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省三部门联合发文 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
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教育局、市场监管局，杨凌示范区发展改革局、科教局、市场监管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的通知》（发改价格〔2021〕1279号）精神，经省政府同意，现就加强我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收费管理权限。义务教育阶段线上和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属于非营利性机构收费，依法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由政府制定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对于在我省审批注册的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其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授权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制定；对于在我省审批办学许可的线上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其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由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教育厅制定。
二、科学制定收费标准（2021年11月底前）。各地要坚持学科类校外培训公益属性，充分考虑其涉及重大民生的特点，以有效减轻学生家庭教育支出负担为目标，以平均培训成本为基础，统筹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学生家庭承受能力等因素，以实现减负降费为目标，科学合理制定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线上和线下收费标准浮动幅度上浮不得超过10%，下浮不限。培训机构在政府制定的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内，确定具体收费标准。线下培训要区分不同班型，分类制定标准课程时长的基准收费标准。班型主要可分为10人以下、10～35人、35人以上三种类型。各地也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本地区具体的分类标准，标准课程时长，线上为30分钟，线下为45分钟，实际时长不一样的，按比例折算。各地拟定的定价方案及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成本调查情况一并报送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市场监管局。
三、抓紧开展成本调查（2021年11月10日前）。各地要根据相关规定，全面摸清当地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数量、规模类型、经营收入、收费标准等情况，尽快开展成本调查工作并形成调查报告。培训机构数量少的，应开展全面调查；数量较多的，可选取一定数量有代表性的机构进行调查，确保成本调查结果具有代表性、可参考性。开展成本调查，要严格核减不合理成本。培训成本包括培训机构人员薪酬、培训场地租金、宣传费、研发费用、固定资产折旧费以及其他费用。其中，培训机构人员平均工资水平应正常合理，不得明显高于统计部门公布的当地教育行业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培训场地租金和固定资产折旧费等，应当根据学科类校外培训实际利用时长等因素，按合理方法和公允水平分摊核算；宣传费按不超过学科类校外培训销售收入的3%据实核算。要加强关联交易审核，对明显不符合公允水平的关联交易，可开展延伸调查。各地要推动培训机构加快建立健全财务会计核算等制度，完整准确记录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各项成本和收入，以及培训人次、课时量、教师数量等经营情况。
四、强化收费信息公开。各地要督促培训机构按照规定，通过网站、收费场所、线上应用程序、公开媒体等途径，将学科类校外培训内容、培训时长、收费标准、教师资质等信息提前向社会公开；将招生简章、收费标准、教师资质等资料，连同上一年度收入、成本、利润以及关联交易、政策执行等情况，于每年6月底前分别报送给各地教育局、发展改革局、市场监管局。要切实发挥好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作用，鼓励各地教育行政部门采取集中公示的方式，将当地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办学类型、办学规模、收费标准等信息向社会公开。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快制定学科类校外培训内容质量、培训进度、课时设置等标准规范，并向社会公开。
五、加强收费行为监管。各地要推动培训机构全面使用教育部和市场监管总局统一制定的《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2021年修订版），严格履行合同义务，规范自身收费行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提高或变相提高政府制定的培训收费标准，不得在培训费外另行收取其他费用。各地市场监管、教育、发展改革等部门，要依职责加强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执行情况的监督。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鼓励社会各方参与监督。要依法严厉查处超过政府指导价收费，采取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扩大收费范围、虚增培训时长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虚假宣传，价格欺诈以及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行为。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典型案例，要公开曝光。
六、切实抓好组织实施（2021年12月底前）。各地发展改革、教育、市场监管部门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按照国家和我省关于“双减”工作的要求，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制定详细工作方案，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加快推进对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工作。各地要于2021年11月10日前完成当地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成本调查工作，11月底前拟定定价方案，12月底前出台线下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政府指导价管理政策，明确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以及具体实施时间，并做好政策衔接，加强预期引导和宣传解读，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确保政策平稳落地。后期要根据政策执行情况及时开展跟踪评估，建立培训收费政策动态调整机制和收费监管长效机制，适时对收费标准进行调整完善。对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的管理，参照执行。
各地发展改革、教育、市场监管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加强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对减轻学生校外培训负担、净化教育生态、维护教育公平的重要意义，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将其作为当前的重点工作任务，摆在突出位置，抓实抓好、抓出成效，推动培训收费水平明显降低，坚决遏制培训机构过度逐利行为，将降费减负目标落到实处，使人民群众对教育事业的满意度明显提升。请各地于2021年12月底前将贯彻落实情况书面报告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市场监管局。政策执行中遇到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11月2日
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教育局、市场监管局，杨凌示范区发展改革局、科教局、市场监管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的通知》（发改价格〔2021〕1279号）精神，经省政府同意，现就加强我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收费管理权限。义务教育阶段线上和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属于非营利性机构收费，依法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由政府制定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对于在我省审批注册的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其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授权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制定；对于在我省审批办学许可的线上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其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由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教育厅制定。
二、科学制定收费标准（2021年11月底前）。各地要坚持学科类校外培训公益属性，充分考虑其涉及重大民生的特点，以有效减轻学生家庭教育支出负担为目标，以平均培训成本为基础，统筹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学生家庭承受能力等因素，以实现减负降费为目标，科学合理制定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线上和线下收费标准浮动幅度上浮不得超过10%，下浮不限。培训机构在政府制定的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内，确定具体收费标准。线下培训要区分不同班型，分类制定标准课程时长的基准收费标准。班型主要可分为10人以下、10～35人、35人以上三种类型。各地也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本地区具体的分类标准，标准课程时长，线上为30分钟，线下为45分钟，实际时长不一样的，按比例折算。各地拟定的定价方案及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成本调查情况一并报送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市场监管局。
三、抓紧开展成本调查（2021年11月10日前）。各地要根据相关规定，全面摸清当地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数量、规模类型、经营收入、收费标准等情况，尽快开展成本调查工作并形成调查报告。培训机构数量少的，应开展全面调查；数量较多的，可选取一定数量有代表性的机构进行调查，确保成本调查结果具有代表性、可参考性。开展成本调查，要严格核减不合理成本。培训成本包括培训机构人员薪酬、培训场地租金、宣传费、研发费用、固定资产折旧费以及其他费用。其中，培训机构人员平均工资水平应正常合理，不得明显高于统计部门公布的当地教育行业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培训场地租金和固定资产折旧费等，应当根据学科类校外培训实际利用时长等因素，按合理方法和公允水平分摊核算；宣传费按不超过学科类校外培训销售收入的3%据实核算。要加强关联交易审核，对明显不符合公允水平的关联交易，可开展延伸调查。各地要推动培训机构加快建立健全财务会计核算等制度，完整准确记录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各项成本和收入，以及培训人次、课时量、教师数量等经营情况。
四、强化收费信息公开。各地要督促培训机构按照规定，通过网站、收费场所、线上应用程序、公开媒体等途径，将学科类校外培训内容、培训时长、收费标准、教师资质等信息提前向社会公开；将招生简章、收费标准、教师资质等资料，连同上一年度收入、成本、利润以及关联交易、政策执行等情况，于每年6月底前分别报送给各地教育局、发展改革局、市场监管局。要切实发挥好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作用，鼓励各地教育行政部门采取集中公示的方式，将当地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办学类型、办学规模、收费标准等信息向社会公开。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快制定学科类校外培训内容质量、培训进度、课时设置等标准规范，并向社会公开。
五、加强收费行为监管。各地要推动培训机构全面使用教育部和市场监管总局统一制定的《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2021年修订版），严格履行合同义务，规范自身收费行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提高或变相提高政府制定的培训收费标准，不得在培训费外另行收取其他费用。各地市场监管、教育、发展改革等部门，要依职责加强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执行情况的监督。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鼓励社会各方参与监督。要依法严厉查处超过政府指导价收费，采取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扩大收费范围、虚增培训时长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虚假宣传，价格欺诈以及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行为。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典型案例，要公开曝光。
六、切实抓好组织实施（2021年12月底前）。各地发展改革、教育、市场监管部门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按照国家和我省关于“双减”工作的要求，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制定详细工作方案，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加快推进对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工作。各地要于2021年11月10日前完成当地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成本调查工作，11月底前拟定定价方案，12月底前出台线下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政府指导价管理政策，明确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以及具体实施时间，并做好政策衔接，加强预期引导和宣传解读，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确保政策平稳落地。后期要根据政策执行情况及时开展跟踪评估，建立培训收费政策动态调整机制和收费监管长效机制，适时对收费标准进行调整完善。对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的管理，参照执行。
各地发展改革、教育、市场监管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加强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对减轻学生校外培训负担、净化教育生态、维护教育公平的重要意义，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将其作为当前的重点工作任务，摆在突出位置，抓实抓好、抓出成效，推动培训收费水平明显降低，坚决遏制培训机构过度逐利行为，将降费减负目标落到实处，使人民群众对教育事业的满意度明显提升。请各地于2021年12月底前将贯彻落实情况书面报告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市场监管局。政策执行中遇到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11月2日
#接诉即办#【您装进口袋，我们落在行动】门头沟区生态环境局深入贯彻落实市级条例精神和区级工作部署，坚持“周调度、月总结”、重点案件“领导包案”等各项工作机制，以“及时回应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宗旨，以“瞄准影响‘三率’突出问题”为工作目标，加大破解力度，注重管宣结合，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司法部：严格规范司法行政干警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决策部署，按照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工作安排，近日，司法部印发通知并制定了经商办企业禁业清单，要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将规范干警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作为全面从严管党治警的重要政治任务和推进司法行政队伍教育整顿的关键环节认真抓好贯彻落实，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司法行政铁军。
禁业范围主要涉及领域为司法行政干警所在单位管辖的业务范围和可能影响干警公正履职的经商办企业活动，明确司法行政系统厅局级以上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禁业范围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司法部和地方党委组织部相关规定执行。各地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及监狱、戒毒所厅局级以下领导班子成员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本单位管辖区域和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从事经商办企业活动；司法行政干警不得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和优惠条件；司法行政干警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从事可能影响干警公正履职的经商办企业活动，不得与干警所在单位和管辖单位发生直接经济关系。
司法部要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认识规范工作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规范工作，坚持把规范政法干警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抓实抓细抓好任务落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可以根据禁业清单，结合实际制定具体禁业清单。
专家解读“两高一部”
规范法检律关系两个《意见》
为认真贯彻落实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禁止法官、检察官与律师不正当接触交往制度机制的意见》《关于进一步规范法院、检察院离任人员从事律师职业的意见》（以下简称两个《意见》），最大限度减少权力设租寻租和不正当接触交往空间，切实维护司法廉洁和司法公正。
在第二批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总结提升环节的关键节点印发两个《意见》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两个《意见》具有哪些鲜明特点，其落地实施将会带来什么变化？记者带着这些问题，专门采访了法学界专家学者。
立之固本“两个《意见》的印发彰显了政法机关用制度管权力、反腐败、抓作风的坚定决心和工作思路。针对教育整顿中发现的系统性、普遍性问题，两个《意见》明确提供了健全司法机关正风肃纪长效机制、执法司法制约监督机制建设的有力抓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程雷告诉记者。
受访专家一致认为，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只有坚持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才能从根上清除滋生司法腐败的土壤，扎紧制度的笼子，防止滥用权力。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时延安指出，与以往有关规定相比，两个《意见》具有更为严密、更为严格的两个特征——对法官、检察官与律师形成不正当接触的各种情形进行了统一规范，尤其是强化对法院、检察院离任人员从事律师职业问题的规范，进而确保法官、检察官司法活动的公正性，为防范利益输送等各种司法腐败行为建起了一道有力的屏障。同时强化了对法官、检察官的纪律要求，以明确的规范形式约束法官、检察官的职业活动，禁止性规范目的明确、表述清晰、措施有力，这对有效遏制法官、检察官与律师之间的不正当交往具有重要意义。
“两个《意见》的印发，是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坚持‘当下治’与‘长久立’相统一的生动实践。”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律职业伦理研究所所长王进喜说，两个《意见》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定期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在律师事务所违规从业情况开展核查，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清理；强化内外部监督制约，将法官、检察官与律师接触交往，法官、检察官近亲属从事律师职业等问题纳入司法巡查、巡视巡察和审务督察、检务督察范围。这些坚决有力的措施，能够有效切断利益输送和利益勾连，清除司法不公问题隐患。
行之有效 “两个《意见》是对司法实践当中长期存在的法官、检察官与律师不正当接触和交往，法院、检察院离任人员违规从事律师职业等问题开出的一剂猛药。”王进喜这样评价。
王进喜分析指出，过去，受制于思想认识不到位、法律规范不健全、技术条件限制等因素，一些影响司法廉洁、公正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如，律师法、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对法官、检察官离任后从事律师职业受到的限制早已有规定，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数据采集与信息沟通技术，这些规定未能得到有效执行。再如，过去司法实践中听取律师辩护代理意见制度不完善，司法机关内部制约不足，是造成法官、检察官与律师不规范交往、权力寻租的一个重要因素。
王进喜认为，此次“两高一部”印发的两个《意见》不仅明确指出了这些问题，而且规定了有力的对策。如，两个《意见》将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律师事务所行政人员纳入调整对象范围；将法官、检察官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律师事务所担任“隐名合伙人”；默许、纵容、包庇配偶、子女及其配偶或者其他特定关系人在律师事务所违规取酬等问题纳入规制范围，尽最大可能不留规范死角。
“两个《意见》能够推动法官、检察官、律师三者恪尽职责，依法履职，共同维护司法公正。”在程雷看来，印发两个《意见》将为法官、检察官正确履职、律师依法执业和法官、检察官与律师正当交往提供必要的基本遵循，划出了明确的责任“红线”，同时也能够正向鼓励司法人员和律师严格依法履职、潜心钻研业务，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长远建设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施之长远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坚持制度制定与执行并重，加强监督检查、狠抓制度落实，才能确保建章立制立得住、落得实、行得远。
时延安认为，好的规范性文件，要形成好的效果，主要看“谁来落实，如何构建监督机制，如何警示、发现、反馈违规信息”，落实这两个《意见》也是如此，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能否依照正当程序理念构建相应的惩戒机制，一方面要坚决遏制法官、检察官与律师的不正当接触，另一方面也要充分保障法官、检察官的职业权利和律师执业权利。
王进喜指出，两个《意见》对于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作出了明确指引。如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建立离任人员信息库，并实现与律师管理系统的对接。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依托离任人员信息库，加强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申请律师执业的审核把关；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会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建立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在律师事务所从业信息库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近亲属从事律师职业信息库，并实现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立案、办案系统的对接；要探索建立法官、检察官与律师办理案件动态监测机制，依托法院、检察院案件管理系统和律师管理系统，建立相关预警机制。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两个《意见》还要辅之以更为深层次的制度改革和完善。如，进一步加强法律职业伦理建设和教育；进一步完善和推进从律师中选拔法官、检察官制度；建立健全法官、检察官与律师正当沟通交流制度等。”王进喜建言，实现司法廉洁和司法公正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也是一个长期工作。今后应当围绕两个《意见》，研究实现司法廉洁、维护司法公正的长效机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上升为法律。
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多位专家表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走深走实是制度“笼子”不断扎紧的过程。涵养司法公正、廉洁清正的生态，要依靠严密完备、高效运行的制度体系发挥作用。伴随着更加务实高效制度机制不断立柱架梁、夯基筑台，政法队伍建设还将不断迈上新台阶。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决策部署，按照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工作安排，近日，司法部印发通知并制定了经商办企业禁业清单，要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将规范干警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作为全面从严管党治警的重要政治任务和推进司法行政队伍教育整顿的关键环节认真抓好贯彻落实，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司法行政铁军。
禁业范围主要涉及领域为司法行政干警所在单位管辖的业务范围和可能影响干警公正履职的经商办企业活动，明确司法行政系统厅局级以上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禁业范围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司法部和地方党委组织部相关规定执行。各地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及监狱、戒毒所厅局级以下领导班子成员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本单位管辖区域和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从事经商办企业活动；司法行政干警不得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和优惠条件；司法行政干警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从事可能影响干警公正履职的经商办企业活动，不得与干警所在单位和管辖单位发生直接经济关系。
司法部要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认识规范工作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规范工作，坚持把规范政法干警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抓实抓细抓好任务落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可以根据禁业清单，结合实际制定具体禁业清单。
专家解读“两高一部”
规范法检律关系两个《意见》
为认真贯彻落实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禁止法官、检察官与律师不正当接触交往制度机制的意见》《关于进一步规范法院、检察院离任人员从事律师职业的意见》（以下简称两个《意见》），最大限度减少权力设租寻租和不正当接触交往空间，切实维护司法廉洁和司法公正。
在第二批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总结提升环节的关键节点印发两个《意见》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两个《意见》具有哪些鲜明特点，其落地实施将会带来什么变化？记者带着这些问题，专门采访了法学界专家学者。
立之固本“两个《意见》的印发彰显了政法机关用制度管权力、反腐败、抓作风的坚定决心和工作思路。针对教育整顿中发现的系统性、普遍性问题，两个《意见》明确提供了健全司法机关正风肃纪长效机制、执法司法制约监督机制建设的有力抓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程雷告诉记者。
受访专家一致认为，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只有坚持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才能从根上清除滋生司法腐败的土壤，扎紧制度的笼子，防止滥用权力。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时延安指出，与以往有关规定相比，两个《意见》具有更为严密、更为严格的两个特征——对法官、检察官与律师形成不正当接触的各种情形进行了统一规范，尤其是强化对法院、检察院离任人员从事律师职业问题的规范，进而确保法官、检察官司法活动的公正性，为防范利益输送等各种司法腐败行为建起了一道有力的屏障。同时强化了对法官、检察官的纪律要求，以明确的规范形式约束法官、检察官的职业活动，禁止性规范目的明确、表述清晰、措施有力，这对有效遏制法官、检察官与律师之间的不正当交往具有重要意义。
“两个《意见》的印发，是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坚持‘当下治’与‘长久立’相统一的生动实践。”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律职业伦理研究所所长王进喜说，两个《意见》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定期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在律师事务所违规从业情况开展核查，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清理；强化内外部监督制约，将法官、检察官与律师接触交往，法官、检察官近亲属从事律师职业等问题纳入司法巡查、巡视巡察和审务督察、检务督察范围。这些坚决有力的措施，能够有效切断利益输送和利益勾连，清除司法不公问题隐患。
行之有效 “两个《意见》是对司法实践当中长期存在的法官、检察官与律师不正当接触和交往，法院、检察院离任人员违规从事律师职业等问题开出的一剂猛药。”王进喜这样评价。
王进喜分析指出，过去，受制于思想认识不到位、法律规范不健全、技术条件限制等因素，一些影响司法廉洁、公正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如，律师法、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对法官、检察官离任后从事律师职业受到的限制早已有规定，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数据采集与信息沟通技术，这些规定未能得到有效执行。再如，过去司法实践中听取律师辩护代理意见制度不完善，司法机关内部制约不足，是造成法官、检察官与律师不规范交往、权力寻租的一个重要因素。
王进喜认为，此次“两高一部”印发的两个《意见》不仅明确指出了这些问题，而且规定了有力的对策。如，两个《意见》将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律师事务所行政人员纳入调整对象范围；将法官、检察官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律师事务所担任“隐名合伙人”；默许、纵容、包庇配偶、子女及其配偶或者其他特定关系人在律师事务所违规取酬等问题纳入规制范围，尽最大可能不留规范死角。
“两个《意见》能够推动法官、检察官、律师三者恪尽职责，依法履职，共同维护司法公正。”在程雷看来，印发两个《意见》将为法官、检察官正确履职、律师依法执业和法官、检察官与律师正当交往提供必要的基本遵循，划出了明确的责任“红线”，同时也能够正向鼓励司法人员和律师严格依法履职、潜心钻研业务，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长远建设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施之长远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坚持制度制定与执行并重，加强监督检查、狠抓制度落实，才能确保建章立制立得住、落得实、行得远。
时延安认为，好的规范性文件，要形成好的效果，主要看“谁来落实，如何构建监督机制，如何警示、发现、反馈违规信息”，落实这两个《意见》也是如此，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能否依照正当程序理念构建相应的惩戒机制，一方面要坚决遏制法官、检察官与律师的不正当接触，另一方面也要充分保障法官、检察官的职业权利和律师执业权利。
王进喜指出，两个《意见》对于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作出了明确指引。如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建立离任人员信息库，并实现与律师管理系统的对接。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依托离任人员信息库，加强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申请律师执业的审核把关；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会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建立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在律师事务所从业信息库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近亲属从事律师职业信息库，并实现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立案、办案系统的对接；要探索建立法官、检察官与律师办理案件动态监测机制，依托法院、检察院案件管理系统和律师管理系统，建立相关预警机制。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两个《意见》还要辅之以更为深层次的制度改革和完善。如，进一步加强法律职业伦理建设和教育；进一步完善和推进从律师中选拔法官、检察官制度；建立健全法官、检察官与律师正当沟通交流制度等。”王进喜建言，实现司法廉洁和司法公正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也是一个长期工作。今后应当围绕两个《意见》，研究实现司法廉洁、维护司法公正的长效机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上升为法律。
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多位专家表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走深走实是制度“笼子”不断扎紧的过程。涵养司法公正、廉洁清正的生态，要依靠严密完备、高效运行的制度体系发挥作用。伴随着更加务实高效制度机制不断立柱架梁、夯基筑台，政法队伍建设还将不断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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