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种容易二婚的八字
婚姻的失败，往往会对一个人的一生造成很大的影响。离婚不仅对夫妻双方来说，是一种不幸的人生经历，如果有孩子的话，对于尚未成年的孩子的教育和心理更是有极大的负面影响。从命理中看的话，八字中哪种男女最容易遭遇婚姻两次以上的婚姻呢？
1、男命中偏正财两透、女命中偏正官两透，容易遭遇二次婚姻。
八字中男命以正财定义为妻，偏财定义为不稳定的非正式的妻子，为情人或者不稳定的异性缘分；女命中以正官定义为夫，而七杀则定义为非正式的丈夫，属于不稳定的异性情分，同时，八字中在正、偏具有的情形下，偏星也表示次第关系。八字中的天干，表示这种关系是公开的，毫不隐瞒的关系。这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婚姻关系俱透，说明日主极力想将这种关系变成现实，让社会承认，但是现行的法律制度是以一夫一妻制为基础的，容易造成两次以上的婚姻。
2、女命正官不透，而透伤官和七杀，日支不坐正官，夫宫又遇严重刑、冲、克、合的，定为二次婚姻；男命中正财不透，而透劫财和偏财，日支不坐正财，妻宫又遇严重的刑冲克合的，定为二次婚姻。
正官、正财不透，而透露出七杀或者偏财，表示正式的婚姻关系不太稳定，所以日主也不想大家知道存在这种婚姻关系。但是八字中又有正式的丈夫或者妻子，只是它们又不能坚守自己的岗位，不在家或者与日主的生活和工作距离很远，有也相当于没有。夫妻宫、星在八字原局或者行运中又遇严重的刑冲克合，表示自己的配偶或者会遭遇外界的其他的人打击、压制，或者外遇，甚至遭遇其本人无法预料的事情的冲击，致使配偶丧失或者离弃，或者家庭不稳，所以也容易遭遇两次以上的婚姻。
3、女命中天干先透正官，后透七杀，地支亦先见正官后见七杀，而夫宫在八字原局、或者所行岁运中又逢严重刑、冲、克、化，亦为二次婚姻之象；男命中天干先透正财、后透偏财，地支中亦为先见正财、后见偏财，而妻宫日支在八字原局中、或者所行的岁运中又遭严重的刑、冲、克、合的，也是一生中定会有二次以上婚姻之象。
前面说过，偏星也代表了一种次第关系，偏、正俱透，正星在前，也就说明了日主的婚姻关系的次序的排定。而八字中或者岁运中的夫妻宫在遇刑、冲、克、合，均表示会有来自外界的人或者事，阻扰或者破坏其本人的家庭的稳定，如果情形严重的，自然难有稳定的婚姻关系，两次以上的婚姻关系必定成立。
4、日支与它柱地支伏吟（即地支相同），即使伏吟不为官星、财星本气，夫、妻宫（日支）再遇逢冲的，克夫或者克妻后再嫁，亦为二次婚姻之象。
日支代表夫妻宫，日支与它柱地支相同，表明夫妻宫所居的人势力很大，特别是与月支、时支相同的，因为距离日主很近，就会加剧这种情形。在八字命局中成为忌神的可能性很高。在遇岁运又来扶助夫宫的话，其配偶势力更大，婚姻的平衡关系很容易打破，所以婚姻难以顺利。如果这种伏吟的十神，又是配偶星的克星的话，情形就会加剧。同时，夫妻宫伏吟，更主要体现在岁运的介入下，无论出现克、刑、冲哪种关系，都会同时出现同时引动配偶宫和婚姻宫，婚姻动摇的可能性很大，即使遇合，也会出现争合的局面，亦为二次婚姻之兆。
5、男、女命中夫、妻星遭严重刑、冲、克、破，多有两次婚姻之兆
男女命中的夫妻星，代表其配偶本人，八字中配偶星遭遇严重的刑、冲、克、破，表示配偶星势弱，难以抵御夫妻星遇刑、冲、克、破的岁运的冲击，特别是形成三冲一的局面，遇之则容易丧偶或者夫妻分离的事情发生，所以遭遇两次婚姻。
6、原命局中财、官星主气全无，八字中又干支多合，两次婚姻在所必然
八字中财官本气全无，本来就代表配偶缘分较差；八字中干支多合的人，一般多为善于交际，乐于交际的人，这种交际大多是去找自己没有的人，自然容易出现婚姻不顺，二次婚姻自是容易。
7、男命中比劫气盛、女命中食伤气盛，而夫妻星又重复出现，又或合化为它物，恐为三婚四嫁之命。
男命中的比劫，女命中的食伤，均为配偶的“敌人”，“敌人”气势虽然强盛，而配偶星又重复出现，配偶的势力也不会差。形成了比劫与财星交战，食伤与官星交战的局面。遇到岁运中扶起男命中的比劫，或者女命中的食伤，婚姻都难以稳定，离婚自是极为可能。当然，如果官星又被合化成它物的，岁运中遇到解合，婚姻状态改变的频率很高，所以三婚四嫁，也就比较容易。
8、女命中月干伤官，月支七杀的，一般多为三婚之命；
女命月支七杀为偏，七杀得令，为偏星得气为旺，月干伤官虽然紧贴克制七杀，形成七杀旺而不旺的局面，当然，就看岁运扶助哪一方了。但是月干又透出伤官，遇到岁运天干扶助官星的大运或者流年，官星势力必然减力，婚姻自然状态不佳；行运到地支伤官的大运，必然引通命局中的月干发挥作用，因为紧贴，作用更大，所以婚姻状态改变的机率很大。所以古有“伤官坐杀，杀逢月令，必是喝三口井水之人”的说法。
9、女命中原局中食伤并透，食伤自坐官、杀，夫宫自坐官星墓库的，多为两次婚姻
食伤并透，代表自己个性很强，丈夫因为自己的个性，难于安身立命；同时，配偶星必因克制而损伤无力，表示丈夫能力也不会大，自己有看不起丈夫的心性；另外，夫宫官星坐墓，一般都会配偶日支被本气所克，墓库逢冲、逢合丈夫必然有灾，如果夫宫为命局中喜用，日主也会有灾，所以两次婚姻极有可能。#算命算八字看姻缘 运势 事业##八字看财运##八字命理#
婚姻的失败，往往会对一个人的一生造成很大的影响。离婚不仅对夫妻双方来说，是一种不幸的人生经历，如果有孩子的话，对于尚未成年的孩子的教育和心理更是有极大的负面影响。从命理中看的话，八字中哪种男女最容易遭遇婚姻两次以上的婚姻呢？
1、男命中偏正财两透、女命中偏正官两透，容易遭遇二次婚姻。
八字中男命以正财定义为妻，偏财定义为不稳定的非正式的妻子，为情人或者不稳定的异性缘分；女命中以正官定义为夫，而七杀则定义为非正式的丈夫，属于不稳定的异性情分，同时，八字中在正、偏具有的情形下，偏星也表示次第关系。八字中的天干，表示这种关系是公开的，毫不隐瞒的关系。这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婚姻关系俱透，说明日主极力想将这种关系变成现实，让社会承认，但是现行的法律制度是以一夫一妻制为基础的，容易造成两次以上的婚姻。
2、女命正官不透，而透伤官和七杀，日支不坐正官，夫宫又遇严重刑、冲、克、合的，定为二次婚姻；男命中正财不透，而透劫财和偏财，日支不坐正财，妻宫又遇严重的刑冲克合的，定为二次婚姻。
正官、正财不透，而透露出七杀或者偏财，表示正式的婚姻关系不太稳定，所以日主也不想大家知道存在这种婚姻关系。但是八字中又有正式的丈夫或者妻子，只是它们又不能坚守自己的岗位，不在家或者与日主的生活和工作距离很远，有也相当于没有。夫妻宫、星在八字原局或者行运中又遇严重的刑冲克合，表示自己的配偶或者会遭遇外界的其他的人打击、压制，或者外遇，甚至遭遇其本人无法预料的事情的冲击，致使配偶丧失或者离弃，或者家庭不稳，所以也容易遭遇两次以上的婚姻。
3、女命中天干先透正官，后透七杀，地支亦先见正官后见七杀，而夫宫在八字原局、或者所行岁运中又逢严重刑、冲、克、化，亦为二次婚姻之象；男命中天干先透正财、后透偏财，地支中亦为先见正财、后见偏财，而妻宫日支在八字原局中、或者所行的岁运中又遭严重的刑、冲、克、合的，也是一生中定会有二次以上婚姻之象。
前面说过，偏星也代表了一种次第关系，偏、正俱透，正星在前，也就说明了日主的婚姻关系的次序的排定。而八字中或者岁运中的夫妻宫在遇刑、冲、克、合，均表示会有来自外界的人或者事，阻扰或者破坏其本人的家庭的稳定，如果情形严重的，自然难有稳定的婚姻关系，两次以上的婚姻关系必定成立。
4、日支与它柱地支伏吟（即地支相同），即使伏吟不为官星、财星本气，夫、妻宫（日支）再遇逢冲的，克夫或者克妻后再嫁，亦为二次婚姻之象。
日支代表夫妻宫，日支与它柱地支相同，表明夫妻宫所居的人势力很大，特别是与月支、时支相同的，因为距离日主很近，就会加剧这种情形。在八字命局中成为忌神的可能性很高。在遇岁运又来扶助夫宫的话，其配偶势力更大，婚姻的平衡关系很容易打破，所以婚姻难以顺利。如果这种伏吟的十神，又是配偶星的克星的话，情形就会加剧。同时，夫妻宫伏吟，更主要体现在岁运的介入下，无论出现克、刑、冲哪种关系，都会同时出现同时引动配偶宫和婚姻宫，婚姻动摇的可能性很大，即使遇合，也会出现争合的局面，亦为二次婚姻之兆。
5、男、女命中夫、妻星遭严重刑、冲、克、破，多有两次婚姻之兆
男女命中的夫妻星，代表其配偶本人，八字中配偶星遭遇严重的刑、冲、克、破，表示配偶星势弱，难以抵御夫妻星遇刑、冲、克、破的岁运的冲击，特别是形成三冲一的局面，遇之则容易丧偶或者夫妻分离的事情发生，所以遭遇两次婚姻。
6、原命局中财、官星主气全无，八字中又干支多合，两次婚姻在所必然
八字中财官本气全无，本来就代表配偶缘分较差；八字中干支多合的人，一般多为善于交际，乐于交际的人，这种交际大多是去找自己没有的人，自然容易出现婚姻不顺，二次婚姻自是容易。
7、男命中比劫气盛、女命中食伤气盛，而夫妻星又重复出现，又或合化为它物，恐为三婚四嫁之命。
男命中的比劫，女命中的食伤，均为配偶的“敌人”，“敌人”气势虽然强盛，而配偶星又重复出现，配偶的势力也不会差。形成了比劫与财星交战，食伤与官星交战的局面。遇到岁运中扶起男命中的比劫，或者女命中的食伤，婚姻都难以稳定，离婚自是极为可能。当然，如果官星又被合化成它物的，岁运中遇到解合，婚姻状态改变的频率很高，所以三婚四嫁，也就比较容易。
8、女命中月干伤官，月支七杀的，一般多为三婚之命；
女命月支七杀为偏，七杀得令，为偏星得气为旺，月干伤官虽然紧贴克制七杀，形成七杀旺而不旺的局面，当然，就看岁运扶助哪一方了。但是月干又透出伤官，遇到岁运天干扶助官星的大运或者流年，官星势力必然减力，婚姻自然状态不佳；行运到地支伤官的大运，必然引通命局中的月干发挥作用，因为紧贴，作用更大，所以婚姻状态改变的机率很大。所以古有“伤官坐杀，杀逢月令，必是喝三口井水之人”的说法。
9、女命中原局中食伤并透，食伤自坐官、杀，夫宫自坐官星墓库的，多为两次婚姻
食伤并透，代表自己个性很强，丈夫因为自己的个性，难于安身立命；同时，配偶星必因克制而损伤无力，表示丈夫能力也不会大，自己有看不起丈夫的心性；另外，夫宫官星坐墓，一般都会配偶日支被本气所克，墓库逢冲、逢合丈夫必然有灾，如果夫宫为命局中喜用，日主也会有灾，所以两次婚姻极有可能。#算命算八字看姻缘 运势 事业##八字看财运##八字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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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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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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