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考古重大发现# 惊！ 三星堆文化深藏青海秘密
三星堆考古新发现让国人眼前一亮，然而更让人惊讶的是，三星堆文化的源头在青海河湟地区，早在丝绸之路前，就有一条秘道连起成都与西宁。
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新发现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现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三星堆文化可追溯到4600年，延续至3000年前，史学公认，它是青铜器、城市、文字符号和大型礼仪建筑的灿烂的古代文明。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鸭子河）南岸。遗址分布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域为三星堆古城，面积约3.6平方公里。
1986年发现1、2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神像、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金面罩、金杖、大玉璋、象牙等珍贵文物千余件，多数文物前所未见，揭示了一种全新的青铜文化面貌。1987年考古工作者提出“三星堆文化”命名，推断其年代相当于夏代晚期至商周之际。
日前，国家文物局已确定“川渝地区巴蜀文明化进程研究”作为“考古中国”的重大项目，以三星堆、竹瓦街、小田溪、城坝等等遗址为重点，深入研究川渝地区文明演进及其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总体格局的历史进程。
源头，直指河湟地区
人类学与考古学已经证明，十五至二十万年前，夏娃出现在非洲，十万年前，现代智人走出非洲，他们沿着温暖的路线从中亚进印度，再至缅甸，然后，沿两条路线进入中国，一条是沿横断山脉的三条主脊进入青藏高原，其中一支染色体突变者留在了羌塘盐地，受严寒压迫，向东迁徙至青海湖东南方向的绕茶卡盐湖的河湟地区。
这一民族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古老的羌族，此民族最先驯化牦牛和羊，与其它民族交换盐与畜类，进入山西盐池，融汇成汉民族的祖先华夏族；另一条，沿越南沿海进入中国广西，沿海岸线上溯，到达中国东部，形成了百越族。
三星堆的研究成果显示，三星堆文化的源头在茂县。2009年修复地震震坏的汶川县布瓦碉群发现了“布瓦遗址”，距今4800年，认定为三星堆文化源头。而汶川山高水急，不可能有原发性的文化，因此，源头也在青海的河湟地区。也即是，三星堆文化与羌族在五千多年前共同自青海甘肃进入四川岷江流域地区，三星堆的先民创造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三星文明。
秘道，连起成都与西宁
因为甘青地区、北方地区、中原地区冶金铸造技术外流或“泄密”，三星堆文化所在区域才得以独立制造青铜礼器。至于，它们的“长相”独特，其实很简单：在入蜀的峡江道上有着三苗、巴、蜀、楚、百濮、百越等等民族，而在成都至西宁的“河南道”以及阴平道长期留驻且交融着的是羌氐等民族，它们是一个个多民族融合的共同体。
《汉唐时期丝绸之路青海道线路》这张图上有吐谷浑西迁的线路，也有丝绸之路的青海道、河南道。
吐谷浑自东北而来，到了青海高原，这个民族统治者曾被南朝刘宋国册封为“河南王”，其国也被称为“河南国”。由今西宁至成都这个段“河南道”，具体的路线大约是：青海湖畔的吐谷浑王都伏俟城，经贵德、同仁—甘南—若尔盖草原，再从松潘城顺岷江河谷而下，经茂县、灌县，抵达成都。
这是一条有着悠久历史的路，《南齐书》卷15《州郡志》中说，成都“西通芮芮、河南，亦如汉武威、张掖为西域之道也”。意思是这条道曾经像经过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一样繁忙，也通往西域，沟通着贸易与文明。“河南道”再由成都沿长江而下到达南京，柔然、吐谷浑向南朝的朝贡或贸易就是走的这条路。
从《青海境内的丝绸之路》图上。可以看到，人们把西宁至扁都口到张掖的这条线叫北线，到敦煌的叫中线，经格尔木至新疆若羌的叫南线。它与兰州经河西走廊至敦煌的丝绸之路在中线与北线上是相通的，被称为“青海道”（羌中道）。如果河西走廊因为战争等原因不通了，人们就会走这条道。
在教科书与大多史料里，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是在汉武帝时期被开通的，但通过河湟地区的考古发现，比如在民和县官亭镇喇家遗址发现和田玉和世界上最早的面条，湟中县卡约村卡约文化遗址发现的铜质的镰、刀、斧、锥和镞等等，都证实了河湟地区的人们在很早很早以前，就与西域有了联系和交流。虽然，今天已经说不清“河西走廊道”和“青海道”哪个更早，但它们都印证了丝绸之路在汉代之前的早期存在。
西晋末年以来，东晋、刘宋等南朝政权与北方的前凉、西凉和北凉这几个割据政权占领河西走廊期间，还一直保持着通使往来，但在当时的形势下，由于秦陇地区多被中原或地方政权所隔绝，自江南通往西域，多从长江溯江而上，先西行入益州，再由青海入吐谷浑境，然后借道前往西域。
这里说的益州就是今天的成都，“从益州到西域有一条几乎与河西走廊并行的道路”就是成都至西宁的“河南道”与“青海道”，而成都至西 这里说的益州就是今天的成都，“从益州到西域有一条几乎与河西走廊并行的道路”就是成都至西宁的“河南道”与“青海道”，而成都至西宁的“河南道”也可以算作我们说的秘道吧。
自驾线路成都—若尔盖—合作。从成都出发，沿都汶高速至阿坝，沿岷江峡谷向北到达松潘古城、来到若尔盖草原，然后抵达甘南（合作）。这段里程在今天自驾包括沿途游览也就一天时间，再北上临夏至西宁，基本就是成都至西宁的“河南道”，而若从西宁经德令哈至敦煌，基本就是丝绸之路的“青海道”。 https://t.cn/R2WxDzr
三星堆考古新发现让国人眼前一亮，然而更让人惊讶的是，三星堆文化的源头在青海河湟地区，早在丝绸之路前，就有一条秘道连起成都与西宁。
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新发现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现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三星堆文化可追溯到4600年，延续至3000年前，史学公认，它是青铜器、城市、文字符号和大型礼仪建筑的灿烂的古代文明。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鸭子河）南岸。遗址分布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域为三星堆古城，面积约3.6平方公里。
1986年发现1、2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神像、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金面罩、金杖、大玉璋、象牙等珍贵文物千余件，多数文物前所未见，揭示了一种全新的青铜文化面貌。1987年考古工作者提出“三星堆文化”命名，推断其年代相当于夏代晚期至商周之际。
日前，国家文物局已确定“川渝地区巴蜀文明化进程研究”作为“考古中国”的重大项目，以三星堆、竹瓦街、小田溪、城坝等等遗址为重点，深入研究川渝地区文明演进及其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总体格局的历史进程。
源头，直指河湟地区
人类学与考古学已经证明，十五至二十万年前，夏娃出现在非洲，十万年前，现代智人走出非洲，他们沿着温暖的路线从中亚进印度，再至缅甸，然后，沿两条路线进入中国，一条是沿横断山脉的三条主脊进入青藏高原，其中一支染色体突变者留在了羌塘盐地，受严寒压迫，向东迁徙至青海湖东南方向的绕茶卡盐湖的河湟地区。
这一民族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古老的羌族，此民族最先驯化牦牛和羊，与其它民族交换盐与畜类，进入山西盐池，融汇成汉民族的祖先华夏族；另一条，沿越南沿海进入中国广西，沿海岸线上溯，到达中国东部，形成了百越族。
三星堆的研究成果显示，三星堆文化的源头在茂县。2009年修复地震震坏的汶川县布瓦碉群发现了“布瓦遗址”，距今4800年，认定为三星堆文化源头。而汶川山高水急，不可能有原发性的文化，因此，源头也在青海的河湟地区。也即是，三星堆文化与羌族在五千多年前共同自青海甘肃进入四川岷江流域地区，三星堆的先民创造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三星文明。
秘道，连起成都与西宁
因为甘青地区、北方地区、中原地区冶金铸造技术外流或“泄密”，三星堆文化所在区域才得以独立制造青铜礼器。至于，它们的“长相”独特，其实很简单：在入蜀的峡江道上有着三苗、巴、蜀、楚、百濮、百越等等民族，而在成都至西宁的“河南道”以及阴平道长期留驻且交融着的是羌氐等民族，它们是一个个多民族融合的共同体。
《汉唐时期丝绸之路青海道线路》这张图上有吐谷浑西迁的线路，也有丝绸之路的青海道、河南道。
吐谷浑自东北而来，到了青海高原，这个民族统治者曾被南朝刘宋国册封为“河南王”，其国也被称为“河南国”。由今西宁至成都这个段“河南道”，具体的路线大约是：青海湖畔的吐谷浑王都伏俟城，经贵德、同仁—甘南—若尔盖草原，再从松潘城顺岷江河谷而下，经茂县、灌县，抵达成都。
这是一条有着悠久历史的路，《南齐书》卷15《州郡志》中说，成都“西通芮芮、河南，亦如汉武威、张掖为西域之道也”。意思是这条道曾经像经过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一样繁忙，也通往西域，沟通着贸易与文明。“河南道”再由成都沿长江而下到达南京，柔然、吐谷浑向南朝的朝贡或贸易就是走的这条路。
从《青海境内的丝绸之路》图上。可以看到，人们把西宁至扁都口到张掖的这条线叫北线，到敦煌的叫中线，经格尔木至新疆若羌的叫南线。它与兰州经河西走廊至敦煌的丝绸之路在中线与北线上是相通的，被称为“青海道”（羌中道）。如果河西走廊因为战争等原因不通了，人们就会走这条道。
在教科书与大多史料里，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是在汉武帝时期被开通的，但通过河湟地区的考古发现，比如在民和县官亭镇喇家遗址发现和田玉和世界上最早的面条，湟中县卡约村卡约文化遗址发现的铜质的镰、刀、斧、锥和镞等等，都证实了河湟地区的人们在很早很早以前，就与西域有了联系和交流。虽然，今天已经说不清“河西走廊道”和“青海道”哪个更早，但它们都印证了丝绸之路在汉代之前的早期存在。
西晋末年以来，东晋、刘宋等南朝政权与北方的前凉、西凉和北凉这几个割据政权占领河西走廊期间，还一直保持着通使往来，但在当时的形势下，由于秦陇地区多被中原或地方政权所隔绝，自江南通往西域，多从长江溯江而上，先西行入益州，再由青海入吐谷浑境，然后借道前往西域。
这里说的益州就是今天的成都，“从益州到西域有一条几乎与河西走廊并行的道路”就是成都至西宁的“河南道”与“青海道”，而成都至西 这里说的益州就是今天的成都，“从益州到西域有一条几乎与河西走廊并行的道路”就是成都至西宁的“河南道”与“青海道”，而成都至西宁的“河南道”也可以算作我们说的秘道吧。
自驾线路成都—若尔盖—合作。从成都出发，沿都汶高速至阿坝，沿岷江峡谷向北到达松潘古城、来到若尔盖草原，然后抵达甘南（合作）。这段里程在今天自驾包括沿途游览也就一天时间，再北上临夏至西宁，基本就是成都至西宁的“河南道”，而若从西宁经德令哈至敦煌，基本就是丝绸之路的“青海道”。 https://t.cn/R2WxDzr
代大权：版画说牛
牛年又要请出牛来当家做主，比起鼠年猴年，牛年一到，更让人心里踏实些，不仅现今的人有这种感觉，古人早把牛的踏实理念化了，在古代星岁纪年法中，“太阴在丑，岁名曰赤奋若” ，赤奋若是清明风所生，天神也！可见此丑非科浑之丑。周易中称牛为“坤” ，“坤象地任重而顺” ，老实巴交的坤牛资历与天同高，有这等不凡身世，自古以来牛一直就牛气哄哄，牛得不行，绘画中如何体现这种既不凡又平凡的角色，塑造既傲岸又谦谨的形象，从来都是画家并不轻松的选项，牛是正能量的代言，是许多人眼里立信的代表和心底自许的偶像，所以正派牛的形象也承载了人类的表现意识，很早便呈现于视觉的审美诉求中，比如人类早期的绘画载体岩画，就一再出现未加驯养的野牛，它们或者在草甸林间自在闲适地徜徉，或者在命悬一线的荒滩戈壁间奔突，前者如宁夏贺兰山的回回沟岩画，洞壁上巨大的野牛用重复叠加的线条来突出和强化视觉的印象，野牛壮硕的躯干之上，颇具情趣地出现了四只山羊，牛的顽劲与羊的柔韧对比生动，可以从中看出我们的先人对生命自在与自由的感悟；后者则如甘肃黑山岩画中的牛，又体现了野性奔放的一面，在面临生命威胁之际，野牛激愤跃起末路夺命，你能从其身上感到生命的紧迫和逼仄。
到了绘画手段与材质更丰富的时代，牛也依据手段与材质的不同，而出现各异的表现形态，如在与印刷术血脉相连的版画中，牛的形象得到了画家们更具材质物性的表现，尤其是民间画工画匠用木刻竹雕所表现的牛，较文人雅士纸帛上所画之牛就更直观质朴，山东平度木刻的民间木版年画《亲事有成婚姻大喜》中的青牛昂首奋蹄、角张尾扬，单线镌刻的线条流畅平实，牛躯体上的花斑均衡对称，牛的神态自信坚卓，一贯纵横无碍的白马却见牛即躲，画中配句“从来白马怕青牛”点题“一物降一物”的自然哲理，陕西西安的木版年画《天下太平新春大吉》中的牛已被人驯化役使，或是驮载着牧童踏花归来，或是任由村姑农妇的驱策漫步徐行，黑与白的色块构成了牛的体态，也生动地勾勒出牛的神态，质朴的表现语言描述出质朴的形象。江苏桃花坞的木版年画《春牛》是对勤勉劳作才可能衣食富足的主题的诠释，画面中牛郎与财神一前一后在春分时节驱牛疾行，线的疏密长短构成了牛的形态特征，刀触放纵不羁，木味隽永内敛，体现出木刻的艺术语言颇具个性的自然品质。
历史发展到今天，还是牛的形象，起码在版画的艺术语言中，有了更丰沛的表述可能，著名版画家广军就善于画牛，尤其是将客观之牛转化为主观之牛颇具心得，而这源于他和他老师黄永玉的一次对话，他说：“……画牛最早是从创作《塞外归》开始的。指导教师是黄永玉先生，他要求我‘另造出一种牛’来，所以，我就到处找牛的资料来临摹。临过巴比伦遗迹上的牛、埃及壁画的牛、西班牙绘画里的牛、中国画的《五牛图》 ，还研究了畜牧学课本里牛的解剖……最后，黄先生还带我去了养牛场，画了一堆速写。从那以后，我常常会勾画牛，满意的做张贺卡，或者转画成版画、油画或别的什么，有些至今也没用处。写实地画个牛我总是觉着不甚过瘾，如果可以凭想象画出各种各样的牛来，那才是个挑战。 ”
于是我们就见到广先生笔上刀下诸多形态的牛，有的似有所思，有的憨态可掬，有的像内敛的学人，有的又像强悍的武将，不一而足，总之是把几乎所有人的禀性气质都赋予了牛，把所有可能皆留驻在自己的表现里，最终只体现了一个目的，便是“如果我是牛”的“如果” 。版画因制版材质不同，从物理空间上分凸、凹、平、漏与综合版，从物质属性上对应木版、铜版、石版和丝网版，金木水火土都可以成版做画，也都塑造过牛的生动形象，如天津陈九如的石版画中的牛，就以石版画细腻丰富的语言、油水分离的技能、温润淡雅的套色，塑造了清馨明快的牛，牛在画面中温顺持重的恣态，让整个意境都充满了生活的美好，充满了幸福的企昐，画家把美好品性赋予牛的同时，也把美好祝福送给生活。
贵州画家董克俊用木版水印套色表现牛，在抽象的形态中不忘对牛性真实的肯定，造型的夸张让牛在摇首摆尾之间脱离了具体的时空，而变成了物我皆非只有生灵的存在，生命超越了现实而呈现了生灵的神性，画面中的线条入画出神，画面中的色块莫测神秘，光怪陆离斑驳璀璨之间，是许多牛眼的观望与窥探。河北袁庆禄套色木版作品中的牛，有着藏区高原的生命之舟的美誉，不但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给人以物质的保证和奉献，更是在精神上给人以信念和力量，木刻的角刀和圆刀交错穿插，刀触坚定果决，从视觉上强化了生命之舟的牦牛群如铁壁铜墙般笃定竖立，为人类连横着生命的保障。
版画工具与材质所形成的硬性语言，似乎对应着牛的脾气和禀性，都一样的果决一样的倔犟。版画作品中的牛，实际也常常是版画家自我性格的延伸，牛与画、画与人构成了个性表现的逻辑，更深层的逻辑则观照着人说牛画牛，实际都观照了自己，宋代诗人李纲形容牛的诗句：“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 ，道尽了牛生与人生都同样付出，同样努力，也同样不易。
牛年又要请出牛来当家做主，比起鼠年猴年，牛年一到，更让人心里踏实些，不仅现今的人有这种感觉，古人早把牛的踏实理念化了，在古代星岁纪年法中，“太阴在丑，岁名曰赤奋若” ，赤奋若是清明风所生，天神也！可见此丑非科浑之丑。周易中称牛为“坤” ，“坤象地任重而顺” ，老实巴交的坤牛资历与天同高，有这等不凡身世，自古以来牛一直就牛气哄哄，牛得不行，绘画中如何体现这种既不凡又平凡的角色，塑造既傲岸又谦谨的形象，从来都是画家并不轻松的选项，牛是正能量的代言，是许多人眼里立信的代表和心底自许的偶像，所以正派牛的形象也承载了人类的表现意识，很早便呈现于视觉的审美诉求中，比如人类早期的绘画载体岩画，就一再出现未加驯养的野牛，它们或者在草甸林间自在闲适地徜徉，或者在命悬一线的荒滩戈壁间奔突，前者如宁夏贺兰山的回回沟岩画，洞壁上巨大的野牛用重复叠加的线条来突出和强化视觉的印象，野牛壮硕的躯干之上，颇具情趣地出现了四只山羊，牛的顽劲与羊的柔韧对比生动，可以从中看出我们的先人对生命自在与自由的感悟；后者则如甘肃黑山岩画中的牛，又体现了野性奔放的一面，在面临生命威胁之际，野牛激愤跃起末路夺命，你能从其身上感到生命的紧迫和逼仄。
到了绘画手段与材质更丰富的时代，牛也依据手段与材质的不同，而出现各异的表现形态，如在与印刷术血脉相连的版画中，牛的形象得到了画家们更具材质物性的表现，尤其是民间画工画匠用木刻竹雕所表现的牛，较文人雅士纸帛上所画之牛就更直观质朴，山东平度木刻的民间木版年画《亲事有成婚姻大喜》中的青牛昂首奋蹄、角张尾扬，单线镌刻的线条流畅平实，牛躯体上的花斑均衡对称，牛的神态自信坚卓，一贯纵横无碍的白马却见牛即躲，画中配句“从来白马怕青牛”点题“一物降一物”的自然哲理，陕西西安的木版年画《天下太平新春大吉》中的牛已被人驯化役使，或是驮载着牧童踏花归来，或是任由村姑农妇的驱策漫步徐行，黑与白的色块构成了牛的体态，也生动地勾勒出牛的神态，质朴的表现语言描述出质朴的形象。江苏桃花坞的木版年画《春牛》是对勤勉劳作才可能衣食富足的主题的诠释，画面中牛郎与财神一前一后在春分时节驱牛疾行，线的疏密长短构成了牛的形态特征，刀触放纵不羁，木味隽永内敛，体现出木刻的艺术语言颇具个性的自然品质。
历史发展到今天，还是牛的形象，起码在版画的艺术语言中，有了更丰沛的表述可能，著名版画家广军就善于画牛，尤其是将客观之牛转化为主观之牛颇具心得，而这源于他和他老师黄永玉的一次对话，他说：“……画牛最早是从创作《塞外归》开始的。指导教师是黄永玉先生，他要求我‘另造出一种牛’来，所以，我就到处找牛的资料来临摹。临过巴比伦遗迹上的牛、埃及壁画的牛、西班牙绘画里的牛、中国画的《五牛图》 ，还研究了畜牧学课本里牛的解剖……最后，黄先生还带我去了养牛场，画了一堆速写。从那以后，我常常会勾画牛，满意的做张贺卡，或者转画成版画、油画或别的什么，有些至今也没用处。写实地画个牛我总是觉着不甚过瘾，如果可以凭想象画出各种各样的牛来，那才是个挑战。 ”
于是我们就见到广先生笔上刀下诸多形态的牛，有的似有所思，有的憨态可掬，有的像内敛的学人，有的又像强悍的武将，不一而足，总之是把几乎所有人的禀性气质都赋予了牛，把所有可能皆留驻在自己的表现里，最终只体现了一个目的，便是“如果我是牛”的“如果” 。版画因制版材质不同，从物理空间上分凸、凹、平、漏与综合版，从物质属性上对应木版、铜版、石版和丝网版，金木水火土都可以成版做画，也都塑造过牛的生动形象，如天津陈九如的石版画中的牛，就以石版画细腻丰富的语言、油水分离的技能、温润淡雅的套色，塑造了清馨明快的牛，牛在画面中温顺持重的恣态，让整个意境都充满了生活的美好，充满了幸福的企昐，画家把美好品性赋予牛的同时，也把美好祝福送给生活。
贵州画家董克俊用木版水印套色表现牛，在抽象的形态中不忘对牛性真实的肯定，造型的夸张让牛在摇首摆尾之间脱离了具体的时空，而变成了物我皆非只有生灵的存在，生命超越了现实而呈现了生灵的神性，画面中的线条入画出神，画面中的色块莫测神秘，光怪陆离斑驳璀璨之间，是许多牛眼的观望与窥探。河北袁庆禄套色木版作品中的牛，有着藏区高原的生命之舟的美誉，不但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给人以物质的保证和奉献，更是在精神上给人以信念和力量，木刻的角刀和圆刀交错穿插，刀触坚定果决，从视觉上强化了生命之舟的牦牛群如铁壁铜墙般笃定竖立，为人类连横着生命的保障。
版画工具与材质所形成的硬性语言，似乎对应着牛的脾气和禀性，都一样的果决一样的倔犟。版画作品中的牛，实际也常常是版画家自我性格的延伸，牛与画、画与人构成了个性表现的逻辑，更深层的逻辑则观照着人说牛画牛，实际都观照了自己，宋代诗人李纲形容牛的诗句：“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 ，道尽了牛生与人生都同样付出，同样努力，也同样不易。
#国史古风[超话]#诗经 |《鄘风·干旄》：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原文及译文
孑孑干旄(máo)，在浚(xùn)之郊。素丝纰(pí)之，良马四之。彼姝(shū)者子，何以畀(bì)之？
牛尾之旗高高飘，人马来到浚邑郊。素丝束束理分明，良马四匹礼不轻。那位忠顺的贤士，你用什么来回敬？
孑(jié)孑干旟(yú)，在浚之都。素丝组之，良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鹰纹大旗高高飘，人马来到浚近郊。束帛层层堆得好，良马五匹选得妙。那位忠顺的贤士，你用什么来回报？
孑孑干旌(jīng)，在浚之城。素丝祝之，良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鸟羽旗帜高高飘，人马来到浚城郊。束帛捆捆堆得好，良马六匹真不少。那位忠顺的贤士，有何良策来回报？
注 释
①孑孑：特出之貌。指旗显眼，高挂干上。干旄(音毛mao)：以牦牛尾饰旗杆，树于车后，以状威仪。干通竿、杆。浚：地名。 旄，同“牦”，牦牛尾。
②纰(音皮pi)：连缀。在衣冠或旗帜上镶边。
③姝(音书shu)：美好。畀(音必bi)：给，予。
④旟(音于yu)：画有鸟隼的旗。 都：古时地方的区域名。毛传“下邑曰都”，下邑，近城。
⑤组：编织。
⑥旌(音京jing)：旗的一种。挂牦牛尾于竿头，下有五彩鸟羽。
⑦祝：“属”的假借字.编连缝合。
⑧告：作名词用，忠言也。一说告同予。
赏 析
《干旄》一诗，古今解其主旨之说甚多，据张树波《国风集说》所载，有十三种。各家之说，可谓洋洋大观，但其中影响较大的，也不过《毛诗序》为代表的“美卫文公臣子好善说”、朱熹《诗集传》为代表的“卫大夫访贤说”和现代一些学者所持的“男恋女情诗说”三种，恰好代表了古代经学汉学、宋学两大体系和五四运动兴起后新学的观点。
推敲起来，如果从文本本身所含信息出发去理解诗旨，似乎还是“卫大夫访贤说”比较可取些。按：毛传解“四之”、“五之”、“六之”为“御四马也”、“骖马五辔”、“四马六辔”，认为“良马四之”、“良马五之”、“良马六之”是说大夫驾车建旌旄而行。
对此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说：“服马四辔皆在手，两骖马内辔纳于觖，故四马皆言六辔，经未有言五辔者。”又引孔广森语曰：“四之、五之、六之，不当以辔为解，乃谓聘贤者用马为礼。三章转益，见其多庶。《觐礼》曰：‘匹马卓上，九马随之。’《春秋左传》曰：‘王赐虢公、晋侯马三匹。“楚公子弃疾见郑子皮以马六匹。’是以马者不必成双，故或五或六矣。”这儿，他指出了毛诗说的关键性破绽。
另外，马瑞辰稽考古文献，指出：“是古者聘贤招士多以弓旌车乘。此诗干旄、干旟、干旌，皆历举召贤者之所建。”(同上)由此又可见，相比较而言，“男恋女情诗说”谓此诗写一个男性贵族青年乘车赶马去见他的情人，虽从字面上也解释得通，但不如“卫大夫访贤说”那样证据较充足一些。
或许，有人会像清姚际恒那样，以为“《邶风》‘静女其姝’、《郑风》‘彼姝者子’，皆称女子，今称贤者以姝，似觉未安”(《诗经通论》)。但清方玉润《诗经原始》说得好：“‘西方美人’，亦称圣王，则称贤以姝，亦无所疑。”
诗全用赋体，采用重章叠句的结构，但完全重复的句子仅“彼姝者子”一句，这似乎也突出了那位“姝者”在全诗中的重要性。持“美好善说”的毛诗说以为“姝者”是卫国好美善的大夫，持“访贤说”的朱熹则以为“姝者”是卫国的贤人，但他们都认为“之”指代的是卫大夫。
毛诗说以“之”为“贤者乐告以善道”(同上)的对象，朱熹以“之”为“答其礼意之勤”(同上)的对象。“之”指代的应是上文的“彼姝者子”，若取“访贤说”，那“之”必然是指被访的贤人。“何以畀(予，告)之”，正是访贤大夫心中所想的问题：将赠送他们什么东西以示礼敬?将告诉他们哪些事需要请教?
从诗艺上说，“在浚之郊”、“在浚之都”、“在浚之城”，由远而近，“良马四之”、“良马五之”、“良马六之”由少而多，章法是很严谨的，而“何以畀之”、“何以予之”、“何以告之”用疑问句代陈述句，摇曳生姿，真觉“踌躇有神”(牛运震《诗志》)，反映访贤大夫求贤若渴的心理可谓妙笔生花。
清邓翔《诗经绎参》说此诗是东汉张衡《四愁诗》“所夺胎”，因为张氏诗中有“美人赠我金错刀(金琅玕、貂襜褕、锦绣段)，何以报之英琼瑶(双玉盘、明月珠、青玉案)”之句。邓氏持“好美善说”，故有此言。不过他所说的此篇诗作对后世的影响，还是很可信的。
原文及译文
孑孑干旄(máo)，在浚(xùn)之郊。素丝纰(pí)之，良马四之。彼姝(shū)者子，何以畀(bì)之？
牛尾之旗高高飘，人马来到浚邑郊。素丝束束理分明，良马四匹礼不轻。那位忠顺的贤士，你用什么来回敬？
孑(jié)孑干旟(yú)，在浚之都。素丝组之，良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鹰纹大旗高高飘，人马来到浚近郊。束帛层层堆得好，良马五匹选得妙。那位忠顺的贤士，你用什么来回报？
孑孑干旌(jīng)，在浚之城。素丝祝之，良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鸟羽旗帜高高飘，人马来到浚城郊。束帛捆捆堆得好，良马六匹真不少。那位忠顺的贤士，有何良策来回报？
注 释
①孑孑：特出之貌。指旗显眼，高挂干上。干旄(音毛mao)：以牦牛尾饰旗杆，树于车后，以状威仪。干通竿、杆。浚：地名。 旄，同“牦”，牦牛尾。
②纰(音皮pi)：连缀。在衣冠或旗帜上镶边。
③姝(音书shu)：美好。畀(音必bi)：给，予。
④旟(音于yu)：画有鸟隼的旗。 都：古时地方的区域名。毛传“下邑曰都”，下邑，近城。
⑤组：编织。
⑥旌(音京jing)：旗的一种。挂牦牛尾于竿头，下有五彩鸟羽。
⑦祝：“属”的假借字.编连缝合。
⑧告：作名词用，忠言也。一说告同予。
赏 析
《干旄》一诗，古今解其主旨之说甚多，据张树波《国风集说》所载，有十三种。各家之说，可谓洋洋大观，但其中影响较大的，也不过《毛诗序》为代表的“美卫文公臣子好善说”、朱熹《诗集传》为代表的“卫大夫访贤说”和现代一些学者所持的“男恋女情诗说”三种，恰好代表了古代经学汉学、宋学两大体系和五四运动兴起后新学的观点。
推敲起来，如果从文本本身所含信息出发去理解诗旨，似乎还是“卫大夫访贤说”比较可取些。按：毛传解“四之”、“五之”、“六之”为“御四马也”、“骖马五辔”、“四马六辔”，认为“良马四之”、“良马五之”、“良马六之”是说大夫驾车建旌旄而行。
对此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说：“服马四辔皆在手，两骖马内辔纳于觖，故四马皆言六辔，经未有言五辔者。”又引孔广森语曰：“四之、五之、六之，不当以辔为解，乃谓聘贤者用马为礼。三章转益，见其多庶。《觐礼》曰：‘匹马卓上，九马随之。’《春秋左传》曰：‘王赐虢公、晋侯马三匹。“楚公子弃疾见郑子皮以马六匹。’是以马者不必成双，故或五或六矣。”这儿，他指出了毛诗说的关键性破绽。
另外，马瑞辰稽考古文献，指出：“是古者聘贤招士多以弓旌车乘。此诗干旄、干旟、干旌，皆历举召贤者之所建。”(同上)由此又可见，相比较而言，“男恋女情诗说”谓此诗写一个男性贵族青年乘车赶马去见他的情人，虽从字面上也解释得通，但不如“卫大夫访贤说”那样证据较充足一些。
或许，有人会像清姚际恒那样，以为“《邶风》‘静女其姝’、《郑风》‘彼姝者子’，皆称女子，今称贤者以姝，似觉未安”(《诗经通论》)。但清方玉润《诗经原始》说得好：“‘西方美人’，亦称圣王，则称贤以姝，亦无所疑。”
诗全用赋体，采用重章叠句的结构，但完全重复的句子仅“彼姝者子”一句，这似乎也突出了那位“姝者”在全诗中的重要性。持“美好善说”的毛诗说以为“姝者”是卫国好美善的大夫，持“访贤说”的朱熹则以为“姝者”是卫国的贤人，但他们都认为“之”指代的是卫大夫。
毛诗说以“之”为“贤者乐告以善道”(同上)的对象，朱熹以“之”为“答其礼意之勤”(同上)的对象。“之”指代的应是上文的“彼姝者子”，若取“访贤说”，那“之”必然是指被访的贤人。“何以畀(予，告)之”，正是访贤大夫心中所想的问题：将赠送他们什么东西以示礼敬?将告诉他们哪些事需要请教?
从诗艺上说，“在浚之郊”、“在浚之都”、“在浚之城”，由远而近，“良马四之”、“良马五之”、“良马六之”由少而多，章法是很严谨的，而“何以畀之”、“何以予之”、“何以告之”用疑问句代陈述句，摇曳生姿，真觉“踌躇有神”(牛运震《诗志》)，反映访贤大夫求贤若渴的心理可谓妙笔生花。
清邓翔《诗经绎参》说此诗是东汉张衡《四愁诗》“所夺胎”，因为张氏诗中有“美人赠我金错刀(金琅玕、貂襜褕、锦绣段)，何以报之英琼瑶(双玉盘、明月珠、青玉案)”之句。邓氏持“好美善说”，故有此言。不过他所说的此篇诗作对后世的影响，还是很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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