我，以此大彻大悟，从而能得大自在、大自由。
在文人画家笔下，画作不再单单是一种技法表现，而是以笔墨记录生命的真实，可以说文人画是画者的一种生活态度的表达，将个体生命放入一种永恒的生命流动中去记录生命真实的图像叙述，从而使个体生命超脱有限的人生苦痛，在无限的时间与空间之中寻找生命的存在意义，以此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体现了中国文人画的独特生存哲学。
中国文人画是写心的艺术。文人画作者大多有道、释、禅的人生观与文化心态。文人画家游离于权力中心之外，远离庙堂，寄情山野，表现为一种空间构图上的“心理距离”，与凡尘俗世拉开了距离，这正契合英国美学家布洛的“距离”说。如王维在《雪溪图》中，使用一河两岸的构图。
一河分隔此在凡尘与彼岸世界，表现的正是“空”的特质：人“空”，山“空”，水“空”，天“空”，体现的是一种禅宗的开悟方式。禅宗里将心比作一间屋子，心虚空方可纳万物，恰如屋子空了方能住人，心灵一片虚空、内外澄澈才可吞吐万千气象，体现了禅宗的灵台清明与虚空。可谓“惟虚无乃是实有”。而苏轼所叙“静故了群动，空能纳万物”正是对王维的一种呼应。
这种一河两岸的构图在元四家那里被承袭并表现至极致，吴镇的《渔父图》的恬淡空旷、赵孟頫的《秋江渔隐图》的寂寞凄清、倪瓒的《容斋图》的萧散疏淡，均以虚空为质，形成了一个清虚的天机世界。
文人画早在公元五世纪基本解决了透视的问题，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指出“张缟素以远映”，这种看似科学构图的弊端，提出“以大观小”的视点、“澄怀观道，卧以游之”的构图表现方式。
文人画在空间开合上，注重“以大观小”的空间叙述。每一个物象，山、水、木、溪流、屋、人等都是自足的，充满了内在的张力，它们都是一种独立的存在。这正契合中国文人画“气韵生动”表达的需要，不同的物象因“气韵”的无形黏连而贯穿一体，盎然生机。
文人画家在构图的空间意识表达上，多以“空”为旨，构图上经常出现大面积留白，这种构图上的“空”消解了外力，体现了顺应自然，与物象自在悠游的性灵之感，以虚空的画面来衬托虚静的内心。
庄子云：“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表现在创作之中，寂寞为精神、虚静为意象、恬淡为风格。对比西画的“满”，中国文人画以“空”为主导的绘画内容与意象，为画面铺开了虚静的色调。文人画中的大面积留白，以“空”“无”呈现作者画外之感想，在“空”之中捕捉物象的动态，在看似虚无的“神”与“气韵”之中构建有形的物象，以有形的物象来寄托不可言说的性灵。
枯木、乱石、朱竹、空亭、空屋等，这些绘画意象的空淡疏远与庄子的虚静、纯粹天真的美学契合，其“空”“无”恰恰为心的悠游提供了一个流动性的空间，正是中国山水画“澄怀味象”“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卧游观的体现。
不同于西方科学理性的焦点透视，文人画的视点是流动的，其所描绘的物象看似是一个个独立的不相关的个体，往往通过一个画眼而得“气韵”使之“活”，将万物串联一气，万物流动，自在活泼，从而顾盼生辉、欲散还连、和谐共生，形成一种“流动性”。物象是动态的视觉，是活的、是流动的，物象随画者视点的转移而移动，正可谓神与物游。
文人画重表现而非再现，是“印象”与表现的结合，体现了对描绘物象高度的集中、概括和提炼。因此，文人画在造型上“不求形似”，洗练概括、单纯简古，用笔天趣自然。
文人画用笔古淡，看似疏淡的线条表现，实则是用笔“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哲学关系表达。后世伪文人画大多信手涂抹模仿文人画的疏淡，殊不知文人画用笔看似疏淡实则沉重。文人画用墨高枯，淡雅素洁，皴法自在率真，用色古雅平淡，淡远重于瑰丽，具有浓厚的黑白二色的象征意味。晋唐虽然看似仟侬华丽，但仍以装饰意味为重。文人画罕用石青石绿渲染的青绿山水，往往是淡墨枯笔，寥寥数笔而尽得神韵，气象万千。
文人画以禅宗为宗，自晋唐之始重“神”与“气韵”，注重心灵的虚静，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为旨。文人画的写意笔法就如同写诗一样，它们都运用自己独特的“语言”来表现物象，文人画讲究“笔墨情趣”，物象是次要的，“笔墨”本身才是目的与载体。文人画重表现而非再现，是“印象”与表现的结合，体现了对描绘物象高度的集中、概括和提炼。
文人画承传禅宗对自性的大彻大悟，即“自性即弥陀”这一全新的主题关系。以发见自性与灵魂探究而根本彻悟。
禅宗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一种独特心灵体验方式、直指人心，认识心的本质。禅是“无神论”，不外求，而是向内心中求，佛曰：“佛即心，心即佛。”“明心见性”是佛学开悟的偈语，发见自性是文人画家大彻大悟的不二法门。发见自性的方法则是破“我执”，打破假我之执，排除虚假的社会幻象，发见真我，以此大彻大悟，从而能得大自在、大自由。
在文人画家笔下，画作不再单单是一种技法表现，而是以笔墨记录生命的真实，可以说文人画是画者的一种生活态度的表达，将个体生命放入一种永恒的生命流动中去记录生命真实的图像叙述，从而使个体生命超脱有限的人生苦痛，在无限的时间与空间之中寻找生命的存在意义，以此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体现了中国文人画的独特生存哲学。
中国文人画是写心的艺术。文人画作者大多有道、释、禅的人生观与文化心态。文人画家游离于权力中心之外，远离庙堂，寄情山野，表现为一种空间构图上的“心理距离”，与凡尘俗世拉开了距离，这正契合英国美学家布洛的“距离”说。如王维在《雪溪图》中，使用一河两岸的构图。
一河分隔此在凡尘与彼岸世界，表现的正是“空”的特质：人“空”，山“空”，水“空”，天“空”，体现的是一种禅宗的开悟方式。禅宗里将心比作一间屋子，心虚空方可纳万物，恰如屋子空了方能住人，心灵一片虚空、内外澄澈才可吞吐万千气象，体现了禅宗的灵台清明与虚空。可谓“惟虚无乃是实有”。而苏轼所叙“静故了群动，空能纳万物”正是对王维的一种呼应。
这种一河两岸的构图在元四家那里被承袭并表现至极致，吴镇的《渔父图》的恬淡空旷、赵孟頫的《秋江渔隐图》的寂寞凄清、倪瓒的《容斋图》的萧散疏淡，均以虚空为质，形成了一个清虚的天机世界。
文人画早在公元五世纪基本解决了透视的问题，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指出“张缟素以远映”，这种看似科学构图的弊端，提出“以大观小”的视点、“澄怀观道，卧以游之”的构图表现方式。
文人画在空间开合上，注重“以大观小”的空间叙述。每一个物象，山、水、木、溪流、屋、人等都是自足的，充满了内在的张力，它们都是一种独立的存在。这正契合中国文人画“气韵生动”表达的需要，不同的物象因“气韵”的无形黏连而贯穿一体，盎然生机。
文人画家在构图的空间意识表达上，多以“空”为旨，构图上经常出现大面积留白，这种构图上的“空”消解了外力，体现了顺应自然，与物象自在悠游的性灵之感，以虚空的画面来衬托虚静的内心。
庄子云：“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表现在创作之中，寂寞为精神、虚静为意象、恬淡为风格。对比西画的“满”，中国文人画以“空”为主导的绘画内容与意象，为画面铺开了虚静的色调。文人画中的大面积留白，以“空”“无”呈现作者画外之感想，在“空”之中捕捉物象的动态，在看似虚无的“神”与“气韵”之中构建有形的物象，以有形的物象来寄托不可言说的性灵。
枯木、乱石、朱竹、空亭、空屋等，这些绘画意象的空淡疏远与庄子的虚静、纯粹天真的美学契合，其“空”“无”恰恰为心的悠游提供了一个流动性的空间，正是中国山水画“澄怀味象”“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卧游观的体现。
不同于西方科学理性的焦点透视，文人画的视点是流动的，其所描绘的物象看似是一个个独立的不相关的个体，往往通过一个画眼而得“气韵”使之“活”，将万物串联一气，万物流动，自在活泼，从而顾盼生辉、欲散还连、和谐共生，形成一种“流动性”。物象是动态的视觉，是活的、是流动的，物象随画者视点的转移而移动，正可谓神与物游。
文人画重表现而非再现，是“印象”与表现的结合，体现了对描绘物象高度的集中、概括和提炼。因此，文人画在造型上“不求形似”，洗练概括、单纯简古，用笔天趣自然。
文人画用笔古淡，看似疏淡的线条表现，实则是用笔“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哲学关系表达。后世伪文人画大多信手涂抹模仿文人画的疏淡，殊不知文人画用笔看似疏淡实则沉重。文人画用墨高枯，淡雅素洁，皴法自在率真，用色古雅平淡，淡远重于瑰丽，具有浓厚的黑白二色的象征意味。晋唐虽然看似仟侬华丽，但仍以装饰意味为重。文人画罕用石青石绿渲染的青绿山水，往往是淡墨枯笔，寥寥数笔而尽得神韵，气象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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