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的福报和功德到底有多大？
❖《大悲经》言：
一称佛名，以是善根，入涅槃界，不可穷尽。
一称“南无阿弥陀佛”，所具足的善根无量无边，可以进入极乐国土。
❖《观经》言：
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我们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忆佛念佛，当下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了，为什么？当下具足无上功德了，相好是功德所生出来的，没有功德，绝对没有那个相好（算命先生给人家看相，如果这个人没有那个修养、福报，就没那个相，相能反映内心）。
具足了佛的无上功德——当然是我们内心具备的，还没有完全开发出来，是在六字名号当中——自然就说了：“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当下念佛，当下就成佛。
❖《经》言：
若人以四天下七宝，供养佛及菩萨、缘觉、声闻，得福甚多；不如劝人，念佛一声，其福胜彼。
如果有人将小千世界四天下宝藏全部供养佛、菩萨、圣人，得到的福报很多。
这么多的福报，比较起来，不如劝人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怎么想象都想象不出来了。有人学佛法，搞世间慈善，慈善是不错，但是他不教人念佛，那福报就差多了。
所以，《阿弥陀经》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我们能有多少修行供养佛菩萨？我们能拿四天下七宝供养佛菩萨、声闻、缘觉吗？我们不可能。
但是即使是那么大的福报，跟念佛相比，劝人家念佛一声，就能超过它！
❖《涅槃经》言：
佛告大王：假令开大库藏，一月之中，布施一切众生，所得功德，不如有人，称佛一口，功德过前，不可较量。
假如把国王的宝库打开，一个月之内，布施一切众生，这个人所得功德很大。
但是，还不如张口念一句佛，念佛的功德大大超过上述功德，不能为比。
你还不愿专念弥陀名号？你真的是丢掉西瓜，拣了芝麻。西瓜和芝麻的差别远远无法形容念佛和布施的差别。
❖《增一阿含经》言：
四事供养阎浮提一切众生，若有称佛名号，如构牛乳倾，功德过上，不可思议。
四事是指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就是生活必需品。
把日常用品拿来供养地球一切众生，他们的衣食住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提供的，看看，你的功德大不大？当然很大！
但是，如果有人用挤牛奶那么长时间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则其功德要大得多，两者的差别令人无法想象。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那些修行是有为、有漏、有上的，不能作为出离之因，不能解脱。“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呢，真实、无为、无漏、无上，具有可以到净土成佛的功德啊！
这句名号是阿弥陀佛在因地以清净愿心、经过不可思议兆载永劫所修行来的功德啊！你怎么能跟他相比呢？
❖《大智度论》云：
譬如有人，初生堕地，即能一日行千里，足一千年，满中七宝，奉施于佛；不如有人，于后恶世，一声称念，阿弥陀佛，其福胜彼。
譬如有人一生下来就能日行千里，他足足走了一千年，你想想看，走了多远！这么一片大地上的宝藏，全部供养佛陀，其功德不如在释迦牟尼佛灭度后称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
❖ 善导大师云：
自余众行，虽名是善，若比念佛者，全非比较也。
其他所有的修行，虽然都是善，都很好，但是，如果跟念佛比，就不能相比了。
就好像一间暗室，点一支蜡烛，蛮亮的，挺好的；如果点一盏日光灯，就更好；如果跟太阳光比呢，不可为比千万亿倍。
你修行得再怎么殊胜微妙，如果和“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相比，“全非比较也”，为什么？
念佛是阿弥陀佛本愿之行，其他修行，是众生的随缘杂善，怎么可以相比呢？
❖ 庆文大师云：
专称一佛名号，则是具称诸佛名号；功德无量，能灭罪障，能生净土，何必生疑乎！
只要称念阿弥陀佛一佛名号，就是十方诸佛称遍了，能得无量功德，能灭一切罪障，能够往生净土，何必要怀疑呢？
❖ 元照律师云：
一乘极唱，终归咸指于乐邦；万行圆修，最胜独推于果号。
“一乘极唱”指《华严经》所言佛的一乘教法，一切教法虽然讲到极点，但是归结到最后，《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全部指向极乐净土了。
《华严经》都是登地以上菩萨的境界，到最后，就是普贤菩萨的境界了，普贤菩萨劝其他所有的四十一个阶位大菩萨，通通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万行圆修，最胜独推于果号。
这样的修行、那样的修行，最殊胜的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果地的名号。
念佛法门叫做果地法门，“果”是和“因”相对的，因地法门就是在因中修行，慢慢一点点地积累；果地法门，是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把成佛的功德放在六字名号里边，叫做“果”，这个果给我们，从果向因，所以叫果地法门。
这句名号，包含阿弥陀佛因地所有一切修行，那当然万行圆修不能超过六字名号啊。
再怎样修行，即使你是大菩萨再来，你也不能超过阿弥陀佛！十方诸佛跟阿弥陀佛比，都还要往旁边退让一截，“诸佛光明所不能及”，何况我们是博地凡夫呢？
❖《大悲经》言：
一称佛名，以是善根，入涅槃界，不可穷尽。
一称“南无阿弥陀佛”，所具足的善根无量无边，可以进入极乐国土。
❖《观经》言：
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我们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忆佛念佛，当下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了，为什么？当下具足无上功德了，相好是功德所生出来的，没有功德，绝对没有那个相好（算命先生给人家看相，如果这个人没有那个修养、福报，就没那个相，相能反映内心）。
具足了佛的无上功德——当然是我们内心具备的，还没有完全开发出来，是在六字名号当中——自然就说了：“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当下念佛，当下就成佛。
❖《经》言：
若人以四天下七宝，供养佛及菩萨、缘觉、声闻，得福甚多；不如劝人，念佛一声，其福胜彼。
如果有人将小千世界四天下宝藏全部供养佛、菩萨、圣人，得到的福报很多。
这么多的福报，比较起来，不如劝人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怎么想象都想象不出来了。有人学佛法，搞世间慈善，慈善是不错，但是他不教人念佛，那福报就差多了。
所以，《阿弥陀经》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我们能有多少修行供养佛菩萨？我们能拿四天下七宝供养佛菩萨、声闻、缘觉吗？我们不可能。
但是即使是那么大的福报，跟念佛相比，劝人家念佛一声，就能超过它！
❖《涅槃经》言：
佛告大王：假令开大库藏，一月之中，布施一切众生，所得功德，不如有人，称佛一口，功德过前，不可较量。
假如把国王的宝库打开，一个月之内，布施一切众生，这个人所得功德很大。
但是，还不如张口念一句佛，念佛的功德大大超过上述功德，不能为比。
你还不愿专念弥陀名号？你真的是丢掉西瓜，拣了芝麻。西瓜和芝麻的差别远远无法形容念佛和布施的差别。
❖《增一阿含经》言：
四事供养阎浮提一切众生，若有称佛名号，如构牛乳倾，功德过上，不可思议。
四事是指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就是生活必需品。
把日常用品拿来供养地球一切众生，他们的衣食住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提供的，看看，你的功德大不大？当然很大！
但是，如果有人用挤牛奶那么长时间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则其功德要大得多，两者的差别令人无法想象。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那些修行是有为、有漏、有上的，不能作为出离之因，不能解脱。“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呢，真实、无为、无漏、无上，具有可以到净土成佛的功德啊！
这句名号是阿弥陀佛在因地以清净愿心、经过不可思议兆载永劫所修行来的功德啊！你怎么能跟他相比呢？
❖《大智度论》云：
譬如有人，初生堕地，即能一日行千里，足一千年，满中七宝，奉施于佛；不如有人，于后恶世，一声称念，阿弥陀佛，其福胜彼。
譬如有人一生下来就能日行千里，他足足走了一千年，你想想看，走了多远！这么一片大地上的宝藏，全部供养佛陀，其功德不如在释迦牟尼佛灭度后称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
❖ 善导大师云：
自余众行，虽名是善，若比念佛者，全非比较也。
其他所有的修行，虽然都是善，都很好，但是，如果跟念佛比，就不能相比了。
就好像一间暗室，点一支蜡烛，蛮亮的，挺好的；如果点一盏日光灯，就更好；如果跟太阳光比呢，不可为比千万亿倍。
你修行得再怎么殊胜微妙，如果和“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相比，“全非比较也”，为什么？
念佛是阿弥陀佛本愿之行，其他修行，是众生的随缘杂善，怎么可以相比呢？
❖ 庆文大师云：
专称一佛名号，则是具称诸佛名号；功德无量，能灭罪障，能生净土，何必生疑乎！
只要称念阿弥陀佛一佛名号，就是十方诸佛称遍了，能得无量功德，能灭一切罪障，能够往生净土，何必要怀疑呢？
❖ 元照律师云：
一乘极唱，终归咸指于乐邦；万行圆修，最胜独推于果号。
“一乘极唱”指《华严经》所言佛的一乘教法，一切教法虽然讲到极点，但是归结到最后，《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全部指向极乐净土了。
《华严经》都是登地以上菩萨的境界，到最后，就是普贤菩萨的境界了，普贤菩萨劝其他所有的四十一个阶位大菩萨，通通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万行圆修，最胜独推于果号。
这样的修行、那样的修行，最殊胜的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果地的名号。
念佛法门叫做果地法门，“果”是和“因”相对的，因地法门就是在因中修行，慢慢一点点地积累；果地法门，是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把成佛的功德放在六字名号里边，叫做“果”，这个果给我们，从果向因，所以叫果地法门。
这句名号，包含阿弥陀佛因地所有一切修行，那当然万行圆修不能超过六字名号啊。
再怎样修行，即使你是大菩萨再来，你也不能超过阿弥陀佛！十方诸佛跟阿弥陀佛比，都还要往旁边退让一截，“诸佛光明所不能及”，何况我们是博地凡夫呢？
#焦点论坛[超话]#【男子捡漏宋代“新华字典”，转手卖2600万，专家：国宝，建议上交】
古董买卖讲究一手交钱一手交换，“买定离手，不准后悔”是约定俗成的行规。就算是付钱之后马上发现上当了，也不能死皮赖脸的“找后账”，因为自己“打眼”了只能自认倒霉。否则就破坏了行业内的规矩，以后再也别想干这一行了。
有很多古董爱好者都很喜欢去古玩市场捡漏，“观复博物馆”的馆主马未都，在年轻的时候就曾因为多次捡漏，最后成为了一个身价千亿的古董鉴定家。
南昌市的古董店老板王先生，就曾以一万元捡漏宋代的“新华字典”，转手卖了2600万，这个“漏”捡大了。
第一、慧眼识珠，幸运捡漏
相较于沿街叫卖的小贩而言，古玩商人从来都不会大张旗鼓，他们坚信“货卖买主”。懂行的人自然会前来光顾，而不懂行的人也不用白费口舌。
民间关于古玩市场捡漏的传说比比皆是，但是否真的“捡”到了宝贝，只有懂行的人才明白其中的玄机。
全国各地都有古玩城或古玩市场，很多人都打着祖传宝贝的名义，在古玩市场练摊卖古董。实际上明眼人一下子就能看懂，这些小摊主要是真有好宝贝，早都成为了富人阶层了，谁还会在这里以卖古玩为生呢？
青铜器、字画、钱币、佛，以及鼻烟壶、珠宝首饰等可谓琳琅满目，这些所谓的古玩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陈旧、泛黄、落灰、破乱，要想分辨真伪确实不容易。
家住南昌的王先生老家是福建，因为做生意亏本后才改行卖古董。出于职业需求他经常光顾，南昌市的一个小型古玩市场。
2009年的时候，王先生再度如约而至，在闲逛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卖古书的地摊。映入他眼帘的都是一些破旧的古书，但唯有一本又破又烂的宋代刻本，引起了王先生的注意。
虽然王先生是开古玩店的，但是他却依然是一个门外汉，只擅长一些古玩杂项，对古籍鉴赏基本毫无经验。但是他有一次都听别人说过，宋代刻本是极其珍贵的文物。而这一次他竟然在地摊上发现了它。
第二、“一两黄金一页纸”的宋刻本
“宋刻本”即宋朝刻印的古籍，由于宋朝特别重视文化发展，而且文人的地位也特别高，所以两宋时期的文化用品极盛一时。宋刻本作为承载宋代文人思想精髓的书籍，它的珍贵程度已经超越了人们的想象。
早在明朝中后期宋刻本，就一直是广大文人、学者、藏书家的最爱。当时，一本用皮纸或麻纸印刷的宋刻本，就能炒到“寸纸寸金”的地步。
尤其是到了明崇祯年间，著名刻书家、藏书家毛晋，为了可以搜寻到珍贵的宋刻本，甚至在书楼“汲古阁”门前，悬挂征求启示。
而王先生本人也曾听说过宋刻本“一两黄金一页纸”的说法，而他看到的这本宋刻本，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破烂不堪，但是却无法掩饰它的重要价值。
再加上摊主不断地对他说，这是古墓里挖出来的东西，所以更加坚定了王先生购买它的想法。在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摊主最后认为这本宋刻本的确太破了，所以最后以1万元的价格贱卖给了王先生。
而王先生买到手之后，则马上托人帮自己找专家鉴定，2012年，他经人介绍认识了著名古籍鉴定专家李致忠。
第三、宋朝考生的“新华字典”
李致忠见到烂成散页的宋刻本之后，认为虽然它很残破，但是从版式、墨色、刀法、污损等方面来看，它确实是北宋时期的刊本。
尤其是看到内容时李致忠更是兴奋地说：“这是200年来古籍界最大的发现！”。这本残旧、破烂的宋刻本，就是后来轰动学术界的北宋刻本《礼部韵略》，它是《广韵》的修订本。
它属于宋仁宗景祐四年即1037年，由丁度等人奉命编写的官方“韵书”。按照现在的说法它就是宋代科考生的“新华字典”。
编纂《礼部韵略》，是为了方便宋代学子们查阅音韵或者避讳字，并且这本“字典”允许考生带入考场。
俗话说“纸寿千年”，能流传后世的古籍特别少，藏于日本真福寺的《礼部韵略》，本来就已经是非常珍贵的古籍了，可是《礼部韵略》比他还要早几十年。第四、《礼部韵略》拍出2600万元
王先生在得知捡了一个大漏之后，于第二年也就十2013年的时候，在北京匡时秋拍上，将《礼部韵略》以800万元起拍，令他意想不到的事竞拍者竟屡屡举牌，最终这部古籍以2600万元的高价竞拍成功。
但专家认为《礼部韵略》出自古墓，所以按理来说应该属于国家所有，建议他上交国家。尤其是它和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蒙求》版口极为相近，所以更加确定了它是出土文物。既然是文物就应该交由国家保管，但木已成舟后悔晚矣。
#焦点论坛话题#每个人都希望你能够走大运、捡大漏，尤其是对于古玩行业的人而言，捡漏是一种既幸运又省钱的方法。
因为按照古董行业的行规来看，捡漏这种运气十分极大的做法，只不过这种运气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王先生就是一个有捡漏命的人。
古董买卖讲究一手交钱一手交换，“买定离手，不准后悔”是约定俗成的行规。就算是付钱之后马上发现上当了，也不能死皮赖脸的“找后账”，因为自己“打眼”了只能自认倒霉。否则就破坏了行业内的规矩，以后再也别想干这一行了。
有很多古董爱好者都很喜欢去古玩市场捡漏，“观复博物馆”的馆主马未都，在年轻的时候就曾因为多次捡漏，最后成为了一个身价千亿的古董鉴定家。
南昌市的古董店老板王先生，就曾以一万元捡漏宋代的“新华字典”，转手卖了2600万，这个“漏”捡大了。
第一、慧眼识珠，幸运捡漏
相较于沿街叫卖的小贩而言，古玩商人从来都不会大张旗鼓，他们坚信“货卖买主”。懂行的人自然会前来光顾，而不懂行的人也不用白费口舌。
民间关于古玩市场捡漏的传说比比皆是，但是否真的“捡”到了宝贝，只有懂行的人才明白其中的玄机。
全国各地都有古玩城或古玩市场，很多人都打着祖传宝贝的名义，在古玩市场练摊卖古董。实际上明眼人一下子就能看懂，这些小摊主要是真有好宝贝，早都成为了富人阶层了，谁还会在这里以卖古玩为生呢？
青铜器、字画、钱币、佛，以及鼻烟壶、珠宝首饰等可谓琳琅满目，这些所谓的古玩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陈旧、泛黄、落灰、破乱，要想分辨真伪确实不容易。
家住南昌的王先生老家是福建，因为做生意亏本后才改行卖古董。出于职业需求他经常光顾，南昌市的一个小型古玩市场。
2009年的时候，王先生再度如约而至，在闲逛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卖古书的地摊。映入他眼帘的都是一些破旧的古书，但唯有一本又破又烂的宋代刻本，引起了王先生的注意。
虽然王先生是开古玩店的，但是他却依然是一个门外汉，只擅长一些古玩杂项，对古籍鉴赏基本毫无经验。但是他有一次都听别人说过，宋代刻本是极其珍贵的文物。而这一次他竟然在地摊上发现了它。
第二、“一两黄金一页纸”的宋刻本
“宋刻本”即宋朝刻印的古籍，由于宋朝特别重视文化发展，而且文人的地位也特别高，所以两宋时期的文化用品极盛一时。宋刻本作为承载宋代文人思想精髓的书籍，它的珍贵程度已经超越了人们的想象。
早在明朝中后期宋刻本，就一直是广大文人、学者、藏书家的最爱。当时，一本用皮纸或麻纸印刷的宋刻本，就能炒到“寸纸寸金”的地步。
尤其是到了明崇祯年间，著名刻书家、藏书家毛晋，为了可以搜寻到珍贵的宋刻本，甚至在书楼“汲古阁”门前，悬挂征求启示。
而王先生本人也曾听说过宋刻本“一两黄金一页纸”的说法，而他看到的这本宋刻本，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破烂不堪，但是却无法掩饰它的重要价值。
再加上摊主不断地对他说，这是古墓里挖出来的东西，所以更加坚定了王先生购买它的想法。在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摊主最后认为这本宋刻本的确太破了，所以最后以1万元的价格贱卖给了王先生。
而王先生买到手之后，则马上托人帮自己找专家鉴定，2012年，他经人介绍认识了著名古籍鉴定专家李致忠。
第三、宋朝考生的“新华字典”
李致忠见到烂成散页的宋刻本之后，认为虽然它很残破，但是从版式、墨色、刀法、污损等方面来看，它确实是北宋时期的刊本。
尤其是看到内容时李致忠更是兴奋地说：“这是200年来古籍界最大的发现！”。这本残旧、破烂的宋刻本，就是后来轰动学术界的北宋刻本《礼部韵略》，它是《广韵》的修订本。
它属于宋仁宗景祐四年即1037年，由丁度等人奉命编写的官方“韵书”。按照现在的说法它就是宋代科考生的“新华字典”。
编纂《礼部韵略》，是为了方便宋代学子们查阅音韵或者避讳字，并且这本“字典”允许考生带入考场。
俗话说“纸寿千年”，能流传后世的古籍特别少，藏于日本真福寺的《礼部韵略》，本来就已经是非常珍贵的古籍了，可是《礼部韵略》比他还要早几十年。第四、《礼部韵略》拍出2600万元
王先生在得知捡了一个大漏之后，于第二年也就十2013年的时候，在北京匡时秋拍上，将《礼部韵略》以800万元起拍，令他意想不到的事竞拍者竟屡屡举牌，最终这部古籍以2600万元的高价竞拍成功。
但专家认为《礼部韵略》出自古墓，所以按理来说应该属于国家所有，建议他上交国家。尤其是它和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蒙求》版口极为相近，所以更加确定了它是出土文物。既然是文物就应该交由国家保管，但木已成舟后悔晚矣。
#焦点论坛话题#每个人都希望你能够走大运、捡大漏，尤其是对于古玩行业的人而言，捡漏是一种既幸运又省钱的方法。
因为按照古董行业的行规来看，捡漏这种运气十分极大的做法，只不过这种运气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王先生就是一个有捡漏命的人。
https://weibo.com/u/3876373543
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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