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项目的时间周期对于项目发展的影响，值得讨论。
商业风险投资一只基金的设立期限至少在五到七年，一个项目的投入到退出至少在三到五年。而公益领域内跨年度的项目都很少。基金会是公益项目的资金供给方，对公募基金会而言，受到基金会管理条例的限制，每年募资必须在下个年度支出70%以上。这个规定实质上限制了基金会对于长期公益项目的选择。[挖鼻][挖鼻]
商业风险投资一只基金的设立期限至少在五到七年，一个项目的投入到退出至少在三到五年。而公益领域内跨年度的项目都很少。基金会是公益项目的资金供给方，对公募基金会而言，受到基金会管理条例的限制，每年募资必须在下个年度支出70%以上。这个规定实质上限制了基金会对于长期公益项目的选择。[挖鼻][挖鼻]
【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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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美国将释放5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5,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美国抛了个鸡肋出来？】美国总统拜登周二宣布，美国将动用战略石油储备（SPR），以协助遏制燃料价格的快速上涨。其将从SPR中释放出5,000万桶原油，其中1,800万桶已得到国会批准而直接销售，另外3,200万桶则会在未来几个月内进行交易，并在油价平稳后于2022年至2024年期间回到战略石油储备中。
这是美国首次联合印度、中国、日本、韩国和英国开展此类行动。另据日本广播协会（NHK）报道，日本政府已决定接受美国政府的要求，首次释放国家储备石油。
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截至11月19日，美国SPR的规模为6.045亿桶，分布在四个地点，而在拜登宣布消息之后，石油需要13天才能进入市场。根据该部门的说法，国家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对储备石油加以利用：1. 为应对"严重的能源中断"而全面缩减石油储备；2. 有限度地减少不超过3,000万桶石油储备；3. 减少储备以进行交换或试销。
消息公布后，WTI原油期货价格先是下跌1.9%至每桶75.30美元的日中低点，之后收复失地，并进入上涨区间，最后以每桶78.67美元收盘，上涨2.5%，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则上涨3.2%，以每桶82.31美元收盘。
据CNBC报道，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私人财富美国公司（CIBC Private Wealth US）的董事总经理Rebecca Babin指出，这一消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已被充分传达”，因此已被市场消化。此前拜登政府一直表示，自己正针对高企的油价考虑相应的调控手段。
Rebecca Babin称，“在过去几周里，整个原油市场的仓位大幅减少，因为交易员在年底前锁定了利润，这也令市场的反应较为平稳。”在10月分别升至七年和三年来的最高水平后，WTI和布伦特的价格已经有所回落。
去年4月，由于新冠疫情削弱了全球经济对石油产品的需求，欧佩克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即每天从市场上撤出近1,000万桶石油。随着油价跌至历史低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产油国也限制了产量。自那以后，虽然石油需求出现反弹，但生产商在增加供应方面行动缓慢，从而令原油价格涨至多年以来的高点。今年8月，拜登政府曾呼吁欧佩克及其产油国盟友在面临能源价格上涨的情况下提高产量，但欧佩克决定维持此前商定的每月增产40万桶的规划。
为了缓和价格，从SPR中释放石油储备是否有意义呢？
有人对此表示了肯定。能源对冲基金Again Capital的合伙人John Kilduff称，“这是压低油价的一个适时举措。这些新增的石油供应将有助于弥补冬季前产量的不足，特别是假如我们能够确定几个主要的亚洲石油消费国也会拿出可观的石油储备的话。”
“这一举动标志着'反欧佩克联盟'的正式出现，即一群顶级石油消费国试图将石油供应端的动态掌握在自己手中，通过以非常规和前所未有的方式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在石油市场制造人为松动，从而压制油价。”Rystad能源公司高级石油市场分析师Louise Dickson表示。“对石油供应的支持是为了平抑油价的上涨，并使疫情下的GDP复苏走上正轨，特别是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宏观环境背景下。”
不过，一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在与记者的电话交谈中承认，本次释放SPR并“不是紧急行动”。事实上，美国国内并没有汽油短缺，而且油价在过去一周已经下跌了10%，对石油的需求也进入了经济学家Ed Yardeni所说的“典型的季节性下降区间”。为迎接圣诞节，向美国发货的窗口在10月中旬已经关闭，在洛杉矶等待发货的货船数量从86艘的峰值降至71艘，而全球集装箱指数则在上周下跌了20%。这意味着，随着物流压力的降低，对船用燃料和柴油的需求将会下降。与此同时，国际能源署表示，石油产量将很快增加，因为钻探商已经在为应对更高的石油价格而采取行动，再加上欧洲新冠疫情封锁对经济的影响，市场对石油的需求将会放缓。
由此来看，拜登政府释放SPR的行为似乎有点“鸡肋”。不过，如果石油价格上涨呢？那拜登政府就可以继续指责大型石油公司，并称自己至少做出了一些努力。此举的最大好处在于，它并没有真正伤害到任何人，因为这么做的影响几乎微乎极微。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5,000万桶石油将会像细流入大海般消失在偌大的全球石油市场里。按照法国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分析师Michael Haigh的说法："此举对我们的模型产生的影响甚至难以察觉"，油价“最多”会降低1美元/桶。毕竟，全世界每天都会消耗9,500万桶石油，也就是每年350亿桶。
考虑到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正处于能源危机之中，更多的石油供应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帮助的。在电价上涨创纪录之际，欧洲和亚洲正在为电厂能否获得充足的煤炭和天然气供应而感到紧张，而拉尼娜天气模式也预示这这个冬天将非常寒冷；与此同时，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在向欧洲输送天然气方面一直行动迟缓，这让欧洲面临着人们因为无法取暖而被冻死的紧迫现实。
虽然拜登政府的举动并没有真正伤害到任何人，但对部分人来讲依然是一个恼人之举，其中就包括欧佩克。拜登在近几个月两次请求欧佩克向市场输送更多的石油，但遭到了后者拒绝。
的确，为什么要遵从一个对石油行业只表现出蔑视的人的意见呢？在拜登上任的第一天，他就扼杀了Keystone XL输油管道项目，并阻止了美国的石油租赁销售，还推动了更严格的监管。就在上周，拜登命令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对大型石油公司展开了调查，以了解后者的"非法行为是否增加了家庭在燃料支出方面的负担"，这也是为什么自拜登上任以来，美国石油生产商一直保持着警惕。
另外，拜登政府宁愿从沙特采购更多的石油，也不愿意鼓励德克萨斯州的压裂企业从事更多的开采活动，这也让美国石油公司对他感到不满。对公司来说，75美元的油价似乎是合理的，如果这不是合理的价格，那么谁又能说什么价格是合理的呢？拜登政府么？
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与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都会受到通胀的影响。美联储释放的美元海啸推高了用于生产每一桶石油的钢铁、沙子和劳动力的价格。反过来，如果一旦石油价格达到一个健康的、有利可图的水平，拜登政府又会试图阻挠，那么为什么还要费力地开动钻机和雇佣施工人员去钻更多的油井呢？
美国承认，现在石油供应充足，不存在供应紧张的情况。因此，释放SPR实际上是拜登政府对世界上最大商品市场的不信任声明。这就像是号称自己是“汽车发烧友”的拜登挥舞着拳头向所有听众宣称，他比市场更清楚油价应该是多少。
所以，这就引出了另一个思考角度，即你是否认为美国政府能够知道“正确的”石油价格应该是多少。
如果你相信其了解油价的能力，那么可以参考这些信息：美国的首批5亿桶SPR是在平均油价为85美元/桶时购买的，考虑到当前油价在80美元左右，这似乎是合理的。但自美国SPR创建以来，平均油价只有63美元/桶。事实上，当油价在1986年崩盘时，美国对SPR的采购几乎停止了。
一些经合组织国家也出现过类似的购买行为。例如在伊朗石油危机后的几年里，他们在当油价高涨时增加了石油战略储备，随后在油价下跌时又减少了战略储备。一些政府为了避免损失，还要求本国石油公司持有最低库存，并随着油价波动。这种顺周期而非反周期的行为导致了亏损——只不过承担亏损的是行业和消费者，而不是政府。
更糟糕的是，政府似乎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要对油价做出越来越高的预测。虽然国际能源署（IEA）确实做出过气候变化政策将导致油价下跌的预测，但根据已公布的政策或已宣布的计划，他们的标准预期是油价会在较长时间内持平或上涨。
这种预测其实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观念，即资源的消耗意味着价格的不断上涨。正如阿德尔曼（M. A. Adelman）在1986年所说，“回报递减与地壳知识的增加及其开采和使用方法的增加是对立的。石油的价格，就像任何矿物的价格一样，是冲突引发的不确定波动的结果。”而且，许多经济学家追随了过去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观点：后者认为，经济规律表明，矿物价格应该呈指数增长，尽管从历史上看来，它们并没有这样的表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推动油价预测的心理因素（可能有人还认为这是经济因素）不断发生着变化，比如下图就凸显了IEA价格预测/情景的演变。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里，它们通常代表着共识，这表明共识告诉我们的更多的是预测者共同的愿望，而不是他们预测的准确性。
还有一点值得提出，即为短期政治利益而使用SPR是不可取的，这有点像动用退休基金来支付度假费用。这可能在短期内感觉很好，但从长远来看，会让人后悔莫及。https://t.cn/A6xi6VXg
这是美国首次联合印度、中国、日本、韩国和英国开展此类行动。另据日本广播协会（NHK）报道，日本政府已决定接受美国政府的要求，首次释放国家储备石油。
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截至11月19日，美国SPR的规模为6.045亿桶，分布在四个地点，而在拜登宣布消息之后，石油需要13天才能进入市场。根据该部门的说法，国家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对储备石油加以利用：1. 为应对"严重的能源中断"而全面缩减石油储备；2. 有限度地减少不超过3,000万桶石油储备；3. 减少储备以进行交换或试销。
消息公布后，WTI原油期货价格先是下跌1.9%至每桶75.30美元的日中低点，之后收复失地，并进入上涨区间，最后以每桶78.67美元收盘，上涨2.5%，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则上涨3.2%，以每桶82.31美元收盘。
据CNBC报道，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私人财富美国公司（CIBC Private Wealth US）的董事总经理Rebecca Babin指出，这一消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已被充分传达”，因此已被市场消化。此前拜登政府一直表示，自己正针对高企的油价考虑相应的调控手段。
Rebecca Babin称，“在过去几周里，整个原油市场的仓位大幅减少，因为交易员在年底前锁定了利润，这也令市场的反应较为平稳。”在10月分别升至七年和三年来的最高水平后，WTI和布伦特的价格已经有所回落。
去年4月，由于新冠疫情削弱了全球经济对石油产品的需求，欧佩克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即每天从市场上撤出近1,000万桶石油。随着油价跌至历史低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产油国也限制了产量。自那以后，虽然石油需求出现反弹，但生产商在增加供应方面行动缓慢，从而令原油价格涨至多年以来的高点。今年8月，拜登政府曾呼吁欧佩克及其产油国盟友在面临能源价格上涨的情况下提高产量，但欧佩克决定维持此前商定的每月增产40万桶的规划。
为了缓和价格，从SPR中释放石油储备是否有意义呢？
有人对此表示了肯定。能源对冲基金Again Capital的合伙人John Kilduff称，“这是压低油价的一个适时举措。这些新增的石油供应将有助于弥补冬季前产量的不足，特别是假如我们能够确定几个主要的亚洲石油消费国也会拿出可观的石油储备的话。”
“这一举动标志着'反欧佩克联盟'的正式出现，即一群顶级石油消费国试图将石油供应端的动态掌握在自己手中，通过以非常规和前所未有的方式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在石油市场制造人为松动，从而压制油价。”Rystad能源公司高级石油市场分析师Louise Dickson表示。“对石油供应的支持是为了平抑油价的上涨，并使疫情下的GDP复苏走上正轨，特别是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宏观环境背景下。”
不过，一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在与记者的电话交谈中承认，本次释放SPR并“不是紧急行动”。事实上，美国国内并没有汽油短缺，而且油价在过去一周已经下跌了10%，对石油的需求也进入了经济学家Ed Yardeni所说的“典型的季节性下降区间”。为迎接圣诞节，向美国发货的窗口在10月中旬已经关闭，在洛杉矶等待发货的货船数量从86艘的峰值降至71艘，而全球集装箱指数则在上周下跌了20%。这意味着，随着物流压力的降低，对船用燃料和柴油的需求将会下降。与此同时，国际能源署表示，石油产量将很快增加，因为钻探商已经在为应对更高的石油价格而采取行动，再加上欧洲新冠疫情封锁对经济的影响，市场对石油的需求将会放缓。
由此来看，拜登政府释放SPR的行为似乎有点“鸡肋”。不过，如果石油价格上涨呢？那拜登政府就可以继续指责大型石油公司，并称自己至少做出了一些努力。此举的最大好处在于，它并没有真正伤害到任何人，因为这么做的影响几乎微乎极微。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5,000万桶石油将会像细流入大海般消失在偌大的全球石油市场里。按照法国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分析师Michael Haigh的说法："此举对我们的模型产生的影响甚至难以察觉"，油价“最多”会降低1美元/桶。毕竟，全世界每天都会消耗9,500万桶石油，也就是每年350亿桶。
考虑到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正处于能源危机之中，更多的石油供应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帮助的。在电价上涨创纪录之际，欧洲和亚洲正在为电厂能否获得充足的煤炭和天然气供应而感到紧张，而拉尼娜天气模式也预示这这个冬天将非常寒冷；与此同时，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在向欧洲输送天然气方面一直行动迟缓，这让欧洲面临着人们因为无法取暖而被冻死的紧迫现实。
虽然拜登政府的举动并没有真正伤害到任何人，但对部分人来讲依然是一个恼人之举，其中就包括欧佩克。拜登在近几个月两次请求欧佩克向市场输送更多的石油，但遭到了后者拒绝。
的确，为什么要遵从一个对石油行业只表现出蔑视的人的意见呢？在拜登上任的第一天，他就扼杀了Keystone XL输油管道项目，并阻止了美国的石油租赁销售，还推动了更严格的监管。就在上周，拜登命令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对大型石油公司展开了调查，以了解后者的"非法行为是否增加了家庭在燃料支出方面的负担"，这也是为什么自拜登上任以来，美国石油生产商一直保持着警惕。
另外，拜登政府宁愿从沙特采购更多的石油，也不愿意鼓励德克萨斯州的压裂企业从事更多的开采活动，这也让美国石油公司对他感到不满。对公司来说，75美元的油价似乎是合理的，如果这不是合理的价格，那么谁又能说什么价格是合理的呢？拜登政府么？
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与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都会受到通胀的影响。美联储释放的美元海啸推高了用于生产每一桶石油的钢铁、沙子和劳动力的价格。反过来，如果一旦石油价格达到一个健康的、有利可图的水平，拜登政府又会试图阻挠，那么为什么还要费力地开动钻机和雇佣施工人员去钻更多的油井呢？
美国承认，现在石油供应充足，不存在供应紧张的情况。因此，释放SPR实际上是拜登政府对世界上最大商品市场的不信任声明。这就像是号称自己是“汽车发烧友”的拜登挥舞着拳头向所有听众宣称，他比市场更清楚油价应该是多少。
所以，这就引出了另一个思考角度，即你是否认为美国政府能够知道“正确的”石油价格应该是多少。
如果你相信其了解油价的能力，那么可以参考这些信息：美国的首批5亿桶SPR是在平均油价为85美元/桶时购买的，考虑到当前油价在80美元左右，这似乎是合理的。但自美国SPR创建以来，平均油价只有63美元/桶。事实上，当油价在1986年崩盘时，美国对SPR的采购几乎停止了。
一些经合组织国家也出现过类似的购买行为。例如在伊朗石油危机后的几年里，他们在当油价高涨时增加了石油战略储备，随后在油价下跌时又减少了战略储备。一些政府为了避免损失，还要求本国石油公司持有最低库存，并随着油价波动。这种顺周期而非反周期的行为导致了亏损——只不过承担亏损的是行业和消费者，而不是政府。
更糟糕的是，政府似乎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要对油价做出越来越高的预测。虽然国际能源署（IEA）确实做出过气候变化政策将导致油价下跌的预测，但根据已公布的政策或已宣布的计划，他们的标准预期是油价会在较长时间内持平或上涨。
这种预测其实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观念，即资源的消耗意味着价格的不断上涨。正如阿德尔曼（M. A. Adelman）在1986年所说，“回报递减与地壳知识的增加及其开采和使用方法的增加是对立的。石油的价格，就像任何矿物的价格一样，是冲突引发的不确定波动的结果。”而且，许多经济学家追随了过去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观点：后者认为，经济规律表明，矿物价格应该呈指数增长，尽管从历史上看来，它们并没有这样的表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推动油价预测的心理因素（可能有人还认为这是经济因素）不断发生着变化，比如下图就凸显了IEA价格预测/情景的演变。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里，它们通常代表着共识，这表明共识告诉我们的更多的是预测者共同的愿望，而不是他们预测的准确性。
还有一点值得提出，即为短期政治利益而使用SPR是不可取的，这有点像动用退休基金来支付度假费用。这可能在短期内感觉很好，但从长远来看，会让人后悔莫及。https://t.cn/A6xi6V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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