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互动[超话]#人如果肯努力，那怕作一颗铺路的石子也行，也正因为这样，才成就了宽阔平坦的大路来供人行走，怕的是高不成又不能低就，也只有从实际能力出发，力所能及讲奉献，各尽所能，而不可好高骛远，正确评估自己的能力，据实而为，就能为这伟大时代添砖加瓦，只要尽力就好，就不会有愧于心，平凡而伟大就是如此而来的。
————青青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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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遇[超话]#
（如果超话不能发的话可以告诉我 我会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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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误解的历史人物#隋炀帝杨广真的一无是处吗？
隋炀帝杨广是隋朝的第二个皇帝，也是隋朝亡国之君，一度繁荣强盛的隋帝国在他手里仅仅十几年时间就分崩离析，给亿万生民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唐朝成立后，唐太宗李世民又以隋炀帝的失败为反面榜样，处处警醒自己。而唐太宗是历史上最知名的治世君主之一，因此，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隋炀帝在主流观点里一直是被完全否定的，他在史书和各种民间故事里，往往一个荒淫好色、昏庸奢侈和残暴不堪的形象，可以说是毫无可取之处。
不过，近现代史学界秉持着客观公正的原则，开始逐渐认识和承认隋炀帝对历史发展的积极方面作用，日本隋唐学界更为激进，有些学者，比如气贺泽保规，在其著作《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里，不仅把声名狼藉的失败者隋炀帝和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圣君唐太宗相提并论，甚至还认为隋炀帝作为帝王的眼光比唐太宗更胜一筹：
“唐太宗与隋炀帝都是次子，而且两个人都有并不光彩的过去：即都是通过杀害兄长才得到掌权。另一方面，从作为皇帝的资质来看，冷静的比较两者，就会发现无论在把握未来的构想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还是在学问以及文学素养等方面，隋炀帝都要高出一筹。唐太宗也清楚的知道，如果不另辟蹊径的话，自己只能步隋炀帝之后尘。所以唐太宗把隋炀帝塑造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和反面典型，并通过重视臣子的谏言这一策略，竭力在各方面与隋炀帝进行对比，千方百计地打造自己的明君形象，借以洗刷因玄武门之变而带来的阴影”。
其实，正视隋炀帝杨广对历史发展积极的一面并不是现代新鲜事，自从唐朝中后期开始就有这种声音了。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北方生产力遭到战火的极大破坏，全靠富裕的江淮财赋维持政治的运作，而为唐政府持续输血的就是隋炀帝杨广开凿的大运河。因此，唐朝诗人皮日休通过大运河南下扬州时，写诗感叹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明朝礼部尚书于慎行也曾写史评道，隋炀帝“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矣!”
如果全面综合地考察隋炀帝一生，就会发现他是一个事功之心强烈的开拓之君，而不是传统印象里仅仅因为好色奢侈而身败名裂的糊涂皇帝。那隋炀帝究竟开创了什么功业，才能以亡国暴君之身而得到后人如此高的肯定呢？
首先，隋炀帝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国家民族的统一。隋朝平陈虽然结束了自魏晋以来南北方长达三百余年的动荡分裂，但南北由于长期分属不同政权而且处于对立状态，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深的隔阂。隋朝统一后，南方很快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这时隋文帝紧急调晋王杨广担任扬州总管出藩镇守江南。杨广在江南期间，尊重南方的文化传统，针对南方进行了怀柔政策，可以说为维护和巩固统一政权是作出了成绩的。杨广登极为皇帝后，也为维修隋帝国的国防安全作出了各种部署。比如加固长城防线，突厥再也没南下有大规模侵扰行为；西击吐谷浑，其地皆入隋之版图。隋炀帝还大刀阔斧进行了政治改革。他先对吏治进行改革，雷霆手段精简冗员；在地方上并省州县，废除了大批机构。他又增设御史台、秘书省和鸿胪寺等，加强对吏治监督和维系周边关系发展等。
其次，隋炀帝对府兵制进行了改革。为了加强中央对府兵控制，防止割据势力出现，隋炀帝降低了府兵将帅的级别和地位，这就削弱了将帅擅权的离心力，将军权掌握在皇帝手里。然后把府兵从十二府发展成十六卫，增强了军事力量。他还注重内军，使全国军事力量呈现内重外轻的均衡局面。
再次，隋炀帝完善了科举制度。科举制是深远影响我国的选拔人才之制度，其初步产生于隋代，隋文帝是创始人，而隋炀帝则是这一制度的重要完善者。开皇时科举常科只有秀才和明经，隋炀帝于大业时期新创了长期为后世所重的进士科，对唐宋明清各朝各代产生了深远影响。隋朝由于历时短，科举制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而科举在唐朝的地位就十分明显了，唐朝的繁荣发展离不开科举制。
明代思想家王夫之曾说过，“隋亡而法不亡”，是指隋朝创建的各种制度经过改革已经达到了比较完善的地步，可以成为某种规范而为后世所用，这些制度并没有随着隋朝的灭亡而被废弃，隋炀帝当然为这些制度的建立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隋朝的覆灭与隋炀帝屡兴土木滥用民力离不开关系，而隋炀帝一系列大工程里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大运河。正如笔者前面所言，唐朝自中后期开始，就逐渐正视隋炀帝开运河的功劳。著名隋唐史学者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对于运河与大唐帝国的存亡关系有一个很锐敏的观察。如第一五页说：“唐代自安史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至黄巢之乱既将赐东南区域之经济几全加破坏，复断绝汴路运河之交通，而奉长安文化为中心仰东南财赋以存立之政治集团，遂不得不土崩瓦解，大唐帝国之形式及实质，均于是告终矣。”又第一一五至一一六页说：“夫黄巢既破坏东南诸道财赋之区，时溥复断绝南北运输之汴路，借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以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
隋唐时期，虽然中国的军事政治文化重心仍然还在西北，但经济重心却已迁移到南方去了。因此，大一统帝国都要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把经济中心南方和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连接起来，隋朝大运河就是在帝国大一统的形式下根据客观需要而产生的。虽然史书把隋炀帝开凿运河的行为丑化为醉心玩乐，而且最初开凿时因工程的巨大而花费了许多人的生命与劳力，但运河的红利在此后的数百年内发挥了出来。然而，为此付出了无尽代价的隋炀帝本人和隋朝老百姓是无法享受到大运河的福利了。
综上所述，包括导致他一败涂地的三征高句丽在内，隋炀帝的很多作为其实完全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而行，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战略家。但是，炀帝为人有很大的性格缺陷，行政时刚愎自用急于求成，缺乏弹性，而且只肯居顺境，不愿意面对挫折，受到打击后就心灰意懒逃避现实，最后导致家族和国家完全走向覆亡，在战术方面，他可以说是一败涂地了。
隋炀帝长期以来是一个被全面否定的历史人物，现在有出现肯定他的声音，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不过我们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的时候，还是要秉持客观公正原则，肯定他的功绩同时也不能回避他的错误。
隋炀帝杨广是隋朝的第二个皇帝，也是隋朝亡国之君，一度繁荣强盛的隋帝国在他手里仅仅十几年时间就分崩离析，给亿万生民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唐朝成立后，唐太宗李世民又以隋炀帝的失败为反面榜样，处处警醒自己。而唐太宗是历史上最知名的治世君主之一，因此，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隋炀帝在主流观点里一直是被完全否定的，他在史书和各种民间故事里，往往一个荒淫好色、昏庸奢侈和残暴不堪的形象，可以说是毫无可取之处。
不过，近现代史学界秉持着客观公正的原则，开始逐渐认识和承认隋炀帝对历史发展的积极方面作用，日本隋唐学界更为激进，有些学者，比如气贺泽保规，在其著作《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里，不仅把声名狼藉的失败者隋炀帝和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圣君唐太宗相提并论，甚至还认为隋炀帝作为帝王的眼光比唐太宗更胜一筹：
“唐太宗与隋炀帝都是次子，而且两个人都有并不光彩的过去：即都是通过杀害兄长才得到掌权。另一方面，从作为皇帝的资质来看，冷静的比较两者，就会发现无论在把握未来的构想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还是在学问以及文学素养等方面，隋炀帝都要高出一筹。唐太宗也清楚的知道，如果不另辟蹊径的话，自己只能步隋炀帝之后尘。所以唐太宗把隋炀帝塑造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和反面典型，并通过重视臣子的谏言这一策略，竭力在各方面与隋炀帝进行对比，千方百计地打造自己的明君形象，借以洗刷因玄武门之变而带来的阴影”。
其实，正视隋炀帝杨广对历史发展积极的一面并不是现代新鲜事，自从唐朝中后期开始就有这种声音了。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北方生产力遭到战火的极大破坏，全靠富裕的江淮财赋维持政治的运作，而为唐政府持续输血的就是隋炀帝杨广开凿的大运河。因此，唐朝诗人皮日休通过大运河南下扬州时，写诗感叹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明朝礼部尚书于慎行也曾写史评道，隋炀帝“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矣!”
如果全面综合地考察隋炀帝一生，就会发现他是一个事功之心强烈的开拓之君，而不是传统印象里仅仅因为好色奢侈而身败名裂的糊涂皇帝。那隋炀帝究竟开创了什么功业，才能以亡国暴君之身而得到后人如此高的肯定呢？
首先，隋炀帝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国家民族的统一。隋朝平陈虽然结束了自魏晋以来南北方长达三百余年的动荡分裂，但南北由于长期分属不同政权而且处于对立状态，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深的隔阂。隋朝统一后，南方很快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这时隋文帝紧急调晋王杨广担任扬州总管出藩镇守江南。杨广在江南期间，尊重南方的文化传统，针对南方进行了怀柔政策，可以说为维护和巩固统一政权是作出了成绩的。杨广登极为皇帝后，也为维修隋帝国的国防安全作出了各种部署。比如加固长城防线，突厥再也没南下有大规模侵扰行为；西击吐谷浑，其地皆入隋之版图。隋炀帝还大刀阔斧进行了政治改革。他先对吏治进行改革，雷霆手段精简冗员；在地方上并省州县，废除了大批机构。他又增设御史台、秘书省和鸿胪寺等，加强对吏治监督和维系周边关系发展等。
其次，隋炀帝对府兵制进行了改革。为了加强中央对府兵控制，防止割据势力出现，隋炀帝降低了府兵将帅的级别和地位，这就削弱了将帅擅权的离心力，将军权掌握在皇帝手里。然后把府兵从十二府发展成十六卫，增强了军事力量。他还注重内军，使全国军事力量呈现内重外轻的均衡局面。
再次，隋炀帝完善了科举制度。科举制是深远影响我国的选拔人才之制度，其初步产生于隋代，隋文帝是创始人，而隋炀帝则是这一制度的重要完善者。开皇时科举常科只有秀才和明经，隋炀帝于大业时期新创了长期为后世所重的进士科，对唐宋明清各朝各代产生了深远影响。隋朝由于历时短，科举制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而科举在唐朝的地位就十分明显了，唐朝的繁荣发展离不开科举制。
明代思想家王夫之曾说过，“隋亡而法不亡”，是指隋朝创建的各种制度经过改革已经达到了比较完善的地步，可以成为某种规范而为后世所用，这些制度并没有随着隋朝的灭亡而被废弃，隋炀帝当然为这些制度的建立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隋朝的覆灭与隋炀帝屡兴土木滥用民力离不开关系，而隋炀帝一系列大工程里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大运河。正如笔者前面所言，唐朝自中后期开始，就逐渐正视隋炀帝开运河的功劳。著名隋唐史学者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对于运河与大唐帝国的存亡关系有一个很锐敏的观察。如第一五页说：“唐代自安史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至黄巢之乱既将赐东南区域之经济几全加破坏，复断绝汴路运河之交通，而奉长安文化为中心仰东南财赋以存立之政治集团，遂不得不土崩瓦解，大唐帝国之形式及实质，均于是告终矣。”又第一一五至一一六页说：“夫黄巢既破坏东南诸道财赋之区，时溥复断绝南北运输之汴路，借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以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
隋唐时期，虽然中国的军事政治文化重心仍然还在西北，但经济重心却已迁移到南方去了。因此，大一统帝国都要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把经济中心南方和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连接起来，隋朝大运河就是在帝国大一统的形式下根据客观需要而产生的。虽然史书把隋炀帝开凿运河的行为丑化为醉心玩乐，而且最初开凿时因工程的巨大而花费了许多人的生命与劳力，但运河的红利在此后的数百年内发挥了出来。然而，为此付出了无尽代价的隋炀帝本人和隋朝老百姓是无法享受到大运河的福利了。
综上所述，包括导致他一败涂地的三征高句丽在内，隋炀帝的很多作为其实完全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而行，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战略家。但是，炀帝为人有很大的性格缺陷，行政时刚愎自用急于求成，缺乏弹性，而且只肯居顺境，不愿意面对挫折，受到打击后就心灰意懒逃避现实，最后导致家族和国家完全走向覆亡，在战术方面，他可以说是一败涂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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