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想动漫社的出路在哪里。
或者说，动漫社应该是怎样的，缺少什么，怎样才是合适的运营模式。管理者又要有怎样的思维，需要思考什么；哪些是明面上的，而哪些是互相心知肚明的。
不过后来我发现了，我教不了别人，我也没法要求别人。这种思考和管理的能力不是社团培养出来的，而是属于自己本身的，或者退一步说，本质上它是因为热爱产生的。
因为爱才是动力的源泉，也是最大的能力。
我有喜欢的东西，但我可能不得不承认，在我走后没有第二个白虎了。就像曾经14年的辉煌后再次断层一样，像0307年那样。它传不下来，它靠的是一群自发的人。
昨天社团开会。姑且不说通知本身都发得很敷衍和欠缺思考。会上我从各个方面分析了为什么要收社费，从促进参与活动、从归属感、从公平性、从社费对于社团的必要性。
结果末了新社长给我来了一句，“你不还是在管我？”，又来一句，“团委查得严，你担全责我就敢收”。
挺无语的，我且不论这个查得严是哪来的。难道去年首次尝试不是我全责？去年新政策和全新的疫情情况，难道不是我先面对？我去年是到处问过，从社联各个地方都打听了，你又做了什么呢？
我懒得反驳。但我更难过的是前一句话本身。动漫社本身就应当是一群爱好者共同讨论相关话题的地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社团的发展。我们是平等的。就像辩论赛中不存在吵架，大家看似激烈，实际上都在认真思考问题，这才是真正热爱辩论赛的人。但现实是不是什么人都理解，也不是什么人都真心喜欢，所以就会出现“你们不要再吵了”。只有真正喜欢的人才会知道，这完全是正常的。
当然这也是次要话题了，重要的是思考的广度和欠缺，以及更加底层的思维模式与出发点，这是最致命的。在别的社团思考如何更有秩序的管理、老新人的传承、活动举办和如何发展社团的时候，我们的思考还停留在“老师会不会发现”。这就已经不是一个等级了。就像别人拍片在思考如何通过布景、后期去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有的人却还停留在哪个妆娘只要50、哪个摄影师只要100。两者最后出来的结果，并不止是因为技术上就甩开了一截，而是从思考的出发点本身就已经产生了差距。
我没法教别人“思考哪些方面”，我只能在想到问题的时候提出来。能思考到多少，是需要自己先尽可能铺广，然后再集思广益的。也就是头脑风暴。独自一人下判断并不是我的能力。真正的能力应当是，决策的雏形提出时本身就已经经过了大量的思考。
无论是全新的突发情况，还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真正能处理的都是自己的思考与探究。而这种能力往往源自于热爱本身。
但只从一个通知就能看出来思考程度的欠缺。
还有通知的经常性不转述。
这都不算啥，因为具体的做事能力是慢慢培养的。但末了还要补一句“你在教我做事”，就很令人寒心。
。
归根到底，其实问题根本上还是出自爱与发电，这是最底层影响思维和思考方向的东西。我终于意识到了，要传承的根本不是什么能力，也不是什么做活动的经验。这些都可以慢慢学。
而没办法学、也没办法速成、却又是最影响动漫社团整体氛围的。是发电的精神。
。
有一件事情我们以前是没有注重过的，前人也不注重。也就是百团招新时与宣讲，和新人的“初次沟通”。这个时候其实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后续的活动参与。在这里就要传达我们的理念。
（因为我以前是直接奔着动漫社就去了，但是后来参与管理才慢慢认识到社团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而且不能放弃。）
我们是有共同的理念的。哪怕它没有实现，它也是我们要追求的东西。
我当然知道事实上不是所有人都是发电人，我比绝大多数人都更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事实。而且发电人目前的比例还是偏少的那批。但这不等于我们就不需要理念了，更不等于我们要妥协于现实。
「认清现实」和「没有追求」是两回事。
作为管理者，既要认清社团现状，更要学会去领导大家去追求。就像最早那批舞台剧的coser一样，和我们比起来，他们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支撑从2003发展到现在的，不是实力，也不是经验，是追求。
作为管理者，绝不能允许摆烂。
“因为很多人就是加着玩玩，你也不能强行要求别人，我没有权利管。发电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你发电那是你的自由。”
这是现状，也是正确的事实，但这绝不应该是从管理者口中讲出来的话。
没有人发电，你就要带头去发电，去号召所有人发电，把发电的人团结在一起。
而不是爱搞不搞。
这不叫看得清现状。
这，就是最典型的“摆烂”。
。
但再退一步说，摆烂也是管理者的自由。并不会导致什么，只是会导致社团烂，仅此而已哟。放在部门也是同理，部门部长摆烂不会导致什么，只是会导致部门烂，仅此而已。
这是现状，但不代表不需要去引导部长从“社员”到“部长”。
「部门活动那是部长自己的事，和我社长有什么关系？」
这句话同样正是摆烂的典例。
除非觉得这个部长够合格不需要再管，但8个部门是全都合格吗？显然不是。以及管和参与活动始终是两回事，这个适用于所有管理者和普通社员。
。
这样的例子越想越多。包括「我们不可能照顾到所有人」，和「我知道但我们仍然想要照顾到所有人」。
能改变这些的，有且仅有一样。
只有热爱。
。
。
。
。
。
。
其实不止这一样。
有钱也可以。
很多很多钱，多到可以让所有活动都不受限制，多到能请各种各样的指导，多到能完全不用思考尝试的浪费。
用钱也可以解决问题，
钱是能够带来爱的。
但是没钱是更容易认清的一个现状。
。
当所有有爱的人都放弃了为这样的理念与目标共同努力，去尝试改变我们能认清的现状，而选择转入加入其他的社会团，或是放弃了在学校团的活动。那时候就是动漫社真正的死期。
可我不但没有感觉到社团在挽留发电的人，相反，我还感觉社团正在排斥这种“不为利己”的现象。
小社会，学校组织，不讲感情的现实。
或许天央已经死了。早在五六年前，或许是十几年前就已经死了。
。
有的人抱着奄奄一息的它，载歌载舞，说，这不是还活得好好的。
有的人说它早就死了，然后转身离开。
更有的人把尸体甩到别人手里，然后伸出食指，说，“是你杀死了它！”。
而我们是抢救尸体的人，是在无数人的不解与嘲笑中抢救其实还有一口气的人。
最终究竟是能够拉回来，还是会他们一同离去，只留下悲伤的眼神，成为同一类人。我们不得而知。爱终究是有限度的，在它顶不住其他人的嘲笑的时候，它就会放弃。没有人知道两者的界限在哪，也没人知道拔河比赛的赢家。
没有钱去请医生，那就用自己手头的电击器去抢救，或者去赚钱。无论是指着说“明明活得好好的”，还是指着说“都死了还管什么”，都是不作为的摆烂。
是的，摆烂也是自己的自由，没有人有权利去指责。
*
有一天，一个老人被车撞倒了，没有一个人去扶，所有人都在围观。
有的人说赶着上班，有的人说赶着接孩子，有的人说赶着去与客户洽谈。
没有人承认自己根本就不想扶。
但是不承认也无所谓，因为所有人都没有错。
法律惩罚不了他们，甚至在道德上也逐渐被开脱了。仿佛不扶才是理所当然的。
就像发电之于动漫社一样。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我们变成了这样。管理层不把发电当作理所当然的道理，相反，还说那些扶老人的人脑子才有问题。
这样的社会风气是有很大问题的。
或者说，动漫社应该是怎样的，缺少什么，怎样才是合适的运营模式。管理者又要有怎样的思维，需要思考什么；哪些是明面上的，而哪些是互相心知肚明的。
不过后来我发现了，我教不了别人，我也没法要求别人。这种思考和管理的能力不是社团培养出来的，而是属于自己本身的，或者退一步说，本质上它是因为热爱产生的。
因为爱才是动力的源泉，也是最大的能力。
我有喜欢的东西，但我可能不得不承认，在我走后没有第二个白虎了。就像曾经14年的辉煌后再次断层一样，像0307年那样。它传不下来，它靠的是一群自发的人。
昨天社团开会。姑且不说通知本身都发得很敷衍和欠缺思考。会上我从各个方面分析了为什么要收社费，从促进参与活动、从归属感、从公平性、从社费对于社团的必要性。
结果末了新社长给我来了一句，“你不还是在管我？”，又来一句，“团委查得严，你担全责我就敢收”。
挺无语的，我且不论这个查得严是哪来的。难道去年首次尝试不是我全责？去年新政策和全新的疫情情况，难道不是我先面对？我去年是到处问过，从社联各个地方都打听了，你又做了什么呢？
我懒得反驳。但我更难过的是前一句话本身。动漫社本身就应当是一群爱好者共同讨论相关话题的地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社团的发展。我们是平等的。就像辩论赛中不存在吵架，大家看似激烈，实际上都在认真思考问题，这才是真正热爱辩论赛的人。但现实是不是什么人都理解，也不是什么人都真心喜欢，所以就会出现“你们不要再吵了”。只有真正喜欢的人才会知道，这完全是正常的。
当然这也是次要话题了，重要的是思考的广度和欠缺，以及更加底层的思维模式与出发点，这是最致命的。在别的社团思考如何更有秩序的管理、老新人的传承、活动举办和如何发展社团的时候，我们的思考还停留在“老师会不会发现”。这就已经不是一个等级了。就像别人拍片在思考如何通过布景、后期去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有的人却还停留在哪个妆娘只要50、哪个摄影师只要100。两者最后出来的结果，并不止是因为技术上就甩开了一截，而是从思考的出发点本身就已经产生了差距。
我没法教别人“思考哪些方面”，我只能在想到问题的时候提出来。能思考到多少，是需要自己先尽可能铺广，然后再集思广益的。也就是头脑风暴。独自一人下判断并不是我的能力。真正的能力应当是，决策的雏形提出时本身就已经经过了大量的思考。
无论是全新的突发情况，还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真正能处理的都是自己的思考与探究。而这种能力往往源自于热爱本身。
但只从一个通知就能看出来思考程度的欠缺。
还有通知的经常性不转述。
这都不算啥，因为具体的做事能力是慢慢培养的。但末了还要补一句“你在教我做事”，就很令人寒心。
。
归根到底，其实问题根本上还是出自爱与发电，这是最底层影响思维和思考方向的东西。我终于意识到了，要传承的根本不是什么能力，也不是什么做活动的经验。这些都可以慢慢学。
而没办法学、也没办法速成、却又是最影响动漫社团整体氛围的。是发电的精神。
。
有一件事情我们以前是没有注重过的，前人也不注重。也就是百团招新时与宣讲，和新人的“初次沟通”。这个时候其实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后续的活动参与。在这里就要传达我们的理念。
（因为我以前是直接奔着动漫社就去了，但是后来参与管理才慢慢认识到社团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而且不能放弃。）
我们是有共同的理念的。哪怕它没有实现，它也是我们要追求的东西。
我当然知道事实上不是所有人都是发电人，我比绝大多数人都更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事实。而且发电人目前的比例还是偏少的那批。但这不等于我们就不需要理念了，更不等于我们要妥协于现实。
「认清现实」和「没有追求」是两回事。
作为管理者，既要认清社团现状，更要学会去领导大家去追求。就像最早那批舞台剧的coser一样，和我们比起来，他们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支撑从2003发展到现在的，不是实力，也不是经验，是追求。
作为管理者，绝不能允许摆烂。
“因为很多人就是加着玩玩，你也不能强行要求别人，我没有权利管。发电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你发电那是你的自由。”
这是现状，也是正确的事实，但这绝不应该是从管理者口中讲出来的话。
没有人发电，你就要带头去发电，去号召所有人发电，把发电的人团结在一起。
而不是爱搞不搞。
这不叫看得清现状。
这，就是最典型的“摆烂”。
。
但再退一步说，摆烂也是管理者的自由。并不会导致什么，只是会导致社团烂，仅此而已哟。放在部门也是同理，部门部长摆烂不会导致什么，只是会导致部门烂，仅此而已。
这是现状，但不代表不需要去引导部长从“社员”到“部长”。
「部门活动那是部长自己的事，和我社长有什么关系？」
这句话同样正是摆烂的典例。
除非觉得这个部长够合格不需要再管，但8个部门是全都合格吗？显然不是。以及管和参与活动始终是两回事，这个适用于所有管理者和普通社员。
。
这样的例子越想越多。包括「我们不可能照顾到所有人」，和「我知道但我们仍然想要照顾到所有人」。
能改变这些的，有且仅有一样。
只有热爱。
。
。
。
。
。
。
其实不止这一样。
有钱也可以。
很多很多钱，多到可以让所有活动都不受限制，多到能请各种各样的指导，多到能完全不用思考尝试的浪费。
用钱也可以解决问题，
钱是能够带来爱的。
但是没钱是更容易认清的一个现状。
。
当所有有爱的人都放弃了为这样的理念与目标共同努力，去尝试改变我们能认清的现状，而选择转入加入其他的社会团，或是放弃了在学校团的活动。那时候就是动漫社真正的死期。
可我不但没有感觉到社团在挽留发电的人，相反，我还感觉社团正在排斥这种“不为利己”的现象。
小社会，学校组织，不讲感情的现实。
或许天央已经死了。早在五六年前，或许是十几年前就已经死了。
。
有的人抱着奄奄一息的它，载歌载舞，说，这不是还活得好好的。
有的人说它早就死了，然后转身离开。
更有的人把尸体甩到别人手里，然后伸出食指，说，“是你杀死了它！”。
而我们是抢救尸体的人，是在无数人的不解与嘲笑中抢救其实还有一口气的人。
最终究竟是能够拉回来，还是会他们一同离去，只留下悲伤的眼神，成为同一类人。我们不得而知。爱终究是有限度的，在它顶不住其他人的嘲笑的时候，它就会放弃。没有人知道两者的界限在哪，也没人知道拔河比赛的赢家。
没有钱去请医生，那就用自己手头的电击器去抢救，或者去赚钱。无论是指着说“明明活得好好的”，还是指着说“都死了还管什么”，都是不作为的摆烂。
是的，摆烂也是自己的自由，没有人有权利去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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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一个老人被车撞倒了，没有一个人去扶，所有人都在围观。
有的人说赶着上班，有的人说赶着接孩子，有的人说赶着去与客户洽谈。
没有人承认自己根本就不想扶。
但是不承认也无所谓，因为所有人都没有错。
法律惩罚不了他们，甚至在道德上也逐渐被开脱了。仿佛不扶才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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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社会风气是有很大问题的。
#梅艳芳[超话]# #信仰之光梅艳芳#
1⃣8⃣前的10月5号，是您最后一次和Fans相聚，18年后，又是一年的10月5号，昨日南京Fans代表各地梅迷再次为您庆生（“土豆”小杨梅❤️ 也是准时到达 ），对于我们来讲，月就是为您庆生的庆生月（衷心地感谢南京Fans组织者、摄影师 ），爱与思念永无距离，忘不了、终相见❤️ ，陪伴将是世间最好的爱，温暖生命所有的岁月～#梅艳芳[超话]#
1⃣8⃣前的10月5号，是您最后一次和Fans相聚，18年后，又是一年的10月5号，昨日南京Fans代表各地梅迷再次为您庆生（“土豆”小杨梅❤️ 也是准时到达 ），对于我们来讲，月就是为您庆生的庆生月（衷心地感谢南京Fans组织者、摄影师 ），爱与思念永无距离，忘不了、终相见❤️ ，陪伴将是世间最好的爱，温暖生命所有的岁月～#梅艳芳[超话]#
比如CBD地区，以前就没有这个概念。”北京民俗学会会长、民俗文化专家高巍表示，地名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并不意味着就不保护了，老地名的变迁应该被记录下来，建立包含地名名称、来历、沿革、含义、地理信息在内的完整数据库，方便后人了解区域发展的历史沿革。
高巍认为，北京的老地名与北京的老居民、老建筑一样，都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北京地名的变化，就像看到北京的发展史。“这和人口变迁是一个道理，随着城市的变化，不断有老人淡出，也有新人加入，这是一个城市有生命力的体现。但是老地名保留下来，作为历史的传承或积淀，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
“地名有相对稳定性，但变化也是必然的。”孙冬虎认为，应该强调“能不改就不改”，保护地名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

9月24日，史家胡同。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留住城市历史文化的命脉
早在上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地名会议就提出“地名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随意改变地名将造成继承文化和历史传统方面的损失”。
首都功能核心区第一批传统地名保护名录，东城区府学胡同名列其中。这条胡同的63号，是宋末爱国诗人、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祠堂，其旧址是文天祥被囚于大都时的土牢。这座四合院曾在明、清、民国时期几经修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在“文天祥祠”这一名称下传承至今。
翻看名录，会发现被列入其中的胡同、街巷大多分布在中轴线沿线。“对照北京文化遗产保护设置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北京老城里的33个片区跟首批发布的名字基本能对得上。”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理事胡新宇说。
“我曾提出一个观点——地名或许是北京留住历史文化命脉的最后一个希望。”在孙冬虎看来，一座城市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必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资源，地名也应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受到重视。他认为，发布保护名录是北京推进地名保护工作的“重要一步”，也是延续北京城历史文化名城文脉的一部分。
今年发布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强调，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大重点保护对象便是地名。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还将传统地名的保护、传承工作纳入《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三年行动计划（2020年-2022年）》《2021年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重点任务清单》。
“很多城市都会经历地名的变化，中外皆然，古今皆然。建筑会消失，但地名会留下。”胡新宇认为，地名反映了城市发展的脉络，告诉后代人这座城市经历了什么。传统地名保护名录是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有益补充，让已经消失的历史建筑、遗产得到某种程度的延续和传承。这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是锦上添花，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雪中送炭。
承载城市乡愁
1980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地名普查，涉及地名的来源、含义、历史变迁和地理位置等。“普查发现，一些地方的地名消失得非常快，这也让很多学者意识到，对待传统地名，要像对待其他历史文化遗产一样保护起来。”孙冬虎说。
看到地名保护重要性的不仅是学者。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上世纪60年代前，北京没有专门的地名管理机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北京建设事业的发展，加强地名管理已日益迫切。
1978年，北京市地名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立，对全市地名进行全面整顿，制定《北京市地名管理办法》，使地名管理工作步入法治化。1988年，原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成立地名规划管理处，专门负责地名工作。
地名于一个城市有何意义？作家冯骥才曾写道：城市是有生命的，地名便有了生命的意义，也就是有着和生命一样丰富和深刻的含义。如果这地方有其独有的历史与命运，地名便是这历史命运的容器。
“老地名作为特色文化遗留与传承载体，也是留住历史文化记忆与城市乡愁的重要组成。”京文创研究院院长、北京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专家顾问奚大龙说，老地名承载着浓厚的文化归属感，是基于传统社会文化结构而形成的一种特有的对土地的深情、故土的情结、国家的热爱，成为每一个时代吸引人、凝聚人的独有精神资源。
2000年以来，我国制定了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相关制度，推进“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和保护名录、保护规划等工作。2017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印发，提出“推进地名文化遗产保护”。
“对传统地名，不能竖个牌子了事”
“老地名是见证城市发展的文化符号，也是打造城市文化地标的有效路径。”奚大龙认为，老城区的地名是地域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可借此进行对外宣传、提升文化软实力，还可依托老地名的文化内在价值，积极赋能城市发展。
2016年，一项名为“老北京遛弯儿计划”的活动启动，项目在网上招募志愿者并进行培训，让志愿者去胡同遛弯儿，进行拍照、访谈、记录等，记录老城区的细微变化。
作为“老北京遛弯儿计划”的联合发起人，胡新宇对老北京地名的保护和利用有独到的观察。
近几年，北京开始推广文化探访路活动。通过挖掘历史街区的文化内涵，串联散落的历史街区、文物古迹、名人故居等，提炼文化价值，设计特色主题，对线路进行整体推介。
胡新宇认为，文化探访路是个好创意，但也有需要改进的环节。比如，文化探访路上有的点位目前仅遗存一间房或一个门楼，对这种历史信息展示过少的情况，他建议通过竖牌等方式增加说明。另一方面，一些介绍用的是篆书，他建议把字体改为当代人能看懂的字体。“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对传统地名的阐释和展示，就是要以公众便于理解的方式去传达。”
“对传统地名，也不能竖个牌子了事。”胡新宇说，传统地名的介绍方式可以多元化，各有特点。对居民，要有社区自豪感；对游客，要有获取新知的好奇感。如果能让公众有参与感，就更好了。对地名的保护，要能让人们对老城增加了解，增加感情。
传统地名要保护，更要多运用。胡新宇建议，今后公共交通站点的设置，可以考虑多用传统地名，一来约定俗成，便于认知，二来体现历史文化内涵，利于传播。“保护传统文化，重点是要推动公众关注和参与，这也适用于传统地名的保护和利用。”
新京报记者 徐美慧 沙雪良 陈琳
摄影记者 王子诚 https://t.cn/RI7nYAL
高巍认为，北京的老地名与北京的老居民、老建筑一样，都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北京地名的变化，就像看到北京的发展史。“这和人口变迁是一个道理，随着城市的变化，不断有老人淡出，也有新人加入，这是一个城市有生命力的体现。但是老地名保留下来，作为历史的传承或积淀，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
“地名有相对稳定性，但变化也是必然的。”孙冬虎认为，应该强调“能不改就不改”，保护地名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

9月24日，史家胡同。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留住城市历史文化的命脉
早在上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地名会议就提出“地名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随意改变地名将造成继承文化和历史传统方面的损失”。
首都功能核心区第一批传统地名保护名录，东城区府学胡同名列其中。这条胡同的63号，是宋末爱国诗人、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祠堂，其旧址是文天祥被囚于大都时的土牢。这座四合院曾在明、清、民国时期几经修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在“文天祥祠”这一名称下传承至今。
翻看名录，会发现被列入其中的胡同、街巷大多分布在中轴线沿线。“对照北京文化遗产保护设置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北京老城里的33个片区跟首批发布的名字基本能对得上。”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理事胡新宇说。
“我曾提出一个观点——地名或许是北京留住历史文化命脉的最后一个希望。”在孙冬虎看来，一座城市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必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资源，地名也应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受到重视。他认为，发布保护名录是北京推进地名保护工作的“重要一步”，也是延续北京城历史文化名城文脉的一部分。
今年发布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强调，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大重点保护对象便是地名。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还将传统地名的保护、传承工作纳入《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三年行动计划（2020年-2022年）》《2021年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重点任务清单》。
“很多城市都会经历地名的变化，中外皆然，古今皆然。建筑会消失，但地名会留下。”胡新宇认为，地名反映了城市发展的脉络，告诉后代人这座城市经历了什么。传统地名保护名录是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有益补充，让已经消失的历史建筑、遗产得到某种程度的延续和传承。这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是锦上添花，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雪中送炭。
承载城市乡愁
1980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地名普查，涉及地名的来源、含义、历史变迁和地理位置等。“普查发现，一些地方的地名消失得非常快，这也让很多学者意识到，对待传统地名，要像对待其他历史文化遗产一样保护起来。”孙冬虎说。
看到地名保护重要性的不仅是学者。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上世纪60年代前，北京没有专门的地名管理机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北京建设事业的发展，加强地名管理已日益迫切。
1978年，北京市地名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立，对全市地名进行全面整顿，制定《北京市地名管理办法》，使地名管理工作步入法治化。1988年，原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成立地名规划管理处，专门负责地名工作。
地名于一个城市有何意义？作家冯骥才曾写道：城市是有生命的，地名便有了生命的意义，也就是有着和生命一样丰富和深刻的含义。如果这地方有其独有的历史与命运，地名便是这历史命运的容器。
“老地名作为特色文化遗留与传承载体，也是留住历史文化记忆与城市乡愁的重要组成。”京文创研究院院长、北京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专家顾问奚大龙说，老地名承载着浓厚的文化归属感，是基于传统社会文化结构而形成的一种特有的对土地的深情、故土的情结、国家的热爱，成为每一个时代吸引人、凝聚人的独有精神资源。
2000年以来，我国制定了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相关制度，推进“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和保护名录、保护规划等工作。2017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印发，提出“推进地名文化遗产保护”。
“对传统地名，不能竖个牌子了事”
“老地名是见证城市发展的文化符号，也是打造城市文化地标的有效路径。”奚大龙认为，老城区的地名是地域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可借此进行对外宣传、提升文化软实力，还可依托老地名的文化内在价值，积极赋能城市发展。
2016年，一项名为“老北京遛弯儿计划”的活动启动，项目在网上招募志愿者并进行培训，让志愿者去胡同遛弯儿，进行拍照、访谈、记录等，记录老城区的细微变化。
作为“老北京遛弯儿计划”的联合发起人，胡新宇对老北京地名的保护和利用有独到的观察。
近几年，北京开始推广文化探访路活动。通过挖掘历史街区的文化内涵，串联散落的历史街区、文物古迹、名人故居等，提炼文化价值，设计特色主题，对线路进行整体推介。
胡新宇认为，文化探访路是个好创意，但也有需要改进的环节。比如，文化探访路上有的点位目前仅遗存一间房或一个门楼，对这种历史信息展示过少的情况，他建议通过竖牌等方式增加说明。另一方面，一些介绍用的是篆书，他建议把字体改为当代人能看懂的字体。“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对传统地名的阐释和展示，就是要以公众便于理解的方式去传达。”
“对传统地名，也不能竖个牌子了事。”胡新宇说，传统地名的介绍方式可以多元化，各有特点。对居民，要有社区自豪感；对游客，要有获取新知的好奇感。如果能让公众有参与感，就更好了。对地名的保护，要能让人们对老城增加了解，增加感情。
传统地名要保护，更要多运用。胡新宇建议，今后公共交通站点的设置，可以考虑多用传统地名，一来约定俗成，便于认知，二来体现历史文化内涵，利于传播。“保护传统文化，重点是要推动公众关注和参与，这也适用于传统地名的保护和利用。”
新京报记者 徐美慧 沙雪良 陈琳
摄影记者 王子诚 https://t.cn/RI7nY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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