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抢救敦煌文化 是我国学者历史上第一次自我文化觉醒
1909年5月，伯希和受法国国立图书馆的委托，从河内又一次进入中国，先后到一些大城市南京、天津和北京收集与采购古籍。由于他事先知道，那批从藏经洞弄走的宝物已经安全地运抵巴黎，这次便放心大胆，随身带来一小箱遗书，送到北京的裱画店装裱。他本人住在苏州胡同。7月间，一位姓董的文人在伯希和的住处看到了这些东西，便告诉了我国的金石考古大家罗振玉。罗振玉赶到苏州胡同一看，大为震惊，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珍罕的东西？
当罗振玉听伯希和说，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还有上万件遗书，便风风火火、迫不及待地报告学部，要求学部即刻发令保护。以知识分子唱主角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明大抢救就此拉开大幕。
自从敦煌藏经洞文献被盗事发，罗振玉请求学部火速封闭藏经洞，中国学者就展开了一场文明大抢救。当时比较知名的学者包括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等几乎全都投入进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地展开。极具学术远见的陈寅恪，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感到一种新学科正在形成。他感到这学科的博大深厚，及其无限的潜力与前景。于是他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文中，首次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这就一下子把敦煌这个全新的学科推出来了。
然而，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对被瓜分的敦煌遗书的总体情况所知甚少。仅仅靠伯希和赠予的有限的一点照片，还远远不行。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奔赴到欧洲和日本，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遗书。
最先到日本去做这件事的还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赴日参观“西陲古物展览会”上，与日本探险家橘瑞超见了面。他从橘瑞超那里获得被日本人弄走的那些敦煌遗书的目录和材料，迅速写成文章，在国内发表。
最先在欧洲做这一工作的是大诗人刘复（半农）。他在法留学期间，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反映世俗生活的写本全部照录下来，共计104件，然后送回国出版。书名叫《敦煌掇琐》，其内容非常广博，全书分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释、艺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宗教、历书、迷信、杂事和语言。单是这百余件写本，就大角度展开了中古时代社会生活的众生图景了。这更叫国内学者痛惜那些失去了的稀世之宝！
于是，从1934年起，学者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等自觉背负起这文化抢救的使命，漂洋过海，去到万里之外的欧洲，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拍照、研究、编目。向达于1935年到达英国，他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阅读敦煌卷时，受到那里的一个叫小翟里斯的人种种刁难。他只能阅读很少一部分写本，但他还是看得非常仔细，并将每件写本都做了卡片，记下卷子的一切特征，还拍了照片。此后他转向法国，抄录了大量资料。1938年他从英法博物馆中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回来的资料，竟有几百万字！王重民于1934年到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这种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
那是怎样虔诚的敦煌情结和文化情结。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的大抢救，是历史上第一次自我的文化觉醒。它义动当世，光耀千古，成为百年来中华学坛的一股飒爽、浩荡和堂堂正正的文化正气。
此时此刻，在大漠风沙中的荒芜又破败的莫高窟就像当年藏经洞等来了罗振玉那些学者一样，在等候它的保护神。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画家们开始远赴敦煌。最早到敦煌莫高窟的画家，有王子云、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在这段时间里，千里迢迢来到敦煌的学者与艺术家，都见过一位蓄着长髯、身穿土里土气驼毛长袍的中年人。他就是张大千。
张大千是最早来到敦煌的画家之一。他于1941年5月携夫人杨宛君和次子张心智到达莫高窟。原打算在这里观摩3个月，但抵达这里的那天清晨，他提着马灯钻进洞窟，就在里边看了整整一天。等到他再从洞窟钻出来，已经改了主意。他说：“了不得，太了不得了！比我想象的不知伟大多少倍！恐怕留半年还不够！”
同来的人以为这是艺术家一时冲动，谁料他真的一呆7个月。
7个月后，他到兰州，将不多的一些临摹作品送到成都，举办一个小小的“西行纪游画展”，却引起了不小的负面的轰动。舆论上激烈地批评他，说他沾上民间的俗风匠气，开始步入魔道。
张大千哑然一笑，不去回答，手捋长髯，怡然自得。转年春天，他居然携带全家再度进入莫高窟。此行还邀来他的好友、画家和书画鉴定家谢稚柳，看来他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真正地深入这座“沙漠上最伟大的美术馆”了。
第二次进入莫高窟的张大千，全力展开临摹工作。
他天天很早就要钻进洞窟，因为只有在清晨时，阳光可以照进一些，中午过后便暗了下来，有的洞窟漆黑如夜，什么也看不见，必须点上烛火来画。为了追摹那些巨幅壁画的体量与气势，他从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为他缝制12丈的大画布。他就像古代画工那样，一手秉烛，一手执笔，把唐人那些绵长而畅如流水的线条，搬到画布上来。同时，中华文化源头的活力，也就不断地涌入他的笔管。
临摹也是一种技法研究和历史研究。故而，他对敦煌的挚爱便自觉地进入珍惜和保护这些艺术珍品的层面。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来西北视察。他听说了张大千住在莫高窟，便来参观。于右任的文化造诣颇高，工于诗词，写一手好字。他到了莫高窟一看，深为这里的艺术而震动，也为它如此的破败荒芜而叹息不已。当晚，于右任临时住在下寺——也就是当年王道士居住的地方。张大千抓住机会，和于右任谈了两个夜晚，所谈的全是关于敦煌的保护问题。张大千比任何人都深知这里的一切。几百个画窟，没人看管，风沙侵袭，岩石开裂，流水泻入，还有远道来拜佛的善男信女，住宿洞中，信手在壁画上涂抹漫题。莫高窟最晚的洞窟是元代，至少有700余年。很多壁画都已酥碱，起甲，霉变，剥落，已经沦为毁灭的边缘！他要求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和研究这座中华文化与艺术最伟大的宝库，挽救莫高窟于危难之中。
对于莫高窟的保护，张大千应是历史上的第一功臣。
1935年秋天，巴黎到处是美丽的菊花，常书鸿穿过卢森堡公园，打算去卢浮宫看画。在途经塞纳河边旧书摊时，他偶然见到一大部盒装的画集，叫做《敦煌图录》，一套六册。这正是当年伯希和的探险队拍摄、由伯希和编著的。他好奇地打开这部陌生的画集，敦煌壁画第一次闯进他的眼睛。敦煌壁画使任何与它初见的人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尤其像他这样一位年轻而敏感的艺术家。他看到那些来自中国的1000多年前的古画，竟然如此遒劲有力，气魄雄伟，那是西方绘画——从古代的拜占庭绘画到当时的野兽派艺术都无可比拟的，他真的震惊至极了。卖旧书的人告诉他，还有不少中国古画的原作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里。等他看到那些真迹，便彻底被征服。一幅7世纪的《父母恩重经》，比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驱乔托的作品早了700年，但艺术上更加辉煌和隽永。他过去一直拜倒于西方艺术，把希腊和罗马艺术看得至高无上。现在只有惭愧和忏悔，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回归到自己民族的艺术中去。
1936年他回到中国。数年后，也就是1942年，于右任忽然请他去敦煌。这时，住在重庆的徐悲鸿和梁思成也全都鼓励常书鸿去。可是谁也不知道，6年前他就是因为看到了敦煌的艺术才决心回来的呵！
1942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任副主任，张大千等5人任委员。常书鸿到兰州进行具体筹办。经过半年筹备，大体就绪，他于1943年2月乘卡车经河西走廊到安西，再换骆驼去往敦煌。
那时，张大千还在这里，正要返回重庆去。张大千对他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待下去，这可是一个长期——无期徒刑呀！”
这话既是玩笑，又十分认真。张大千在这里生活了3年，他知道如果一生都呆在这里是什么滋味。1943年元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常书鸿相信自己不会倒下，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妻子从他身后逃掉了。他现在才算真正的体验到张大千所说的那个“无期徒刑”的滋味——无期徒刑的分量，还有无期徒刑的神圣。
常书鸿于1994年6月23日辞世。他的骨灰埋葬在中寺故居的小院里。但人们在莫高窟对面的大漠上为他竖立了一块墓碑。碑石是黑色的，在黄沙万里的背景下，沉静而醒目。好像永远伫立在那里，守候与保卫着敦煌。这黑色的墓碑又像是敦煌史的一块界碑。它严格地分清耻辱的过去与自尊的现在，黑暗的往昔与明媚的未来。人们崇敬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的保护者们，尊称他和他们为：敦煌的保护神。
这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通过罗振玉、蒋斧、董康、王仁俊、向达、王重民、刘复、于道泉、王庆菽、梁思成、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一直像圣火一样传递至今，照亮了中国的学术界和戈壁滩上灿烂的敦煌。可以说，近百年来我国知识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介入了敦煌。
敦煌的文化抢救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我国学术界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文化主权意识，以及一种浩荡的文化正气。同时，也表现出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始终具备的文化高度。
1909年5月，伯希和受法国国立图书馆的委托，从河内又一次进入中国，先后到一些大城市南京、天津和北京收集与采购古籍。由于他事先知道，那批从藏经洞弄走的宝物已经安全地运抵巴黎，这次便放心大胆，随身带来一小箱遗书，送到北京的裱画店装裱。他本人住在苏州胡同。7月间，一位姓董的文人在伯希和的住处看到了这些东西，便告诉了我国的金石考古大家罗振玉。罗振玉赶到苏州胡同一看，大为震惊，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珍罕的东西？
当罗振玉听伯希和说，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还有上万件遗书，便风风火火、迫不及待地报告学部，要求学部即刻发令保护。以知识分子唱主角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明大抢救就此拉开大幕。
自从敦煌藏经洞文献被盗事发，罗振玉请求学部火速封闭藏经洞，中国学者就展开了一场文明大抢救。当时比较知名的学者包括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等几乎全都投入进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地展开。极具学术远见的陈寅恪，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感到一种新学科正在形成。他感到这学科的博大深厚，及其无限的潜力与前景。于是他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文中，首次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这就一下子把敦煌这个全新的学科推出来了。
然而，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对被瓜分的敦煌遗书的总体情况所知甚少。仅仅靠伯希和赠予的有限的一点照片，还远远不行。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奔赴到欧洲和日本，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遗书。
最先到日本去做这件事的还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赴日参观“西陲古物展览会”上，与日本探险家橘瑞超见了面。他从橘瑞超那里获得被日本人弄走的那些敦煌遗书的目录和材料，迅速写成文章，在国内发表。
最先在欧洲做这一工作的是大诗人刘复（半农）。他在法留学期间，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反映世俗生活的写本全部照录下来，共计104件，然后送回国出版。书名叫《敦煌掇琐》，其内容非常广博，全书分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释、艺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宗教、历书、迷信、杂事和语言。单是这百余件写本，就大角度展开了中古时代社会生活的众生图景了。这更叫国内学者痛惜那些失去了的稀世之宝！
于是，从1934年起，学者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等自觉背负起这文化抢救的使命，漂洋过海，去到万里之外的欧洲，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拍照、研究、编目。向达于1935年到达英国，他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阅读敦煌卷时，受到那里的一个叫小翟里斯的人种种刁难。他只能阅读很少一部分写本，但他还是看得非常仔细，并将每件写本都做了卡片，记下卷子的一切特征，还拍了照片。此后他转向法国，抄录了大量资料。1938年他从英法博物馆中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回来的资料，竟有几百万字！王重民于1934年到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这种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
那是怎样虔诚的敦煌情结和文化情结。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的大抢救，是历史上第一次自我的文化觉醒。它义动当世，光耀千古，成为百年来中华学坛的一股飒爽、浩荡和堂堂正正的文化正气。
此时此刻，在大漠风沙中的荒芜又破败的莫高窟就像当年藏经洞等来了罗振玉那些学者一样，在等候它的保护神。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画家们开始远赴敦煌。最早到敦煌莫高窟的画家，有王子云、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在这段时间里，千里迢迢来到敦煌的学者与艺术家，都见过一位蓄着长髯、身穿土里土气驼毛长袍的中年人。他就是张大千。
张大千是最早来到敦煌的画家之一。他于1941年5月携夫人杨宛君和次子张心智到达莫高窟。原打算在这里观摩3个月，但抵达这里的那天清晨，他提着马灯钻进洞窟，就在里边看了整整一天。等到他再从洞窟钻出来，已经改了主意。他说：“了不得，太了不得了！比我想象的不知伟大多少倍！恐怕留半年还不够！”
同来的人以为这是艺术家一时冲动，谁料他真的一呆7个月。
7个月后，他到兰州，将不多的一些临摹作品送到成都，举办一个小小的“西行纪游画展”，却引起了不小的负面的轰动。舆论上激烈地批评他，说他沾上民间的俗风匠气，开始步入魔道。
张大千哑然一笑，不去回答，手捋长髯，怡然自得。转年春天，他居然携带全家再度进入莫高窟。此行还邀来他的好友、画家和书画鉴定家谢稚柳，看来他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真正地深入这座“沙漠上最伟大的美术馆”了。
第二次进入莫高窟的张大千，全力展开临摹工作。
他天天很早就要钻进洞窟，因为只有在清晨时，阳光可以照进一些，中午过后便暗了下来，有的洞窟漆黑如夜，什么也看不见，必须点上烛火来画。为了追摹那些巨幅壁画的体量与气势，他从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为他缝制12丈的大画布。他就像古代画工那样，一手秉烛，一手执笔，把唐人那些绵长而畅如流水的线条，搬到画布上来。同时，中华文化源头的活力，也就不断地涌入他的笔管。
临摹也是一种技法研究和历史研究。故而，他对敦煌的挚爱便自觉地进入珍惜和保护这些艺术珍品的层面。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来西北视察。他听说了张大千住在莫高窟，便来参观。于右任的文化造诣颇高，工于诗词，写一手好字。他到了莫高窟一看，深为这里的艺术而震动，也为它如此的破败荒芜而叹息不已。当晚，于右任临时住在下寺——也就是当年王道士居住的地方。张大千抓住机会，和于右任谈了两个夜晚，所谈的全是关于敦煌的保护问题。张大千比任何人都深知这里的一切。几百个画窟，没人看管，风沙侵袭，岩石开裂，流水泻入，还有远道来拜佛的善男信女，住宿洞中，信手在壁画上涂抹漫题。莫高窟最晚的洞窟是元代，至少有700余年。很多壁画都已酥碱，起甲，霉变，剥落，已经沦为毁灭的边缘！他要求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和研究这座中华文化与艺术最伟大的宝库，挽救莫高窟于危难之中。
对于莫高窟的保护，张大千应是历史上的第一功臣。
1935年秋天，巴黎到处是美丽的菊花，常书鸿穿过卢森堡公园，打算去卢浮宫看画。在途经塞纳河边旧书摊时，他偶然见到一大部盒装的画集，叫做《敦煌图录》，一套六册。这正是当年伯希和的探险队拍摄、由伯希和编著的。他好奇地打开这部陌生的画集，敦煌壁画第一次闯进他的眼睛。敦煌壁画使任何与它初见的人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尤其像他这样一位年轻而敏感的艺术家。他看到那些来自中国的1000多年前的古画，竟然如此遒劲有力，气魄雄伟，那是西方绘画——从古代的拜占庭绘画到当时的野兽派艺术都无可比拟的，他真的震惊至极了。卖旧书的人告诉他，还有不少中国古画的原作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里。等他看到那些真迹，便彻底被征服。一幅7世纪的《父母恩重经》，比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驱乔托的作品早了700年，但艺术上更加辉煌和隽永。他过去一直拜倒于西方艺术，把希腊和罗马艺术看得至高无上。现在只有惭愧和忏悔，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回归到自己民族的艺术中去。
1936年他回到中国。数年后，也就是1942年，于右任忽然请他去敦煌。这时，住在重庆的徐悲鸿和梁思成也全都鼓励常书鸿去。可是谁也不知道，6年前他就是因为看到了敦煌的艺术才决心回来的呵！
1942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任副主任，张大千等5人任委员。常书鸿到兰州进行具体筹办。经过半年筹备，大体就绪，他于1943年2月乘卡车经河西走廊到安西，再换骆驼去往敦煌。
那时，张大千还在这里，正要返回重庆去。张大千对他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待下去，这可是一个长期——无期徒刑呀！”
这话既是玩笑，又十分认真。张大千在这里生活了3年，他知道如果一生都呆在这里是什么滋味。1943年元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常书鸿相信自己不会倒下，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妻子从他身后逃掉了。他现在才算真正的体验到张大千所说的那个“无期徒刑”的滋味——无期徒刑的分量，还有无期徒刑的神圣。
常书鸿于1994年6月23日辞世。他的骨灰埋葬在中寺故居的小院里。但人们在莫高窟对面的大漠上为他竖立了一块墓碑。碑石是黑色的，在黄沙万里的背景下，沉静而醒目。好像永远伫立在那里，守候与保卫着敦煌。这黑色的墓碑又像是敦煌史的一块界碑。它严格地分清耻辱的过去与自尊的现在，黑暗的往昔与明媚的未来。人们崇敬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的保护者们，尊称他和他们为：敦煌的保护神。
这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通过罗振玉、蒋斧、董康、王仁俊、向达、王重民、刘复、于道泉、王庆菽、梁思成、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一直像圣火一样传递至今，照亮了中国的学术界和戈壁滩上灿烂的敦煌。可以说，近百年来我国知识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介入了敦煌。
敦煌的文化抢救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我国学术界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文化主权意识，以及一种浩荡的文化正气。同时，也表现出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始终具备的文化高度。
龚自珍与己亥杂诗（转发）
回溯三个甲子以前的己亥年，就是1839年，距今180年。那一年的六月，林则徐在虎门销烟。
这一年，一位叫龚自珍的大名士辞官南下。他一路走，一路刷微博，在途中写下了315首《己亥杂诗》，相当于除了周末歇一下基本上一天一篇。
他在路过镇江时，已经写了第219首，因为是名人，在镇江受邀参加了当地活动“都天庙会”，都天庙的主持道长了解到龚自珍的身份后，连拖带搡的请他写一首青词（祭神诗）。
龚自珍略一沉吟，提笔就写下一首诗：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首诗语惊四座，更是为大V龚自珍带来天量流量，人们认为他的识见和胸襟可以和林则徐并列，都已经是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他的诗文也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
但是，龚自珍是在何种人生境遇和社会背景下来到镇江，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的，很少有人了解。
01
龚自珍家几代都是混官场的，走的是仕途。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进士，仕途很顺，做过省级干部。他外公段玉裁，是乾隆朝的举人，大名鼎鼎的学者。他的家世可以说政学一身。
放到现在，这就是妥妥的一枚"官三代”和"学三代"。出身又显赫，又家学渊源，龚自珍可以说是捏着一手好牌来到人间。
这种家庭环境，让龚自珍在关心学术的同时，又对现实政治和社会很敏感。因此，龚自珍最出名的学问是公羊学，而公羊学在鸦片战争后影响了像康有为这样的启蒙思想家。
因为起点高，龚自珍的目标很远大，想做宰相，像王安石一样变法。但因为他的天真狷介，在殿试策论中直指朝廷流弊，让他虽然中举却只能做一个小公务员。他的理想丰满，现实很骨感，仕途不顺。
在龚自珍47岁的时候，他的人生面临着重大的转折。
他的叔父龚守正担任了高官，成了他的上司。按照官场规矩，他必须避嫌。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回乡。1839年4月23日，他离开北京，整个精神状态一下子就被全部打开了。
清朝的官场是不准官员风花雪月的。他一离开官场，就去逛青楼了。所以，他在己亥年就谈了两场恋爱。
己亥年给了龚自珍一个机会，让他的灵魂和身体，都在路上。
02
就这么，龚自珍一路走，一路刷（写），很快写到了两百多首。
也许，龚自珍写诗写到大半的时候，就意识到这些《己亥杂诗》多么重要，能让他进入到了跟李白、杜甫、苏东坡并肩的行列。
因为一路走走看看，他看到了很多社会的复杂、扭曲、焦虑。1839年的中国，不是完全的闭关锁国，完成工业革命的外国资本，通过无孔不入的渗透，显现在中国社会隐藏的地方。
虽然还是“盛世”年间，但龚自珍这样的知识分子，已经感受到了一定的危机，再看看当时官场的腐败，敏感的他知道，迟早要坏事的。
龚自珍来到镇江，都天庙的道士没有放过这次机会。
镇江有两处出名的都天庙，一处在鼎石山下（现在的宝塔山旁），一处在西津渡上，推测这首诗是写于宝塔山旁的都天庙，因为当年这里的都天会特别热闹，大江南北的商贾游人蜂拥，銮驾簇拥着龙旗，五彩琉璃灯开道，规模浩大，声势惊人。
道士盛情邀请，再三再四恳求龚自珍为都天会作一首青词。
青词，又称“绿章”，是道士们在举行斋醮时献给上天的奏章祝文，似骈非骈，似诗非诗，一般是用红朱砂写在青藤纸上的，所以名中有一个“青”字。明朝时，嘉靖皇帝就非常喜欢让大臣写这个，严嵩、徐阶等名臣都写过青词。
龚自珍被都天会热闹非凡的场面感染，也一扫心中的压抑，挥毫写下：
过镇江，见赛玉皇及风神雷神者，祷词万数。道士乞撰青词。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要是这么大的中国重新朝气蓬勃，
靠的是像疾风迅雷般的改革。
像万马齐喑一样的局面，
太让人心痛了！
我奉劝高层多振作啊，
要多重视人才啊！！
这是龚自珍发出的最有力的疾呼。那个风雷激扬的都天庙会之夜，让这首声情沉烈的“己亥杂诗“为大夜漫天的晚清时代，开启了一个潮流，激撼一代又一代的国人。
看起来很喧闹的歌舞升平，却在另一种文明虎视眈眈的注视下，危机四伏。我们的当事者却貌似很有优越感，被当下的浮华所麻痹，过着麻木的生活。
03
己亥年，让龚自珍的精神得到了一次极大的宣泄。
剧烈的社会变动之前，都会经历一段漫长的黑暗时刻，在这样的至暗时刻，有人把它说了出来，人们在读诗的时候，觉得就像读到了我们的心坎里，说中了人心底的一抹焦虑。
他把社会的不公、不平、压抑，用人们听得懂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的诗句都很好，但是他们的语言跟近代（或当代）人差得有点远。
当代人去读龚自珍的诗，就会发现他的语言和我们挨得很近。他的诗是接地气的。
作为大V，龚自珍在当时是有许多粉丝，一大半是因为他的才气，另一部分是因为他的绯闻。
所以受过龚自珍影响的人很多，胡适、鲁迅这些大文豪都受过龚自珍的影响。在近现代的知识精英中，龚自珍是一个必读对象。胡适在给读者开一个最低要求的国学书目的时候，就包括了《龚自珍全集》。
过去，读书人喜欢玩一种叫“集龚”的游戏。这个游戏就是在熟读龚自珍的诗的基础上，把它的诗句拿来不断地转接，从而变成一首新诗。
他的315首《己亥杂诗》就可以打乱顺序，在这首诗里面挑一句话，在另外一首诗里面找一句话，最后拼凑出一首新诗。这个游戏，在同治光绪年间就开始流行。冰心说，她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玩“集龚”游戏。
这就让龚自珍的诗传播率很高。
只不过，在解放之后，传统文化断裂。因此，对当代人，龚自珍失掉了这份影响力。
时光轮转，今年又是已亥年，在复杂的世界形势下，隐于迷雾下的一个大时代正要呼之欲出，社会的变化即将到来。
这既是冲突，也是机遇，这需要我们想得远，看得深。
如今我们再读龚自珍在镇江的这首已亥诗，有了意味深长的涵义。 https://t.cn/RDUnNFD
回溯三个甲子以前的己亥年，就是1839年，距今180年。那一年的六月，林则徐在虎门销烟。
这一年，一位叫龚自珍的大名士辞官南下。他一路走，一路刷微博，在途中写下了315首《己亥杂诗》，相当于除了周末歇一下基本上一天一篇。
他在路过镇江时，已经写了第219首，因为是名人，在镇江受邀参加了当地活动“都天庙会”，都天庙的主持道长了解到龚自珍的身份后，连拖带搡的请他写一首青词（祭神诗）。
龚自珍略一沉吟，提笔就写下一首诗：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首诗语惊四座，更是为大V龚自珍带来天量流量，人们认为他的识见和胸襟可以和林则徐并列，都已经是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他的诗文也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
但是，龚自珍是在何种人生境遇和社会背景下来到镇江，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的，很少有人了解。
01
龚自珍家几代都是混官场的，走的是仕途。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进士，仕途很顺，做过省级干部。他外公段玉裁，是乾隆朝的举人，大名鼎鼎的学者。他的家世可以说政学一身。
放到现在，这就是妥妥的一枚"官三代”和"学三代"。出身又显赫，又家学渊源，龚自珍可以说是捏着一手好牌来到人间。
这种家庭环境，让龚自珍在关心学术的同时，又对现实政治和社会很敏感。因此，龚自珍最出名的学问是公羊学，而公羊学在鸦片战争后影响了像康有为这样的启蒙思想家。
因为起点高，龚自珍的目标很远大，想做宰相，像王安石一样变法。但因为他的天真狷介，在殿试策论中直指朝廷流弊，让他虽然中举却只能做一个小公务员。他的理想丰满，现实很骨感，仕途不顺。
在龚自珍47岁的时候，他的人生面临着重大的转折。
他的叔父龚守正担任了高官，成了他的上司。按照官场规矩，他必须避嫌。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回乡。1839年4月23日，他离开北京，整个精神状态一下子就被全部打开了。
清朝的官场是不准官员风花雪月的。他一离开官场，就去逛青楼了。所以，他在己亥年就谈了两场恋爱。
己亥年给了龚自珍一个机会，让他的灵魂和身体，都在路上。
02
就这么，龚自珍一路走，一路刷（写），很快写到了两百多首。
也许，龚自珍写诗写到大半的时候，就意识到这些《己亥杂诗》多么重要，能让他进入到了跟李白、杜甫、苏东坡并肩的行列。
因为一路走走看看，他看到了很多社会的复杂、扭曲、焦虑。1839年的中国，不是完全的闭关锁国，完成工业革命的外国资本，通过无孔不入的渗透，显现在中国社会隐藏的地方。
虽然还是“盛世”年间，但龚自珍这样的知识分子，已经感受到了一定的危机，再看看当时官场的腐败，敏感的他知道，迟早要坏事的。
龚自珍来到镇江，都天庙的道士没有放过这次机会。
镇江有两处出名的都天庙，一处在鼎石山下（现在的宝塔山旁），一处在西津渡上，推测这首诗是写于宝塔山旁的都天庙，因为当年这里的都天会特别热闹，大江南北的商贾游人蜂拥，銮驾簇拥着龙旗，五彩琉璃灯开道，规模浩大，声势惊人。
道士盛情邀请，再三再四恳求龚自珍为都天会作一首青词。
青词，又称“绿章”，是道士们在举行斋醮时献给上天的奏章祝文，似骈非骈，似诗非诗，一般是用红朱砂写在青藤纸上的，所以名中有一个“青”字。明朝时，嘉靖皇帝就非常喜欢让大臣写这个，严嵩、徐阶等名臣都写过青词。
龚自珍被都天会热闹非凡的场面感染，也一扫心中的压抑，挥毫写下：
过镇江，见赛玉皇及风神雷神者，祷词万数。道士乞撰青词。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要是这么大的中国重新朝气蓬勃，
靠的是像疾风迅雷般的改革。
像万马齐喑一样的局面，
太让人心痛了！
我奉劝高层多振作啊，
要多重视人才啊！！
这是龚自珍发出的最有力的疾呼。那个风雷激扬的都天庙会之夜，让这首声情沉烈的“己亥杂诗“为大夜漫天的晚清时代，开启了一个潮流，激撼一代又一代的国人。
看起来很喧闹的歌舞升平，却在另一种文明虎视眈眈的注视下，危机四伏。我们的当事者却貌似很有优越感，被当下的浮华所麻痹，过着麻木的生活。
03
己亥年，让龚自珍的精神得到了一次极大的宣泄。
剧烈的社会变动之前，都会经历一段漫长的黑暗时刻，在这样的至暗时刻，有人把它说了出来，人们在读诗的时候，觉得就像读到了我们的心坎里，说中了人心底的一抹焦虑。
他把社会的不公、不平、压抑，用人们听得懂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的诗句都很好，但是他们的语言跟近代（或当代）人差得有点远。
当代人去读龚自珍的诗，就会发现他的语言和我们挨得很近。他的诗是接地气的。
作为大V，龚自珍在当时是有许多粉丝，一大半是因为他的才气，另一部分是因为他的绯闻。
所以受过龚自珍影响的人很多，胡适、鲁迅这些大文豪都受过龚自珍的影响。在近现代的知识精英中，龚自珍是一个必读对象。胡适在给读者开一个最低要求的国学书目的时候，就包括了《龚自珍全集》。
过去，读书人喜欢玩一种叫“集龚”的游戏。这个游戏就是在熟读龚自珍的诗的基础上，把它的诗句拿来不断地转接，从而变成一首新诗。
他的315首《己亥杂诗》就可以打乱顺序，在这首诗里面挑一句话，在另外一首诗里面找一句话，最后拼凑出一首新诗。这个游戏，在同治光绪年间就开始流行。冰心说，她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玩“集龚”游戏。
这就让龚自珍的诗传播率很高。
只不过，在解放之后，传统文化断裂。因此，对当代人，龚自珍失掉了这份影响力。
时光轮转，今年又是已亥年，在复杂的世界形势下，隐于迷雾下的一个大时代正要呼之欲出，社会的变化即将到来。
这既是冲突，也是机遇，这需要我们想得远，看得深。
如今我们再读龚自珍在镇江的这首已亥诗，有了意味深长的涵义。 https://t.cn/RDUnNFD
#研会微分享# "主义"这个词有点大，听上去像是一顶沉重的帽子。胡适在提出"少谈些主义"时说，"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
"存在主义"、"民粹主义"、"达达主义"、"完美主义"、"理想主义"、轻食主义、独身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反消费主义"、"都合主义"、"零食主义"…
筒子们还知道哪些新鲜的主义～欢迎留言
via：好奇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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