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59年，吴三桂镇守云南，引兵进入缅甸，迫缅甸王交出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南明最后一位皇帝）。1662年，吴三桂杀永历帝于昆明，南明灭亡。

尽管比较纠结，但吴三桂非常清楚，永历皇帝必须死，而这也是他必须要向满清朝廷纳的“投名状”。

吴三桂杀害朱由榔之前，后者赐给他一道遗照，如今看来常引人深思：

“幸李定国，迎我贵州，接我安南，自谓与人无患，与世无争矣，而将军竟忘君父之大德，图开创之丰功，督师入滇，覆我巢穴。既毁我室，又取我子，读鸱枭之诗，能不令人惨然心恻乎！

将军犹是食禄之裔，即不以仆为念，独不念先帝乎！既不念先帝，独不念列祖列宗乎！既不念列祖列宗，独不念己之祖若父乎？”

又说：“将军自以为智，适成其愚；自以为厚，适成其薄；千载而后，史有传，书有载，当以将军为何如人也……”

吴三桂恼羞成怒，残杀永历帝于云南。

#历史上的浪花##明朝##海上一浪花[超话]#

《肆无忌惮》
中国社会对人的道德评价本质上是由其人际关系来定义的。君臣、父子、夫妻以及仁义礼智信所讲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体与个体的关系或者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识大体者为君子，所谓“大体”，大至江山社稷，小至宗族家庭，识大体就是处处以他人为重，以群体为重，不管做什么，只有为了别人才属于“高尚”之列。而作为个体的自我，是小写的，铲平自我，服从于大体，消融于大体，才是君子之道。
遗憾的是，从“存天理，灭人欲”的古代中国到以“大公无私”为美德的现代中国，抹杀个人并没有促进集体的公益，只是徒然造成了个体的萎缩，“大公无私”的结果是公私俱损。
鲁迅说：中国人没有“个人的自大”，只有“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而后者就是“党同伐异”。
要依我说，岂止是没有“个人的自大”，就是个人的独立人格也从来就没有脱胎而出，小时候听父母的教诲，听老师的训导，长大了听领导的指示，听国家的号召，从出生到老死，社会可以无止境地塑造一个人，改造一个人，直到他（她）被彻底地格式化、标准化。“私”在中国文化中是不被认可的，个人利益、个人偏好、个人空间以至于个人的性格发展，总是服从于“大体”、“集体”、“全局”的需要。因此，从精神意义上说，许多人从来就没有真正“诞生”过，从来就没有成为过独立的个体，没有过独立的主张、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价值判断，从出生到老死，他们的精神世界一直寄生于国家、集体、家族等各种名目的群体当中，就像胚胎寄生在子宫中一样。
一个“无私“的社会是没有个人价 值的社会，一个不承认个人价值的社会当然不允许肆无忌惮。因此，古往今来，在君子的词典上，“肆无忌惮”大致是贬义词，无君无父无大局者，才会肆无忌惮。
就以文字为例，纲常伦理随处可见，“仁”为二人合一，“義”为王下之我，前者强调的是彼此一致，后者强调的是服小认低。不同个性、不同情趣、不同价值观念的人，如何才能一致匍匐在权力的威严之下？出路只有一条，铲平自己，迎合环境，用道学家的词汇来说，是内敛和谦让。
遗憾的是，身为父母所予，天地所成，七情六欲与身俱来，与命同在，不是想“修”成君子就能修成君子，在“小人”不为世道所容的文化语境中，修不出真君子，只能扮演伪君子――好歹是君子。
没有掩饰的情感和没有伪造的心灵是人类文化的自然生机，被隐藏于道义之中的声名所束缚的国人只能通过妖魔世界里的肆无忌惮来活血化瘀。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