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意难平的文案
1.沉在海底吧，放不下也没办法了
2.人总是靠分开后的痛觉来分辨爱意的深浅
3.山赶着山，山山漫漫结成关;人赶着人，人人草草皆走散
4.你把城墙垒得很高，又希望有人不惧危险地来爱你，是吗
5.纵你阅人何其多，无人似我
6.爱意东升西落，我们就这样结束了
7.心声不能抵达，怎样付出都是偏差
8.我死死地咬住我们的故事不放，听起来有多珍贵有多刻骨铭心似的，其实说到底都是我一个人的不甘#文案[超话]##朋友圈文案##文案##朋友圈背景图##背景图##微信朋友圈背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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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与护砂
“砂”是形法风水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往今来，研究者甚多。现将当今学者戚珩、范为、高友谦、冯锦山、杨维增等先生的主要观点整理归纳如下，供参考。
一、“砂”的含义
1.“砂”的来历
“砂”的称呼来源于沙盘，沙、砂相通，古时风水先生以砂子堆拨成盘，以传授
寻龙点穴之法。《地理人子须知》曰：“沙者，古人授受，以沙堆拨山形，因名沙尔。”
今人称立体地图为“沙盘”，以通盘而直观地表达和了解某区域的地形和地貌，其方式与称名与古代风水家传授其学之法相同。宋代堪舆家廖禹在《泄天机·消砂入式歌》中说：“真龙落处四山聚，亦自有名义。昔贤何以唤作“砂”？于理自呼差。杨《筠松》
曾（文遄）教人原有格，五（星）九（星）只从砂上拨，因兹名作《拨砂经》。”据《朱子文集》记载，宋朝大儒朱熹，拟作地形沙盘模型图，而求教于当时著名的风水学家及天文地理学家黄裳，可知沙盘源于风水学。“沙”，即是“砂”，由风水师传授其学之法的沙盘到风水术语之“砂”的由来过程可知，“砂”反映了山的群体观念。
2.砂的含义
从风水术语“砂”的由来，可知“砂”反映着山的群体观念。事实上在风水格局
中，“砂”乃统指前后左右环抱城市的群山，并与后倚的来龙或主山镇山，呈隶从关系。
如《青囊海角经》言龙与砂的关系及砂的环境景观意象时曰：“龙为君道，砂为臣道；
君必位乎上，臣必伏乎下；垂头俯伏，行行无乖戾之心；布秀呈奇，列列有呈祥之象；
远则为城为廓近则为案为几；八风以之而卫，水口以之而关。”
简而言之，穴前后左右的山口叫护砂，简称“砂”。黄妙应的《博山篇论砂》曰：“砂关水，水关砂。抱穴之砂关元辰水，龙虎之砂关怀中水，近案之砂关中堂水，外朝之砂关外龙水；圈圈环拒，脚牙交插，砂之贵者，水之善者。”护砂的主要功能说白了，
无非藏风聚气。
二、砂法及砂的分类
由于砂山在风水格局中的群体作用，风水论砂有很多讲究，统谓“砂法”。
1.按寓象分类
“砂法”是相对于“龙法”而言，除若论龙之“龙法”讲究形象美观、生气发越等，
而外，区别于龙山称谓，砂山“喝形”，即寓象称名，世俗色彩很浓，如玉台、华盖、宝盖、宝顶、宝椅、印斗、文峰、文笔、笔架、三台、玉斗、锦屏、锦帐、凤凰等。
2.按方位分类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凡有一定地位的官吏出门时或多或少总有一班侍从跟随左右，轿前有人擎着一把标志其权力的华盖，而两边则有手持军械的衙役为其喝道。
他们缓缓前进，光彩夺目，显赫逼人，好不威风。有感于此种社会风尚，堪舆家们遂提出了“察砂理论”。这里的“砂”指的主龙（靠山）四周的小山、高地或隆起之处。它们因方位不同，而有着许多具体的叫法。黄妙应的《博山篇·论砂》是这样称谓的：
两边鹄立，命曰待砂，
能遮恶风，最为有力；
从龙拥抱，命曰卫砂，
外御凹风，内增气势；
绕抱穴后，命曰迎砂，
平低似揖，拜参之职；
面前特立，命曰朝砂，
不论远近，特来为贵。
正如其名字所规定的那样，这些护砂的职能即在于“侍”“卫”“迎”“朝”。
它们和主山之间是一种主仆、上下和尊卑的关系，正如《堪舆完孝录·论砂》所云：
“主山降势，众山必辅，相卫相随，为羽为翼。山必欲众，众中有尊，罗列左右，扈从元勋。”
护砂与龙脉都是指山体，区别在于龙脉好像主人，护砂好像仆从。龙大，则跟随它的砂也多；龙贵，则跟随它的砂也美；龙强，则跟随它的砂也远。
3.按格局分类
护砂又分朝山、案山、乐山、罗城、龙山、虎山、福储峰、夹耳山、水口砂、华表、北辰、官星、鬼星、禽星、曜星等。总之，砂在构成封闭地形中起了决定的作用。
不同部位的山体均有专门的名称，反映了风水对护砂这种小地形的形容和分类
。具体名称及相应位置如下。
①案山：基址之前隔水的近山，有如古代人办公的案桌，故名。案前便为“明堂”，也就是水结聚的地方，一般以平坦宽大而无直射之形为吉。
②朝山：基址之前隔水及案山的远山，有如朝臣来拱护之意，故名。朝山作用是和砂山一起护卫区穴。
③乐山：又称乐托，是主山后的穴后护山。
④罗城：“罗城者，祖山分障包罗于外以成大局者，即龙之余气也”，余气以罗城再缠，以确保气不外溢。罗城系指祖山分障包罗于外，形成大局的地形，好像城市周围的城墙，故有此名。
⑤龙山：基址之左的山峰或岗阜，又称青龙山、左肩或左臂。
⑥虎山：基址之右的山峰或岗阜，又称白虎山、右肩或右臂。
⑦福储峰：指穴后玄武顶背的山，又叫后照。
⑧夹耳山：指穴左右龙虎以外突起的两山，对峙夹照，故又称左辅右弼。
⑨水口砂：指水流去处两岸的山。
⑩华表：指水口间危岩山，耸身数仞，形状怪异从中流挺然朝向穴位者，或指水口关拦之中，有墩阜突起，或石或土，于平中突然，当于门户之间，四面水绕的地形，又称尊星。
⑪官星：指龙虎山背后的山，拖向前去。
⑫鬼星：指穴后拖撑之山。
13.禽星：指水口中的石头，又叫落河火星。
14.曜星：指龙虎山肘后生的尖石头。
“砂”是形法风水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往今来，研究者甚多。现将当今学者戚珩、范为、高友谦、冯锦山、杨维增等先生的主要观点整理归纳如下，供参考。
一、“砂”的含义
1.“砂”的来历
“砂”的称呼来源于沙盘，沙、砂相通，古时风水先生以砂子堆拨成盘，以传授
寻龙点穴之法。《地理人子须知》曰：“沙者，古人授受，以沙堆拨山形，因名沙尔。”
今人称立体地图为“沙盘”，以通盘而直观地表达和了解某区域的地形和地貌，其方式与称名与古代风水家传授其学之法相同。宋代堪舆家廖禹在《泄天机·消砂入式歌》中说：“真龙落处四山聚，亦自有名义。昔贤何以唤作“砂”？于理自呼差。杨《筠松》
曾（文遄）教人原有格，五（星）九（星）只从砂上拨，因兹名作《拨砂经》。”据《朱子文集》记载，宋朝大儒朱熹，拟作地形沙盘模型图，而求教于当时著名的风水学家及天文地理学家黄裳，可知沙盘源于风水学。“沙”，即是“砂”，由风水师传授其学之法的沙盘到风水术语之“砂”的由来过程可知，“砂”反映了山的群体观念。
2.砂的含义
从风水术语“砂”的由来，可知“砂”反映着山的群体观念。事实上在风水格局
中，“砂”乃统指前后左右环抱城市的群山，并与后倚的来龙或主山镇山，呈隶从关系。
如《青囊海角经》言龙与砂的关系及砂的环境景观意象时曰：“龙为君道，砂为臣道；
君必位乎上，臣必伏乎下；垂头俯伏，行行无乖戾之心；布秀呈奇，列列有呈祥之象；
远则为城为廓近则为案为几；八风以之而卫，水口以之而关。”
简而言之，穴前后左右的山口叫护砂，简称“砂”。黄妙应的《博山篇论砂》曰：“砂关水，水关砂。抱穴之砂关元辰水，龙虎之砂关怀中水，近案之砂关中堂水，外朝之砂关外龙水；圈圈环拒，脚牙交插，砂之贵者，水之善者。”护砂的主要功能说白了，
无非藏风聚气。
二、砂法及砂的分类
由于砂山在风水格局中的群体作用，风水论砂有很多讲究，统谓“砂法”。
1.按寓象分类
“砂法”是相对于“龙法”而言，除若论龙之“龙法”讲究形象美观、生气发越等，
而外，区别于龙山称谓，砂山“喝形”，即寓象称名，世俗色彩很浓，如玉台、华盖、宝盖、宝顶、宝椅、印斗、文峰、文笔、笔架、三台、玉斗、锦屏、锦帐、凤凰等。
2.按方位分类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凡有一定地位的官吏出门时或多或少总有一班侍从跟随左右，轿前有人擎着一把标志其权力的华盖，而两边则有手持军械的衙役为其喝道。
他们缓缓前进，光彩夺目，显赫逼人，好不威风。有感于此种社会风尚，堪舆家们遂提出了“察砂理论”。这里的“砂”指的主龙（靠山）四周的小山、高地或隆起之处。它们因方位不同，而有着许多具体的叫法。黄妙应的《博山篇·论砂》是这样称谓的：
两边鹄立，命曰待砂，
能遮恶风，最为有力；
从龙拥抱，命曰卫砂，
外御凹风，内增气势；
绕抱穴后，命曰迎砂，
平低似揖，拜参之职；
面前特立，命曰朝砂，
不论远近，特来为贵。
正如其名字所规定的那样，这些护砂的职能即在于“侍”“卫”“迎”“朝”。
它们和主山之间是一种主仆、上下和尊卑的关系，正如《堪舆完孝录·论砂》所云：
“主山降势，众山必辅，相卫相随，为羽为翼。山必欲众，众中有尊，罗列左右，扈从元勋。”
护砂与龙脉都是指山体，区别在于龙脉好像主人，护砂好像仆从。龙大，则跟随它的砂也多；龙贵，则跟随它的砂也美；龙强，则跟随它的砂也远。
3.按格局分类
护砂又分朝山、案山、乐山、罗城、龙山、虎山、福储峰、夹耳山、水口砂、华表、北辰、官星、鬼星、禽星、曜星等。总之，砂在构成封闭地形中起了决定的作用。
不同部位的山体均有专门的名称，反映了风水对护砂这种小地形的形容和分类
。具体名称及相应位置如下。
①案山：基址之前隔水的近山，有如古代人办公的案桌，故名。案前便为“明堂”，也就是水结聚的地方，一般以平坦宽大而无直射之形为吉。
②朝山：基址之前隔水及案山的远山，有如朝臣来拱护之意，故名。朝山作用是和砂山一起护卫区穴。
③乐山：又称乐托，是主山后的穴后护山。
④罗城：“罗城者，祖山分障包罗于外以成大局者，即龙之余气也”，余气以罗城再缠，以确保气不外溢。罗城系指祖山分障包罗于外，形成大局的地形，好像城市周围的城墙，故有此名。
⑤龙山：基址之左的山峰或岗阜，又称青龙山、左肩或左臂。
⑥虎山：基址之右的山峰或岗阜，又称白虎山、右肩或右臂。
⑦福储峰：指穴后玄武顶背的山，又叫后照。
⑧夹耳山：指穴左右龙虎以外突起的两山，对峙夹照，故又称左辅右弼。
⑨水口砂：指水流去处两岸的山。
⑩华表：指水口间危岩山，耸身数仞，形状怪异从中流挺然朝向穴位者，或指水口关拦之中，有墩阜突起，或石或土，于平中突然，当于门户之间，四面水绕的地形，又称尊星。
⑪官星：指龙虎山背后的山，拖向前去。
⑫鬼星：指穴后拖撑之山。
13.禽星：指水口中的石头，又叫落河火星。
14.曜星：指龙虎山肘后生的尖石头。
【义以为质，《论语》中的名利观】《论语》在重道、崇德、尚仁的主旨中，鲜明阐述了君子的名利观。作为一种主张积极入世的理论，儒家通常并不回避常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该遵从仁义道德。并且，儒家认为，名利富贵虽好，但世上还有比名利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仁义。不回避名利，但将仁义置于名利之上，构成了君子的名利观。#每天读国学#
《论语》倡导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利益观，强调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观。两者互为交融、映射形成，反映出君子追求仁义、反求诸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属性。
君子之于“利”：义以为质
关于儒家的财富观，一言以蔽之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对于义利的态度，可以将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小人追求个人利益，也只追求个人利益，因此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亦会追求个人利益，但会先考虑所得是否合于义，“义以为质”，以义为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细读《论语》各章文本，按照从贫到富不同程度，似可将君子之于“利”分为三重维度，即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三者虽贫富程度不同，在名利观上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三者分析不同人的不同境遇与作为，没有特别的高下之分。
“安贫乐道”是最早由先秦儒家倡导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核心是超越物质的欲望，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安贫乐道的理念在《论语》各章节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中孔子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述而》中又进一步表明心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食不必追求饱足，住不必追求安逸。君子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贫苦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孔门诸弟子中，最能安贫乐道者非颜回莫属。《雍也》篇中专门记有孔子对颜回由衷的赞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于是，箪食瓢饮成为后世君子安贫乐道的象征。颜回何以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呢？知徒莫如师，孔子一语中的：“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能够长时间不违背仁德的原则。所谓安贫乐道，即胸怀仁德之正道，如此心中便会不断地有充实之感，就不会因身外之物的多寡而烦扰。
“在陈绝粮”一节更具师徒论道的典型性。孔门师徒一行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于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师父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面对子路的抱怨与困惑，孔子点明了困顿之际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顺境往往不易检验人的心性，置身困境，就能分辨出人能否有所坚守。在困顿时、不得志时还能贫贱不移、不失节操者，才是合格的真君子。钱穆先生说“仁者之心得自天赋，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安处一切境遇而不去仁，是故谓之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恪守正道，君子才能够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却“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君子哪怕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仁，即便是在最容易与仁背道而驰的两种情形——忙乱、颠沛流离中，也是这样。而小人既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因为没有仁德的人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都会更加堕落。
以上，正如《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守着正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遵循天命，去做应该做的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应该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安于贫苦；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该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君子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安然自得的。而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安贫乐道的境界之外，儒家并不否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服从仁义道德。
在《里仁》篇中，孔子阐述了富贵当“取之有道”的鲜明态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名利富贵，是人正常的欲求，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君子当持守“仁”，因追名逐利而背离“仁”的准则的，便不能称之为君子。
随后《述而》篇对“取之有道”有进一步的论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财富如果可以合理求得的话，即使是做手拿鞭子的差役，我也愿意。如果不能合理求得，我还是做自己所爱好的事。这里“从吾所好”，就是说要遵循本心，坚守正道，正与安贫乐道相通。
“富而好礼”出自《学而》篇，源于孔门弟子子贡的提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擅长经商获利，并在孔氏四门中以“言语”著称。是时，子贡从自身为人治学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气凌人，已经很是难能可贵，可以称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师请教。孔子却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难得，然而更高的境界当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恍然大悟，回应说这就需要进一步修炼，像是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一遍遍不断打磨精进，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磨光。
朱熹后来注释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现为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在此基础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脱贫富的窒碍。最高的境界当是乐道则忘其贫，好礼则安于处善。因此，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具有同一性，相辅相成。
后来，虽然孔子再次强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对于“富而好礼”在后文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后世方志、碑铭中，常见士绅之家“富而好礼”之举：平素对亲邻多有帮助，周济米粮，恤养孤贫，甚至焚烧亲邻借债的契约，遇有灾荒时更是加意如此。在地方社会中，常常不吝银钱积极修桥补路、修缮城墙衙署、设立学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方志还是碑铭的撰写者多是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文人士绅，上述义举本质上体现了儒家“富而好礼”的基本价值导向。
君子之于“名”：求其在我
《学而》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篇尾复行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即别人不知晓、不了解我，大可不必愠恼、忧忿，君子所虑所急者当在于自己不了解别人。《里仁》篇全面阐述了对名誉地位的态度，“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位”即职位，有官守者各立于其位。意思是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而是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晓自己的本领好了。《宪问》等篇再次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对于名位，儒家强调不要去关注名位本身，而要关注自身是否有本领、德行能配得上这名位。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了解，也不去计较埋怨，因为这种情绪是没必要的，重要的是修炼自身。君子求其在我，是为内求。
对于是否出仕为官，儒家秉持中和立场，既不避位，亦不汲汲以求，整体观点是用行舍藏，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例证。蘧伯玉被孔子赞誉为真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的“怀”即收而藏之，并有秉守本心、固善其身之意。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孔子以兄之子妻之”。因之进退有度，孔子以兄长之女相许。弟子原思（名宪）问耻，孔子答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是《宪问》篇首章首句，“谷”者禄也，国家政治清明时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时仍然这样做就是耻辱了。
又有弟子闵子骞拒绝出任费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为人孝顺、性格正直。当权的鲁国贵族季氏听闻闵子骞的贤名，想请闵子骞出任费宰，以笼络人心。然而季氏平日所为为闵子骞所不齿，闵子骞便婉言拒绝，否则就要逃到齐国去。
蘧伯玉、南宫适、闵子骞的经历，含有鲜明的用行舍藏之意。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者则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则藏此道在身。用舍在外，行藏在我。诚如前言，君子之道贵在内求。
对于名位，儒家最为推崇赞誉的境界是辞让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赞誉不已：“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最为推崇尧、舜、禹三代圣贤对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的“不与”，何晏批注是“不求”的意思。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自己求的。那他们何以有天下？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崇高，才华能力很强，是德行感召的，所以孔子极其赞叹。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天下之罪为己罪，舜以命禹“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独有偶，武王克商后大封于庙，亦言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明不仅不以天下私有，更以百姓之罪为己罪，境界非常高远。
《论语》倡导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利益观，强调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观。两者互为交融、映射形成，反映出君子追求仁义、反求诸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属性。
君子之于“利”：义以为质
关于儒家的财富观，一言以蔽之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对于义利的态度，可以将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小人追求个人利益，也只追求个人利益，因此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亦会追求个人利益，但会先考虑所得是否合于义，“义以为质”，以义为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细读《论语》各章文本，按照从贫到富不同程度，似可将君子之于“利”分为三重维度，即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三者虽贫富程度不同，在名利观上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三者分析不同人的不同境遇与作为，没有特别的高下之分。
“安贫乐道”是最早由先秦儒家倡导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核心是超越物质的欲望，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安贫乐道的理念在《论语》各章节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中孔子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述而》中又进一步表明心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食不必追求饱足，住不必追求安逸。君子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贫苦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孔门诸弟子中，最能安贫乐道者非颜回莫属。《雍也》篇中专门记有孔子对颜回由衷的赞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于是，箪食瓢饮成为后世君子安贫乐道的象征。颜回何以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呢？知徒莫如师，孔子一语中的：“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能够长时间不违背仁德的原则。所谓安贫乐道，即胸怀仁德之正道，如此心中便会不断地有充实之感，就不会因身外之物的多寡而烦扰。
“在陈绝粮”一节更具师徒论道的典型性。孔门师徒一行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于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师父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面对子路的抱怨与困惑，孔子点明了困顿之际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顺境往往不易检验人的心性，置身困境，就能分辨出人能否有所坚守。在困顿时、不得志时还能贫贱不移、不失节操者，才是合格的真君子。钱穆先生说“仁者之心得自天赋，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安处一切境遇而不去仁，是故谓之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恪守正道，君子才能够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却“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君子哪怕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仁，即便是在最容易与仁背道而驰的两种情形——忙乱、颠沛流离中，也是这样。而小人既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因为没有仁德的人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都会更加堕落。
以上，正如《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守着正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遵循天命，去做应该做的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应该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安于贫苦；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该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君子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安然自得的。而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安贫乐道的境界之外，儒家并不否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服从仁义道德。
在《里仁》篇中，孔子阐述了富贵当“取之有道”的鲜明态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名利富贵，是人正常的欲求，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君子当持守“仁”，因追名逐利而背离“仁”的准则的，便不能称之为君子。
随后《述而》篇对“取之有道”有进一步的论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财富如果可以合理求得的话，即使是做手拿鞭子的差役，我也愿意。如果不能合理求得，我还是做自己所爱好的事。这里“从吾所好”，就是说要遵循本心，坚守正道，正与安贫乐道相通。
“富而好礼”出自《学而》篇，源于孔门弟子子贡的提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擅长经商获利，并在孔氏四门中以“言语”著称。是时，子贡从自身为人治学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气凌人，已经很是难能可贵，可以称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师请教。孔子却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难得，然而更高的境界当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恍然大悟，回应说这就需要进一步修炼，像是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一遍遍不断打磨精进，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磨光。
朱熹后来注释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现为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在此基础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脱贫富的窒碍。最高的境界当是乐道则忘其贫，好礼则安于处善。因此，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具有同一性，相辅相成。
后来，虽然孔子再次强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对于“富而好礼”在后文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后世方志、碑铭中，常见士绅之家“富而好礼”之举：平素对亲邻多有帮助，周济米粮，恤养孤贫，甚至焚烧亲邻借债的契约，遇有灾荒时更是加意如此。在地方社会中，常常不吝银钱积极修桥补路、修缮城墙衙署、设立学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方志还是碑铭的撰写者多是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文人士绅，上述义举本质上体现了儒家“富而好礼”的基本价值导向。
君子之于“名”：求其在我
《学而》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篇尾复行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即别人不知晓、不了解我，大可不必愠恼、忧忿，君子所虑所急者当在于自己不了解别人。《里仁》篇全面阐述了对名誉地位的态度，“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位”即职位，有官守者各立于其位。意思是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而是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晓自己的本领好了。《宪问》等篇再次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对于名位，儒家强调不要去关注名位本身，而要关注自身是否有本领、德行能配得上这名位。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了解，也不去计较埋怨，因为这种情绪是没必要的，重要的是修炼自身。君子求其在我，是为内求。
对于是否出仕为官，儒家秉持中和立场，既不避位，亦不汲汲以求，整体观点是用行舍藏，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例证。蘧伯玉被孔子赞誉为真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的“怀”即收而藏之，并有秉守本心、固善其身之意。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孔子以兄之子妻之”。因之进退有度，孔子以兄长之女相许。弟子原思（名宪）问耻，孔子答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是《宪问》篇首章首句，“谷”者禄也，国家政治清明时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时仍然这样做就是耻辱了。
又有弟子闵子骞拒绝出任费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为人孝顺、性格正直。当权的鲁国贵族季氏听闻闵子骞的贤名，想请闵子骞出任费宰，以笼络人心。然而季氏平日所为为闵子骞所不齿，闵子骞便婉言拒绝，否则就要逃到齐国去。
蘧伯玉、南宫适、闵子骞的经历，含有鲜明的用行舍藏之意。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者则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则藏此道在身。用舍在外，行藏在我。诚如前言，君子之道贵在内求。
对于名位，儒家最为推崇赞誉的境界是辞让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赞誉不已：“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最为推崇尧、舜、禹三代圣贤对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的“不与”，何晏批注是“不求”的意思。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自己求的。那他们何以有天下？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崇高，才华能力很强，是德行感召的，所以孔子极其赞叹。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天下之罪为己罪，舜以命禹“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独有偶，武王克商后大封于庙，亦言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明不仅不以天下私有，更以百姓之罪为己罪，境界非常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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